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如智、一山禅师东渡考略

普陀如智、一山禅师东渡考略
　　毛德传
　　元代，中日关系一度极其紧张，发生过忽必烈派舟师渡海两次入侵日本的战争，中断过友好睦领关系。但是，长期以来，中外若干论著称，日本与中国在整个元代始终相仇敌对更不往来。如著名学人、日本研究权威王芸生先生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断言写道：“终元之世，(中日)不通音问。”显然不符历史事实。
　　担负打开中日间冰峰，重建和平友好的特使是普陀洛迦佛教高僧愚溪如智和一山一宁两禅师。
　　(一)
　　元世祖忽必烈定鼎燕都，于1274年派军队攻打日本，败而还。1280年，日本杀元国信使、礼部侍郎杜世宗等人，忽必烈于1281年再遣舟师大举渡海，“遇飓风”，全军复没，生还者甚少。日本史籍称作“神风”及“文永、弘安元寇之役”。
　　由此，中日两邻国中断过关系。
　　忽必烈入侵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历来受到日本和中国舆论的一致批判，如赵翼、魏源、黄遵宪等爱国主义思想家都谴责元世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忽必烈给日本国沿海国民造成巨大麻烦，更给中国各族同胞带来深重灾难。至元18年(1281，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之役，数万生灵葬身异域海底。当年，元廷于上都寿宁宫举办超度法会，为战争死难者亡灵祈求冥福。还有大批中国战俘流落东洋各岛作苦役，未得还乡。更因征伐日本军役，百姓在“增课、料民、括马、造海舶、征水手、转运军粮诸差徭赋役”追迫下，失违农时，民不聊生。江南人民无法忍受，举行起义“凡两百余所”。忽必烈皇帝本人，在两次战事失败又鉴及国内情势，也有悔悟。至元23年(1286)，元世祖下旨昭告天下“罢征日本”，废止相应军役、粮运、战舰督造，并“散所雇民船”。‘l，
　　此前三年，忽必烈已采取行动重建中日睦邻和好，派出浙江普陀名山高僧如智作国使，率使节团东渡寻求通好。如智曾向忽必烈进谏，以战争“多害生灵”，志愿奉圣旨出访日本国，为元世祖赞同。派遣佛国高僧充国使办外交，是忽必烈考虑到日本官民颇多崇奉释教的一种亲善友好表示。并备好赠送日本的礼品有“锦衣、玉环、鞍辔”等，交如智大师带赴扶桑。
　　元世祖至元20年(1283年，后宇多天皇弘安六年)，元朝特使释如智由提举使王君智陪同渡海赴日本，8月，过洋“遇飓风，不能达而还”。次年，如智再次东渡，此次由参知政事王积翁陪同，由庆元(今宁波)出航。积翁本是南宋的福建制置使，元蒙铁骑度仙霞岭，他举八闽版图兵民归降元朝有功，累升官至此职。王前在福建经管过通东、西洋番涉外事务，志愿与如智同赴扶桑再立功。7月，“舟已人(日本)对马”，不料由于这王大人作威作福，屡鞭挞舟人，发生了船主任甲等“舟上共谋杀积翁”的突发事变，致使如智再次受阻而还。
　　(二)
　　继忽必烈登帝位的元成宗铁木耳决心恢复中日和好，于大德三年(1299年，后伏见天皇正安元年)委派南海观世音菩萨居处方丈一山一宁为国信使东渡，寻求打开冰冻。
　　一山一宁(1247 1317)是浙江台州临海人，俗姓胡。出家后，先在本郡鸿福寺，后人四明山普光寺，受律宗及天台宗教义，当时任职“江浙释教总统”。考元蒙兴“崇尚释氏”，其任官“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江浙释教总统”一山与“江浙行中书省总管达鲁花赤”(相当苏浙总督兼京沪杭警备司令官)地位相差不多，是元朝权力和政治地位崇高的大人物，用现代语汇是正省、部长级吧。为办外交出国，元成宗又加封一山一宁为“妙慈弘济大师”[2]，他带去铁木耳皇帝致日本天皇的国书倒十分得体的，称：“有司奏陈：向者世祖皇帝尝遣补陀禅僧如智及王积翁等两奉玺书通好日本，咸以中途受阻而还。爱自朕临御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如智已老，补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谕。附商船以行，庶可必达。朕特从其请，盖欲成先帝遗意耳。至于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审图之。”[2]国书中回顾了忽必烈曾谋求中日和平的往史和遗志，充分表达了中国与邻邦日本友好的诚恳愿望，同时汲取以前如智两次东渡未成的教训，特谕示一山外交使团应搭乘日本互市海舶赴日本。上述也证明，中日间友好贸易也并未断绝。
　　国信使，妙慈弘济大师一山此次改由曾留学日本的平山万寿寺僧人西涧土昙及弟子石梁仁恭陪同，于1299年三月，搭乘日本商船远涉风涛艰险抵达日本国博多。西涧曾于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7年，龟山天皇文永八年)游学东瀛，于1278年回中国。
　　一山抵日本，不料又横生麻烦，而暂居伊豆。原来，有人向幕府告密，指一山是间谍来作军情特工的。由此，日本官方不让他进京，而命他停留在伊豆，实则是监管起来。但一山礼佛诵经，谈笑自若，待日本人诚信礼教。这使日本官方终于明白一山是真正大德高僧，是来寻求和平友好的。10月，元钦使一山一宁由幕府迎抵镰仓，受到了日本朝野官民僧俗热烈欢迎和崇敬。当时，日本是源氏镰仓幕府而由大将军北条贞时执政。
　　一山先往建长寺，又迁圆觉寺、净智寺及京都南禅寺等名刹。一山与日本皇室、幕府及各界人士广泛弘法交往。他博学多识，道行高尚，对教乘诸部，儒孔百家之学造诣很深。对历史学、小说、乡谈也颇通晓，还善书法特长草书。“常有缙绅士庶随喜，门庭若市”。[3]据做过他亲侍弟子的一位日本人士记述：“(一山)象驾侨寓于京师，京元士庶，奔波瞻礼……，惟恐其后……出于城郊，见者如堵”[4]一山大师荣幸地受到后宇多天皇的关怀和礼敬，后宇多天皇遥慕元使一山一宁的高风硕德，特下诏关东“邀一山来住京都南禅寺，并一再向大师问询法要。”‘‘’
　　一山抵日本，以中国优秀的佛教文化为纽带，弘法劝善，普渡群生，加深了中日人民友好感情，也澄清了元廷的和平立场。中日战争状态实际结束，友好联系发展。1305年(元成宗大德9年，后二条天皇嘉元3年)，日本贸易船抵庆元港，著名的日僧龙山德见(是一山门下高足)就是搭乘该船到中国参访游学，留华达四十五年之久。次年(元大德国10年，后二条天皇德治元年)又有“倭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源源不绝的日本友好贸易商船冲破重洋驶进华东南港埠，茫茫海上又架起中日和平金桥。
　　(三)
　　一山禅师留居日本弘扬佛法十八年，造就门下学识非凡出类拔萃者颇不少。其中，如龙山德见、雪村友梅、东林友丘、嵩山居中、无著良缘等，都入元朝参拜名山宝刹，研修佛学、孔孟、艺术和科技工艺，为中日友好交流作出贡献。一山的高足龙山德见在大师的影响下带头于1305年最先西渡，在中国侨居近半个世纪，足迹遍黄河长江南北城乡。他于1349年回到日本时，中国已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朝，而日本国也变为由足利氏室町幕府掌权了。龙山返其祖国受足利尊氏，足利直义的皈依，并出主天龙寺、南禅寺。雪村友梅于1305年访华，曾被元廷聘请住长安翠微寺，著有《岷民峨诗集》。元文宗图贴睦尔封他为“宝境真空禅师”；1329年返回扶桑，也历主诸大刹。日僧邵元于1327年人元，侨居中国二十一年，曾任中原名刹河南登封少林寺首座。郭沫若有诗赞邵元曰：
　　“息庵碑是邵元丈，求法来唐不让人。
　　愿作典型千万代，相师相学倍相亲。[6]
　　据日本学人木宫泰彦考查，元代日本和尚赴中国史册留名的达二百二十余人。不少人留下的优美徘句诗歌，反映着对中国佛教和中国人民的深挚感情。元国信使一山对日本的学术文艺、书法美术方面的影响很显著。木宫泰彦认为：“自从弘安年间以来，几乎断绝了的中国留学生之所以重又多起来，似乎完全是由于他(指一山)的刺激。”[7]不少禅宗僧人为幕府足利大将军信任，聘为顾问。
　　日本当局还屡次派员持书币来元朝礼聘中国高僧访日。如原在明州白云寺的东明惠日应邀于1309年赴日本，历住万寿、东胜、建长、寿福等寺，行化达三十年，深受日本僧俗礼敬；1340年在日本圆寂。清拙正澄原在松江真净寺、杭州净慈寺，日本人元禅僧多曾从其参学。他的盛名也传到东洋，在执政北条高时多次派使诚邀下，于1326年渡海，从博多经京都抵达镰仓，主建长寺。又奉后醍醐天皇敕旨董管建仁寺、南禅寺；1339年在日圆寂。竺仙梵仙是在1329年和日本人元僧同抵日本，曾得足利尊氏、足利直义的诚笃皈依。日本不少公卿武士都曾从元僧学禅，当时称颂中国东渡宗师“皆是法中狮也”。[8]
　　元代中日密切的佛教文化学术交流和平等互惠商贸相辅相成。“元起自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成宗铁木耳时，江南诸寺佃户达五十余万，寺庙经济迅速发展。因此，元朝佛教领袖对工商贸易并非无知外行。元代，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相当发达，两国间人员往来就靠互市商舶。如元泰定帝二年(1325)十一月“倭船来互市”，泰定帝三年七月，元朝一次欢送日僧瑞兴等四十人渡海返回日本国。美国的“日本通”埃德温·赖肖尔教授指出，日本“禅宗僧人能够与中国密切往来，是由于对大陆贸易的大幅度增加”。[9]元政府采取对日友好的贸易政策，如根据日本商人的请求，允准以黄金兑换中国的铜钱运出口等等。日本输人中国的重要商品有倭金、倭银、铁、橹、倭刀、折扇等物；中国销运日本的大宗物资有铜钱、丝绸、茶叶、陶瓷、药材、文具、诗书文集、书画、藏经及日本寺庙所需的宗教器具。日本还专门派遣天龙寺船驶华，采办佛寺设备。赖肖尔说，在日本封建诸候赞助下“镰仓和京都一带的禅宗寺院，成为中世纪日本的重要思想文化中心。”‘”，元代，通过中日人员互访，把中国的烹调、茶点、雕版印刷、建筑、装饰等工艺科技交流传去扶桑诸岛。庆元天童寺僧祖元受北条时宗指名特聘，专程赴日本参加了镰仓建长寺和寿福寺的建筑工程。日本的绘画、诗歌、书法流派风格也给我国文艺界注入新风。[10]
　　一山一宁禅师于1299年使日通好后，中日友谊向好，终元之世，中日不再战。鉴于对日交通增长势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四年(1317年，花园天皇文保元年)，特命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王克敬驻四明(宁波)经理中日事务，对日本国水手、商人“抚以恩惠，皆帖然受约束”。有“吴人从军征日本陷于倭者，乃是，从至中国”。这些祖籍长江以南的中国战俘，在异国他乡逗留生活了三十六年之久后，终于随着两国关系的友善，得返回祖国大陆故园重见亲人。””
　　在宋代，中日两国海运互市兴旺，十三世纪“每年有四十到五十只日本船舶开往中国中部的浙江方面。”[12]，元世祖前期，忽必烈也曾下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一山禅师东渡迅速结束两国间不愉快事件，对源远流长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正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影响至为深远。元亡明兴时， 日本人元和尚留在中国的还不少。例如，日本沙门椿庭海寿曾住应天府(明初首都南京)天界寺。明太祖校藏经时曾特邀参加，受朱元璋亲自接见，并向洪武帝介绍日本风土人情。在日本怀良亲王派遣僧祖来为使访明后，洪武六年(1373年，长庆天皇文中二年)，明太祖派僧仲猷祖阐、元逸克勤东渡通好时，就指名聘请日僧椿庭海寿和权中已巽参加外交使团，担任通译官，回往日本，以后导致与日本足利幕府达成了勘合符贸易协定，进一步扩展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联系。(13)
　　1317年，中日人民的友好使者一山一宁禅师在日本圆寂。这位古稀老人长眠于日本大地，日本国赐予“一山国师”的称号，并敕令建塔在京都南禅寺，并特派日僧月山友桂专程护送一山国师灵位来中国，安放于宁波阿育王寺。一山患病期间，后宇多天皇一再驾临慰抚问病；逝后，后宇多天皇帝为撰像赞：“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一山禅师的崇高评价和无限缅怀。他所传的禅学，被定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之一，叫“一山派”，至今流传光大‘’“。
　　在结束本文时，还应提明，今日驰名环球的“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山”——观世音菩萨应化为善财说法圣地普陀山的佛教道场，正是日本国人唐学问僧慧萼大师所开创。而普陀僧如智、一山禅师又三次东渡，努力献身于中日人民友好佛教文化交流的伟大事业。这亦非巧合，它恰好反映着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佛教文化联系根深叶茂和源渊流长。
　　(作者毛德传：1931年生，离休干部。)注释：
　　(1)毕源(续资治通鉴)卷187，石村贞《元明清史略》
　　(2)《续资治通鉴》卷193。
　　(3)、(7)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4)虎关师链《元亨释书》
　　(5)师蛮《本朝高僧传》见《元亨释书》
　　(6)望月信彦《佛教大事记》，北条九代记
　　(8)《本朝高僧传》，《佛教大事记》
　　(9)赖肖尔《日本人》
　　(10)迁善之助《安国寺利生塔考》，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
　　(11)元史·王克敬传，柯邵态《新元史》卷212，《续资治通鉴》199
　　(12)井上清《日本史》，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
　　(13)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费正清《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纳罗奇尼茨基《远东国际关系史》
　　(14)《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行状》，见《元亨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