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红尘-----李叔同,一个天才到高僧的生命裂变

　　超越红尘-----李叔同,一个天才到高僧的生命裂变

　　作者：潘嘉来
　　李叔同（１８８０－１９４２）虽然出生在天津，但他的祖居是在浙江平湖，他的大半生是在江浙闽等南方地区度过的，而他的教学生涯和一生中的转折（出家）是在杭州完成的。杭州对于李叔同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正如其友人所说：李叔同"乐居杭。'一半勾留是此湖'；而其出家之想，亦一半是此湖也。"（经亨颐《华严经集联三百跋》）。对于这样一位与杭州有缘的一代承前启后的艺术和佛学大师，杭州的知识界、艺术界和佛教界是不会忘怀的。
　　能有机会为大师写一段文字，阐扬大师的德行与艺术成就，作为一名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后学，我感到荣幸和满心的欢喜。
　　１８８０（光绪６年）年阴历的９ 月２０日李叔同在天津河东区地藏庵前陆家胡同的老宅出生。其父李筱楼是同治四年的进士，曾任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创办了多家钱铺（最有名的一家叫作"桐达"钱铺）。李家先世经营盐业到了李筱楼时已有家产百余万，"桐达李家"是津门有名望的豪富人家。李筱楼对宋明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颇有研究和体悟，晚年由儒入佛，"好内典，尤耽禅悦"。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创办"备济社"，抚恤贫弱孤寡，常常施舍衣食和棺木给穷人，被人称作"李善人"，李叔同出生时其父已经是６８岁的高龄了。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第三房侧室，生李叔同时年仅１９ 岁。
　　李叔同７岁开始接受传统教育，启蒙教材是《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壁》等，后攻读《文选》，"琅琅成诵，人多异之"。８岁读《孝经》、《毛诗》、《唐诗》、《千家诗》。１０岁读《四书》、《古文观止》。１３岁读《尔雅》、《说文解字》，接触训诂之学，开始练习篆书。１５岁读《史汉精华录》、《左传》，继续研习篆书。１７岁开始师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习作词，随唐敬严学篆隶及刻石。在这期间喜读唐五代诗词，特别爱好王维的诗，同时开始习作八股文章"文理清秀，人咸奇之"。这年还跟着他的三叔初习英文。经过１０年的学习，这时的李叔同已经成为了一名有着扎实传统学识和艺术感悟力，志向高洁的青年。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李叔同早年发生的几件事中，可以窥看到他往后生活历程的一些预兆和发展轨迹。
　　李叔同５岁时父亲病故，临终前延请了一些僧人于堂上诵颂《金刚经》，据说其父在诵经声中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平静而安详。举丧期间，李家每日有一班至三班僧侣诵经不绝，这是李叔同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出家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引发了幼年李叔同的极大兴趣和喜悦，以后他就常常与侄辈们按照出家人的模样模仿操演，把自己装扮成高僧或小和尚。李叔同的大侄媳早年守寡（李叔同的长兄李文锦长其５０岁），常去无量庵跟一位出家的前举人王孝廉学诵《大悲咒》、《往生咒》，每到这时李叔同都会高高兴兴地同去并在一旁仔细聆听，没有多久他就学会了诵读这些经文，这时他才８－９岁。这些小事预示了李叔同与佛家的因缘。
　　十五岁时，李叔同对人情世态已渐有认识，看到自己的哥哥在待人接物时常因人的身份贵贱和贫富差别而态度大不相同，愤愤不平并反其道而行之，遇到有钱有势的来客态度轻慢，遇到贫贱者反而加倍敬礼。后来又爱养猫，将猫视为知已，对人反而冷漠，他的这些行为不能被人理解，常被人视为疯癫。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李叔同的正直情怀和反叛性格，以及对人对物（特别是对穷苦大众和小动物）的慈悲心肠。
　　１９世纪下半叶，大清帝国已是在风雨飘摇之中。１８９５年１月，日军进攻山东，仅半月就攻占了威海卫，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毁于一役。甲午战争的失败引起朝野和举国上下的震惊，而受到触动最大的则是代表着国家精华的传统儒生。从历史上来看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教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历来是中国的学生，然而日本稍稍先于中国接受了西方的工业文明，进行了明治维新，甲午一战学生打败了先生。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引发了中国儒士的深刻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甲午战争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面对异质文明的挑战和日本的现代改革示范，中国先进的知识群体终于抛弃了"坐于广厦细旃以谈名理"的陋儒心态，而"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帷幕。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８省举人１３００人齐集松筠庵，共推康有为主其事，草疏１８０００余言上书光绪皇帝，开始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变革历程。
　　１８９８年６月到９月发生了戊戍百日维新，这年李叔同１９ 岁。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李叔同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赞同变革，积极寻找救国救民之路。李叔同在当时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quot;修铁路也、立学堂也、定造兵轮、购办枪炮……"提出要用中国自己的力量和人才来开发矿藏，创办股份制企业，完善国家税管制度（《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这些见解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切合实用的。在百日维新期间李叔同积极鼓吹变法维新，曾自刻一枚"南海康君是吾师"印章，把自己归入了康梁的麾下。戊戍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受到残酷镇压，六君子血染京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京津传闻李叔同为康梁的同党，为了安全李叔同携妻母南下上海政治避难。就这样，李叔同的下半身与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上海是开埠较早的城市之一，因为有港口的便利上海成为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首先涉足的地区，上海接触西方新思想新文化较早，与京津地区比较，上海政治气氛较为淡薄，思想较为开放自由。
　　许幻园是李叔同到上海后认识的第一个重要人物。许幻园居上海城南，家富有，创立"城南文社"，被称为"新学界领袖"，与李叔同相识后爱慕李的才学，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李叔同通过许幻园和参加"城南文社"的聚会进入上海文化界，经常往来的有柳亚子、马君武、马一浮、谢无量、邵力子、黄炎培等。１９００年李叔同与书画界同仁在上海福州路杨柳楼台组织了海上书画公会，会员有任伯年、朱梦庐等已经享有盛名的书画家，编辑出版《书画报》。同年还出版了《李庐印谱》、《诗钟汇编初集》二部著作，他在《李庐印谱》自序中说："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辑，复以手作，置诸后编"这是一部藏印和自作的合集。１９０１年出版诗集《辛丑北征泪墨》，其中有一首《南浦月》这样写道："杨柳无情，丝丝化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表达了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报国无门，只得寄情书画诗文的苦闷与无奈。在上海期间李叔同与沪上的名妓有诗文、书画的往来。
　　这时对李叔同影响较大的第二个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蔡元培。本世纪初上海开设南洋公学，蔡元培以翰林身份受校方的礼聘任国文总教习。１９０１年李叔同与邵力子、黄炎培、胡仁源等二十余人考入南洋公学的特班，成为蔡元培的学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蔡元培全集》第４卷１７７页），他指出德育不在于背几句口号和格言，重要的是在日常当中的实践与躬行。蔡元培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们，邵力子后来回忆?quot;他当然不能明白地鼓吹革命，但早洗尽了一切官僚教育的习气。他教我们阅读有益的新旧书籍，他教我们留意时事，他教我们和文（日文）汉读，他教我们以种种研究学术的方法。他不仅以言教，并且以身教，他自己孜孜兀兀，终日致力于学问。他痛心清政的腐败，国势之阽危，忧国的心情不时流露于词色。他具有温良恭俭的美德，从不以疾言厉色待人。"（《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６３页）。南洋公学特班的日常课程是半日读书，半日习外语、算术，间以体操。李叔同以他在书画、篆刻、诗歌、音乐多方面的过人天资和素养及温和、静穆的性情获得了同学们的喜爱和敬重。
　　南洋公学是一所清政府官办的学府，腐败的清政府所要培养的是能为朝廷效忠的驯服工具，学校开设外语等新式课程的目的也只是为其所谓的洋务培养走卒。但是历史的洪流已经不可阻挡，在旧式文人中已经分裂出一大批象章太炎、蔡元培这样的革命家和改革者，而这时的学校自然成为了传播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这种现状与清政府办学的目的，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是相违背的，这样，校方与进步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日益激化。１９０２年上海南洋公学全体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压迫言论自由、查禁进步刊物、迫害革命学生而举行罢课，之后李叔同与二百余名同学以退学表示抗议，蔡元培等教员也与学校脱离了关系。
　　离开南洋公学后李叔同结合一般先进青年办起了"沪学会"，创办补习学校，召开演讲会，提倡讲卫生和移风移俗，进行体育锻炼，排演文明新剧，由他作词作曲的《祖国歌》广被传唱。这一时期李叔同杰出的音乐才华表现了出来，他结合西乐和昆曲编写的《国学唱歌集》风行一时。李叔同提倡推动的这场开时代风气的新文化、新生活运动，以及他在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诸多方面的杰出表现和造诣，在社会上和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好评，他被当时的传媒称?quot;新世界之杰士"。
　　１９０５年２月李叔同母亲在上海去世，他将母亲的灵柩运往天津安葬，母亲的葬礼成了他改革旧丧制的一次实验。李叔同决定除去一切繁文缛节，改定仪式为母亲开一个新式的追悼会。丧礼以念悼词开始，而不是孝子跪读祭文，谢绝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圆等物，仅接受花圈，来宾只行鞠躬礼。李叔同自弹钢琴唱悼歌，招待来客的除中餐外还备有西餐，送葬时全家着黑色礼服，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各界人士有４００余人。这次新式葬礼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想，它对旧文化、旧理教的思想冲击已经远远超过了改革丧制的本意。当事人后来回忆时有如下评论?quot;李母之丧还在清末，戊戍变法失败，封建势力反扑。（《天津日报》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０日文艺副刊）。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李叔同暂别多难的祖国，踏上了东渡日本求学的邮轮。
　　形游东海求新学 心向西方拜圣人
　　从１９世纪初开始，西方工业列强把瓜分亚洲的重点放在了土地辽阔的中国，无暇顾及日本列岛，这就为日本进行成为现代公民的变革维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民治维新是从１８６６年德川幕府的垮台，天皇政权的确立和实行废藩置县开始的。经过自由民权运动自上而下的启蒙，又经过了鹿鸣馆时代的辅垫，为日本的变革维新完成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工作。自由民权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人权的口号，所谓鹿鸣馆时代是日本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日本上层社会在交际所鹿鸣馆举行有欧美人士参加的西式酒会和舞会，提倡生活方式以及演剧、音乐、美术等文化领域的欧化。这时出现的激烈观点有：鼓吹通过与外国人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在文化方面尝试了日文的拉丁化。在这同时日本以国家政体的转换为切入口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历程。１８８５年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建立了西方式的内阁制；１８８６年公布了小学令、中学令和大学令，改革了教育体制；１８８９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民治宪法）；１８９０年７月举行了第一次大选；１８９０年１１月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到此为止日本的上层建筑已经为进入现代化作好了准备。但是日本缺少实现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发展工业的愿望受到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直到１８８８年日本的工人人数还只有１３万６千人。工业化的受阻、经济的不景气以及过于繁重的赋税造成了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为摆脱困境，转移国内视线，日本政府选择了军国主义的对外掠夺强国的道路，积极参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力并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实力，日本只到甲午战争开战时才能自己生产战争所需的子弹，为钢铁自给而建造的国营八幡制铁所是在１９０１年点的火，但因技术故障在第二年就停工了。日俄战争时所需的大炮、弹药、舰艇都是从西方进口的，战争经费是向英国发行利息为６厘的公债来维持的。甲午战争时日本军队只是在陆军装备上比中国军队略占优势，在海军舰艇的吨位和陆军人数上处于劣势。发动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是冒险和赌赙，据说当时民治天皇对战争的前途也是忧虑重重。然而日本最终选择了战争并且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说它是军事胜利还不如说是日本的现代体制战胜了中国落后的封建体制，日本终于搭上帝国主义的末班车。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向日本支付了二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约合三亿日元），日本政府用其中的约二亿日元来扩充军备，用其中的约三百八十万日元建立了钢铁厂、铁路和电报电话事业，用其中的约五千万日元建立了教育和灾害基金。就这样日本依靠对中国的战争掠夺，初步建立起来了与军国主义的天皇制紧密结合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完成了实现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所以说日本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以掠夺中国人的血汗钱为基础建造起来的。甲午战争一方面促使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扮演起了亚洲宪兵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亚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原型，日本成为了亚洲国家的先进楷模。一时间在日本的一些城市聚集了大量来自亚洲各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留学生，其中又以中国人为最多。在这一时期到过日本的中国人中我们可以列出以下一些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名字：孙中山、邹容、黄兴、秋瑾、梁启超、章太炎、蒋介石、鲁迅、郭沐若等，最集中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万数之多（参见《日本近代史》[日]远山茂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０５年８月李叔同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现在看来留学归国的中国近现代杰出的科技人才大多数出自欧美留学生，留日学生中多为政治和人文大家，或许这与日本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并不十分突出有关，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自由接触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舞台。李叔同到日本后并没有马上入学，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为《醒狮》等杂志撰稿，他的兴趣仍在画绘、音乐方面，编写了《图画修得法》，办起了《音乐小杂志》，同时开始研习水彩画和油画。李叔同曾说："西洋画凡十数种，与吾国旧画法稍近者，唯水彩画?quot;他是借鉴国画技法来研究水彩画的。几个月后他似乎已经掌握了创作水彩画和油画的方法，开始把自己画的水彩画和油画作为稿酬赠送给为《音乐小杂志》写文章的作者，还编写了一本《水彩画法说略》的小册子（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李叔同１９０５年的水彩画写生，是为孤品）。到日本后的第二年李叔同参与了日本著名诗社"随鸥吟社"的多次集会，有诗作在会刊《随鸥集》发表，日本诗界有"顽艳凄丽，异常出色。……奇艳之至，其绣肠锦心，令人发妒"的评说。同年９月２９日考入东京美术学校（现为东京艺术大学）油画科，随留法回国的日本名油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绘画。据说李叔同是留日学西洋画的第一人，入学后还引来了《国民新闻》报社记者的采访，该报以中国学生学西画为主题发了报道。
　　李叔同在日本期间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在１９０６年创建了中国人的第一个研究、表演话剧的团体──春柳社。李叔同在《春柳社演艺部专章》中明确指出"演艺之大别有二：曰新派演艺（以言语动作感人为主，即今欧美所流行者），曰旧派演艺。本社以研究新派为主，……"。１９０７年中国徐淮地区遭受水灾，２月春柳社在日本东京进行了首次公演，为中国灾区赈灾集资。演出的剧目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李叔同男扮女装饰演女主角茶花女。作为中国人的第一次话剧尝试，这次表演是非常成功的，其中李叔同扮演的茶花女一角尤其受到好评。事后日本评论界对这场表演作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日本对茶花女的称谓）一剧，实在非常好。这个脚本的翻译非常纯粹。化装虽然简单一些，却完全是根据西洋风俗的。当然和普通的改成日本式的有些不同。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小说世界》１９２７年１月号，《东洋人士对李叔同的印象》）。一场《茶花女》揭开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帷幕，奏响了中国新戏剧的第一个乐章，其影响是深远的。这场演出吸引了众多在日本的中国青年学者，其中有的因观看了獬∠范尤肓舜毫纾笈费粲栀坏热蘸蟪晌酥泄肪缃绲闹屑崛宋铩Ｅ费粲栀坏幕匾淇梢园镏颐橇私庹獬⊙莩黾袄钍灞救撕痛毫缍运挠跋煊卸嗌睿?quot;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于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戏的人。我向人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个社，名叫'春柳'。……我便入了春柳社。……老实说，那时候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李叔同艺名）。他于中国的词章很有根柢，会画，会弹钢琴，字也写得好。"（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同年６月春柳社又排演了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李叔同和春柳社的同道者，通过组织和演出现代话剧展现了自己的表演才华，同时也传播了新文化新道德，表达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要求变革的决心，他们不愧为是"戏剧革命"的先锋队。
　　１９１１年３月，李叔同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随后离开日本回天津。不久李叔同又来到了上海，在陈英士创办的《太平洋报》担任文艺编辑，主编《太平洋画报》，同时还与柳亚子共同创办了"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１９１２年秋夏之交，受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校长经亨颐担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员的聘请， 李叔同来到了心仪已久的杭州。然而，谁又能想见，西湖那已经日见衰败了的山山水水，将会彻底改变李叔同的一生？ 李叔同到杭州的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宣统皇帝下诏退位，老大中华经过千阻万难终于赶走了皇帝建成了中华民国。为民国的成立李叔同赋有《满江红》一首，从这首诗词中我们看到了李叔同性格中不常显露的英武豪气，同时也寄托了他对祖国前途的美好期盼：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初到杭州的李叔同心情是畅快的，与新朋旧友浪迹湖山，高谈阔论，真的是："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登不华。……"（李叔同《西湖夜游记》），好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才子啊。
　　李叔同在两级师范教授图画和音乐，他的教学方法是西式的，上绘画课要求学生画石膏，并且雇用模特儿让学生写生。创办了"洋画研究会"组织师生进行艺术交流，普及西方绘画知识。在开音乐课前他要求校方为每一位学生各准备一架钢琴，这一要求使经费紧缺的校方颇感为难，但是李叔同坚持他的教学条件，否则就不开音乐课。也不知经亨颐校长施展了何等法术，尽然在杭州弹丸之地搜罗到了２００架风琴，当这些琴排满礼堂、教室和走廊时，成为了一时的风景。本世纪初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中有鲁迅、陈望道、经亨颐、夏丐尊和李叔同等，学校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日后的大师级人物。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期间与当时在杭的文化名流有较多的交往，其中有马一浮、丁辅之、余绍宋、叶舟等。１９１５年南社在杭州西泠印社举行临时雅集，李叔同与柳亚子发起成立了"乐石社"切磋金石篆刻，参加者有杭州名士二十多人，李叔同被推为社长。李叔同的篆刻才华颇受吴昌硕的赏识，并邀其加入西泠印社。李叔同曾筹划用他在天津的资产三十万元在杭州办一所"中华艺术师范学校"，并请人在西湖边寻找适合建造校舍的地皮，就在这时天津传来了由他哥哥经营的银号倒闭破产的消息，他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此时李叔同常为神经衰弱而引起的失眠而苦恼，夏丐尊向他推荐避谷疗法（通过有计划的绝食，达到某种治疗效果的方法）李叔同决意一试。１９１６年寒假前后李叔同经丁辅之的介绍来到虎跑寺进行了三个星期的避谷治疗。这次的虎跑之行使他在三十年之后再一次与出家人发生了联系，冥冥之中改变了他的下半生。
　　从虎跑寺回来之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quot;（夏丐尊《弘一法师之出家》）。１９１７年早春李叔同在给他正在日本读书的学生刘质平的信中说："自去腊受马一浮之薰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已经有了出家的打算。这年暑假以后李叔同向学校辞去了教务，９月又住进了虎跑寺，在寺中度过了阴历的新年。这时有马一浮的一位友人彭先生也来虎跑寺借住，不想几天后此公突然当众宣布要出家为僧了，即在虎跑寺由当家法轮长老为他行了剃度，李叔同目睹此情此景深有感悟，即皈依了三宝。李叔同先后将自己的印藏赠与西泠印社，时任社长的叶舟以昔人"诗冢"、"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将所藏字画赠给了夏丐尊，又将珍玩赠给了崔 飞，将他自己历年创作的书画作品和音乐书籍赠给了大弟子刘质平。办完这些俗务后他又回到了虎跑寺，自己做了一件僧人专有的海青衣服穿了起来。不久夏丐尊来寺中看望他，对他说，你穿着和尚的衣裳却又不落发，不三不四象什么样子？在夏丐尊的劝说下李叔同于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３日正式在虎跑寺落发出家，并去灵隐寺受了戒，法名演音，号弘一，这一年李叔同３９岁。
　　经言开觉路 书法示真诠
　　李叔同的出家为僧引起了社会和文化、艺术、教育界的极大震动，从那时开始关于他为什么要出家的传说和猜测成为街谈巷议，众说纷纭莫终一是，直到今天它仍象一个谜，引起后人无边无际的暇想。最为流行的有两种说法，一是破产说，一是退隐说。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不能更准确地理解大师当年的选择，继续做一些肤浅、流俗的猜测的话，那就会有负于大师的一腔悲凉心怀了。
　　李叔同的出家是在特殊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在一个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找真理和出路而做出的曲折选择，它有着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历史是不能改变也不能重写的！
　　鸦片战争欧洲工业列强用坚船利炮在军事上击垮了五千年来的中国农业文明，中国人世世代代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受到了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强烈冲击，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每一个有使命感的中国人都必需思考和作出选择：中国往何处去？是抱守国故，还是全盘西化，或是折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是有了张之洞的体用说；有了尼采的超人理论；有了无政府主义；有康有为改儒学为孔教的议论；有胡适先生的"统统接受"说；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有"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后来又有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与旧传统、本土的与外来的、工业的文明与农业的文明，这一切一时间交织在了一起，迷乱但是实实在在地摆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和思想混乱。这种文化冲突和思想混乱最为集中地表现在了李叔同这一代人的身上。他们都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成年后又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他们或许穿过洋服，但是心底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却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被挖掘丢弃的。这就是李叔同出家前后所身处的特殊的时代与文化背景，问题是他们还必需作出自己的诀择。在这样的时候要求那一代知识分子全都选择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是不现实的，所以李叔同的先生蔡元培选择了"兼容并蓄"；他的朋友马一浮选择了"六?quot;（代表儒家学说的六部经典）；而他的同事陈望道的同志们则选择了一条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当然，李叔同的选择比较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从大文化背景上来看，他的选择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至少从他出家后能为宏扬律学而忘我奔忙；面对日寇的进犯号召佛教界"念佛不忘救国"，表示要与厦门共存亡、"愿以身殉"的积极心态和坚贞气节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隐退，他忧国忧民的一颗悲心没有停止博动，与那一代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心胸仍然是敞开着的、他的灵魂是鲜活的、他的血是热的。只是因为某种偶然的机缘，把他带入了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与他的才华相比较这是一个相对孤寂和狭小的空间，然而正是这一点点淡淡的悲剧色彩，更加凸显出了他的人格之美！
　　那么，如果李叔同不来杭州呢，如果他留在了天津或是上海，他的后半身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呢？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也就是说李叔同的出家与杭州地方特殊的宗教气氛和人文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
　　杭州号称自古繁华。自东晋咸和三年（公元３２８的）天竺僧慧理在飞来峰前开山结庐，创建灵隐寺以来香火不断，梵音不绝。后又有吴越国建京城于杭州，钱氏诸王热心奉佛护法，广度僧尼，遂使杭州寺院林立，佛教盛极一时。宋朝以降，儒学开始吸收佛教的心性学说与唯识理论，经过朱熹和明代王阳明的阐释，儒佛合流产生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家。宋室南渡，杭州一时成为经济文化和学术中心，朱熹、王阳明等人时常滞留江南游学授徒，对佛典佛理的研究渗透到了知识界。有清一代汉学兴起，清末民初虽然还有注重考据的朴学的影响，但知识界并没有降低研习佛学的热情，其时杭城的知识界名流多为居士或寺院的护法。这就是李叔同出家前所身处的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
　　另外，有两个人是应对李叔同的出家负有直接责任的，其中一个是夏丐尊。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他出家的远因是因为夏丐尊有一次偶然说了一句"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这样的应景话，近因就是去了虎跑寺避谷治疗，这也是起因于夏丐尊的好事，最后在虎跑寺落发也是在夏丐尊的催促下完成的。另一个人就是马一浮，李叔同在上海读南洋公学时马一浮也在上海求学，俩人在这时就已经有了往返。马一浮学贯中西，通晓７国文字，曾以留学生公署文牍身份出使美国，后又游学日本，回国后曾因蔡元培之邀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秘书长，后因与蔡公意见相佐辞职，遂远谢时缘来到杭州西湖闭门读书。马一浮在西湖边清皇家藏书楼文澜阁附近的广化寺中住了三年，据说他读完了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乾隆皇帝１７７３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历时二十余年编成，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有３万６千余册，７万９千零７０卷，１亿多字。也就是说马一浮要在三年中读完《四库全书》的话，需在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每天读十万字。所以李叔同曾对他的学生丰子恺说过：一个人每天读２本书读到老也没有马先生读的书多。马一浮对佛学作过深入的研究，通晓三藏十二部，曾发起组织过"般若学会"。从李叔同留下的书信以及丰子恺、刘质平、夏丐尊等人后来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李叔同到杭州后与马一浮过从甚密，特别是在他有心皈依三宝期间两人有过密切的接触，所以在知情人中有李叔同的出家是受了马一浮的"接引"的说法。如果说，是夏丐尊促使李叔同从外表上由教师变成了和尚，那么在学界和文艺界名望更高、更有号召力的马一浮的作用与影响则更为彻底和深入，他最终促使了李叔同在灵魂深处由一名学兼中西的文艺全才，转变成为了一心向佛的虔诚教徒。
　　李叔同终于选择了出家，从此中国少了一位名叫李叔同的伟大文艺家，多了一位有志振兴佛教、宏扬律学的弘一大师。
　　１９１９年，南社旧友、《太平洋报》同事胡朴安来灵隐寺访晤弘一大师，并赠诗一首，诗中有："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quot;句，不想遭到弘一大师的非议，他当场指出"又我非禅宗，并未为君说禅宗，君诗不应诳语。"当时的场面可能颇为尴尬，胡朴安感到非常惶恐，以为是犯了佛家不诳语的戒律。其实，弘一大师的激烈反应是有着更加深刻的背景的。江南自慧能和尚始创禅宗南宗以来，宣扬"见性成佛"提倡顿悟的禅宗极盛。禅宗强调心证、顿悟，渐渐地疏于修习礼仪对于戒律比较放松，所以有"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留"的说法。弘一法师对当时佛教界戒律松弛的现状深感不安，发愿宏扬律学。
　　小乘佛教的戒律并不严格，依据《十诵律》只要做到"不见、不闻、不疑"是可以吃肉的，梁武帝作《断酒肉文》开始禁止出家人饮酒食肉。以后遂有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三皈依（皈依三宝）；"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五戒再加上"不眠坐高广华丽之床、不装饰打扮及听歌观舞、不食非时之食（过午不食）"为八戒，另外还有更为严格的十戒和多达二百多条戒规的比丘戒与比丘尼戒。然而，佛教徒持戒的操守常常视时间、地点和教派的不同而有一定的自由度，破戒也是经常有的事。《圣行品》中说"有因缘者可得破戒"，"若诸菩萨为化众生，常入聚落，不择时节，或至寡妇、淫女舍宅，经历多年……"（《金刚身品》）这是说为了传教可以破不淫欲戒；"护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仪；应持刀剑弓箭 槊，守护持戒比丘。"（《金刚身品》）这是说为了保护持戒比丘可以破不杀生戒,甚至可以破除五戒。为了维护佛法的完满，迫切需要建立能够解释持戒、犯戒规范的理论，这样律宗就应运而生了,而"南山律宗"又是律宗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南山律宗"又称"南山宗"由唐朝僧人道宣首创，因他常居终南山而得名。南宋时"南山律宗"流传到浙江，著名高僧有元表、赞宁等。元表来浙江宏扬南山律钞，在杭州造成很大影响，形成了南山正宗。南宋后禅宗渐渐盛行，律学从此衰微了。
　　弘一大师有志于继承、宏扬已经失传七百年?quot;南山律宗"，他要通过戒学来重整教规，再显威仪。
　　出家后不久弘一即宣布闭关读经，暂不接洽访客与其它俗务。这一时期研读的主要经书著作有《根本说一切有部经》、《戒疏》、《弘教律藏》、《羯磨疏》、《佛说大乘戒经》等。然而，要从一名世俗名士变为律学大师是需要假以时日的，弘一学律过于心切，至使遇到困惑，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乃以障缘，未遂其愿"。弘一是幸运的，这时又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印光法师。大概是弘一给印光法师写了信，报告了自己的境遇，印光法师在回信中指示说"观汝色力，似宜息心专一念佛，其他教典与现时所传布之书，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损无益。"不久弘一又欲刺血写经，印光法师为此先后给弘一寄去书信有四封之多。其在第一封信中说："入道多门，惟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诚，曰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鸟无翼而欲飞，其可得乎？"。在第二封信中说："刺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矣。"在第三封信中说："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况以躁妄格外希望，或致鹬钅拢苹稻恍摹！椅鲁轮?quot;在第四封信中说："……此绝定不易之法也。灵峰著述，千古少有。彼等正眼未开，不知其要，故辄吠影，以惑初学。"教导之恳切溢于言表。印光法师是弘一进入佛门之后的第一导师，弘一在给王心湛的信中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印光)法师。"称印光是："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弘一曾再三恳求印光法师接受其为弟子，法师不允，大约到了１９２３年底经弘一的"哀恳"，印光法师终于视之以弟子之礼。除了学理上的开示，印光法师在生活上的严格自律也给弘一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并且成为他日后效法的楷模。弘一在《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一文中说?quot;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已三十余年矣"。
　　１９２４年，弘一入佛门５年之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律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这部书的完成指示出弘一已经登上了一个更高的佛学境界。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底弘一大师本打算从上海赴泰国宏法，中途逗留厦门，后赴泰国受阻，大师却与厦门结上了法缘。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时，应芝峰法师之请为闽南佛学院的教学课程提供意见。此后月台佛学研究社成立，弘一大师为学僧讲解写字的方法。大约从１９３０年开始弘一大师尝试向身边的人讲解律学，此时听讲的范围很小只有５至６人，有一次静权法师恳求听讲，被弘一大师拒绝了。静权法师曾在金仙寺宣讲《地藏经》，当他从经义演绎到孝思时，听课的弘一大师被感动得当场涕泪如雨、哽咽失声，致使众人目瞪口呆，课也无法继续。１９３１年在上海出版了《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并附有《华严集联三百》，同年还出版了《南山律苑杂录》。金仙寺寺主亦幻法师发起创?quot;南山律学院"请弘一大师主持弘律，本打算在该院任课三年，后因与寺主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去。１９３３年弘一大师编就了《四分律含注戒本讲议》开始在厦门妙释寺开讲律学，从这一年始有弟子跟随左右学律，主要有性常、广洽、了识等十余人。圈点《南山抄记》，与众僧撰《南山律苑住众学律发愿文》。第二年又因南普陀寺主持、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法师的邀请来闽南佛学院主持整顿教学，提议创办闽南佛教养正院。弘一大师以儒入佛，他言行一致，宏扬律学而又严于律己受到了闽南以及全国佛教界的爱戴和敬仰，正如常惺法师所?quot;弘一律师在中国僧伽中可说是持戒第一。其道德与品格为全国无论识者和不识者一致钦仰，为现代中国僧伽之模范者……"（１９３３年《现代佛教》第５卷）。弘一大师以他那常人难以启及的克己精神、渊博的学识和躬身笃行的努力实践成为了中国近代的一代高僧，被佛教界遵?quot;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
　　被称为"中国近代艺术之父"的李叔同自出家之日起对于音乐、绘画、戏剧已经是彻底放弃不再沾染了。出家前曾为姜丹书写了最后一幅书法，书毕即将毛笔折断，表示今后与诸艺绝缘。后来受范古农居士的启发，以为自古佛门擅书法者及多（如怀素等）不但没有因为书法影响修行，反而能以书法弘扬佛法、广植佛因，书法与佛法是可以圆满结合的。就这样弘一大师的书艺得以保留和发展，并且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相传伏羲氏作龙书、神农作穗书、尧作龟书、禹作钟鼎书。自古书有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书、署书、殳书、隶书，汉始有草书，唐有楷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借助于文字得以保存流传的。中国文字的特殊构造和书写方式又发育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数千年来书法大家代不乏人。"清代中期以后，金石学大发展，新发现的汉、晋、南北朝石刻极多，其中确有'神品'、'妙品'，书法界厌弃'帖学'崇尚'碑学'，成为一时风气"（沙孟海《碑与帖》）。有清一代学术界注重正本清源的疏理工作，对典籍经书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整理和阐释，并且特别强调对汉代典籍的研究，促使了训诂、考据以及古文字研究的大发展，这种风气对书法界的直接影响就是沙先生所说的：厌弃帖学崇尚碑学，从此开始书法更多地取法于六朝之前的石刻、金文甚至甲骨文字。李叔同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中开始学习书法的，他从学篆、隶入手，常涉足于《石鼓文》、《峄山刻石》、《天发神谶》、《张猛龙》、《龙门二十品》等碑刻，其中用力最勤的是《张猛龙》。经过多年的临池研习、磨炼，青年李书同练就了扎实的临摹功夫，可以说做到了学什么象什么，结构、神态、章法、气韵无不神似。其早期的作品多凝重厚实，舒展劲健，笔意开张，多方折、侧锋、翻转。出家以后书风为之一变。促使发生这种重要改变的人物是印光法师，弘一欲刺血写经时曾向印光法师求教，印光法师复信说?quot;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弘一尊嘱进行了书法改造的尝试，待自己较为满意后又请马一浮先生指点，最后又再寄给印光法师，得到的答复是"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当然弘一大师没有把字写成进士写策的样子，他毕竟是有着多方面深厚修养囊帐醮蠹摇Ｋ锕ピ凇妒槠住分兴?quot;初学分布，但求平正；即知平正，务追险绝；即能险绝，复归平正"，由险绝而能复归平正是书法的至高境界，书法贵在能去霸悍欹恻之气，所谓"剑拔弩张易，雍容含蓄难"。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出家以后大师的书法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叶圣陶先生在《弘一法师的书法》一文中说："弘一法师近年来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因为他蕴藉有味，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划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再就一笔一划看，无不教人起充实感、立体感。有时有点像小孩所写的那么天真，但一边是原始的，一边是纯熟的，这分别又显然可见。总括以上这些，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弘一大师提倡的习字方法与我们通常熟悉的方式有所不同，他认为学字先要从学写篆字开始，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划的来历，因为其它字体都是由篆字演化而来的，如果不深入研习篆字，就不会知道文字的起源，下笔时就可能已经是错了。他强调在写字时要参照许慎的《说文解字》。提出习字要由博而约，他主张的练字方法是：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由篆而隶，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强调章法，认为章法为七分，书法为三分，合成十分，然后可名学书。
　　大师的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僧俗都以获得片纸只字为荣耀。刘质平更是将大师的书法视作生命，一纸一字都倍加护爱。抗战时刘质平为避寇匆匆离开家乡，临行仓促不及携带应用物品和钱财，可是弘一大师赠予和托管的书法作品全都带在了身边，一件都没有遗漏。为此后来还落到了寒无衣，饥无食的地步，遭到俗人的讥笑?quot;哪有逃难不多带衣被，不多拿值钱东西，现在天冷了，何不把字来穿，肚饥了，何不把字来吃！学艺术的人，愚蠢到如此地步，可笑之至"。另有一次突降大雨，因为另时找不到能够遮盖藏有大师墨宝纸箱的东西，刘质平即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身体伏在箱子上，字稿获得保全刘质平却为此得了严重的痢疾，病到了奄奄一息，甚至学校都已经准备为他筹备后事了，最后总算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刘质平家中一切都遭彻底毁坏，然而他却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艺术和精神财富，我们应当记住它们是来自不易的。
　　在辗转相求大师墨宝的众人当中，不乏文化与艺术界的俊杰，其中有鲁迅、郭沫若、徐悲鸿。如果说世人看重的是大师的墨宝，不如说是对他高洁人品的崇拜和敬爱。
　　士应文艺以人传 不应人以文艺传
　　梁漱溟先生以他学者的敏感，在二十世纪初提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种早熟表现在中国文化从上古便开始了以"德"的概念来替代"鬼神"的概念。事情开始于周灭殷，殷人承继的是氏族社会和采集狩猎时代的鬼神文化，殷人相信自己是与鬼神相通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相信自己是神的后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总之殷人与以色列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创造的神所统治和支配的世界当中，只是以色列人爱祈祷，殷人则爱卜筮。殷人拥有当时中原最先进的文化（以文字为代表）和物质成就（以青铜器为代表），并且以为有神在天上护佑着自己（"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慢慢地就在行为和道德上放肆了起来（"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尚书·武成》）。大约到了帝辛（纣）的时候生活的腐败和统治的残暴已经登峰造极（"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quot;《尚书·泰誓上》），终于引发了物质和文化相对落后的臣邦周的抗议，于是武王伐纣，经过牧野之战结束了殷的一统天下，建立了周朝。周人总结了殷灭亡的教训开始了文化观念的重建，"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尚书·梓材》），尝试着以"德"的观念来替代"神"的观念，中国文化出现了由"神道"向"人道"转换的光辉曙光。"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到了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孔子较为彻底地清除了文化领域里的鬼神观念，代之以关注人伦的礼教，为中国文化在青铜时代由采集狩猎生产方式下的鬼神文化向着农业生产方式下的礼教文化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礼教文化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在于，前瞻性地在社会体系中引入了道德范畴，以道德索求作为规陡鋈撕蜕缁嵝形募壑抵腹椋幸庖宓氖钦庵侄缘赖铝α康囊览岛推谂问峭牙肓松裱Э刂频模醋允フ吆驼雒褡宓娜宋木跣选Ｋ抵泄幕窃缡斓奈幕且蛭庵秩宋木跣咽浅搅耸贝蜕缁岱⒄沟奈镏驶〉模颐强吹脚分匏淙灰丫肓斯ひ滴拿鳎窃谖鞣降闹髁魑幕腥匀徊荒馨谕鸦浇痰挠跋欤淙换浇淌桥分尴执ひ档姆趸鳎木癖驹慈词怯胂执壑倒勰罡窀癫蝗氲模蛭浇趟档降资蔷烁牧嫉墓砩裎幕４诱庋氖咏抢纯矗泄奈幕皇锹浜蟮奈幕浅暗奈幕粤菏橄壬崴担?quot;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哲学》１９９页）
　　另一方面儒家礼教不是高不可攀的学术教条，它是切合实用，件件有落实的。对于个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家庭"一家仁，一国兴仁"；对于各种人际关系："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quot;；并且由此可推及国家社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本段加引号的引自《大学》）。
　　弘一大师正是站在这样的文化立场上提出了"士应文艺以人传，不应人以文艺传"提醒人们重新关注人格追求与艺术追求的关系、位置。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的重要的本质差别就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价值规定。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学科分途，造成学者知识面的相对狭窄，培养出众多的专家而少有通才；另一方面教育过于关注实用，关注学者掌握和运用某种技艺的能力，而相对地放松了对学者自身品德修养的关怀，培养的是才，而不是器。这种教育是因为工业化的急需使然，然而对于中国的文艺界而言，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学者与文化本体的脱离；艺术家对人格的追求与对艺术品格的追求的脱离；艺术形式与文化精神的脱离。这种脱离使艺术下降为一种游戏，艺术家贸然地放弃了他的人文理想，成为调色板前的一名装配工，艺术品的价值就象工业品一样是看它能否被出售，艺术家的成功也象进口食品一样在于是否经过了漂亮的包装。这种观念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而在中国它肯定是意味着倒退，意味着艺术精神和艺术品格的衰弱。中国艺术家的前途和未来不会是艺术精神与艺术形式的西化，而是在于能否肩负起带领世界去寻回艺术的文化本源和人文品质的重任。
　　有两位老人的遗言在今天看来是特别有意义的，其一是西方老人黑格尔，他在《小逻辑》中针对当时德国学术界的现状警告说："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第３２页）。另一位是东方老人黄宾虹，他在《国画之民学》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在科学上虽然落后，但我们向来不主张单纯以物胜人，物质文明当然重要，而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历久不灭的， 更是精神文明。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现时世界所染的病症，也正是精神文明衰落的原因。要拯救世界，必须从此着手。"（黄宾虹《黄宾虹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７６页）。从而进一步提出了"画以人重，艺由道崇。"的主张。
　　弘一大师在青年时代就坚定了"器识为先，文艺为后"的价值理念，出家以后更加重视人品与艺品的关系，在面对僧人的《关于写字的方法》的演讲中深刻指出"倘然只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就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又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这也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弘一大师并不只是严于律人，在生活中常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在《最后之悙（忏悔）》中说："不只是我自己看不过去，就是我的朋友也说我以前如闲云野鹤，独往独来，随意栖止。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和尚'了。……日常生活，总不在名闻利养之外。……冒充善知识，受了许多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可以说是惭愧已极了。……可是近来有一件可庆幸的事，因为我近来得到永春十五岁小孩的一封信，他劝我以后不可常常宴会，要养静用功。信中又说起他近来的生活，如吟诗、赏月、看花、静坐，洋洋千言的一封信。啊！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竟有如此高尚的思想、正当的见解。我看到他这一封信真是惭愧万分了。"
　　从徐悲鸿《弘一法师画像题记》中可以看出大师对悲鸿的启示"早岁识陈君师曾，闻知今弘一大师之为人，心窃慕之。顾我之所以慕师者，正从师今日视若敝屣之书之画也。悲鸿不佞，直至今日尚沉湎于色相之中，不能自拔。于五六年前，且恳知友丐师书法。钝根之人，日以惑溺，愧于师书中启示，未能领悟。民国廿十八年夏，广洽法师以纪念弘一法师诞辰，属为造象，欣然从命。就吾所能，竭吾驽钝于师，不知不觉之中，以答师之唯一因缘，良自庆幸。所愧即此自度微末之艺，尚未能以全力诣其极也?quot;郭沫若曾请李芳远代为索求弘一大师的书法，从郭沫若给李芳远的回信中又传出了相同的信息"澄览大师（弘一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底固佳，然仅有此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殆见道之言耳。"
　　"法师弘一，一代高僧。文章道德，博古通今。环肥燕瘦，书法尤精。荣华富贵，独享无心……"
　　我们向大师敬礼，为了他的艺术成就；为了他那不懈的道德实践精神和对世界人生的透彻了悟与始终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