佛典“疑伪经录”考察

佛典“疑伪经录”考察
　　作者：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王文颜
　　【摘要】：本文的重点，在于介绍唐代及其之前，佛典目录对疑伪经的处置概况，并讨论其中几项较特殊的现象，文末对疑伪经的文献价值作一评述。
　　关键词：疑伪经；佛典目录
　　甄别疑伪经是古代佛典目录编纂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许多古代佛典目录都将“疑伪经录”列为重要的体例之一；据笔者仔细检索所得，唐代及其之前的古代佛典目录，有九部列有“疑伪经录”；又据唐《开元释教录卷十》得悉，已佚的古代佛典目录之中，亦有三部将“疑伪经录”列为体例之一。兹依年代先后为序，逐一考察如下：
　　一、综理众经目录
　　本经录是东晋道安法师所编纂的，简称《安录》。原书已佚，但其大部分内容则被引录于梁僧祐律师所编纂的《出三藏记集》之中，因此现在我们虽无法窥见《综理众经目录》的全貌，但从《出三藏记集》之中，尚可勉强考见其梗概。据《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疑经录第二》一节所载，得悉道安法师在编纂《综理众经目录》时，其“所见”或“所知”的疑伪经，总共有“二十六部、三十卷”，其中“九部、九卷”（自《大阿那律经一卷》至《觅历所传大比丘尼戒一卷》），道安法师分别于经名之下注明“阙”，可见道安法师虽断定这“九部、九卷”经典是疑伪经，但并未“亲见”其经本；至于其他“十七部、二十一卷”（自《宝如来经二卷》至《四事解脱经一卷》），道安法师曾逐本略加考订（《毗罗三昧经二卷》除外），则应该是道安法师“亲见”或流通于当世的疑伪经。
　　二、出三藏记集
　　本经录是梁朝僧祐律师所编纂的，简称《祐录》。僧祐律师在列举道安法师《综理众经目录》所著录的“二十六部、三十卷”疑伪经之后，紧接著安排＜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一节，收录疑伪经凡“二十部、二十六卷”，对于这“二十部、二十六卷”疑伪经，僧祐律师又详加甄别为二大类，前“十二部、十三卷”为不知伪撰者；后“八部、十三卷”为确知伪撰者，僧祐律师分别于每部疑伪经之后注明伪撰来历，例如于《佛所制名数经五卷》之下注云：“右一部，齐武帝时，比丘释王宗所撰，抄集众经，有似数林，但题称佛制，惧乱名实，故注于录。”
　　三、众经目录（法经录）
　　本经录是隋开皇十三年（西元五九三年）五月十日，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等人奉敕修撰的，并于开皇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完稿进呈，简称《开皇录》或《法经录》。本经录成书于隋朝统一天下之后，代表南北朝时代佛经流通概况的总结。
　　《开皇录》对于疑伪经的处置，比起道安法师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律师的《出三藏记集》，显然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就登录的经典数量而言，据笔者统计所得，《开皇录》总共收录疑伪经“一百九十五部、三百九十卷”，大约是前述二部经录收录数量的三倍，这显示梁僧祐律师编撰《出三藏记集》之后，疑伪经增加的数量十分惊人，同时也展现《开皇录》统合全国并总结检讨南北朝经典的成果。
　　其次，在体例安排方面，《开皇录》有三项创举：“分大小乘”、“分经、律、论”、“分疑惑、伪妄”，以上三项创举错综组合之后，即出现十二种类别，因此《开皇录》对于疑伪经的登录，即分散在十二处，兹将其登录情况引述如下：
　　1. 卷二＜众经疑惑五＞：收录大乘疑惑经二十部、二十九卷。
　　2. 卷二＜众经伪妄六＞：收录大乘伪妄经八十部、二百一十七卷。
　　3. 卷四＜众经疑惑五＞：收录小乘疑惑经二十九部、三十一卷。
　　4. 卷四＜众经伪妄六＞：收录小乘伪妄经五十三部、九十三卷。
　　5. 卷五＜众律疑惑五＞：收录大乘疑惑律一部、二卷。
　　6. 卷五＜众律伪妄六＞：收录大乘伪妄律二部、十一卷。
　　7. 卷五＜众律疑惑五＞：收录小乘疑惑律二部、三卷。
　　8. 卷五＜众律伪妄六＞：收录小乘伪妄律三部、三卷。
　　9. 卷五＜众论疑惑五＞：收录大乘疑惑论一部、一卷。
　　10. 卷五＜众论伪妄六＞：收录大乘伪妄论一部、一卷。
　　11. 卷五＜众论疑惑五＞：收录小乘疑惑论一部、一卷。
　　12. 卷五＜众论伪妄六＞：收录小乘伪妄论二部、十卷。
　　由以上引述看来，《开皇录》对于疑伪经的处置，可谓体例完备，条理分明。
　　四、众经目录（仁寿录）
　　本经录成书于隋仁寿二年（西元六○二年），是大兴善寺翻经沙门及学士奉敕修撰的，简称《仁寿录》。又据《开元释教录卷十》得悉，本经录又称为《隋仁寿年内典录》，是《大唐内典录》成书之时（唐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通行于京城的佛典目录。
　　本经录登录疑伪经共“二百九部、四百一十三卷”，凡“名虽似正，义涉人造”（见本经录卷四）的经典，均列入此中，就数量而言，比起《开皇录》的“一百九十五部、三百九十卷”，略有增加，但若详加比对，其实是“有增、有损”，只是“增多、损少”而已。又本经录将《开皇录》新创的“疑惑、伪妄”两例合为“疑伪”一例，其做法含糊?#092;统，后世经录取法者不多。
　　五、众经目录（静泰录）
　　本经录是唐代东京（即洛阳）大敬爱寺的“藏经目录”，龙朔三年（西元六六三年）正月二十二日，释静泰奉皇太子之命“敕修”而成，简称《静泰录》。因为它是东京大敬爱寺的“藏经目录”，属于某一寺院自有的藏书目录，因此权威性远逊“钦定”的经录，《大唐内典录卷十》和《开元释教录卷十》所登录的历代经录，均缺而不录。
　　本经录对疑伪经的登录，采取“疑惑、伪妄”的分类方式，卷四收录＜众经疑惑＞二十九部、三十一卷，＜众经伪妄＞五十三部、九十三卷，合计八十二部、一百二十四卷，这比《开皇录》的一百九十五部、三百九十卷，《仁寿录》的二百九部、四百一十三卷，显然锐减许多，不合乎疑伪经“越来出现越多”的发展情况，据笔者推测，本经录所列举的经本，应该是来自《开皇录》，至于数量锐减的原因，可能是本经录只登录“现存、流通”于当世的疑伪经，“已佚”者一概舍弃，如果此项推论可信，那么本经录即为继《安录》之后，首先登录“存世”疑伪经的重要文献。
　　六、大唐内典录
　　本经录是唐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京师西明寺道宣律师所编撰的，简称《内典录》。道宣律师在检讨历代的经本流通状况后，他极力想编出一部具备“集大成”效果的划时代经录，他标举“十例”来概括所有的经典，其中第八例＜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第八＞，即以疑伪经为收录对象，就其所登录的经典而言，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抄录”历代经录中所登录的疑伪经目，计有《安录》疑伪经目、《祐录》疑伪经目、隋《长房录》疑伪经目、《法经录》疑伪经目及其他未注明引录来源经典，第二类则是搜录道宣律师编撰《内典录》时，流通于当代的疑伪经，计有二十五部，《内典录》对疑伪经的处置，其价值也就在于登录二十五部流通于当代的疑伪经，至于体例安排或经本登录，则乏新意可陈。
　　七、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本经录是武周天策万岁元年（西元六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佛授记寺僧明佺奉敕编撰完成的，简称《大周录》。《大周录》的内容大概可分为三大类，卷一至卷十二为第一类，收录历代经典，包括单译、重译、失译、阙本、及贤圣集传，举凡历代曾经出现过的经典，一概网罗无余。卷十三、十四为第二类，相当于“入藏录”，亦即编撰《大周录》的主要成果。卷十五为第三类，此类取名“伪经目录”，收录疑伪经二百二十八部、四百一十九卷，第三类在《大周录》中的地位，原属“附录”性质，被摒于“正录”之外，据《大周录》序云：“其伪经既不是正经，伪目岂同于正目，编之卷次，窃将未允，然恐须明示远近，故别为一轴传写焉。”其实，《大周录》别立“伪经目录”以处置疑伪经，其方法颇有创意，值得肯定。又据《开元录卷十八》，得知有“八十部、一百一卷”疑伪经，是其新发现而为前代经录所未登录者。
　　八、开元释教录
　　本经录是唐开元十八年（西元七三○年）西崇福寺沙门智升编撰的，简称《开元录》。这是一部历代公认体例最完备，考订最细密的古代经录。《开元录》对疑伪经的处置，承袭隋《法经录》和唐《静泰录》的方式，分“疑惑”、“伪妄”两项登录。《开元录卷十八别录中疑惑再详录第六》之中，收录“疑惑经”十四部、十九卷，＜别录中伪妄乱真第七＞之中，收录“伪妄经”三百九十二部、一千五十五卷，两者合计，共收“疑伪经”四百零六部、一千七十四卷，远比前代经录，超出甚多，由此可见其“总结”、“集大成”的意图十分明显。《开元录》对伪妄经的处置，除登录其所新发现的三十七部外，又将历代经录所登录者详加考订登录，其细密情况远非其他经录所能比拟，对厘清历代疑伪经大有贡献。
　　九、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本经录是唐贞元十六年（西元八○○年）西京西明寺沙门圆照编撰完成的，简称《贞元录》。上距《开元录》成书已有七十年之久，《贞元录》的内容，几乎百分之九十八、九是抄袭自《开元录》，其较大成就是将《开元录》至《贞元录》间，新译出的一百余部经典附增在内，因此其地位远在《开元录》之下，后世仅参考其“增补”的部分而已。至于对疑伪经的处置，不论体例、登录次序、考订文字，几乎与《开元录》无异，因此无须详论。
　　登录疑伪经的古代经录，除上述传世的九部之外，另据《开元录卷十》得知，尚有三部已佚的古代经录，亦列有疑伪经录，兹一并附录如下：
　　1. 《众经别录》二卷（《开元录》注云：未详作者，言似宋时），列有＜疑经录第七＞，收录十七部、二十卷疑伪经。
　　2. 《元魏众经目录》一卷（《开元录》注云：永熙年敕舍人李廓撰），列有＜非真经目录八＞、＜非真论目录九＞，分别收录六十二部疑伪经、四部疑伪论。
　　3. 《梁代众经目录》四卷（《开元录》注云：天监十七年敕沙门宝唱撰），其卷三列有＜疑经四＞，收录六十二部、六十七卷疑伪经。
　　从佛典疑伪经录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有几项比较值得探讨的现象，兹分述如下：
　　其一，疑伪经的产生，有“与时俱增”的现象，也就是疑伪经的数量，年代越晚，则出现越多，例如《安录》著录疑伪经“二十六部，三十卷”，《祐录》又增录“二十部，二十六卷”，《开皇录》总结前代疑伪经，著录“一百九十五部，三百九十卷”，《大周录》著录“二百二十八部，四百一十九卷”，《开元录》的＜疑惑再详录＞和＜伪妄乱真录＞，合计著录“四百零六部，一千七十四卷”。这种现象让我们觉得，佛典汉译的数量越增加，佛教的发展越兴盛，则伪造经典的风气也随著日渐兴盛。
　　其二，疑伪经录的体例，大致可归纳为二类，第一类是将疑伪经?#092;统的并列在一起，不做细部分类，如《安录》、《祐录》、《仁寿录》、《内典录》、《大周录》等大都如此。第二类是“分大小乘、分经律论、分疑惑伪妄”，此种方法起自《开皇录》；“分大小乘、分经律论”的体例，是佛典目录普遍采用的通则，疑伪经录是佛典目录中的一个单元，沿用通则，本就合乎常理；但因疑伪“经”多，疑伪“律、论”少，比重极为悬殊，若分散登录，则不免有怪异的感觉，因此后代经录都无沿袭者。至于“分疑惑、伪妄”的登录方式，则颇值得肯定，后代的佛典目录如《静泰录》、《开元录》、《贞元录》等，均承袭不改，因为“疑惑经”和“伪妄经”毕竟有所不同，对于“真伪未分”（语见《开皇录》，下同）的列入疑惑类，等待贤哲再详审订，对于“伪妄灼然”的列入伪妄类，依据明显证据，直接判定其为伪书；如此审慎而负责的态度，颇值得嘉许。经过检视所有的“疑伪经录”，笔者以为最理想的疑伪经录的体例是：仿《大周录》的处置方式，将疑伪经录独立一个单元，安排在佛典目录的正文之中或另立附录均可，其次分“疑惑”、“伪妄”，再其次“分大小乘”、“分经律论”，如此则眉目清楚，条理井然。
　　其三，对于“宿习”类疑伪经的处理，佛典目录学家的态度相当矛盾。所谓“宿习”，即某位佛教徒将其“前生”所曾诵习过的经典，背诵出来，并且记录成书。南齐末年太学博士江泌之女僧法尼，曾陆陆续续闭目诵出二十一部、三十五部经典，这是历来公认最具代表性的“宿习”类疑伪经，所有疑伪经录也都将这些作品登录其中，判定其为疑伪经，例如《祐录》云：“义非金口，又无师译，取舍兼怀，故附之疑例。”《开皇录》云：“经非金口，义无传译，就令偶合，不可以训，故附伪录。”可是佛典目录学家却也因为信仰“三世因果”的学说，高度肯定“宿习”的可能性，例如《祐录》云：“推寻往古，不无此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云：“房验经论，斯理皎然，是宿习来。”他们的主张，前后明显不一致。
　　其四，佛典目录学家对“抄经”的处置，态度也颇为矛盾。佛典目录中所登录的“抄经”有二类，一类是摘录大部经典中的一节或一品，独立刊行于世，所摘录的部分往往就是该部经典的菁华所在，这对精读佛经或传教而言，颇有助益，然而就经本的价值而言，却乏可取之处，因为它只是“重复”的经本而已；历代称这类经典为“抄经”、“别生经”、“支派经”，大都采取删除、不须缮写入藏的处置方式。另一类“抄经”是抄者将整部经典的精义浓缩之后，抄录成另一部经典，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是这类抄经最有名的人物，他抄出的经典都冠有“抄”字，如《抄华严经十四卷》、《抄妙法莲华经五十九卷》等等；历代佛典目录学家都将这类经典视为疑伪经，不过对其评价，却是褒贬不一，例如《内典录》云：“风味弘通，义理惬附，接蒙俗之繁博，考性欲之殊途，有道存焉。……能开明像，诱训尘蒙。”《开元录》云：“名滥真经，文句增减，或杂揉异义，别立名题，若从正收，恐玉石斯滥，若一例为伪，而推本有凭，进退二途，实难诠定，且依旧录，编之伪末。”如此天壤之别的评价，实在令人费解。
　　历代朝廷和佛典目录学家处置疑伪经的态度十分严厉，如《安录》云：“共知鄙倍”，《法经录》云：“今宜秘寝、以救世患”，《仁寿录》云：“别生、疑伪，不须抄写，已外三分，入藏见录”，《大周录》云：“并从刊削，以示将来”，《开元录》云：“无贻后患”、“禁断不听传行”，因此在历代官本大藏经之中，疑伪经几乎没有存活、传世的空间，所幸敦煌文献出土，它以“民间藏经”的面目，重见天日，其间掺杂许多当代流通的疑伪经，《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所收录的疑伪经经本，即取材于敦煌文献。佛教信仰者站在维护教义纯净的立场，理当对疑伪经采取强硬排斥的手段，不过我们如果换个角度，从“文献史料”的观点，重新检视这些幸存于敦煌文献中的疑伪经，却也发现不少疑伪经具有不朽的传世价值，例如《正化内外经一卷》，此经俗称《老子化胡经》，经中说孔子是老子的学生，释迦牟尼佛是老子的转世化身，显然这与儒、释、道三家斗争有密切关连，《正化内外经》对研究三教论诤而言，自然具有非凡的价值。又如《佛说父母恩重经一卷》，这是一部模仿佛经形式写成的疑伪经，以“如是我闻”起始，以“欢喜奉行”作结，正是佛经的标准结构，经中藉由佛祖与弟子阿难的问答，阐述父母如何辛苦养育儿女，孝子当如何回报亲恩；我们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出世”思想与儒家传统“孝道”伦理，颇不相容，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首先必须克服这项障碍，而《佛说父母恩重经》已经相当巧妙的将两者融为一体，可见它也是研究佛教中国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总之，“疑伪经录”是佛典目录处置疑伪经的重要体例，它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具有不朽的价值，足为后世目录学家建构图书目录时的参考典范。至于“疑伪经本”，虽然传世不多，我们却不能因为它是“疑伪”而轻忽之，时移世改，它已超脱宗教的范畴，变成考订文化史的珍贵材料，值得今人另眼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