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

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
　　崔正森
　　(山西省社科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 要：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菩萨信仰之一。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由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和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等传入中国。安世高始译出阿含部、宝积部、经集部等三藏典籍56部62卷，其中多是小乘典籍，但亦不泛大乘经论，且还有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2部2卷。因此说，安世高不仅是中国佛典翻译事业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拓者、丈殊信仰的始传者。
　　关键词：文殊信仰；安世高；生平行履；宣译佛典；丈殊经籍
　　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菩萨信仰之一。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而传人中国的。宋代高僧志磐的《佛祖统记》卷第三十五载：
　　(永平)七年，(汉明)帝梦金人，身长丈六，项佩日光，飞行殿庭。旦问群臣，莫能
　　对。太史傅毅进曰：“臣闻周昭之时，西方有圣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将蔡惜、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访求佛道。
　　十年，蔡惜等于中天竺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
　　以白马，达洛阳。腾、兰以沙门服谒见，馆于鸿胪寺。
　　十一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摩腾始译《四十二章经》，藏梵本于兰台石
　　室，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摩腾和竺法兰是从印度来华至都城洛阳的最早僧人，他俩带来的优田王第四作旃檀佛像是中国最早的佛像，永平十一年(68)摩腾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佛经。所以，一般就把东汉永平十年(67)定为了佛教传人中国之始，永平十一年(68)作为中国佛典翻译之始。但因“以后八十年间，西域与中国之交通几于中绝”，[1]（P109）故由西域诸国而来中国的僧人，或有或无，都无若何显著之迹。尔后，开始把佛教典籍有系统地传译到中国的僧人，当是东汉时来华的西域僧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因此说，他们不仅揭开了中国佛典翻译的序幕，而且也使文殊师利菩萨登台亮相，和中国人民初次相见，遂就分别介绍他们的生平法绩，特别是初传文殊信仰的功绩。
　　揭开佛典翻译史册的一代大师安世高
　　佛教源于印度，印度的文字为梵文，语言为梵语，书籍为梵书。所以，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梵文藏经翻译成语言流畅、义理明析的汉文藏经。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梵汉兼通、佛理娴熟的通人来从事这一翻译工作。而于东汉桓帝建和初年(147)辗转来华的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就是这样的一位译经大师。
　　、生平行履
　　安世高，名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太子。以其为王种，西域宾旅又呼为安侯。安侯，是其号也。他天赋甚高，聪明好学，博学多识。梁·慧皎《高僧传》说他：“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其再传弟子康僧会在《安般守息经序》中，也称他：“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他不但通晓多种文字、深谙哲理，而且兼通阴阳兆卜、医方异术，甚至连鸟兽的喁喁私语也能会得，真是一位无学不通的博学大家。因此，他也像许多宗教家一样，有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怪不得其本《传》说他：“俊异之声，早被西域。”[2]
　　高公的祖国是安息国。安息国建立于公元前250年时斯基泰族之特赫部之酋长阿尔萨克斯，以其国王阿尔萨克斯之音译，中国称其为安息国。中国与安息国正式交通，当在安息国王米斯里二世，即西汉武帝之时。其时，安息国为西域诸国中最大的强国。它不仅是东西贸易之中心，且为四方国情交换之要冲。盖因安息人多行商于四面八方，自得多闻，为思想交换之媒介。其国佛教自阿育王传道以后，遂由印度西北境而传人大夏，又“由大夏国而传人”。[1]（P109-110）这是因为“安息夙与佛教流行之大夏国相接，政治上之交涉不绝，而两国商业上之往来，尤为频繁，大夏之佛教流人此国，当如自然之趋势。且自公元前第一世纪中叶以后，大月氏之势力，亦及于安息，大月氏又尝出以宏布佛教为己任之英主，则安息之蒙其影响，更可得而推察也。”[1]（P110）这里说的“以宏布佛教为己任之英主”，就是“公元第二世纪初期及中期在王位之”“迦腻色迦二世”。[1]（P66）他之时代，“亦即安世高之时代”。[1]（P65）可见，安息国也盛行着佛教，其不仅有小乘“盛行的说一切有系”，[3]（P50）而且也有“大乘佛教流行”。[2]（P40）那时，凡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其王室贵族多是最热忱的信奉者；高公从小生活在安息国的宫廷王室，自幼就耳濡目染，加之他天性纯厚，志行高洁，“幼以孝行见称”，长大后又“奉戒精峻”。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说：“安息，于公元第一世纪之前半，国有内讧。自是以后，相继叛乱。自公元40年起，五年之间，歌塔尔慝斯与华尔唐纳一世，常动干戈，互相仰求大月氏之援助，而大月氏则时袒此方，时护彼方，率乘安息国之衰惫，而攻灭之。”[1]（P154）高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月氏国强盛，安息内乱，互相残杀，国力趋于衰落之际。因此，在他父王逝世之后，虽然继承了大位，但他忧内患外，“深惟苦空，厌离形器”；[2]（P4）故在服丧期满后，毅然让出王位，交与叔父，果断地走上出家修道之路。
　　出家修道之后，高公所接触到的佛教，主要是其国盛行的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这一部派是从阿育王到孔雀王朝覆灭(前250—前185)的这段时间内，于印度西北形成的。据该派的《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佛灭后第一次结集时，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三藏：其经也是四阿含，但将《相应阿含》作为根本经典，置于首位，是其特点，其结构是四分十诵；其它《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的内容也如是，只是编排有异而已。其律是《十诵律》，它的广本就是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其论是讲种种法的，名为“法蕴”，即唐·玄奘译的《法蕴足论》。该派的特点是教区广，势力大，学术思想及作风比较保守，每以佛教正统自居。其理论是为了排斥异己而重新编成的《发智论》、《六足论》和《大毗婆沙论》，其特色是都冠以阿毗达磨，即《阿毗达磨发智论》、《阿毗达磨六足论》和《阿毗达磨毗婆沙论》。阿毗达摩，译为对法。其义是抉择法相，即通过认识宇宙万有的诸法真相，悟人圣智，得到解脱。该派还认为欲贪、嗔、有贪、慢、无明、见、疑，是根本性的烦恼，叫“七随眠”，经常与心相应，也是一类心所，这就是说心是杂染的而非本净的。所以，他们就把心分成了杂染心和离染心两种。去掉杂染心，实现离染心，就会得到解脱。这也是该派的一个特色。再是，该派主张“三世实有”。所谓三世实有，即是说诸法法体三世俱存，法用则是现世才有。换句话说，就是法体只有一个，由于位置不同而三世有别。这是它的最大特色，也是其名之由来。前面说过有部在编辑自己的理论时，都要冠以“阿毗达磨”，阿毗达磨就是注重思辨分析，这说明它们的理论是从阿毗达磨发展来的，所以在其实践中就偏重知解，但他们也不废禅定，反而是在阿毗达磨的基础上运用禅定。又因阿毗达磨，也称数法，所谓数法，就是用种种法门，数数加以分别。因此，人们就把说一切有部的理论概括为“禅数学”。禅数学就是一面讲禅，一面讲数。这一学说在中国得到发展，对中国佛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里说的东汉一代译师安世高就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佛典，重点介绍了禅数学。
　　由于高公“志业聪敏，刻意好学”，故在出家后不久，便能“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2]（P4）成为西北印的一位佛学巨擘。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中说，高公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弘化佛教为己任，是由“或遭统治者之迫害”，“或当时安息国佛教盛行，传道热极其炽烈，以致不能不向他国宣传”[1]（P109-110）等因。至于高公来中国传教之由，盖是中国与安息国早在汉武帝时就有了正式交往。此后二百年间，两国交往，虽经断绝，但到后汉章帝章和元年(87)及其翌年，安息国王还遣使来中国献狮子及拔符；其后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国王满屈又遣使献狮及子其安息雀。而中国所产之绢布缯彩，昔日皆经印度和安息输往欧洲，两国间也有贸易交往、国情交流，乃至叹大汉帝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故在其遍历诸国，满腹经论，乃需宣化之时，选择了大汉帝国。其本《传》说他：“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在通达梵汉语言文字的基础上，他便边译边讲。每开讲席，听者云集，其法缘之盛，声望之高，时当罕有!所以，中国第一个出家修道的临淮人严佛调也北上洛阳，参与讲次，并协助高公翻译佛典。梁·慧皎说佛调：“绮年颖悟，敏而好学。”“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2]”’”可见，高公得佛调之力不少。
　　宣译佛典
　　佛典的翻译历史，一般分为三期：自东汉至西晋为第一期。第一期中，最初的译经大师，学界、教界公认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后的健将是西晋竺法护。那么，中国佛教的第一位译经大师安世高译出多少经典?其中，哪些是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呢?东晋杰出的佛学家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认为，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至灵帝建宁三年(170)的20余年中，高公“译出30余部经”；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一《安清传》云，高公“先后所出经论，凡39部”；梁·僧枯的《出三藏记集》卷第二载，高公译出经论“34部，凡40卷”；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曰，高公译出经论“176部197卷”；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卷一说，高公“译经95部115卷，54部59卷见存，41部56卷缺”。为什么这5家记载高公译经总数不同呢?笔者认为，或由统计的译经年数不一，或由高公权迹隐显，或由应废多端，或由传者纰漏，或由真伪难辨，众说纷纭，如现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认为，高公译本“共有35部41卷，现存22部26卷”[4]（P1）现代学者敏之认为，高公所译而现存的佛典有“22部26卷”，高公所译而已佚者“14部15卷”，高公所译现存而不能肯定者为“35部36卷”。[5]（P33-34）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则说：“以《开元释教录》所传最为正确。”总之，古往今来的专家、学者，对高公所译佛典数目也不一致。所以，今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的修订新版《大藏经》和卍《正藏经》统计，高公所译佛典为56部62卷，其中，小乘经45部48卷，小乘律3部4卷，大乘经8部10卷，说明高公所译多是小乘四阿含中之佛典，但也不泛大乘佛典，而且内有关于禅宗的《大安般守意经》2卷、《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1卷、《禅行法想经》1卷、《道地经》1卷、《佛印三昧经》1卷、《自誓三昧经》1卷等等，这又说明高公所译佛典的学术思想，重点是有关部派佛教上座系定慧两方面的学说，联系到实际便是止观法门。定者，定学，即禅法；慧者，慧学，即数法。定慧学，就是道安说的禅数法。可见，高公所译佛典对于禅数颇为系统完备。梁·慧皎《高僧传》卷一《安清传》引《别传》云：
　　晋太康(280-289)末，有安侯道人来至桑垣，出《经》竟，封一函于寺云：“后四年可开之。”
　　桑垣人乃发其所函，财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是日正四年也。《别传》虽为传说，但与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云的“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共请受，乃陈慧义，余助斟酌”之言，基本相符。可见，世高的禅数学，由陈慧传其慧学，由再传弟子康僧会传其定学，便流传于后世了。其所译经，后人多有评说，东晋高僧弥天释道安说：“昔汉氏，有安世高者，博文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6]（P43）安公“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列代明德，咸赞而思焉”。[2]（P7）梁《高僧传》的作者释慧皎在《安清传》中说：“天竺国自称书为天书，语为天语，言训诡蹇，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经之首。”其“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蜜而不倦焉”。照这样“能示正义”，“能尽翻译之致”者，在汉一代唯其高也。
　　高公正式开创了中国佛教的翻译事业，尤其是他系统地把小乘禅数学传人中国，这是历代史家所公认的，但对其所译大乘经典，论及不多，尤其是对有关文殊菩萨的译典更是凤毛麟角。现就高公所译大乘经的《大乘方等要慧经》(与宝积部的《弥勒菩萨问八法会》同本)1卷，《宝积三昧文殊问法身经》(与《遗日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宝积部的《人法界体性经》同本)1卷，《无量寿经》(与宝积部的《无量寿会》同本)2卷，《如幻三昧经》(与宝积部的《善住竟会》等同本)2卷，《佛印三昧经》1卷，《大道地经》1卷，《八大人觉经》1卷，《大安般守意经》1卷等中，有关文殊菩萨的《宝积三昧文殊问法身经》1卷和《佛印三昧经》1卷，作一简要论述。
　　《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的异译本是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所译的《人法界体性经》，凡1卷。本《经》的主要内容是，佛人宝积三昧，自三昧起，与文殊师利菩萨问答法身不生不灭、不染不净、不别不异、一相无相等之深义，后又有长者舍利弗与辩才无碍的文殊师利菩萨之应答。那么，何谓宝积三昧呢?本《经》载：
　　文殊复问：“何故名宝积?”佛言：“譬如摩尼珠，本身净好，复以水洗，置平地，转更明彻，无不见者。属所入三昧，见东方无央数阿僧祇刹土及佛，已复悉不现。住是三昧，无不见诸法本际。其有住者，以为得印。”宝积三昧，如摩尼宝珠能映彻一切，人此三昧，无不见诸法实际。如摩尼宝舍有四角，从一角视悉见诸角，无所缺减，是故见诸本际。何谓本际呢?佛问文殊：“知本际不?”则言知。“何所是?”报言：“我所处是为本际，诸所欲人异际。在是际者，亦不在法，亦不在善恶，诸法亦如是。其知是者，审以知之。凡之知者，以无所知。从本传习，莫有作者，是故无有底。”本际，就是实际、真如、法性、法身。对于法身，佛说：“法身无有数，何以故?不言是凡人是不凡人，法身等无差特无所散。身是为法身，譬如四渎悉归于海，合为一味，若干名法为一法身。诸所有种，各各有名，合会聚之，名曰谷。若俗事道事，悉合为一法身。所以者何?不可指示，是为俗事、道事亦不可说，是俗事身是为法身，亦不可见视。”对此，文殊菩萨也说：“法身无所生无所灭。所以者何?常住故。亦无有垢，亦无有净，所以者何?无有过者，亦无脱功<无所脱。”说明本际即是大乘所指的法身。由此看来，该《经》是大乘经典。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文殊说的“我所处是为本际。在是际者，亦不在法，亦不在善恶”。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文殊所处就是真如、实际。他是站在真如、实际的立场上，为人说不二法。他所代表的般若即是实相般若。这是本《经》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理解文殊法门的一把金钥匙。又，《他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卷下云：
　　以住于本际而知诸法；已住怛萨阿竭，于法无所不入，于三世而等；入于法身悉知诸法，其相若空不可坏；视诸法悉等无有异。怛萨阿竭就是住于实相时，就会如来如去，来去相通；为实知，如实说。佛是这样，文殊亦如是。这就是说，文殊无法不入，无世不入，悉知诸法；诸法平等。这又是文殊法门的一大特色。
　　《佛印三昧经》是《佛说佛印三昧经》之略，凡一卷。其主要内容是佛在耆阁崛山人于三昧，光照十方，阿罗汉、诸菩萨等大众云集，弥勒、舍利弗问文殊菩萨佛身所在何方?文殊菩萨令舍利弗诸阿罗汉和弥勒诸菩萨人于三昧，八方上下求索，不见佛在何处，也不知佛行的是何种三昧(禅定)，遂对文殊菩萨说：“愿从佛闻。”须臾佛现，乃问其义，佛说是住于深般若之佛印三昧。那么，何谓深般若之佛印三昧呢?佛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智慧印”。并说：“菩萨求道欲得作佛，要当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者，是八方上下诸佛大父母也，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乃得作佛耳。”《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我国唐代著名的翻译家玄奘三藏翻译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其最著名的略本是姚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再略本是著名的唐代旅行家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一卷，全文261字，为《大般若经》的精髓。《佛印三昧经》说，要想疾得成佛，就的供养、讽诵、书写、体会、奉行此《经》、修行佛印三昧。佛印，就是诸佛心印，即诸佛之大道——诸法实相。佛印三昧，就是人于诸法实相的禅定。若用此《经》话说，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智慧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智慧印，简称智印，如人有印即得人国，以般若之智为印，则得人实相之理，这就能刊定是非真妄等，故名。《法华义疏》曰：“如人人安稳国，有印得人，无印不得人。菩萨得此三昧，解人实相。”佛和文殊菩萨就得此三昧，所以本《经》伊始：“文殊师利菩萨最高才第一，光明智慧与诸菩萨绝异，无能及者。”文殊一登场，佛就告诉诸菩萨和阿罗汉，文殊地位最高，智慧第一，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美好印象。
　　总之，在中印度僧人摩腾、竺法兰于东汉永平十年(67)把佛教传人中国之后，经过80年，有安息国僧人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建和初年(147)来到洛阳，从翌年(148)至灵帝建宁三年(170)的20余年中，始译出阿含部、宝积部、经集部等大小乘诸经后，即有东晋名僧释道安、康僧会、谢敷作等，或为之作注，或为之作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因此说，安世高不仅是中国佛典翻译事业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拓者、文殊信仰的始传者，诚如道安法师在《阴持人经序》中赞世高曰：“大慈流洽，播化斯土。译梵为晋，微显阐幽。其所敷宣，专务禅观，醇玄道数，深矣!远矣!”
　　参孝文献：
　　[1](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11．
　　[2]梁·释慧皎·汉洛阳安清．高僧传卷(1)[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2．10
　　[3]常觉·东汉一代译师安世高，现代佛教学术丛刊(49)·佛教人物史话[M]．台北：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67年6月．
　　[4]吕潋·安世高，中国佛教(2)[J]．北京：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1982．8．
　　[5]张曼涛·现代佛学丛刊(38)·佛典翻译史论，敏之·安世高所译经的研究[J]．台北：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67年．
　　[6](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六，释道安·安般注序(3)·大藏经(55)[M]．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元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