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台湾佛教之困境

　　浅析当代台湾佛教之困境

　　当代台湾佛教作为当今世界佛教最活跃的地区，无论其现代化的转型，还是其多元化的发展局面，都众所公认地走到了整个华人地区佛教的前列。因而以现代台湾佛教的发展转型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的经验、问题与不足，可能对整个世界佛教的发展都会有所稗益。
　　随着台湾社会的迅速现代化，台湾佛教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道场硬件建设而言，重修、新盖的大小佛寺与精舍、莲社或居士林如雨后春笋，法会诵经、佛七禅七、礼忏共修等传统活动也十分兴盛。在软件的文教方面，佛学院，研究所甚至社会性的大学，已办的正要筹备的，越来越多，其素质日见提升，慈善救济与弱势关怀的成效可观，僧侣居士热心弘法，信众增多。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出，台湾佛教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台湾佛教的“兴盛”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在“兴盛”的背后，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佛教事业的过度世俗化、商业化，教义思想的贫弱，修证体验的贫乏，社会批判意识的淡漠等等，这种内在贫乏而外在兴盛的局面久而久之对台湾佛教的发展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蓬勃发展的佛教事业世俗化、商业化，与佛教根本精神的背离
　　当前台湾的道场、寺院功利商业气息越来越浓，佛教事业在一片繁荣的面貌下逐渐世俗化、庸俗化，在适应现实社会的同时却偏离了佛教内在精神，这已经成为佛教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和担忧的问题。
　　台湾佛寺越盖越多越大，却往往僧侣住众稀少，硬件建筑粗俗简陋，或者流于豪华富丽，显不出东方宗教建筑风格，尤其缺乏环保意识，甚至任意破坏山林生态。
　　佛寺的文教活动软件方面更是欠缺，经忏佛事、水陆法会，似乎泛滥严重。在弘法方面，流行的法门以方便法门较为盛行，台湾佛教信众虽然发展迅速，可惜大都仍停留在消灾求福求功德，求长寿求发财等等俗世利益的追求。除此之外，宗教化产品的大量上市，像是阴宅(骨塔)、禅坐教室、素食与佛教文物流通处等等，除了说明了“佛理商品化”的心理需求以外，也表明台湾佛教宗教商品化的趋势越来越浓。寺院道场没有了修道的气氛与情操，宗教精神迷失而走入商业气息，完全世俗化，这是台湾佛教令人担忧的一大现象。
　　对此，佛教界和学术界有人开始反思佛教世俗化现状同对人间佛教思想的曲解是否相关。温金柯先生就认为浅化的菩萨道，是俗化的佛教的土壤和促进剂，今天台湾佛教界俗化浅化的风气弥漫，与这样将“人间佛教”庸俗化的思想不无关联。
　　也有许多学者指出当前台湾佛教在向世俗社会快速普及的同时，产生了“边缘化”问题，所谓“边缘化”，就是偏离佛教深层义理精神，仅仅满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而在深层的佛教义理精神上却没有什么更深的突破。比如开展得轰轰烈烈的佛教环保运动，其时所做的工作也仅限于资源回收、植树、爱惜物品等等社会上早已有之的活动，而没有更加全面深入根本性的环保理念和行动。更少有深入的教义作为佛教环保工作的理论支持，大部分的佛教环保工作，都仅仅停留在“惜福”、“护生”等旧有的理念之上，而这些都是社会上已经行之已久的理念，看不出佛教的创建在那里，只是跟着时代的后面走罢了。没有突破性的思想作为理论后盾。
　　再如对佛教戒律的现代转化，现在佛教界所作的仅仅是对那些对不合时代的规范与戒律重新加以检讨，以求得被动的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不过是对现代社会的被动应对和机械便宜的组合。而对于像是妇女解放、死刑、自杀、坠胎、安乐死、器官捐赠等等现代社会中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根本没有纳入到佛教教义系统内部进行创造性转化，更不要说将现代社会的新知纳入到戒学体系中重新给以诠释。在佛教事业一片繁荣的表像之下，并没有什么新的佛教理念，更看不到什么佛教义理上的整合创新。
　　在缺少佛教义理创新诠释之外，内证精神的缺失也是导致当前台湾佛教过度世俗化的重要原因。在佛教事业表面繁忙热闹的大场面下，恰恰缺少了作为佛教根基的修证法门。在台湾，越来越多的人对佛教的过分世俗化产生不满，而涌动着一股厌弃世俗化，向传统修证道路复归的潜流。这从最近十年来藏传、南传佛教，以及标榜修证法门的新兴宗教和宗派在台湾快速发展可见一斑。因此有学者呼吁强调佛法与世间不共的地方，即是佛教独特的修证精神，以及由此所开发的独特智能。在短短的十年中，惟觉法师的中台山迅速崛起，成为当今四大山头之一。
　　1996年夏天，有132名大专青年在中台禅寺出家，成为举世震惊的“中台山事件”。是年，耐人寻味的是，与世俗社会保持紧密联系的佛光山突然宣布“封山”，以潜沉下来充实内部。从这一系列迹象中，不难看出台湾佛教界对内在修证道路的复归。佛教是重自内证的宗教，它以自觉觉他为核心，它不是简单的经由宣誓入教、信守戒条就能够将佛陀出世的本怀彻底地显露出来。三宝的住世不是佛像、经典、僧侣等象征性的存在就能充足，而必须是不断有人体解佛法、修证佛法、以慈悲与般若化世、这才是真正的三宝常住。故佛教之权威性与合法性，也就必须建立在证悟的基础之上。
　　因此即使一个地区皈依佛教的人数众多，但却普遍地不解佛教义理，不知修证之道，那么这个地区的佛教之兴盛，绝不等同于佛法之昌明。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以其贫乏的内涵、空洞的教理，即便是表面上看起来再兴盛，只能加速佛教的俗化浅化，乃至变质成不折不扣的世俗团体。这样即使信众规模再庞大，水陆法事再热闹，佛教事业再兴盛，都无补于佛法衰亡的事实。
　　二、佛教经济泡沫与山头主义
　　当前台湾佛教，在经济繁荣的带头下，也随着带来一片繁荣新景象；不过，在一片繁荣的表相下，台湾佛教也明显地衍生出一些值得忧虑的现象。台湾佛教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片兴旺，但事实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泡沫佛教”，即在大量吸纳并消耗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资源。“泡沫佛教”同最近几十年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相关，山头林立的教团现状，更加重了资源的重复与浪费。
　　佛教原本宗派法门众多，但是台湾佛教现今的不同派别，演变到彼此门户森严，山头色彩浓重，各拥地盘，互不往来，道场子孙化、私有化，丧失了佛教十方道场的精神。表现在佛教事业的兴办上，每个人都只考虑自身的发展，不惜大笔大笔地投资和扩充下去，造成诸如一窝蜂的办学校、扩充道场的情形。就办佛教大学来说，已经有华梵工学院、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佛光大学、慈济医学院等等，可是仍有不少人还想再办，问题是佛教的资源只有这么多，久而久之不是导致佛教资源枯竭，少数的佛教人才因此而疲于奔命，就是佛教教育质量的下降。
　　事实上在许多方面的事业经营都存在大量重叠浪费的现象。诸如在佛教大学的筹建、宗教法的修订、僧伽人才的培养、宗教福利整合等等问题上，台湾佛教界都未能取得一致的共识。这与台湾佛教一直就饱受批评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门户之见”等现象有着直接关系。
　　台湾佛教绝大部份都是以某一寺院或某一法师所主持的少数寺院为主体进行弘法工作。这种单独弘法的形态，与日本(如日莲宗、净土真宗等)、韩国(如曹溪宗)之以某一宗派系属上万或数千寺院来推动弘法工作的形态，两者在效率上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方面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台湾佛教寺院在名义上也有宗派传承，但实际行事，则以个别寺院为主。而且也没有一个属于该宗派的中央级组织来从事该宗业务的整体策划。
　　而被一般人视为佛教最高行政单位的中央级佛教会，如台湾地区的中国佛教会，其实只是在政治法令监督下的民间组织而已，并没有像日本、韩国那种宗派中之大本山的统辖地位及决策能力。这种以一两座寺院个别弘法的形态，就像战争时的游击队一样，无法具有正规军的大型装备及作战效果。要成就较大规模的佛教事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加上由于没有中央组织之整体、细密的规划，各地寺院彼此之间未经协调所从事的佛教事业，不仅难以精致，而且也有重复、浪费，及较易失败的可能。
　　有鉴于此，许多有识之士都纷纷倡议台湾佛教界试着协调统一办事，合作事业，共享佛教资源。近年来佛教团体在若干议题上像是反贿选、器官捐赠、生活环保或是心灵净化等等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一致性的共识与步伐，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质利益与权力的运作时，台湾佛教界还是没有取得较为一致性的共识，诸如佛教大学的筹设、宗教法的修定、僧伽人才的养成(学制、联合文凭等)、僧伽保险、佛教艺术创作的本土化风格以及宗教福利资源整合等等议题的检讨。由于牵涉到道场自身利益，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短期内可能难以有大的改进。但是至少也要学着在相互协商之后，再各自谋求发展，将佛教的资源作有计划的合理利用，如此，台湾佛教的事业发展才会比较容易有特色和成效。
　　其实，在台湾也早有人指出，从佛教发展史来看，早期教团的分裂，及中国屡次引起的排佛运动，都无法排除其中寺院过于富有及其带来僧团腐化的经济因素。
　　江灿腾在台湾《佛教文化》1991年11月号上，发表题为《台湾寺院经济的来源与管理》的社论，和《当前台湾寺院经济问题的省思》一文，就告诫必须考虑到佛教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不要将台湾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资金，作几乎穷尽式地汲取。应该事先考虑到，一旦资源不足时，又如何维持庞大的道场开销，以避免发生“树倒猢狲散”的凄凉状况。近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提醒我们：当泡沫经济消退时，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泡沫佛教”也必然消散!而且这对于台湾整体佛教的形象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三、 社会批判意识的淡漠
　　台湾佛教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配合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佛教体制的改革。今天的台湾，佛教已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体系有了复杂的共生关系。这也使得佛教在讨论现代性之问题时，往往倾向维护现行体制，或避开对主流社会体制的反省与批判。就在佛教适应新环境，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同时，佛教的批判正在消失。
　　不再有人从负面角度来看待现代以及现代性，从佛教的观点去批判社会中的不公正、不正义、不人道，去质疑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去反对科层组织官僚化的企业体系，以及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批评。现代台湾佛教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却失去了佛教应有的超越性、批判性精神。
　　例如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佛教环保事业上，杨惠南教授就指出这种看似兴盛的环保事业不仅欠缺深入的佛教理论作为推动环保工作的理论依据，而且过分强调内在的心净更甚于外在的环境。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最大污染源都不是来自于家庭垃圾或是个人的破坏行为(如随手丢垃圾、砍树等)而是来自于资本家和政府由于掺杂了利益的问题而没有做好环保措施。因而环保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漫无节制的经济成长与激烈的争夺竞争，乃是台湾环境劣化的原因。”而现在所推行的环保运动多是注重对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忽视了对深层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批判。
　　杨惠南教授将之称为“美容师型”，意思是只注意到环境的消费面，例如消除垃圾或废物利用，而不追究是谁在制造垃圾。因而回避了对于制造污染的资本家和政府的批判立场。再如在宗教福利事业，王顺民在《当代台湾佛教变迁之考察》中指出，现代台湾佛教的宗教福利事业理念还是源自于传统佛教教义，诸如像是看病功德最大、福田以及无常等等观念，这就使得当代佛教福利事业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局限于直接提供福利服务，而无法像西方宗教那样直接深入到质疑政府措施，并表明立场乃至于直接谋求参政途径等等服务模式。
　　比如慈济医院的设置乃是由于过去医院的保证金制度以及偏远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但在庞大的慈济全省医疗网被架撑起来时，却没有人去质疑台湾地区整个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结构性事实。像这种主动、示好的合作形态的以传统慈善性为基调的救济事务，不仅是政府当局所乐于见到的，而且也与国家机器之于西方宗教团体的互动型态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换而言之，当前台湾佛教所从事的工作本质上还是仅仅限于“残补性”从事医疗济贫传统的济众工作；“替代性”骨髓捐赠资料中心；“合作性”像是佛光山接办高雄县政府兴建的老人公寓；根本没有上升到批判性持以监督的立场，以及谋求将自愿部门的意见真正融入公共政策厘定、参考之中。
　　此外，在一些涉及到社会公义的问题上，像是人权关怀、社会改革、卫教护法等等，虽然当代佛教也向前跨出了一步，但是，还仅是停留在僧尼个人性小规模的行动诉求，而没有形成制度性的诤言管道。也就是说，对于种种深层次的社会性问题，当代台湾佛教还没有给予正面的响应以及深沉、结构性的思考。
　　有学者指出，佛教之能贡献于当今或未来社会的，不在于它能如何适应现代、可应用于现代社会之中，而在于它的理想价值悬设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在与它之于现实社会的前瞻性与超越性。因而台湾佛教不应仅仅停留在早期的社会适应层面，而应当提升到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层面，树立起佛教对于现实社会的超越性和批判性，这正是当前台湾佛教发展过程中所应引起重视并遵循的。
　　现代台湾佛教在蓬勃兴旺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诸如佛教根本精神的缺失，过度商业化、世俗化以及各自为政、山头林立等问题，说到底，就是佛教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协调好适应现代社会与保持佛教精神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整个佛教发展史中，如何保持佛教根本精神同时又能够适应世俗社会形式一直是困扰佛教发展的难题，教义的佛教(佛教的根本精神)和佛教世俗形式(佛教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形式，诸如教团制度、戒律仪轨等等)作为佛教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彼此之间却又很难协调。在最初，佛教之所以强调外在的形式，乃是为了协调修道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保障解脱或成佛的更好实现。但世俗佛教的过分发展常常会导致佛教根本精神的衰落，也即老子所谓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佛教的世俗形式源于佛教的根本精神而又损害着胜义的佛教，这是佛教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对于这一点，佛陀早已有所预见“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
　　真正能够毁损佛教的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正是各种形式的世俗佛教本身。当前台湾佛教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适应时代方便的多，契合佛法如实的少。”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却失去了应有的超越性、批判性的佛教根本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世俗化也是世界上各大宗教的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佛教作为宗教，本质就在于其批判现实的超越性格。如果不保持胜义佛教的超越性、批判性精神，佛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而，如何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使佛教化世俗而不被世俗所化，是今后佛教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