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目录学考察

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目录学考察
　　日本名古屋七寺古佚佛典的发现在佛教文献学研究方面的价值，是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笔者于1994年秋至1995年春访问日本期间，有机会参加牧田谛亮、落合俊典先生主持的七寺经典研究班，受益非浅。这里想从中国历代经录著录的角度考察一下《净度三昧经》的情况。
　　一
　　根据历代经录，最早著录《净度三昧经》之名的是梁僧◎撰《出三藏记集》卷四之“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净度三昧经》，二卷。或云《净度经》。”[1]
　　对于在“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中著录的这些失译典籍，僧◎作了如下说明：
　　“寻此录失源，多有大经。详其来也，岂天坠而地踊哉？将是汉魏时来，岁久录亡；抑亦秦、凉宣梵，成文届止；或晋、宋近出，忽而未详。译人之阙，殆由斯欤！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以此无源，未足怪也。”[2]
　　按照《出三藏记集》的著录体例，既然僧◎将《净度三昧经》系于自己所撰的“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中。说明该经应出现于道安（314-385）之后，僧◎（445-518）之前，亦即公元五世纪前后。
　　又，在“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的序言中，僧◎称：
　　其二卷以上，凡二十六部，虽阙译人，悉是全典。[3]
　　而《净度三昧经》正是这“悉是全典”的二十六部经典之一。细玩上下语气及僧◎的著录体例可知，僧◎当时是亲眼目睹《净度三昧经》原本之后进行著录的。那么，僧◎著录的这部《净度三昧经》是否即为现今在七寺发现的《净度三昧经》呢？结论是肯定的。
　　针对当时佛教界“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议日用而不知其始”[4]的现状，僧◎曾经编撰过一部《法苑杂集原始集》，十卷。以供诸僧众“辩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5]，原书虽佚，但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中保存有它的目录，该《法苑杂集原始集》卷二有谓：
　　八王日斋缘记第十一。出《净度三昧经》。[6]
　　而在七寺发现的《净度三昧经》卷二中，正有论述八王日由来缘起，及应于八王日持斋行善等相应的内容。证明七寺本正是僧◎著录的《净度三昧经》。
　　《出三藏记集》设有疑伪经录，专门著录道安与僧◎判为疑伪的经典。《净度三昧经》既未被打入疑伪经录，又被僧◎摘引入《法苑杂集原始集》中，可见僧◎对这部经确为真经，并无怀疑。
　　《出三藏记集》在卷五之“新集抄经录”中还曾提到二种《净度三昧经》的抄经：
　　（一）、“《抄净度三昧经》，四卷。”[7]对该经，僧◎注曰：“齐竟陵文宣王所抄”[8]。从《出三藏记集》对萧子良抄经的著录体例看，僧◎本人应当见到过这部抄经。
　　（二）、“《净度三昧抄》，一卷。”[9]对该经，僧◎注曰：“是旧抄，今并阙本。”[10]说明僧◎本人并没有见到该《净度三昧抄》。
　　僧◎认为“抄经者，盖撮举义要也。”[11]对抄经这种方式有褒有贬，褒少贬多。不过，他从不否认这些抄经所依据的原经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根据《出三藏记集》，《净度三昧经》产生于五世纪，当时为二卷。并有一卷本、四卷本等二种抄经传世。僧◎的《出三藏记集》虽首次著录该经，并认为是真经，但未能考订出该经的译者。
　　梁僧2◎、宝唱所编《经律异相》卷四十九有两条从《净度三昧经》中摘出的引文。这两条引文今天都可以从七寺本《净度三昧经》中找到。僧2◎，生于刘宋泰始三年（467），死于梁大通元年（527）；宝唱，生卒年不详，是僧◎的弟子。由此可见，在南北朝时代，无人对《净度三昧经》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当时流传的《净度三昧经》，正是在七寺发现的这种经本。
　　二
　　其次著录《净度三昧经》的是法经等人撰于隋开皇十四年（594）的《众经目录》（以下简称《法经录》），该录卷一称“《净度三昧经》三卷，晋世沙门宝云於杨州译。”[12]
　　《法经录》卷一把《净度三昧经》列在“大乘修多罗藏录第一”之“众经一译一”中，并称在这里著录的百馀部经典“并是原本一译。其间非不分摘卷品，别译独行。而大本无亏，故宜定录。”[13]《法经录》在中国佛教文献学史上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严于真伪经的鉴别。也就是说，直到《法经录》时代，严谨的佛教经录学者仍然认为《净度三昧经》是“大本无亏”的真经。《法经录》著录称该经是“晋世沙门宝云於杨州译”，译人、时间、地点，言之凿凿。遗憾的是没有说明这种著录的依据什么。
　　另外，《法经录》卷三的“众经伪妄分”也著录了四卷本的《抄净度三昧经》，谓“《净度三昧经》，四卷。”[14]下注：该经“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轻悉自心，於大本内，或增或损，斟酌成经。违反圣教，芜乱真典。故附伪末，用诫后人。”[15]
　　由此，《出三藏记集》与《法经录》对《净度三昧经》著录的差异，可归纳如下：
　　《出三藏记集》著录三种，其中真经一种二卷，钞经二种五卷，总计七卷。《法经录》著录亦为七卷，但为两种：真经一种三卷，钞经一种四卷。亦即与《出三藏记集》相比，真经多了一卷，钞经少了一种一卷。总数则保持不变。由于《法经录》所少的一卷本钞经，正是僧◎本人没有看到原卷的那种。所以两者著录的差异甚值得吟味。关于这个问题，拟在下文讨论。对于钞经，僧◎虽然并不很赞同抄经这种形式，却也没有斥之为伪经。《法经录》则斥之为伪妄乱真，表现出比僧◎远为严格的态度。对于真经，《出三藏记集》以为失译；《法经录》则明确注明了译者。
　　与《法经录》同时代的隋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对该《净度三昧经》的著录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历代三宝记》共有五处著录《净度三昧经》：
　　（一）、卷十宋世“智严录”中著录：“《净度三昧经》，一卷。”[16]
　　“智严录”共著录智严译经14部36卷，称：这些经典均为“共宝云出”。[17]
　　（二）、紧接着“智严录”排列的卷十宋世“宝云录”中称：“《净度三昧经》，二卷。法显齑梵本来。见竺道祖《杂录》。”[18]
　　“宝云录”共著录宝云译经4部15卷，称：“初与智严恒共同出。严既迁化，云后独[19]宣，故不多载。”[20]也就是说，宝云除了与智严共同翻译4部36卷外，还独自翻译了4部15卷。
　　如果上述著录是可信的，则似乎给人这么一种印象：智严生前曾经与宝云共同译出《净度三昧经》一卷。为该经的第一译。但宝云本人对这个译本并不满意，故在智严逝世后，又单独译出，勒为二卷。为该经的第二译。但我们知道《历代三宝记》是费长房汇集多种经录及其他资料数十家纂成，资料虽然丰富，但缺少必要的考订，其中的不少著录不能尽信。审视“智严录”，所著录的经典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部分注明出处，后部分没有注明出处。而《净度三昧经》一卷恰好属于没有注明出处的后部分。这是否说明费长房本人对这一著录也有所保留呢？因此，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该经实际为宝云所译。但由于长期以来，宝云一直与智严合作译经，所以有的经录把这部经归入智严名下，费长房则因袭而误录之。
　　（三）、卷十宋世“求那跋陀罗录”中称：“《净度三昧经》，三卷。见《李廓录》。[21]”
　　求那跋陀罗是南北朝时期著名佛教翻译家。他初来中国时语言不通，主要依靠传语从事经典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宝云曾参加他的译场并担任传语。因此，称《净度三昧经》为宝云译或求那跋陀罗译，是否与他们的这种关系有关呢？
　　（四）、卷九元魏世“昙曜录”中称：“《净度三昧经》，一卷。第二出，与宝云译二卷者同，广略异耳。见《道祖录》。”[22]
　　“昙曜录”中并称，北魏太武帝废佛后，“昭[23]玄统沙门释昙曜……於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24]也就是说，该经其实并非昙曜所译，他只是翻译活动的组织者。
　　（五）、在卷十三“入藏录”之“大乘修多罗有译”中，著录作：
　　《净度三昧经》，二卷。[25]
　　按照《历代三宝记》的上述著录，则《净度三昧经》在南北朝时期曾经被译出四次，即智严的一卷本、宝云的二卷本、求那跋陀罗的三卷本与昙曜的一卷本。由于费长房在“入藏录”中只收入了二卷本《净度三昧经》，参考费长房对上述四种经本的著录文字，则我认为有理由相信，费长房虽然依据各种资料著录了上述四种《净度三昧经》，但他自己真正看到的只有二种，即宝云所译的二卷本与昙曜的一卷本。由于费长房认为两种经本内容相同，只是广略有异，所以把宝云的二卷本收归入藏，而略去昙曜的一卷本。至于所谓智严译本与求那跋陀罗译本，费长房本人根本就没有见到。
　　综合上述三种经录的记载，我认为，直到隋代，社会上流传着的《净度三昧经》大体还是僧◎著录的三种：第一种为宝云二卷本，僧◎当时虽然未能考证出是何人所译，但到了隋代，该经已经被公认为是宝云所译。第二种是昙曜一卷本，僧◎未能见到，以为是钞经，列为阙本。费长房则可能见过，但没有收归入藏。在流传过程中有的地方把上述两种经本合在一起，成为三卷本。也就是《法经录》的著录形态。第三种是萧子良钞经，四卷本。情况比较明了。
　　至于《历代三宝记》中所谓智严的一卷本，费长房没有交代著录依据。如上所述，我认为它是否真实存在颇可怀疑。而求那跋陀罗的三卷本，其著录依据是《李廓录》。求那跋陀罗一直在南方译经。南方的诸种经录没有著录这部经，而北方的《李廓录》却予以著录。则这种著录的可信程度也可怀疑。我认为可能由于宝云曾经参加求那跋陀罗译场，所译引起这种误解。而所谓三卷本，实际是社会流传的宝云本与昙曜本的合编本。
　　其后诸种经录的著录，大体不超出《历代三宝记》的著录范围，只是有的卷数略有参差。在此着重考察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大唐内典录》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大唐内典录》对该经著录如下：
　　（一）、卷四“智严录”著录《净度三昧经》一卷，内容与《历代三宝记》全同。[26]
　　（二）、卷四“宝云录”著录《净度三昧经》二卷，内容与《历代三宝记。全同。[27]
　　（三）、卷四“求那跋陀罗录”著录《净度三昧经》三卷，内容与《历代三宝记》全同。
　　（四）、卷四“昙曜录”著录《净度三昧经》一卷，内容与《历代三宝记》全同。
　　（五）、卷十“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中著录萧子良《抄净度三昧经》四卷。
　　由此可知，除了萧子良钞经外，《大唐内典录》对于《净度三昧经》的著录完全沿袭了《历代三宝记》。有意思的是，道宣显然并不否认这部经是真经，然而在“入藏录”中却没有收入该经。原因是什么？现在无从猜测。或者道宣没有得到这部经典？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对《净度三昧经》的著录依据也是《历代三宝记》。见该录卷五：
　　“《净度三昧经》，一卷，
　　右后魏和平三年释昙曜译，出《长房录》。
　　《净度三昧经》，一卷，
　　右宋元嘉四年释智严译，出《长房录》。
　　《净度三昧经》，一部二卷，
　　右宋代沙门宝云於扬州译，出《长房录》。
　　《净度三昧经》，一部三卷，
　　右宋求那跋陀罗译，出《长房录》。
　　以前四经，同本别译。”[28]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还著录了一种一卷本阙本《净度三昧经》[29]，显然，它的著录依据是《出三藏记集》。如前所述，《出三藏记集》所谓的阙本《净度三昧经》，实际应为昙曜译本，在《大周录》中已经著录。所以这儿所谓的阙本实际重出。
　　值得注意的是《大周录》又将该《净度三昧经》收归入藏，所收为三卷本[30]。如前所述，我认为这个三卷本实际的昙曜本与宝云本的合编本。关于这一点，从现存的三卷本《净度三昧经》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净度三昧经》第一卷现有《续藏经》本与敦煌本存世。从现存第一卷的文字看，首先为序分，这符合传统佛教经典的形态。然后正宗分，为舍利弗、文殊师利、法自在菩萨等三位先后请法，这也符合传统佛教经典的形态。有意思的是下面紧接着是一段标准的流通分，称：“佛说是时，坐中万菩萨皆得阿惟颜，……莫不欢喜，发於无上正真道音，皆礼佛足”云云。流通分以后又接叙频沙王请法，然后与第二卷相接。这就与传统的佛教经典形态不符了。这说明第一卷的前半部分原来实际是一部三分具足的独立的经典，后来有人将它与二卷本合并为三卷本。合并时，将一卷本放在首部，而将二卷本的序分删除。也可能将二卷本序分的内容与一卷本序分合而为一，使得现存三卷本《净度三昧经》的序分文字拖沓，篇幅特长。在其后的流传过程中，卷次的分法也出现不同。如现存的日本七寺本与敦煌遗书本虽然均为三卷，分卷法却不同。
　　三、
　　《净度三昧经》从五世纪译出直到八世纪止，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经录的著录比较混乱，但其流传形态一直比较清楚，也没有人对它的真伪问题提出疑问。对它的真伪提出疑问的是八世纪著名僧人——《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升。
　　实际上，智升对该经的著录也没有超出《历代三宝记》的范围，即仍然认为该经有智严、宝云、求那跋陀罗、昙曜等四种译本。他除在“代录”中分别著录上述四种外，又在“别录中有译无本录”中综合著录如下：
　　“《净度三昧经》，一卷，
　　宋沙门释智严译，第一译。
　　《净度三昧经》，二卷，
　　宋代沙门释宝云译，第二译。
　　《净度三昧经》，三卷，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第三译。
　　《净度三昧经》，一卷，
　　元魏昭玄统释昙曜译，第四译。
　　右四经同本异译，并阙。”[31]
　　智升时代，该经明明在大藏经中存在着、流通着，智升怎么能说它阙本不存呢？《开元释教录》解释说：“《大周入藏录》中有《净度三昧经》三卷。寻其文词疏浅，理义差违，事涉人谋，难为圣典。故编疑录，别访真经。”[32]又，在《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的“别录中疑惑再详录”中，智升著录称“《净度三昧经》，三卷。萧子良抄撰中有《净度三昧经》三卷，疑此经是。”[33]原来智升认为当时大藏经中所收的《净度三昧经》实际乃是萧子良的抄经，而并非上述四种译本中的某一种，所以说上述四种经本已经阙佚待访。基于上述观点，他把《净度三昧经》剔除在“入藏录”之外，仅作为附录附於末尾，称：“《净度经》下十部十五卷，并是古旧录中疑伪之经。《周录》虽编入正，文理并涉人谋。故此录中，除之不载。”[34]
　　智升的上述态度，未免失之粗率。如上所述，僧◎对《净度三昧经》的引摘可以在现存的经本中找到依据。南北朝宝唱等编撰的《经律异相》引摘《净度三昧经》两条，均可在现存经本中找到。另外，唐道世编撰《法苑珠林》卷七、卷二十三、卷九十七共引摘《净度三昧经》三条。这三条引文亦均可在现存的经本中找到。道世编撰《诸经要集》卷十八、卷十九又引摘《净度三昧经》三条，这三条引文也都可以在现存的经本中找到。这说明，《净度三昧经》从南北朝到隋唐始终流传，且经本未变。在这种情况下，智升说大藏经中已经收入的《净度三昧经》并非经录中著录的宝云译本，而是别的什么经本，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历代经录记载，萧子良的钞经明明为四卷。智升为了否定大藏经中三卷本《净度三昧经》的真实性，称“萧子良抄撰中有《净度三昧经》三卷”，也是很不严肃的。
　　智升判定《净度三昧经》为疑伪经的唯一理由是该经“文词疏浅，理义差违，事涉人谋，难为圣典。”应该说，这样的理由也是很难服人的。因详细的考证已经超出本文题目“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目录学考察”的范围，故在此从略。总之，佛教宗派不同，观点各异；译人水平不同，风格各异。这些都是正常情况。非要拿自己拟订的某一个自以为是的标准去框限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正是专家往往多“悖”的原因。
　　《开元释教录》还著录了《净度三昧抄》，一卷[35]。其著录依据，显然是《出三藏记集》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僧◎把这部他本人没有看到的经本定为钞经著录自然有轻率之嫌；《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把它作为阙本而不加判断则比较慎重。相对而言，智升毫不客气地将这部自己根本没有见过的经本打入“伪妄”，未免失之武断。既未目见，又无经录依据，则凭什么定其为伪妄呢？古代经录学家对一些并未目见的经典往往持类似轻率、武断的态度，这应该成为今人的鉴诫。
　　四、
　　综上所述，根据历代经录的记载，《净度三昧经》翻译於南北朝时期，可信者有宝云译二卷本与昙曜主持译一卷本。另有萧子良四卷本钞经传世。至于智严译本与求那跋陀罗译本，很可能是因这两人与宝云有关而产生的误传。起先，该经既有一卷本、二卷本分别流传的形态；也出现合编为三卷本的形态。后来则大抵以合编的三卷本形态流传。由于智升认为他是疑伪经，将它排除到大藏经外，使得该经逐渐亡佚。在这一点上，智升无从辞其咎。幸而日本七寺本与敦煌遗书中还有保存，使我们今天可以据以整理出一个全本，以研究在中国曾经有着巨大影响的人天教，这的确是令人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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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正藏》，第55卷，第21页下。
　　[2]、《大正藏》，第55卷，第21页下。
　　[3]、《大正藏》，第55卷，第21页中。
　　[4]、《大正藏》，第55卷，第90页中。
　　[5]、《大正藏》，第55卷，第90页中。
　　[6]、《大正藏》，第55卷，第91页上。
　　[7]、《大正藏》，第55卷，第37页下。
　　[8]、《大正藏》，第55卷，第38页上。
　　[9]、《大正藏》，第55卷，第38页上。
　　[10]、《大正藏》，第55卷，第38页上。
　　[11]、《大正藏》，第55卷，第37页下。
　　[12]、《大正藏》，第55卷，第115页上。
　　[13]、《大正藏》，第55卷，第116页下。
　　[14]、《大正藏》，第55卷，第127页上。
　　[15]、《大正藏》，第55卷，第127页中。
　　[16]、《大正藏》，第49卷第89页下。
　　[17]、《大正藏》，第49卷第89页下。
　　[18]、《大正藏》，第49卷第89页下。
　　[19]、“独”，《大正藏》本作“浊”，据文意改。
　　[20]、《大正藏》，第49卷第89页下。
　　[21]、《大正藏》，第49卷第91页中。
　　[22]、《大正藏》，第49卷第85页上。
　　[23]、“昭”，《大正藏》本作“诏”，据《思溪藏》、《普宁藏》、《永乐南藏》等本改。
　　[24]、《大正藏》，第49卷第85页中。
　　[25]、《大正藏》，第49卷第110页上。
　　[26]、《大正藏》，第55卷，第258页上。
　　[27]、《大正藏》，第55卷，第258页上。
　　[28]、《大正藏》，第55卷，第401页中。
　　[29]、《大正藏》，第55卷，第450页下。
　　[30]、《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三，《大正藏》，第55卷，第465页上。
　　[31]、《大正藏》，第55卷，第632页中—下。
　　[32]、《大正藏》，第55卷，第632页下。
　　[33]、《大正藏》，第55卷，第671页下。
　　[34]、《大正藏》，第55卷，第699页下。
　　[35]、《大正藏》，第55卷，第680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