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佛教的兴衰

朝鲜佛教的兴衰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山水相依，自古以来交往密切。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开始有僧人向朝鲜传教，此时适逢朝鲜的三国时代。
　　（1）三国时期佛教的初传与发展
　　公元4世纪至公元7世纪，在朝鲜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北部，首先从中国接受了佛教。据高丽僧一然的《三国遗事》载：在小兽林王即位的第二年（公元372年），有前秦僧人顺道到达高句丽，送来佛经、佛像。二年后又有阿道来传教。高句丽王为顺道建立肖门寺，为阿道建立弗兰寺，佛教事业从此开基。到广开土王三年（公元394年），平壤已建寺院9座。
　　百济在朝鲜半岛中部，佛教传入稍晚。枕流王元年（公元384年），印度僧人摩落难陀在汉山建佛寺，度僧10人，以后佛教迅速流布全国。百济国王对佛教的发展给与很大的支持，建寺度僧，派遣学僧赴东晋留学，又遣僧人到新罗和日本传教，把百济变成佛教的二级中转站。
　　新罗在朝鲜半岛的东南部，传入佛教最晚，但发展最快。大约在高句丽传入佛教50年后，有一名墨胡子的僧人到新罗传法。当时梁朝使臣送来一批礼物，其中有香，新罗人皆不知其用途，墨胡子告诉他们，焚香可以发愿、乞灵。向三宝祈祷，新罗人始知有佛。当时朝内有的大臣拥护佛教，有的反对佛教，国王近臣异次顿自愿舍身殉道。据说杀死异次顿时，他的头飞上庆州的金刚山，脖子喷出数十仗高的奶白色血，还发生了大地震。反对佛教的人大为惊骇，不敢再诋毁佛教了。以后新罗国王建了许多寺院，允许百姓出家为僧，并派遣大批的学僧到中国求法，产生了一大批名僧，其中圆光法师最为著名。圆光（公元532年——630年），俗姓陈，25岁到中国求法，兼学儒术。他对《成实论》、《大涅磐经》深有研究，又曾讲解《般若经》和《摄大乘论》。在高句丽、百济攻打新罗时他代表国王向隋朝请求增援，并且回国抗战。在反抗外敌入侵的环境下，他提出“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显然他是把儒家伦理和佛教五戒结合了起来，用于战时环境，朝鲜的佛教从一开始便具有“护国”的色彩。
　　（2）新罗统一时期的佛教
　　新罗王朝联合隋、唐，逐渐吞并了高句丽和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当时中国国内也是政治统一，佛教的发展出现了鼎盛局面。受中国影响，新罗王朝的佛教也开始走向辉煌。
　　元晓（公元617年——？）大师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僧人。他自小出嫁，31岁与学友义湘共同赴中国求学。途中夜半遇到风雨，他们到一土窑中躲避。元晓口渴，在黑暗中摸到一块有水处，痛痛快快喝了一气。第二天早晨一看，他们是在一个坟墓中，夜间所喝之水竟是死人骸骨中积存的。恶心之余，心中忽有所悟：“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故畲墓不二，”“心外无法，何为去唐求师？故不赴唐”。元晓的经历颇似日后中国禅宗的“开悟”。他返国后，或入酒肆娼寮，或持金刀铁锡，言语狂悖，行为乖张，但是他的佛学理论是无可否认的。国王请为《金刚三昧经》作疏，疏成之日，国王和众多大臣临门听讲。他所作的《大乘起信论疏》称为“东海疏”，连中国名僧法藏作《大乘起信论义记》中皆多引用之，他另外还有许多著作，在当时的佛学界声望巨大。
　　义湘（公元625年——702年）是朝鲜华严宗的创始人，他到中国后，在长安终南山师事智俨，研习《华严经》。回国后在太白山奉敕建浮石寺，聚徒讲解《华严经》及其有关论、疏，名声广被，弟子众多。他本人著有《华严十门看法观》、《一乘法界图》等，朝鲜的华严宗从此流传。
　　圆测（公元613年——696年）大师是朝鲜法相宗的创始人。他出身于王族，到长安慈恩寺求法，成为玄奘大师手下的得力助手，协助译经。著有《成唯识论别章》、《二十唯识论疏》等等，在中国就很有声望。新罗神文王曾召他回国，被武则天拒绝，最后圆寂于洛阳。他本人虽未回国。但已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正、胜庄等人继承了他的法系，立朝鲜法相宗。
　　唐中叶以后，禅宗开始在中国佛教界取得了突出地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赴华留学的朝鲜僧人，都是学习南北方各派禅法，回国后建立了所谓的“禅门九山”，其中除一派传北宗，一派传曹洞外，余皆出自马祖一系。这九山及创始人分别是：（一）迦智山派，创始人道义。（二）实相山派，创始人洪涉。（三）曦阳山派，创始人智铣。（四）桐理山派，创始人惠哲。（五）凤林山派，创始人玄昱。（六）圣住山派，创始人无染。（七）朦崛山派，创始人梵日。（八）师子山派，创始人道允。（须弥山派），创始人立严。
　　在新罗王朝后期，佛教其他宗派在朝鲜也有传播。新罗僧明朗、传入中国的早期密教，在朝鲜称“神印宗”。惠通、明晓等人从善无畏学“正纯密教”，又称“真言宗”。另外，净土信仰在新罗时期也开始流行。
　　（3）高丽王朝时期佛教的繁荣
　　公元928年，新罗部将王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高丽王朝。王朝从太祖起就对佛教采取扶植政策，促成佛教更快地发展。义天和知纳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义天（1009年——1101年）实高丽文宗的第四子，11岁奉父命出家，31岁赴宋求法。义天在中国华严、天台名僧门下学习多年，具备了很高的宗教修养。他把当时中国久已遗失的两家经典带来，很受中国僧人的欢迎。回国后借助国王的支持，开创了“东海天台宗”。他收集的经论编撰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又称《义天录》，在佛学史上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他提倡教观兼修，对条和当时朝鲜禅宗与天台、华严诸教的矛盾有很大贡献。
　　知纳（1158年——1210年），俗姓郑，8岁出家，始学华严，后投禅门，因读宋代大慧宗昊的语录而开悟。以后四方游学，广为传教，开创自己的宗派，借禅宗祖庭所在地命名为“曹溪宗”。他提出了定慧并修，顿悟渐修的理论，进一步调和禅、教之争。中国的禅宗主张顿悟，其他的宗派主张渐修，而知纳认为：人的开悟靠顿悟，但开悟之后并不能解决了一切烦恼，还需要渐修，才能真正成佛。这样就使朝鲜的禅宗有了与中国不同的特色。曹溪宗创立以后，影响很快就超过了其他“九山”，成为禅门最大的流派。
　　高丽王朝佛教繁荣，还有一大壮举，即刻印大藏经。宋代《开宝藏》的雕印，给予邻国很大的影响。宋太宗宋高里一步，后又有高丽僧人入华求得数部。显宗二年（1011年），契丹入侵，为表诚心，求得佛祖保佑，朝廷发愿刻印一部大藏经。此经大约于宣宗四年（1087年）完成，基本以《开宝藏》为底本。后又编印《续藏经》，收入义天从中国带来的及在朝鲜发现的经论多部，比之宋版大藏经更为丰富。高丽王朝末年，蒙古入侵，高宗发愿再印大藏经一万卷。这次的《再雕大藏经》共得628函，6558卷，空前完整。由于共有雕版八万块，所以号称“八万大藏”。
　　（4）佛教的腐败与衰落
　　新罗王朝和高丽王朝的统治者对佛教非常倚重，把佛教当成国教，在民众中宣扬“护国信仰”。在隋、糖、契丹、蒙古入侵时。王朝每每祈灵于佛祖保佑，有时因特殊的地理、军事条件限制。暂时保住了小朝廷，便大作佛事以谢恩。高丽王朝的佛事包括：修建寺院，主办法会。斋贫饭僧，燃灯赞佛等等。以饭僧为例，高丽显宗一次便达十万之众，花费巨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由于有国家的供养，出家便具有了很大的经济好处，于是僧尼人数骤增。高丽效法唐朝，建立了僧官制度对众多僧人加以管理，但仍无法防止僧人的腐败。当时许多高级僧侣过着贵族般的豪华生活，他们掠夺民财，殴打无辜，饮酒跳舞，甚至强奸民妇，造成了信奉儒学的大臣的反感。高丽末期和李朝时期，随着宋明理学的输入，朝鲜排佛之议日高。李朝几代帝王采取了打击和严格限制佛教的政策，是朝鲜的佛教逐渐趋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