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佛道关系

论魏晋南北朝的佛道关系
　　姓名:田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一个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先是有十六国的割据混战，后经历了前秦和北魏的短暂统一之后，再度出现了东西魏，即后来的北齐和北周的对立。而南方在西晋末年，永嘉南渡后建立了东晋王朝，后武将篡权，出现了宋齐梁陈四朝更替，最后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分裂。
　　在这样一个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宗教无疑成为了统治阶级稳定社会，安抚人民的有力的思想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南北朝时期那样，宗教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起到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国家宗教政策的摇摆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国家政策对于宗教的影响之大，也是历史上所仅见的[1]。在这一时期里流行的主要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背后也绞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
　　1．魏晋南北时期佛道两教的发展
　　佛教最初流行于古代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比较可信的记载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东汉的时候，佛教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当时人们把佛和黄老视为同样的神，并列为祠祀崇拜的对象，汉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是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3]到了西晋末年，南北分裂，佛教也开始出现了南北不同的格局。北方,随着西晋的覆灭，玄学思想在中原地区动摇，佛学乘这一空隙，在少数贵族建立的王朝里，迅速的传播开来。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目的借以巩固统治。
　　由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长期战乱，大量的僧侣南渡至江南，佛教由此传到南方，在孙吴时期，吴都建康逐渐与北方洛阳成为并驾齐驱的两大佛教重镇。到东晋的时候，在帝王和士大夫的推崇下，佛教影响扩大。进入南朝，佛教进一步发展，寺院已开始成为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并达到了其发展的高峰。
　　道教于我国则是土生土长，它已经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战国末年到秦汉时期的方士的神仙术，以及儒生与方士合流所产生的谶纬迷信，才是它的思想渊源。在东汉，张陵创建了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后由张鲁带领建立了割据政权，还有张角的太平道，他们利用“符水治病”，还有传习《太平清领书》，在巴蜀、汉中一带流行。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道教被民间利用发动了黄巾起义，但道教也从此有了严密的组织，系统的交易和规范化的传教仪式，这是它第一次改革。三国时期，大批的汉中人民流入中原，从此天师道开始在北方流传。
　　黄巾起义之后，太平道仍然在江南地区流行。这是孙权对道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由此道教由民间宗教，转而成为了被官方所容纳的并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宗教。西晋末年，战乱再起，五胡内迁，流民起义,道教也走上了两条道路，一条是民间道教，而另一条则是在上层社会中传播，此时葛洪对道教作了第二次的改革,使得它开始与统治集团紧密结合.东晋末，孙恩、卢循、徐道覆领导的农民起义，又一次利用了道教。道教在南朝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道馆和道书的数目都大大增多，并且始终为南朝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宗教，最终取得了合法地位。
　　2．南北不同的佛道关系
　　南北的分裂使佛道两教分别都走上了南北两条不同的道路，同时也形成了南北朝不同的佛道关系。在北朝，佛教和道教不但没有融合的迹象，甚至连和平相处都颇为少见.。同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两教有着政治地位上的争斗，而且作为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在北朝那民族关系尖锐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微妙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在此矛盾之下,于是北朝便时常有着灭佛、灭道的事出现。
　　公元446年发生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除了北魏统治者刚接触佛教，对佛教的义理等还没有什么认识，并在镇压445年盖胡起义时，偶然在一个佛寺里发现了大量的兵器，进一步搜查后发现佛寺种种另有州郡长官及当地富豪寄存的巨额财产，酿酒工具，供僧人与士女私通的密室，可是更重要的是当朝的重臣崔浩借此在太武帝面前猛烈的攻击佛教害国，因此太武帝下令杀光长安的沙门，捣毁所有的佛寺，焚烧佛像，又下诏要全国各地都照此办理。其人崔浩正是拜在天师道的“天师”寇谦之门下成为其信徒，是北朝道教的一个重要人物。太武帝灭佛的背后必然包含了佛道两教的争斗。
　　后来北魏、北齐的统治者都相当的崇佛佞佛。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其统治后期，一方面荒淫无度，而另一方面又佞佛无度，当时北齐境内的佛寺已多大4万余座，僧尼二百多万。555年齐宣帝召集佛、道两方的代表，辩论佛教与道教孰优孰劣。辩论结果是道教失败，文宣帝就此宣布禁止道教，凡道教一律强迫剃度为和尚，道馆改建为佛寺，北齐境内不再有道士。在这次佛道之争中，佛教占了上风。
　　到了北周周武帝宇文邕时，佛道之争到了高潮，567年一明还俗僧人卫元嵩，写了佛到二论，崇道贬佛，请求废除佛教。道士张宾也著书立说，猛攻佛教。由此，名僧释道安作《二教论》，攻击道教，提醒统治者“黄巾鬼道，毒流汉室，孙恩求仙，祸延皇晋，破国害民，惑乱天下”。[4]甄鸾著《笑道论》,献给周武帝，也攻击说“道家方术以升仙为神，因而诳惑，偷润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国于夷丹，文成五利，妖伪于汉世，三张诡惑于西梁，孙恩骚抗于东越，此之巨 ，自古称巫。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导民，民多诡惑。验其书典，卷卷自违；论其义理，首尾无取”。[5]在这种情况下，周武帝一方面从社会经济出发，废除了佛教，又为了平衡佛教徒，废除了道教。
　　在南朝，佛道关系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作为两个不同的宗教来说,必然存在着义理上的相互争斗,但是道教和佛教的关系在南朝关系是在矛盾中有着平稳的发展,最后走向了融合,这在北朝是没有出现的。首先南朝并未出现过类似北朝那样的灭佛灭道事件，两个宗教都在沿着自己不同的轨道发展着,,少有出现大规模的争锋。只是曾经有顾欢作《夷夏论》，齐道士作《三破论》，攻击佛教的各种佛学原理，但是在史书上记载南朝佛道之争的史料极少,可见南朝佛道关系之平稳，而且在此之前，曾有张融著书提出两教并重的观点。
　　佛道之间真正的交融出现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那时梁武帝提出“三教同源”的说法,把周公、老子.孔子说成是“如来弟子”[6]，主旨是以佛教为中心,同时包含儒、道教,虽然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个人目的,一则治理国家、维护宗族团结,需要儒教的忠孝,则来南朝的玄风犹盛,道教还有着相当的势力,[7]但是它无疑为佛教和道教之间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契机，从而出现了与北方不同的宗教关系。
　　3．南北朝不同佛道关系的原因
　　南北朝出现了不同的佛道关系，除了南北地域分割的缘由,背后还包含着这样几个因素：
　　（1）从南方来说，佛道关系能够实现最后合流，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佛道之间出现了共同的义理源流，即佛教和道教分别的玄学化、儒学化.在有了共同的文化背景之后,从根本上使得两个宗教有了融合的可能。
　　首先来看佛教，它的玄学和儒学化也可以被称为佛学中国化。谈到佛学的玄学化，在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在对佛经的翻译上出现了大量的困难，特别是有的佛教用语很晦涩难懂，到东汉末孙吴时期，出现了支谦和康僧会两位译经大师，在他们翻译的时候往往采用玄学家的术语，以说明佛理，以致早期的佛教思想，如果说只从字面上理解，简直和老庄、玄学很难区分，说明佛教在中国的玄学化，始于此时。[8]
　　魏晋时期，清谈玄学之风大盛，当时佛教思想刚开始传播，远不能与之抗衡，永嘉南渡之后，很多的门阀士族和僧侣逃亡江南，为了使佛教教义在思想界获得地位，在缙绅中传播，不得不从建立学术上的威信着手，，注意当时盛行的清谈玄学，通过这个于缙绅士族接近，从而传播佛学。[9]在南渡僧人中有一个叫作康僧渊的，与当时东晋一流的玄学家殷浩相见，后者向他请教佛经，而他则与殷浩讨论玄学[10]，这说明了当时的僧人和玄学家已经来往频繁。“又又琅琊人竺道潜，字法深，俗姓王，出身士族，避乱过江，与玄学家多所往返。一次在琅琊王司马昱座上，当时名士刘惔问他：“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子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由此可见当时玄学家和佛教中人不但经常交往，而且佛教的机锋已经和玄学交融。
　　后来佛教僧侣逐渐开始进一步钻研《老子》和《庄子》，当时一个叫支遁的僧人对玄学的造诣很深,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问东人，永嘉中，随家人避难过江，后出家为僧。支遁玄谈特美，王蒙把他同王弼相比，称叹“林公灵微之功,不减辅嗣”[11]
　　佛学和玄学家的交往，以及佛学和玄学的交锋时的一部分玄学家接触佛经，玄学和佛学开始交融了。殷浩“是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菠萝蜜’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话少。”浩“大读佛经，有精解。为多数事不解，谒见一道人所签，使释然。”到梁武帝的时候，他提出的“三教同源”说，从此也正式表明了佛教是玄学化的佛教。
　　从史料中可以明显发现很多的著名僧侣都出身士族，如竺道潜，由于士族的特点是有着文化的延续性，家族世代相传玄学，这说明了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着深厚的玄学基础的，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佛学的玄学化。
　　再看佛教的儒学化，主要是以释慧远为代表。释慧远，俗姓质，雁门楼烦人，少为儒生，博综《诗》、《礼》，犹善老庄。年轻时出家为僧，以释道安为师。从释慧远的学术背景来看，就是既有儒学，又有玄学，这无疑会使得他在以后的佛学研究上，会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从他的论集和言论中就可以看出。
　　他提出的“如今和内外指导，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12]，在这当中佛教徒称自己是内学，把儒学成为外道，慧运认为儒、佛作为统治思想来讲，两者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可合而明”完全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合作。另外还谈到一个理论：“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13]这种思想为人间贫贱富贵阶级区别和封建道德带声了神圣的光环，体现了佛学思想的中国化[14]。
　　从上即可以看出佛学在南方的发展，完成了了佛学对本身的本土化改造，使得它能够最终糅合中国复杂的思想体系，实现与道教的融合。
　　对与道教来说，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理论发展必然同中国当时盛行的学术风气有关，它的每一步成长又必然融入了这些思想，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从而自我壮大。魏晋以来极为流行玄学思想，这也影响了道教。有史记载，当时很多的道人与士族大户来往都很密切，交流玄学和道学，如琅琊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陈郡周氏，东海鲍氏，丹阳葛氏及许氏、陶氏，还有关兴沈氏等[15]。这些都体现了道教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步步玄学化。
　　但是由于道教分裂为了民间道教和上层道教，民间道教在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后来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上层道教，它与统治阶级的紧密结合的特点，使得它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改造，更加靠近统治阶级用于统治、驾御人民的儒学。一个名叫葛洪的道人，出身于官僚和道教世家，他做了一本论集《抱朴子》，其中分为《内篇》和《外篇》。前者延神仙方药，鬼怪变化等，而后者将人间得失，世事臧否，比如说《外篇》中主张采用“仁”、“刑”并用的两手策略来统治人民，还指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这体现了道儒思想已经开始充分的结合了。
　　在上面曾经提到东晋时期曾有齐道士作《三破论》，其中历数佛教对家庭和个人的破坏的时候曾经这样提到：“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忧娱各异，歌哭不同，骨血生仇，服属永弃，悖化犯顺，无昊天之报。五逆不孝，不复过此……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唯学不孝。何故言哉？诫令不跪父母，便竞从之，儿先作沙弥，其母后作阿尼，则跪其儿，不礼之教，中国绝知，何可得从？”说佛教对家庭伦常关系是最大的破坏[16]虽然这是极端的排佛主义，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道学已经开始运用儒家的“忠、孝”理论，说明了道儒交融。
　　正是因为佛教和道教中分别都有了儒家和玄学的理论色彩，理论上的相似性使得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在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时候，走到了同一条阵线。
　　北朝，佛教和道教长期处于激烈的对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义理上两者缺乏可以互融的东西，更确切的说就是佛教在北方并没有完成它的中国化改造。当然这一点主要是来源于北方异于南方的政治背景，南方是延续了东汉西晋以来几千年的中华正统，但是北方却是少数民族入侵建立了政权。在少数民族贵族和中原残存的汉族政治势力必然有这权力上的争斗，在这些游牧民族和中原百姓之间也会存在着很大的民族矛盾。少数民族在征服了中原高度发达的文明之后，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军事上的强大之外，就一定要找到一种思想为自己服务，用于统治人民。
　　佛教在此时的传入无疑为少数民族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本身没有什么完整的政治、社会理论，要统治文化程度高于自己的汉族人是非常困难的，在政治制度上已被迫采用了被征服者的制度，如果在思想文化上在全盘接受汉族的传统，他么看来似乎失去了少数族统治的理由。佛教是外来的宗教，“胡人”奉“胡教”好像更顺理成章。北方佛教自始即以佛法与世俗相纠合，相调洽。这也是北朝佛教的一大特点[17]由此可见北方的政治势力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反对佛教的中国化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除了是佛道之争之外，还提现了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崔浩等汉族官员力图用灭佛的行动来改造北魏朝廷的少数族统治性质，为汉族士族阶层争得更多的权利。
　　除了民族矛盾之外，还有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北方连连战乱，给当时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永嘉南渡之后，大量的玄学家流落到南方，精于玄学的世家大族也迁居到南方，使得北方的玄学衰落，北方佛教也只有在释道安前期显示曾过受到玄学的影响，至于不受外族统治者的青睐，儒学在这一时期也处于不振的状态。这也就造成了佛道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而且又为民族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才会一直处于争斗状态。
　　（2）这种不同佛道关系的造成，也于南北朝皇权势力的不同有关系。在南方，从东晋的门阀政治，到南朝的士族当权，皇权一直都是旁落的。而佛教和道教的社会基础是势力庞大的士族阶级，在前面已经提到有些著名的僧侣和道人都是出自于士族名门，而当时的皇权衰微，对于道教和佛教都没有使用强硬的宗教政策，而是带有妥协性和调和性，在这种政策引导之下，佛教和道教才有了宽松和稳定社会空间，所以不但没有起大的争端，反而走向融合。
　　而在北方，由于皇权强大，使得士族在政治上并没有怎么发挥作用，所以北朝皇帝在制定宗教政策的时候，往往从实际出发和个人偏好，从而经常会走极端的路线，，不是佞佛抑道，就是灭佛崇道，这在佛教和道教之间制造了极为紧张的氛围，从而使得义理之争尖锐起来，甚至上升为政治斗争，缺乏了那种可以进行交流的平和氛围。
　　但是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严厉的行政及司法手段能够影响到宗教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宗教的发展速度，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完全灭绝或彻底推行某一种宗教。[18]再后来隋唐的统一王朝里,宗教又开始再度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