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

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
　　陈橹
　　摘要：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国家化及与政治相互扶持的长期历程:因此与其政治和军事文化产生了深远
　　的历史联系。日本佛教存在着某种功利化倾向，不太强调是非善恶的区别和“因果报应”以及“轮回”与“涅
　　”等观念。僧侣和武士曾经相互影响，佛教禅宗在武士和政客的训练过程中发生过重大作用，对于日本民
　　族独特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武士道发生的重要精神根源。
　　关键词：日本；佛教；政治；军事；武士道
　　佛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在传播的过程中与各地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形式和地区特点。但其反对杀戮和暴力，主张善恶报应，排斥或者消极对待世俗价值，则是各民族佛教共同的特征。而在日本历史上，佛教却与世俗政治和战争杀戮产生了奇特的联系，并且对日本武家文化包括武士道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对于佛教的这种异变，有必要进行省察。
　　一、日本佛教与军事和战争的历史联系
　　日本历史上经历过长期的军人统治和战争时代，因而造就了一种崇尚军事和武人的社会传统，军国文化深入人心，其民谚“花数樱花，人数武士”与中国民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漫长的年代中，充满杀伐之气的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中一直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大的特权，甚至可以随意杀死平民。但同时，主张“和平”与“慈悲”的佛教也盛行于日本社会，僧侣阶层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且深深地卷入政治纷争之中。更奇妙的是，在僧侣和武士这两个本来应该是完全对立的阶层之间，却发生了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现象，传统的武士常常具有佛学修养，而僧人也常常兼修武艺，兼具僧侣与武士特征的“武僧”甚至一度成为一股足以影响政局的力量。如12 世纪日本“院政”时期，各派势力拥兵自重，一些大的寺院都把下级僧侣武装起来以争夺利益，这些武装的僧侣就是所谓的“僧兵”。为了表达对幕后操纵政权的上皇的不满，著名的兴福寺和延历寺的僧兵都曾经抬着神轿或扛着神木冲到京城，他们头绑头巾，手握长刀，拥入上皇的宫殿里进行抗争。为防范僧兵，上皇只好雇用武士保卫自己的安全。拥有最大权力的白河天皇曾说：“天下不顺我意的事情有三样，第一是鸭川的河水（当时常有洪水泛滥），第二是骰子（当时日本社会赌博盛行），第三是比睿山延历寺的僧兵。”=!>由此不难想见寺院等佛教组织与军事结合的程度。后来出现的“武士道”，更是佛教禅宗思想与日本武家文化以及儒学相互结合的产物。在近代以后严重异变了的宗教氛围作用下，日本佛教界大力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而战场上的日军官兵则普遍具有佛教、神道与儒学相互混合的信仰，他们一方面崇信武士道，残忍而好战，漠视生命，但在另一方面却又虔诚地祈盼佛祖的庇佑。他们在手持屠刀行凶的同时，却又在衣袋里紧揣着从寺庙里求取得来的神符。他们企盼灵魂升天，希望存在彼岸极乐世界与人生的轮回转世，但在现世中却又为着一个疯狂的目标而拼杀。因此日本侵略军中总是活动着“从军僧”的身影。自从走入军营之日，这些僧侣们就身着军服享受军官待遇，在进行法事时就在军服外面披挂一件黄色袈裟，手持法器为战死者诵经超度亡灵。日军在每次出征前通常要进行集体祈祷，企望能够得到佛祖与神灵的保佑，战事结束后又总是要举行隆重的祭扫活动，即进行日本人独特的宗教仪式——“慰灵祭”，由从军僧念经超度亡灵，希望他们能够升入极乐世界。在这里，大慈大悲的佛祖竟然成了杀戮者的精神支柱，佛教的宗旨已经被扭曲。
　　日本佛教与军事活动发生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佛教中缺乏是非善恶区分的功利化倾向。与佛教在其他民族的发展中强调“善恶报应”和“轮回”思想不同，日本佛教更倾向于现世的功利。日本佛教净土宗创立者法然告诉人们，任何人只要“专修念佛”，即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便可以依靠佛力“往生极乐”，因此须舍弃万善诸行，只须念佛一行作为凡人往生净土的“正业”、“正因”，即使是犯有重罪之人也可以通过念佛而消罪往生。其弟子亲鸾在“往生极乐”问题上，针对其师的“善人正机说”（“恶人尚且往生，况善人耶”），提出“恶人正机说”（“善人尚且往生，况恶人耶”），认为“恶人”更容易进入“极乐”境地。他主张排除一切清规戒律，可以不出家不素食，过娶妻生子吃肉的世俗生活，只要诚心念佛，依靠佛力也能“往生”，罪深恶人皆可成佛，而且恶人恰恰正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也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亲鸾说，恶人比善人更能往生并可成佛，借佛力返回世间普度众生，这是由于恶人认识到不能通过自力修行达到解脱，因此就专心相信弥陀本愿之力，反而恰恰是弥陀发愿拯救的对象。他由此而创立“净土真宗”（简称“真宗”）的教义，“恶人正机说”是此宗特有的理论。这一派在日本影响很大，民众中信奉者众多。“净土宗”另一个分派“时宗”的创立者一遍认为，“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至高无上，是一切人往生解脱的依据，任何人无论信与不信，无罪还是有罪，只要念此名号，必定往生西天极乐净土。日莲开创的“日莲宗”则宣称只要人们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花经”就能即刻成佛，不仅来世，而且在现世就能得救并造福国家，全民信仰此宗则全国就能成为净土。而“南无妙法莲花经”是“邪正不二”的经题，只要唱诵这经题便无论善人恶人皆可成佛。可见，宗教的惩恶扬善功能在日本成为谋取功利时保持心理平衡的工具。“日莲宗”与“真宗”关于善恶皆可成佛的教义虽然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这些教义对铸造日本人的功利取向与尚恶趋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一个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够产生秩序和获取功名利禄的社会环境中，在已经形成了崇尚军事和武人的传统下，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文化要素都很难摆脱与军事的关联。在近现代历史上，本来就缺乏善恶是非区别的日本国民，在狂热民族主义思想和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许多人支持甚至参与了暴行，同时多数人的心中也并不因此而感受到良心的自责或来自神灵的天谴。
　　日本虽然是佛教大国，但其佛教并不像中国佛教那样强调关于“轮回”、“涅槃”之类的思想，这一类的教义从来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普遍而深入地影响民间的观念与习俗。因此在武士道中，便没有把花鸟鱼虫当做人的转世因而不能杀生的慈悲心理，民间葬仪和庆贺仪式中也没有“轮回报应”思想的影响，“轮回”与“涅槃”不是武士和民众追求的理想。由此可见，集中体现日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缺乏对于彼岸世界的兴趣，拒绝“因果报应”思想，认为无论任何人死后都可以成佛，这也是前述日军对战死者举行超度的原因。武士们把供奉在佛坛上的家人灵位称作“佛”，这样本人便不可能去追求“轮回报应”与“涅槃”之类的艰难目标了。日本高僧有人断言：
　　“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槃”，无须现世的修行。既然无论如何都能够成佛，个人也就毋须在现世行善苦修以求善果了。在为尽忠而苦苦修炼之余，武士们也极力追求感官的享乐。他们认为在为人生的重大义务而牺牲之外，感官享受也是生活智慧的体现。他们拒绝中国佛教中关于“灵肉冲突”的思想，期望佛教的训练使人在现时现地就能得到回报，也就是说这种训练使得受训者能够有效地应对困苦，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地破解难局，这表现了日本佛教的强烈功利倾向。
　　在人们心目中，主张慈悲为怀的佛教与血腥杀戮的战争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日本，它们相互之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联系，佛教在事实上构成了凝聚近代日本军事文化的重要成分和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
　　二、日本传统佛教的高度政治化、国家化
　　所谓政治化、国家化，是指统治者和佛教之间的相互扶持与利用，佛教成为政治统治的力量和国家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过程与结果。
　　佛教教义把人类所居的世间称为“娑婆世界”，即“众苦所集”的“秽土”，而执著于爱欲则是造成苦难和烦恼的根源，惟有沿着佛祖教导的正确修行方法去修行，才能进入不生不灭的涅槃状态。因此，世间的一切有为法都应该舍弃。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就要求出家人要“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而政治却是世间的有为法，当然在舍弃之列。可是，出家人都是在人间修行的，就不得不和人间的政治有些瓜葛。佛教在各国多少都与政治发生一些联系，但又总是习惯性地与政治保持某种距离，而在日本，二者却产生了高度结合。
　　日本学者道端良秀认为，“日本佛教从最初就是护国佛教”(#)，因为公元6 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后，很快就被日本朝廷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加以利用。为了获得政治庇护并扩大社会影响，日本佛教也把“镇护国家”、为政要贵族“消灾积福”作为诵经修法的主要目的。历代统治集团特别重视佛教在祈祷现实功德利益方面的功能，希望通过造寺、塑像、诵经等向佛、菩萨祈祷皇室康宁、国泰民安。而佛教的各宗教主和广大信众也主张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实行“佛法王法互守互助”。
　　佛教传入之初，就受到了执掌权柄的苏我马子、圣德太子等人的大力推崇。圣德太子施政时把佛教当做“万国之极
　　宗”、治国育民之本，置之于相当于国教的地位，为此他亲自师从于来日的高丽僧人研习佛经，派人去中国求法，并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寺院。在“大化革新”中，统治集团更极力张扬佛教。直到明治维新前，历代天皇和幕府将军都大力扶持佛教，特别是在奈良、平安时代，佛教更是被视为“镇护国家”之要法。740年圣武天皇根据《华严经》中的教理，为“赖三宝之威灵”、“修万代之福业”而修建中央寺院东大寺，翌年发诏在全国各地修建寺院，欲借此提高朝廷神威，加强中央集权。佛教的《法华经》、《华严经》都是在当时日本流行的护国经典。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僧侣们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参与国政，甚至跃居显贵之位。
　　公元$&+ 年迁都平安后，朝廷大力扶持天台宗和华严宗，赐封两宗大本山寺院———延历寺和东寺并为国家承认的贵族大寺，并且在宫中修建真言院作为修法的中心。禅宗传入后，更是深得天皇和幕府将军的支持，中国宋元时代的赴日禅师都受到了幕府的隆遇，因此禅师们也积极支持与配合幕府的内外政策。日本禅师还频繁出入天皇和幕府将军之门，通过说法以影响政事。镰仓时代，贵戚公卿盛行出家之风，著名的北条氏、足利氏都寄志于禅宗，据说高傲无比的足利义政竟为一位禅师脱鞋。同时，天皇与幕府都大量建造庙宇，今日日本佛教各宗的本山寺院基本上都建筑于这一时期。
　　在江户时代，政府对佛教实行全面掌控，对寺院的等级、位阶的高低以至法衣、法服都规定了一套制度，并把佛教当做镇压天主教的工具，还赋予寺院僧侣掌管大量社会事务的权限，事实上把寺院变成了政府的监察机关。
　　日本佛教界也一贯在各方面迎合与支持政府，临济宗的崇传和天台宗的天海两位学僧在江户初期还应邀参与幕政。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对于现世利益的需要，平安时代的天台宗和华严宗均以“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作为祈祷、诵经和修法的目的。而真言宗的重要修法仪式之一———“后七日法会”，就是为了天皇安康、国家太平而举行的。日本历史上的著名僧侣也都主张“护国”，如最澄在创教与传教过程中，始终把“镇护国家”和为国“积福灭灾”作为祈祷与修行的目的，他为此而著《守护国界章》、《显戒论》。空海也十分注重与朝廷的联系，他把真言宗传给嵯峨天皇，并且著《秘藏宝钥》、《奉为国家请修法表》。他在《秘藏宝钥》中说：“读经礼佛，报国
　　家之恩；观念坐禅，答四恩（父母、国王、三宝、众生）之德。”
　　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弘教的目的。他还经常应请出入天皇宫廷，举办法事。嵯峨天皇把京都的东寺赐给空海作为道场，称为“教王护国寺”。日莲则屡次上书幕府将军，积极评论国政，并著《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书，都是从国事的立场出发宣扬教义的。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著作取名为“兴禅护国论”，该书极力论证
　　禅宗的国家意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在各宗派中，净土真宗提出了“王法为本”，禅宗则要“兴禅护国”，天台、华严及其他各宗也都宣示自己弘法的目的在于“镇护国家”。纵观日本历史，在各次重大军事政治活动中，佛教僧侣都积极参与，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以高扬佛法为宗旨，对国家政治保持独立态度的亲鸾等少数人，但这无法改变日本佛教作为“国家佛教”的总体面貌。因此，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各宗一致地支持政府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完全是传统习惯的自然延伸。
　　三、日本佛教锻造了漠视生命的武士道人生观念
　　佛教原本就有否定现世以追求彼岸的唯心倾向，这一倾向在日本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日本社会独特的生死观念，直接促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禅宗思想。
　　禅宗对于日本武士的精神训练提供了思想基础。禅宗在中国唐初就已传日，但直到镰仓时代荣西和道元从南宋分别传来禅宗支派临济宗和曹洞宗后，禅宗才在日本兴盛起来。禅宗在哲学上主张“自力本愿”，即“成佛”要靠也只能靠自己的主观力量，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内部，只有通过自己才能把它发掘显现，客观外界都是不真实的，一切皆
　　由心而起，由意念所造，只有“内心”才是真实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佛性”，只要除去内心的“妄念”，达到“空心”境地就可“成佛”。在道德上，禅宗思想要求人一旦选定进路，决不反顾后悔。其修业特点单纯、直接、自恃、克己，带有戒律的倾向，修炼方法也极为简单，主张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只要坚持坐禅冥思依靠直觉体悟就能消除“妄念”而成佛。这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易方法非常适合缺乏精深文化素养的武士阶层的需要。但是坐禅方法固然简单，却需要修炼者达到泰山压顶无所畏惧的境界，即修炼到所谓“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的地步。禅宗的哲学观念与修养方法满足了统治阶级鼓励武士为自己效忠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技锻炼，因而被运用于各种武技的训练之中，影响及于刀法、枪法、剑法等诸般武技，形成了多种武术流派，也使日本原有的武士文化精神更加趋于内化和深化。这方面有许多具体的表现，比如武士道精神对刀剑的极端膜拜，认为“刀剑是武士之魂”，它代表了武士超越生死的觉悟，是名誉、忠诚和威严的象征。在锻冶武士刀时，工匠每天都必须先向神佛膜拜祓濯（一种求福免灾的祭祀活动）一番，然后才开始工作。武士们认为，刀剑之所以有令人畏服的魔力，就在于它包含了铸造者向神佛祈求所获得的灵气。为了用好武士刀，武士们除了必须进行实战性的技艺锻炼之外，还要借助于修禅来提高精神与道德的素养，以达到为名誉而超越生死的觉悟。南北朝初期的忠臣楠木正成在迎战“逆臣”足利尊氏的凑川大战前夕，据传曾到兵库求教于禅院的一位和尚：“生死交谢时如何？”和尚答：“截断两头，一剑依天寒。”意为只有斩断生与死的念头，才能发挥真正的勇猛精神。楠木正成果然在战场上为天皇尽忠而死，之后成为几百年来日本人膜拜仿效的“军神”。正因为修禅有如此功效，历代统治者才极力推崇禅宗，派出许多僧人去中国学禅，并请中国禅僧来日本传教。幕府将军还带头皈依禅门，武士中形成了热心参禅的风气。战国时代的许多武士和大名都有帮助其训练部队的禅师，禅师们通过精神和肉体的训练使武士获得“真知”而进入“无我”的境地，达到“顿悟”。肉体的长期苦练使武士们丧失了痛苦感，人人都抱着“当做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不受任何干扰地直趋目标。通过训练，他们同时也解除了一切自我监视和道德自律，失去了在常态下具有的戒惧心理：因为他已经是死人，不需要再为自己的行为而思虑和承担责任，可以摆脱世间的约束和内心的矛盾，直达目的。（近代以来日军官兵在战争中的疯狂而顽强的战斗精神，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可以由此得到某种解释。）
　　禅宗思想在生死观念上直接促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产生。
　　!( 世纪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说-“对于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在18 世纪由禅师整理编纂的著名的武士修行著作《叶隐》中，有一句名言，“武士道即通向死亡之道”，表达了武士道在生死问题上的态度。在自然灾害频繁、生死无常的日本列岛上生活的人们，本来就容易产生命运无从把握、“寂灭为乐”的意识，视死亡为向自然的回归。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这种心态，所以当主张“死生一如”、“生死无别”的禅宗思想传入后，很快就被大众尤其是社会上最活跃的武士阶层接受，成为武士道思想的重要来源。禅宗的顿悟观认为人通过自我修炼可以大彻大悟，而“自
　　我”才是执迷的根源，只有否定了“自我”而进入“无我”境界，完全断绝生死羁绊，视死亡如梦幻才能够顿悟成佛，此即所谓“生也无所从来，就如着衿；死也无所从去，就如脱衿”的境界，这与武士道要求在临战时“忘我”、“忘亲”、“忘家”的精神是相通的。修禅可以造就一种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够心神自持的能力，使武士得以突破常态下正常人的意识界限，进入超越肉体感受的无意识状态，把隐藏于意识后面的力量释放出来，从而增强临危献身的自觉性。在日本历史上，禅宗被广泛运用于武士和政客的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训练对象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专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在禅师们的长期训导下，扭曲了的佛教精神融入了武士们的灵魂。武士们选择平静而无条件地服从主君加之于己的命运，全神贯注于目标，即使面对灾难和死亡也无欲无求地坦然受之。他们蔑视自己也蔑视他人的生命，常常伴随着渴望、欣赏甚至带有悲壮与审美的态度对待死亡。通过禅宗教义的宣教，武士们还深深地认同了各种价值的相对性，在肉体与精神、生存与死亡、快乐与痛苦等诸般对立的情感中，一般倾向于以选择后者来获得对于前者的形而上的体验，以坚忍自制达到“无我”的精神世界，从而超越肉体、生存和享乐的世俗境界，进入一个全新的“天”与“地”。修禅还使武士们自觉地追求表达勇敢与忠诚的“血泪生活”，无论遭遇外来的危险还是内心的冲突都不失镇定，在杀伐（杀人、被人杀、剖腹自杀）的血腥中镇静自持，具有迎受和破解任何难局的胆魄与能力，成为一个娴熟精练、刚猛无畏而又心理平静的冷血群体。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追求樱花一样的境界，在短暂的人生中轰轰烈烈抛洒热血报效主君，如同樱花适时灿烂开放，寂寥洒脱，然后很快悲壮凋零，悄然无声。禅宗思想中漠视生命的倾向对武士阶层形成施暴、好斗、不怕死、冷血、嗜杀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武士是传统社会的楷模，武士的人格特征和精神境界长期以来为国民广为向往、憧憬，成为各阶层日本人普遍追求的理想人格。崇尚死亡的武士道精神被国民普遍认同，这种独特认识若再被赋予政治与伦理的意义，死亡就显得更加悲烈而壮美。在近现代历史上的战争和经济竞争中，这种人
　　生态度所释放出的魔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禅师们不仅用佛教的观念和修炼方式训练武士的意志与人格，而且他们自身身体力行，成为武士的表率。战国时代的著名武士武田信玄笃信佛教，请禅师快川和尚助其练兵。武田能征惯战，几乎统一了日本。他病死后，其政敌织田信长的士兵于1582年包围了快川和尚的寺院，并将寺院四周燃起大火。在大火包围之中，快川和尚及其寺僧仍然泰然自若，他召集全寺禅僧静坐，听其说教，各人轮流口述禅偈，从容死去。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人，都是禅宗戒律的修行者，通过这种修炼，他们铸造了铁石般的品格。
　　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禅宗本来也是以慈悲为怀的，虽然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变化，但与战争毫无关系。然而在日本，它在大大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同时，竟然还变成了强化武士的杀戮意识的思想武器，成了军事训练的手段，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的武士、政治家、商人与学者。它与日本化了的儒学和神道精神相结合，造就了集中体现日本民族性格的武士道精神。禅宗思想成为武士阶层的生活准则，并通过武士阶层而影响日本国民。在以后的战争中，这些武士和国民利用经由修禅训练出来的圆熟精练、刚猛凶残的精神来屠戮中国人民，这是中国先民们向日本传播佛教时始料未及的。
　　佛教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在亚洲各地都程度不同地产生过民族化的现象，但像其在日本所达到的政治化、国家化程度，以及其与武士文化的紧密结合，则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不在或者不完全在于佛教自身，因为佛教在其他国家并没有产生这样的历史影响，因此其根源还应该从日本的本土文化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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