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台宗向日本传播的研究

　　关于天台宗向日本传播的研究

　　天台宗始创于北齐慧文禅师，据《佛祖统记》卷六及天台宗《东土九祖记》记载，慧文禅师因读《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论》卷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之偈，悟龙树菩萨即空即假即中之妙理，因而创立一心三观法门。若要追溯天台教史，应推龙树菩萨为鼻祖，章安灌顶所记的《摩诃止观》卷首缘起中则说：“文师用心，一依释论，论是龙树所说。”智者大师的《观心颂》亦说：“归命龙树师。”由此可见，龙树之思想是天台立宗的根本。　　
　　被尊为中国佛教，大乘八宗共祖的龙树菩萨。出生于释伽如来灭后七百年左右的北印度。他性格超凡，受高等教育，诸学博闻。早年自恃才高，一度耽于欲乐，与三友潜入王宫，戏论宫女，后三人终因乱行而被杀，仅龙树一人幸免，由是自觉欲乐之患，悟欲为苦本而发心出家。志求于道，入于山中，于九十日间便能通达小乘三藏，但龙树并不满意，更深入雪山于一塔中得老比丘授摩诃衍经，后传说于龙宫得《华严经》，遂彻通佛教之玄妙。龙树之一生著述繁多，最为著名的是《中观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和《十住毗婆娑论》。此外还有《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菩提资粮论》等。他由破邪显正，确立大乘佛教的根本基础，尤其中论，所谓无所不破、无所不空、无所不真、无所不中。因此当慧文禅师看到中论中“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顿达一心三观之妙旨，智者大师亦由此而建立他三谛圆融的妙说。　　
　　慧文的思想，通过慧思传给智觊，正式建立并集天台宗之大成。智觊于陈宣帝建德七年（公元575年）栖止天台山，创立伽蓝为终身道场，开拓鸿业，倡立一宗之教观，世称天台大师，故依天台所立之宗称为天台宗。
　　而自湛然对智顗遗著广为著论、力加阐扬以后,天台教观影响遐远，故其宗义亦终得以其古典新貌而复兴于中唐之世。然天台宗之影响所及，非特仅限于中国域内而已，且亦远被海外，直接影响到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佛教文明。天台宗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日、中朝之间的友好文化邦交、促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都起过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本章将依据有关史料，并汲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略述天台宗向日本、朝鲜传播及双方互动交流的基本情况，而重点则放在唐宋时期。　　
　　一，天台宗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据《宋史》的记载，日本于钦明天皇十一年（梁承圣元年，公元５５２年）从百济传入佛教（见《宋史》卷四九一《基本法夷列·日本传》）。后圣德太子尝于隋开皇二十年（公元６００年）遣使求取《法华经》。隋大业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６０７年），日本以小野妹子为大使，来隋求取佛法，其“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遗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炀帝于次年遣文林郎斐清为使，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见《隋书》卷八一《东夷列传·倭国传》）然《隋书》却未记载日本使者的姓名，“小野妹子”之名，乃据日本史籍的记载。小野妹子为日本孝昭天皇的皇子。当时其使团中有数十名僧人，正说明其使隋的主要目的乃在修习佛法。另，大业四年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的隋使斐清，日史作斐世清。斐清于大业五年归国，其时日本又再以小野妹子为大使，难波吉士雄为小使，随斐清至隋，其随行人员中有留学生及学问僧八人，《日本书纪》具载其姓名(参见李则芬《中日关系史》第６７－６８页，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刘建《佛教东渐》第２３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由此揭开中日两国正式邦交的序幕，而促成这种邦交的，正是当时在中国已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　　
　　唐代的中国文明在整体上达到一个辉煌的高度。日本的“遣唐使”亦络绎不绝，其中以传写经典、弘扬佛法为主要目的的学问僧，不仅是历次遣唐使团的主要成员，而且亦是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传播者。日本来华僧人同时亦推动了中国高僧的赴海外弘法活动。就天台宗的对换日传播而言，最早将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带往日本并进弘传的是著名律学高僧鉴真（公元６８７－７６３年）。　　
　　鉴真与天台典籍首传日本　　
　　应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的邀请，鉴真遂决意东渡日本弘法。自天宝二年至十二年（公元７５３年），十年间六次渡海，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矢志不渝，第六次渡海终告成功，止于日本东大寺。鉴真在国内依弘景律师出家并受戒，是南山律祖道宣的三传弟子，然其所学，并非局于律藏，同时亦精通天台圆教，并将律仪、戒法与台教相结合（关于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可参见巨赞法师《鉴真大师的律学法传承》、《东渡弘法的鉴真大》二文，见《世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其东渡时携去日本的各种典籍中，天台宗的主要教典全部在内，除号称“天台三部”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以外，还有《四教义》、《次第禅门》、《行法华忏法》、《小止观》、《六妙门》（见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２００年４月版）。在弘传律学的同时，鉴真亦畅演天台止观，《唐招提寺缘起略集》云：　　
　　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７５９年）八月一日，初讲读《四分律》并《疏》等，又《玄义》、《文句》、《止观》等，永定不退轨则。……兼和上（鉴真）天台教观，禀法进僧都、如宝少僧都、法戴、思托等和上，化讲天中，代代相承而今不绝（转引自《世赞集》第２３４页，同上）。　　
　　正因为鉴真同时亦弘演台教，从而激起了日本僧人研习天台教观的兴趣，“后来传教大师（最澄）在东大寺得到鉴真和上带来的天台宗的教籍，此后深深皈依三谛一如的妙教，和徒弟义真一起入唐，求取天台宗没传到日本的经释典籍”（［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第４５页，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从而正式开创了日本的天台宗。　　
　　最澄与空海入唐求法　　
　　最澄（公元７６７－８２２年），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近江滋贺人，据称其祖先是后汉孝帝的后代。最澄幼年出家，后至南都（奈良）学习鉴真大师带来的天台教籍，因感于当是日本只有“权教”、“小乘教”，而没有彰显一乘圆义的教派，遂立志赴唐朝求取典籍。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二（公元８０３年），最澄由其徒弟义真作翻译，搭乘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船只，从大阪出发，但因遇风暴而折回；次年七月再从筑紫（今福冈）出发，九月二十六日抵达明州（宁波），当贞元二十年（公元８０４年）。同行的还有弘法大师空海。　　
　　抵达明州后，最澄等径至天台，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一乘圆教，又与义真一起从道邃受菩萨大戒，复从禅林寺学牛头禅；后至越州龙兴寺，遇顺晓阿阇梨，与义真同受三昧灌顶，得授法文、图样、道具等。因最澄在唐期间，其所传法门遍及圆、密、禅、戒四宗，故称之为“四种传承”。最澄在唐一年，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８０５年）三月离华归国。此后矢志传教，大弘天台教观，正式开创日本天台宗，而尊道邃为初祖，以国清寺为祖庭。圆寂于弘仁十三年（公元８２２年）。至清和天皇贞观八年（公元８６６年），追尊“传教大师”之号，是为日本有大师称号之始。　　
　　最澄在唐朝所师从的和尚道邃（生卒年不详），俗姓王氏，西京（长安）人，年二十四受具足戒。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７６６－７７９年）南下，师从天台九祖湛然，五年而毕，“洞悟幽玄，无所疑滞，荆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兴吾道矣！’遂授以《止观辅行》。”（《佛祖统纪》卷八《道邃传》）辞别湛然以后，道邃尝在扬州讲《法华》、《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各数遍。贞元十二年（公元７９６年）入居天台山，“讲《法华》、《止观》、《玄义》等未尝有阙。六时行道，《法华》一部；大小乘戒，日常一遍，未尝不同。”（乾淑《天台传法道邃和尚行迹》；见周琦、茅奉天《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东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６期“天台山文化专号”。中国史料关于邃历来都未载其姓氏居里，乾淑一文的发现，遂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后被尊为在天台宗第十祖。最澄于贞元二十年九月至台州之时，先参谒台州刺史陆淳，“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百管、墨八挺、刀子一、兰木九、水晶珍一贯。陆公……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最澄）。师译言：请货金贸纸，用书天台止观。乃命大师门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写之，逾月而毕。”（台州司马吴顗《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出处同上。）最澄在唐，以天台宗义未决十条请问于道邃，道邃悉为解答。其归国之际，台州刺史陆淳、明州刺史郑审则皆为撰“印记”，证明其“远求天台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道邃则专为《付法文》，不仅“开宗示奥，以法传心”，示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之旨，且以“共持佛慧，同会龙华”为期（以上所引均见《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最澄在天台山所师从的另一和尚行满（公元７３５－８２２年）（行满的生卒年，《宋僧传》谓卒于开宝中，年可八十余；《佛祖统纪》谓卒于开宝中，年八十八；周叔迦先生已对此表示怀疑（见陈垣《释氏疑年录》卷五末按语）。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开成四年（８３９）天台禅林寺僧敬文往扬州见圆仁，提到“满和尚已亡化，经十六年”，则行满寂于８２２年无疑；取《统纪》八十八岁之说，则其生年在７３５年），万州南浦人，大历年中与道邃共学于湛然。最澄“不惮劳苦，远涉沧波”而“求妙法于天台”，行满尝“倾以法财，舍以法宝”，尽授其天台奥旨。最澄辞别之时，行满也为撰“印信”，并希望其“早达乡关，弘我教门，……向一国土，成就菩提，龙华登三初首。”（见《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同上）　　
　　与最澄一同入唐的空海（公元７７４－８３５年），法号遍照金刚，后追谥为弘法大师。空海入唐后，往长安西明寺，主要研习真言宗，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回国，创日本真言宗。然空海虽以传真言宗为主，实同时亦兼传天台。（详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最澄一行入唐，不仅将天台宗的典籍再次携往日本，立教创宗，改变了日本佛教在当时局限性，而且亦开启了日本僧人参礼天台的传统。继最澄而入唐求法并与天台宗有特殊关系的日本僧人，有圆仁、圆载、圆珍等。　　
　　圆仁、圆载与圆珍　　
　　圆仁（公元７９４－８６４年），俗姓壬生氏，下野（今枥木县）人。年十五投入传教大师最澄门下，彻悟圆教之旨，兼受传法灌顶。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８３８年），乘遣唐使藤原常嗣的船只抵达扬州。圆仁入唐的目的，是要学习天台宗，并咨决日本台宗祖庭延历寺尚未解决的疑问三十条。故其既至扬州，即向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前往天台国清寺。在圆仁等待批复而滞留于扬州的时间里，天台山禅林寺主敬文（行满的弟子）尝于开成四年正月赴扬州与圆仁相见，回忆了最澄参学天台时的情形，介绍了天台山弘传智者之教的盛况，并希望他早赴天台。尽管圆仁对天台山极其向往，数次前往求法，但以其为“还学僧”身分，故均遭到拒绝，而与其同时入唐的“留学僧”圆载则被准许入天台山。圆仁不甘心与遣唐使一道回国，便打算潜往天台，兼往长安。后闻五台山为佛教圣地，多有奇特，且亦盛弘天台之教，于是就前往五台山，于开成五年四月抵达，旋礼参大华严寺座主志远，随其研习天台教天文馆，并缮写日本所未有的天台典籍。巡礼五台山以后，圆仁又往京师长安。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唐武宗下令灭佛，外国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令还俗，归还本国，圆仁亦在其例。遂改着俗装而离开长字，于大中元年（公元８４７年）从越州出发归国，带走各种天台宗、真言宗典藉八百余卷。日本仁寿四年（公元８５４年），圆仁被敕为延历寺座主。文德、清和两位天皇均从其菩萨大戒。清和天皇贞观八年（公元８６６年），在追谥最澄为“传教大师”的同时，追圆仁为“慈觉大师”。（以上参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藉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８０－８３页）　　
　　圆仁虽未能实现其赴天台山求法的宿愿，但其留学唐朝前后十年，与中国僧人有广泛接触，增进了两国僧界的了解与友谊。其巡礼五台山，目睹了当时五台山弘传天台宗的盛况，并从志远学得台教，抄得天台文书，亦算得偿其学习天台宗的夙愿了。其归国以后，继承最澄法统，广弘天台之教，使日本的天台宗获得迅速发展。而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乃为其在唐经历与见闻的实录，足资考见当时中国佛教某些方面的基本情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与圆仁一起入唐的圆载（公元？－８７７年），自幼入比叡山从传教大师最澄习学梵典及儒业，开成三年（公元８３８年）与慈觉大师圆仁同时入唐，自扬州入天台山，师从道邃的弟子广修（公元７７１－８４３年）。广修为天台宗第十一祖，俗姓留氏，东阳下崑人。“早预（道）邃师之门，研究教迹，学者云拥。日诵《华法》、《维摩》、《金刚明》、《梵网》、《四分戒本》。六时行道弗休，弥年更笃。”（赞宁《宋高僧传》卷三０《广修传》。）圆载至天台山时，携来比叡山关于天台宗义所未决者五十条，咨请广修、维蠲为之决疑。会昌三年（公元８４３年），圆载遣其弟子仁好、顺昌将“唐决”送回日本。大中七年（公元８５３年），日本天台僧圆珍入唐，带来仁明天皇嘉详三年（公元８５０年）的敕牒，表彰其“勤求圣道”，特赐“传灯大师”称号。乾符四年（公元８７７年），圆载携在唐其间所搜集到的各类经籍文书数千卷乘船归国，却不幸于海上遇风暴而殁。　　
　　圆载是历次来华日僧中在中国滞留时间最长的一位僧人。在唐四十年，他获得了僧俗各界的普遍尊重。唐宣布宗尝诏其至宫中讲经，并赐以紫袍（见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表明他对天台宗义有深湛的造诣。与此同时，他与当时的著名诗人送别，深赞其佛学成就，表达其惜别之情（今《全唐诗》中犹保存三个关于圆载的诗作五首。）。“会昌法难”以后，圆载虽不过还俗的经历，圆珍亦因此而与其大生嫌隙（参王参、［日］史敬泉《圆载还俗与会昌废佛的关系》，东南文化１９９８年增刊第１期。），然其初心未改；其携归的数千卷经籍文书虽最终未达于日本，而与其共殁于波涛，然圆载之功，却永记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　　
　　大中七年（公元８５３年）入唐的圆珍（公元８１４－８９１年），是比叡山天台宗的第五代座主，俗姓和氯公，赞歧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为弘法大师海之侄。圆珍年十五投入义真门下。年三十二被推荐为比叡山真言宗的学头。仁寿三年（公元８５３年）乘唐朝的商船离开本国，从福州登岸，止开无际地习学密教，并得诸部经疏３００余卷。旋往天台，至国清寺，从物外和尚研习天台止观，并抄得台宗典籍文书３００卷左右。后又至越州开元寺，从物外的同门良胥（亦作胥）受学天台教旨。大中九年（公元８５５年），赴长安。十年，复返回越州开元寺谒良胥，得经法文７０余卷。再往天台，建“止观堂”，题为“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圆珍亲为住持，沈懽为作《国清寺止观堂记》。大中十二年（公元８５８年），六月，辞天台山，乘唐商船回国。日贞观十年（公元８６８年），任天台宗座主，圆寂于宽平三年（公元８９１年）。延长五年（公元９２７年）追赐为“智证大师”。（以上参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第８３－８５页。按村上谓僧院既成以后，“僧清观为其住持”，盖未确。沈懽所作《国清寺止观堂记》，已收录于《国清寺志》第八章《附录》。其文谓止观堂“以（大中）十年九月七日建成矣。法师即住持此院，苦节修行，以无为心，得无得法”，则圆珍亲为住持此院甚明。清观住持此　院，盖在圆珍回国以后。清观是与物外同时的天台高僧，《宋僧传》称其“台岭教文，洞明三观，兼得深定，神异通感，皆莫我知。少鉴百家，弥通三教，仍善属文，长于诗笔。”物外（公元８１３－８８５年）俗姓杨氏，福建侯官人，久师事广修，得止观之旨，尤其以禅定闻名，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二祖。）　　
　　自鉴真首传天台教观于日本，尤其经最澄入唐回国后再传天台之教，天台宗遂作为一个独立而又特具“圆义”的宗派而在日本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然由最澄所开创的日本天台宗，并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移植。最澄被称为具备圆、密、禅、戒“四种传承”，因此他在创教立宗之时，即以中国的天台教观为基础学说，同时又融合了禅、密二宗的思想及菩萨圆戒，密宗的成分尤其突出，遂导致“台密的形成。此后圆仁、圆珍亦均在传台教的同时兼传密教，其在唐朝所集经典，亦台、密兼备。　　
　　天台宗传入日本以后对此后“日莲法华宗”的开成及其创立亦有深刻影响。该宗由日莲上人（公元１２２２－１２８２年）所创立。日莲俗姓贯名氏，幼年出家，学真言粽　，后尝至比叡山研究天台教典十余年。日莲对当时的日本佛教极示不满，对净土、禅、真言、律诸宗大肆攻击，以为“念佛是无边的地狱之业；禅宗是天魔的作为；真言是亡国的恶行；律宗是国贼的妄说”，以此四句为“格言”（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第２０２页。）。他一心顶礼《法华经》，以为唯有此经才是真正的佛教，因此亦对圆仁、圆珍将密部教义混入天台宗的做法大加挞伐，而要求恢复纯粹的天台教义。故其创宗，乃以《法华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为依据，然《无量义》为《法华经》的“开经”，《观普贤经》则是《法华经》的“结经”，因此实际上只以《法华经》为其根本经典而已。其判教方法，全取天台宗“五时八教”之说；而在其所谓“外相承”的法脉溯源上，亦以智者大师为其中国之祖。　　
　　五代时已取消遣唐使制度，但中日之间的民间商贸往来仍然存在，因此亦仍有来华的日僧。由于海上入华的北路为契丹所阴绝，故中日间的交通大多以明州（宁波）为口岸。明州地属吴越，而吴越王崇信佛法，护教尤力，杭州一带遂成为佛教中心；又因明州与台州相邻，天台山乃成为日僧瞻仰的第一名山。　　
　　天台典藉从日本的回归　　
　　五代时期中日交通与天台宗关系最为最在的一项内容，是天台典藉从日本的复归。会昌以后，复经唐末的战乱，天台典籍散亡太半，唯存简零编，以至于传智者的螺溪羲寂亦已无从充分领会其教义。羲寂通过天台德韶而言于吴越钱弘俶，请其遣使海外，求取天台典籍。钱弘俶遂于台后汉天福十二年（日村上天皇天历元年，公元９４７年），托商人蒋兖，致书日本右大臣藤原实赖，赠黄金六百两，求写天台经卷，尽得其五百余卷以归。实赖有回信，但未提及写经之事，而回赠沙金二百两。天台典籍从日本复返，实关系天台宗史甚为巨大，唯有此典籍返回的契机，天台教才得以于宋初重兴绵延其法脉。　　
　　宋代来华的日本天台僧　　
　　北宋时日本来佛僧人，最早而著名者为奝然。据《宋史·日本传》等，奝然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９８３年）入宋，尝游天台山，巡智者大师之遗迹，又游五台山。得到宋太宗的召见与厚赐。雍熙三年（公元９８６年）乘宋船回国，带走《大藏经》一部及旃檀佛像等。　　
　　北宋时中日天台宗僧人的相互交往，最著名的为寂昭、绍良、成寻三人。寂昭（公元？－１０３４年）为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的弟子。咸平六年（公元１００３年），寂昭率徒念救、元灯、觉因、明莲等七人入宋，由明州登岸，巡礼天台山，谒四明知礼送上源信疑天台都义二十七条，请知礼作答。知礼凭教而答，随问以书之，皆深于理致而尽释其疑，成《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见《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大正藏》卷四六。）。寂昭曾召见，并赐以紫袍及“圆通大师”之号。后寂昭未回日本，尝任苏州僧录司，住吴门寺。卒于杭州清凉山。　　
　　天圣六年（公元１０２８年），日僧绍良奉其师命而入宋，再致台教疑问十条请决，并赍金字《法华经》以为贽礼知，礼为其一一释疑。时知礼的法席已由广智所继承，绍良遂在广智门下从学三年，回国后大弘台教。（参《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佛祖统纪》卷一二《广智（尚贤）传》。）　　
　　成寻（公元１００１－１０８１年）为日本天台宗大云寺座主，夙有人宋礼参天台之志，于熙宁五年（公元１０７２年）偕弟子赖缘等七人入宋，其时已六十二岁，家尚有老母在。既至台州，即止于国清寺，愿留寺中。神宗闻之，诏使赴阙。成寻等遂又巡礼五台山等地。既赴京师，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地，尽赐同来僧紫方袍”，并赐成寻“善慧大师”之号。熙宁六年，其弟子赖缘等归国，携回经书４００余卷。成寻留止中国九年，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元丰四年（公元１０８１年）寂于汴京开宝寺，神宗敕葬天台山国清寺，以尝还其夙愿焉。（参《宋史·日本传》、日本《本朝高僧传·成寻传》。）　　　
　　宋时还有一批来华的日本僧人，他们虽以传播禅宗为主，但亦兼习天台教义，其中著名者有荣西、俊芿、道元、圆尔辨圆、心地觉心、南浦绍明等。　　
　　荣西（公元１１４１－１２１５年）号明庵，十四岁出家，十九岁至比叡山习天台教义，又习密教。乾道四年（公元１１６８年）入宋，巡游天台山及明州育王山，同年归国，携回天台宗新出章疏三十余部，并带回天台山的茶种，异日人饮茶之风。淳熙十四年（公元１１８７年），荣西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承其法统，四年后回国，为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庆元五年（公元１１９９年），俊芿入宋，游天台山，并就明州、临安等地遍学律、禅、天台，居宋十二年，于嘉定四年（公元１２１１年）始回国，带去天台教观７１６卷，及律、华严、儒学等书，都１０００余卷。道元（公元１２００－１２５３年），尝遍学天台教义，于嘉定十六年（公元１２２３年）入宋，登天台山，复至明州天童寺师事如净禅师（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２８年）三年，得曹洞宗正统，回国后开创日本曹洞宗。圆尔辨圆（公元１２０２－１２８０年）为荣西的法孙，于端平二年（公元１２３５年）入宋，至杭州上天竺持从柏庭善月（公元１１４９－１２４１年）受天台教观，并领受天台宗相承图；又至余杭径山，学禅于无准师范（公元１１７８－１２４９年）。留宋六年，于淳祐元年（公元１２４１年）回国。心地觉心（公元１２０７－１２９５年）是辨圆的弟子，于淳祐九年（公元１２４９年）入宋。巡径山、育王山、天台山诸寺，亦六年后回国。南浦绍明于开庆元年（公元１２５９年）入宋，遍游五山十刹，师事杭州净慈寺的虚堂智愚，为其法嗣；八年后回国，大畅禅风。　　
　　但南宋以后，中日之间僧人的往来仍很多，但由于国内天台宗已渐衰微，来华僧人大多数为禅僧，与天台宗已无甚密切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