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出使东瀛与宗泐取经西天

一宁出使东瀛与宗泐取经西天
　　浩淼的大海上，迎着暴风雨，一条木船不屈的行驶向东瀛。船头上站立着一位披着袈裟的和尚，巨浪于头上呼啸而过，水花在脚下飞溅流淌。带着使命，心中充满希冀，深邃的目光透露出坚毅与刚强。 船终于慢慢地靠岸了，当迈步进城的时候，和尚的心情便变得暗淡了，脚步明显地拖着几分沉重。这是元朝大德三年(1299)的时候，和尚即为代表元朝廷出使日本的使臣一山一宁。
　　元初，忽必烈曾一度用兵日本，虽远征失败，但仍抱臣服日本之心。随着战争硝烟的慢慢散去，转而采用怀柔的政策，知日本“倾向佛乘，欲聘有衲子，劝诱以为附庸”。至元二十年(1283)年，礼请普陀山观音寺住持愚溪如智和王君治奉诏赴日，途中为恶劣的天气所阻未成。翌年，又委派如智与王积翁东渡为使。但仅达对马岛，王积翁即被船员所杀，如智只好一人回国，出使之事又一次半途而废。一山一宁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作为正式的元朝使节，携同弟子石梁仁恭和曾游化过日本的杭州径山寺禅僧西涧子昙，义无反顾的踏上赴日之路的。 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一山”是号，临海城西白毛村人。自幼出家，先于邑之浮山鸿福寺师事无等慧融，学临济宗大慧法系禅法。又入四明普光寺，从神悟处谦习《法华经》,受天台教义。因嫌“义学之支离”，继上天童寺、阿育王寺就简翁居敬、环溪惟一、藏叟善珍、东叟元恺、寂窗有照、横川如珙等禅师参禅。最后往普陀山,得法于顽极行弥。嗣虎丘法系中的曹源派之法。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出主昌国祖印寺。至元三十一年(1294)，由愚溪如智举荐为普陀寺的住持，以学识通达，清谨自持，为道俗所尊仰。大德二年(1298)，元政府拟再派名僧为使，赴日以“通二国之好”。第一次出使未果的愚溪如智，以已年事已高，力保一宁担任使者。于是元成宗敕宣慰使阿达剌等五十余人至普陀寺，宣读宣慰使手书及僧录司官书。赐一宁金襕袈裟及“妙慈弘济大师”称号，命充“江浙释教总统”，又出使日本。
　　作为使者的一山一宁，刚踏上日本九州博多的土地，即为当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贞时软禁于伊豆国(今静冈县)的修禅寺。日本朝野人士对此议论纷纷，规劝贞时：“沙门者，福田也……在元国，元之福也，在我邦，我之福也”。贞时原本就崇奉禅宗，一宁则是著名的禅师，因而也就顺应众议改变决定，任一宁为建长寺住持，三年后迁于圆觉寺，在职二年，又回建长寺，后曾一度出主净智寺。关于一宁的日本之行，虎关师练在日本德治三年(1307)时有这样一段记载：“伏念堂上和尚(一宁)往己亥岁，自大元国来我和域，象驾侨寓于京师，京之士庶奔波瞻礼，腾沓系途，惟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倾于禅学，逮闻师之西来，皆曰大元名衲过于都下，我辈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轩玉骢，嘶惊輶驰，尽出于城郊，见者如堵，京洛一时之壮观也”。一宁博学多才，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又工书法，交游十分广泛。日本正和二年，也就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后宇多法皇下诏关东，邀请一宁入京主持南禅寺，亲询法要。自此，一宁的禅法大行，朝廷官员、贵族及僧俗信徒等，纷纷前来参禅问道。后以老病，屡请退隐，乃潜遁越州。法皇特下书，慰谕使归。不久，一宁日本之行的脚步终于尽步──文保元年(1317)，年已七十一岁的一宁遗书于后宇多法皇，留下了“横行一世，佛祖钦气，箭既离弦，虚空落地”的偈语，泊然而化。一宁死后，后宇多法皇赐谥“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之号，简称“一山国师”。又敕将其塔建于龟山上皇庙侧，并亲撰“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像赞，以示怀念之情。
　　一宁访日，阐明朝廷修复中日睦邻友好本意，结束了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他留居日本近二十年，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木宫泰彦评论说：“……固高僧也。来日之后，在镰仓、京都张法筵，前后凡二十年。上下之尊信极笃，所住之处，缙绅士庶之随喜者，门庭如市。其及于日本精神界之影响极著。弘安以来，几乎继绝之中国留学，所以能再盛者，全由一宁刺戟而成”。一宁在日所传禅学法系，为古代日本禅宗二十四个流派之一，号“一山派”。主要弟子有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无相良真、无惑良钦、蒿山居中、东林友丘等。其中雪村友梅最为出名，门下约占一山派的八成。雪村友梅等人及他们的门徒雪溪支山、太清宗渭和太白真玄、万里集九、季琼真蕊等都是室町时期五山禅林中的活跃人物。这些人中有许多曾入元寻师求法，礼拜祖庭。归国后各化一方，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国十四年(1925)，我国太虚法师、道阶法师、王一亭居士等二十二人，于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之时，并为一山一宁建立了纪念碑。 岁月悠悠，光阴如箭。距一宁出使日本不到八十年，又有另一位佛子毅然的踏上了西行的征程。涉流沙，翻葱岭，历尽千辛万苦，取经佛国。当明洪武十五年(1382)，这位白发苍髯名叫宗泐的老僧人，头戴竹笠，脚穿芒鞋。伴随着袈裟带起的劲风，由西天向我们走来时，迷惘了一阵的天空变得特别的晴朗。宗泐(1318～1391)，字季潭，别号全室，俗姓周，临海人。其父母早亡，寄食邻里。八岁时趋临海天宁寺(即今龙兴寺)出家，十四剃度，二十岁时至杭州净慈寺，师从大訢笑隐，大訢试以《心经》，宗泐出口成诵，遂为之授具足戒。此后居净慈数载，其间“博咨经典，精求义蕴，律论梵藏，备尽厥旨”。大訢累主名刹大寺，宗泐均追随左右。大訢死后，遂回归故里，隐居云岭、紫箨岭和天宁寺诸处，道法益盛，声名日隆。元末，应杭州僧众坚请，出主中天竺万寿永祚寺。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征江南有道僧人，应召称旨，住天界寺。五年(1372)，朝廷建广荐法会于蒋山太平兴国寺，受命升座说法。九年(1376)春，明太祖命“育发以官之”，宗泐表示不愿为官，希望终老释门。太祖从之，御制《免官说》以赐。后同杭州演福教寺住持、天台宗高僧如玘注释《心经》、《金刚经》、《楞枷经》等，颁行全国。
　　洪武十年(1377)，在高僧觉原慧昙未能完成西行的情况下，宗泐应命出使西域，“涉流沙，度葱岭，遍游西天，通诚佛域”，经时五年，“往返十有四万余程”，一路备历艰辛险阻。途中创作的《陇头水》一诗，充分流露出离情别意之苦，乡井思绪之慨：“陇树苍苍陇阪长，征人陇上回望乡。停车立马不能去，况复陇水惊断肠。谁言此水源无极，尽是征人流泪织。拔剑砍断令不流，莫教惹连征人愁。水声不断愁还起，泪下还滴东流水。封书和泪付东流，为我殷勤达乡里”。洪武十五年(1382)终于取得了《庄严宝王》、《文殊》、《真空名义》等经。同时携回了洪武三年(1370)出使西域，而卒于斯里兰卡的僧人──同为台州一脉的觉原慧昙的遗衣。归国后乃授僧录右善世，仍住天界寺。又奉诏作《赞佛乐章》八曲，分别为善世曲、昭信曲、近慈曲、法喜曲、禅悦曲、遍应曲、妙济曲和善成曲等。并经常出入内庭开怀论道，与明太祖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朱元璋的赐诗中，有“泐翁此去问谁禅，朝夕常思在月前”之句。宗泐则以“奉诏归来第一禅，礼官引拜玉阶前。恩光更觉今朝重，圣量都忘旧日愆。凤阁钟声催晓旭，龙池柳色弄晴烟。有怀报效暂无地，智水频浇道种田”回应。因参与朝政较多，为权臣所忌，时释智聪由胡惟庸案获罪，而牵连宗泐。有司奏拟极刑，太祖下旨免死，遂离开天界寺，退居安徽凤阳槎椰峰。其间一度住持水西寺，朱元璋亲书“寂寞观明月,逍遥对白云(宗泐诗句)，汝其行哉”法书相赠。旋回台州，出主黄岩觉慈寺。十九年(1386)，复又诏住天界寺。时人誉之“于内圣外王之略，无不毕备”。不久，退居江浦石佛寺。二十四年(1391)卒于寺，享年七十四岁。学士宋濂赞其像曰，“笑隐(大訢)之子，晦机(元熙)之孙，具大福德，足以荷担佛法，证大智慧”，“信为十方禅林之领袖，而与古德同道同伦者”。 宗泐谈吐风雅，精通诸子百家，善诗，工书。洪武九年(1376)，太祖临天界寺，赞赏其博学通儒，呼为“泐秀才”。其诗风骨高骞，圆融渊湛，“所为文词，禅机渊味，发人幽省”，为虞集、黄缙、张翥等名家所推重，被誉为“博远古雅，当代宏秀之宗”。尤擅隶书，笔法以古拙见功夫。所著有《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四库全书》收录。钱谦益认为，《全室外集》中，“以钦和御制诗为首”。此外，《千倾堂书目》尚载其有《西游集》一卷，“盖奉使求经时道路往还所作，见闻既异，其记载必有可观”。《明诗别裁集》录其诗二首，即《夏夜与钱子贞集西斋赋诗叙别》和《听泉轩为藏无尽作》。 岁月无情，送走了多少人的大好年华。当站在历史的思绪面前，遥想一山东渡，多少的日本生民为之折腰，他至今带着中日友好的使命，长守在日本皇陵的兆域之中；宗泐的“西天取经”，虽非首创，亦乃壮举，我们又怎能不为他们的辉煌骄傲和自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