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云和尚以“悲心”为底蕴的孝义观

论虚云和尚以“悲心”为底蕴的孝义观
　　王 　堃
　　孝作为儒家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被佛教消化吸收，成为汉传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较之儒孝，除了孝亲之外，佛教的孝义观被赋予更深广的意蕴。虚云在近代以“悲心”为底蕴的孝义观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一、悲心与孝行
　　慈悲是一种伟大的情怀，它超越了个体的功利，是一种伟大力量。任何宗教的缘起，无不是基于这种伟大的情怀，而任何宗教的发展壮大，无不具有这种伟大力量的外观，佛教的慈悲则将这种情怀、这种力量舒展到极至，臻于完美。．
　　在虚云看来，“慈悲是佛道之本”。“慈悲者，见一切众生有甚苦痛，以怜愍爱护之心去救度，令其离苦得乐。”可见，一切佛法要求把苦海中的众生引渡到幸福的彼岸，不仅救赎人生的苦难，而且要把这种慈悲之心推广至一切有情，是以众生所受诸苦为己身受，与众生受苦同心同感的同体大悲。虚云认为，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精神，拯救苦难，超度众生是佛教的基本职责，整个佛教伦理道德都是慈悲精神的体现，它对于教化世俗，维持社会心理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
　　对生逢乱世、命途多舛的虚云来说，“悲心”是其道德思想的底蕴。虚云降生，其母难产而逝，而生活的年代又正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自身的苦难与社会的苦难相生相随，促使虚云萌发大悲心，发大誓愿，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务，其悲心外化为孝义观上的两种孝行。
　　二、入世孝
　　1．舍亲割爱出家的大孝。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僧侣出家，抛却世情，于父母不孝，于妻子不义。虚云指出“出家所以别国主，离亲属，舍家庭者，意在脱离情欲之羁绊，舍私情而发展佛力之同情，舍私爱而为伟大之博爱，以度一切众生为忠，以事一切众生为孝，此大同之义也。”这就是说，出家僧侣并非无孝亲之心，而是心怀慈悲，将孝亲之心提升演变成博爱之心，不仅不是不孝，反而是牺牲个人家庭幸福以成就佛陀慈心的大孝。正如智旭在《灵峰宗论》卷四中所述：“夫世间孝，以朝夕怡养为最小，以不辱身不玷亲为中，以喻亲于道为大。出世孝亦如是，勤心供养三宝，兴崇佛事，小孝也。脱离生死，不令佛子身久在三界沦溺，中孝也。发无上菩提心，观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皆我父母，必欲度之令入佛道，此大孝也。”
　　2．孝亲。虚云的孝亲观主要是通过他的苦大行深的孝行体现出来的，具体可分为两大类：其一、苦孝。虚云感于“生不见母，特于光绪八年七月初一日，自普陀法华寺起香，三步一拜，誓至五台，其间由铁卸渡河，几为大雪活埋。抵黄沙岭，又为恶痢所困，均赖化身菩萨文吉调和，如是三年，方达五台。”其间历受艰难险阻，生死苦状自不可言说，常人看来，以为是愚孝，自讨苦吃，然非此难成大孝之德。其二，痛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虚云感念母恩，未见慈容，“每思之，辄觉心痛”，遂往宁波阿育王寺，拜舍利四藏，并扶病燃去三指供佛，祈佛恩加被，超度生母亡灵往生极乐以报母恩。用难忍之行、切肤之痛警策自己不忘母恩，从而坚定誓愿，行出世大孝，度尽苍生，尽佛陀慈悲之大行愿。
　　三、出世孝
　　舍亲割爱的大孝与回向父母的小孝，构成了虚云的人世孝行，他的人世孝行的提升与泛化便形成出世孝行。他引《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爱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只有弘扬佛法才能使六道众生解脱生死之苦，所以虚云的出世孝行主要表现为对佛法的护持与弘扬。
　　1．行脚天涯，舍身求法
　　虚云身处末法时代，禅风“衰微已极，惟有金山、高曼、宝光等处，撑门户而已。”为了超度苦海中的大地众生，行出世大孝，同时也是为了重振禅风，弘扬佛法，虚云发愿求正解、觅正法以拯救大众，自36岁（1875年）开始了长达20年的行脚求法生涯：他渡海到普陀山，朝礼名寺古刹；继到宁波阿育王寺拜佛舍利；到杭州礼天朗；到天宁寺礼清光；到焦山礼大水；到金山亲近观心、新林、大定等；到扬州高曼寺礼朗辉……1882年，他两度朝礼普陀，再礼五台。其中历时3年，遭雪活埋，疾病缠身，险遭虎食。1884年下半年，礼北岳恒山，西岳华山，次年春抵西安，礼大雁塔、杜顺塔、国师塔、玄奘塔。后于南五台结庐两年，后礼布达拉宫。并于1889年南行经不丹，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朝礼佛祖得道之菩提树，又渡海到锡兰，然后又到缅甸，是年7月回国。此后数年仍在各地参访，为求正法远足天涯海角，经历千难险阻，九死一生，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为法忘躯的高尚道德境界和坚毅顽强的意志不仅令后世景仰，同时也极大地鞭策激励影响了后来有志于佛教复兴的仁人志士。
　　2．随俗权变，应机说法
　　经过二十年求法访道的行脚生活，虚云不仅礼遍名师，访尽大德，而且自己的禅悦功夫精进，渐至化境，1895年终于开悟见境，功夫落堂，是年虚云56岁。岑学吕居士将虚云一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师于五十六岁以前是自度，五十六岁以后是度人。”
　　民国时期，在其个人道德魅力感召下，国民党要员戴季陶、何应钦、林森等人纷纷皈依其门下作记名弟子，虚云不因其显贵而折腰，竭力向他们宜讲佛法要义，试图倚重其世俗影响力扩大佛教影响，其中以《答蒋公问法书》最为典型。在这封信中虚云提出佛教是解决当时国际争端，趋进世界大同的唯一大教，并逐一批驳了新学唯物论、唯心论对佛教的诘难，详细阐释了佛教心性理论，探讨了佛教同哲学、科学的关系，比较了佛教与基督教的异同高低，充分肯定了佛教对世俗社会的道德教化功能，认为佛教不仅“有裨益于中国之学术思想”，而且“可令人心悦诚服而生正信”。正是由于虚云随俗权变应世说法，才于末法时期保存了佛教诸宗法脉，为日后重兴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摘自《甘露》2005年第3期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