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山复兴佛教说略

杨仁山复兴佛教说略
　　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经过与本土文化的彼此冲突、互相融合，至隋唐而形成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由是中国佛教由成熟而达鼎盛。宋以后中国佛教渐趋式微。明清以后，佛教更为衰落，至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佛教状况，诚如杨仁山居士所说：“佛法传之今时，衰之甚矣！”杨仁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同时他也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位大居士，他对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的各项佛教文化事业，包括刻印流通佛教典籍、倡导佛学研究、兴办僧学堂进行佛教讲学以培育人才等。他以居士身而广弘佛法，促进了近代佛教的复兴，因此被尊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一、 生平简历与信佛因缘：
　　杨仁山（1837——1911），名文会，安徽石埭人，自幼聪颖，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语，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 28岁那年因归葬父亲回到家乡，由于往返奔波、长期劳顿，加之公务繁扰，杨仁山感染了很重的流行病，病了很久。在病中他阅读对他后来佛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大乘起信论》，竟连读五遍，爱不释手，洞悉书中奥义。由《起信论》入门，从此遍求佛经、正信学佛。
　　二、 复兴佛教之思想缘起
　　清末民初，正当国门初开中西文化推排激荡之时。当时面对西方列强，有国家民族之危机；面对造就坚船利炮之西方文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从而有中西体用之争，于今未息。当时之佛教，作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无论面对自身衰弊之状，还是面对国家民族之危机，均有反思和变革之驱力。因时势之激发，佛教亦萌复兴之机，渐渐促成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就整个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过程来看，其源头实可溯自杨仁山居士及其在江苏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所开创的各项佛教文化事业。
　　1866年杨仁山移居南京，任清政府负责战火之后江宁建造工程的官员。与当时许多仁人志士一样，杨仁山对国家民族之危机有着深切的关怀。但他并没有从政、直接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却选择了“佛教”作为他的毕业事业。这当然与他对当时清廷腐败政治的失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的佛教信仰以及对于佛教可以济世利民、有益于国家民族的认识。他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道：“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之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盛世矣”。他认为社会治乱、国家兴衰之根本在于人心，以为治心乃是治本。因此，杨仁山致力于刻经流通、弘传佛教与他关心新学、甚至钻研科学一样，同是出于关怀国家民族、济世利民的愿望。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杨仁山写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由此可见杨仁山致力佛教事业之理念。杨仁山对他振兴佛教的事业极有信心：“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支那佛教振兴策》)他认为，若有同志共同努力，佛教不仅能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支那佛教振兴策》)。在今天看来，当同时代人大多以军事、经济力量救亡图存，或注重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变法革新时，杨仁山己认识到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于国家社会的深刻作用，在当时可谓是独具只眼！这种认识在具有六年欧游经历、且具备前沿科学知识及同时代难得的世界视野的杨仁山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洞察。
　　三、 复兴之一——创立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在公务繁忙之余，结识了一批同道经常聚会，讨论时事和宗教问题，意识到“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群生”。由于多年战火经典文物被毁严重，明代以前所刻藏经大多散失，《南藏》之板片大多朽坏，明末《径山藏》也大多毁于兵燹，而清《龙藏》乃朝廷赏赐、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民间私刻佛典本就有限，经太平天国战火就更难搜求。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1866年首刊之《净土四经》“跋”中曾写到：“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当时经书难求之状于中可见一斑，刻印流通经典已为当务之急，这也正是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的一大因缘。
　　1866年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杨仁山与诸同志刻成邵阳魏默深(魏源)所辑《净土四经》，杨仁山亲撰《重刊净土四经跋》。《净土四经》的刻印，标志着近代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的创立。金陵刻经处创办后，杨仁山四处搜求亡佚的佛教经典。我国佛教自唐武宗灭佛及唐末、五代动乱后，许多佛典散失，以致宋明后研究佛典者多苦于文献不足。杨仁山不仅在国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还因1878年于伦敦结识日本著名佛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失传的隋唐古德的佛典注疏，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华严策略》等，还从朝鲜访得《华严三昧章》。总计寻回古德注疏“三百余种”。他还从日本购回小字藏经全部。为刻印经典，杨仁山认真阅读，仔细校勘。对于所有经书，分为“必刊、可刊、不刊”三类。有感于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杨仁山另编《大藏辑要》，计划刻印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以便学者随时购阅”，并“陆续刻成全藏”。至1911年去世时，他已完成了五分之四。
　　1897年杨仁山慈母归西，同年为了发展刻经事业，他便召三子到面前，要他们自谋生计，而延龄巷房屋，将作为十方公产，捐献给佛教事业，自谓“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之力……以后毋以世事累我”(《杨仁山居士事略》)。至1901年，杨仁山令三个儿子立下“分家笔据”，写明“金陵城内延龄巷父置屋宇一所……此屋专作刻经处公业……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至此金陵刻经处有了固定的基业。这一在近代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机构历一百四十年而慧灯不熄，实有赖于杨仁山舍家宅为佛教十方公产的义举。杨仁山不仅捐献私宅，还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卖掉以充刻资，由此可见他为刻经事业的献事精神。诚如他本人自述：“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金陵刻经处所刻经典，校勘谨严，刻工精致，各方特誉称“金陵本”，成为近代佛典之善本。金陵刻经处创办后精选刻印了大量佛典，对改变当时佛教界和学术界经书难求之状有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