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坛经》录校三题（二）

敦煌本《坛经》录校三题（二）
　　四、如何正确对待敦煌本《坛经》中的经论引用现象
　　《坛经》多处引用经论以证成己说。但如何正确认识与录校敦煌本《坛经》中的经论引用，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下面举“我本源自性清净”与“戒本源自性清净”这一例子说明：
　　敦煌本《坛经》两处引用《菩萨戒经》，情况如下：
　　斯本：
　　菩萨戒云本源白/姓清净（第31页）
　　菩萨戒经云我本愿自姓清净（第38页）
　　敦博本：
　　菩萨戒云本原自性清净（第75页）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第83页）
　　所谓《菩萨戒》或《菩萨戒经》，亦即《梵网经》。这段话，《梵网经》原文作“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净”[①]。因此，杨曾文本把这两处都录校为：
　　《菩萨戒经》云：“戒，本源自性清净。”（第22页、第35页）
　　杨曾文本出校记说明校改的理由：
　　“按，此处之《菩萨戒经》即中国内地通行的大乘戒律《梵网经》。其卷下有曰：‘……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净。’是谓大乘戒源自法身佛（或谓报身佛）的‘心地中’，它也就是‘佛性种子’、‘一切佛本源’。因此，此句校为‘戒，本源自性清净’为宜。因为‘戒’前已省去‘一切众生’，故校为‘戒，本源自性清净’亦可。如校为‘我本源自性清净’，不仅违背经文，也不通。大小乘皆把‘我’看作是五蕴的和合，属无常法，把执著‘我’的见解称‘有身见’或‘我见’，主张断除。实际上，各本《坛经》的“我本源自性清净”中的‘我’字，都是误写和误传。”（杨曾文本，第23页）
　　情况是否如杨曾文本所批评的，敦煌本，乃至各种版本《坛经》中的“我本源自性清净”，都是“戒，本源自性清净”的“误写和误传”呢？
　　探讨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先仔细考察《坛经》原文。在此把两段含有《梵网经》引文的《坛经》文字具录如下。为避文繁，所引文字为我重新录校，校记一概从略。
　　第一段：
　　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有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曰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外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菩萨戒》云：“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通篇讲禅定。如何实现“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落脚点是“本性不乱”。而本性不乱的前提，在于“本性自净”。因此，这一段文字中所引《梵网经》之“本源自性清净”，虽然没有主词，但显然这个主词祗能是“我”，不能是“戒”。此段《梵网经》及下段《梵网经》引文都与《维摩诘经》的“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一起引用，也说明这里论述的不是什么戒律，而是自性本我。
　　第二段：
　　一切经书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我若无智人，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故，智为大人。问迷人于智者。智人与愚人说法，令使愚者悟解心开。迷人若悟心开，
　　与大智人无别。故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通篇的主题，是万法本从人兴，万法尽在自心。要求行者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因此，无论《梵网经》原文如何，这里的引文，祗能是“我本源自性清净”，绝不可能是“戒，本源自性清净”。
　　在此需要探讨《坛经》中“我”的用法。杨曾文本指出：“大小乘皆把‘我’看作是五蕴的和合，属无常法，把执著‘我’的见解称‘有身见’或‘我见’，主张断除。”这是录校者把“我”改为“戒”的主要理由之一。那么，敦煌本《坛经》是否符合上述情况呢？
　　敦煌本《坛经》出现“我”的用例甚多。除了作为人称代词使用外，尚有如下用例：
　　1、不断胜负，却生法我，不离四相。
　　2、外行恭敬，若轻一切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德。
　　3、人我即是须弥，邪心即是海水，……无人我，须弥自倒；除邪心，海水竭。
　　4、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5、如来入涅槃，法教流东土。共传无住，即我心无住。
　　五个用例中，前三个用例属于佛教批评的人我见或法我见。后两个用例显然与前不同，指内在的心性、自性。惠能一贯强调迷误的关键在于自心。自心不悟，佛是众生；一念若悟，众生是佛。所以要求行者“于自心顿悟真如本性”。这里的“自心”，就是“我心”。
　　我们再仔细考察上述第二段末尾的这几句：
　　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惠能在此要求行者于自心顿悟真如本性，那么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能够从自心顿悟真如本性呢？惠能在此引用经证说明：“我本源自性清净”，这就是“自心顿悟真如本性”的依据。有了这一依据，自然可以“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同样的例子还有敦煌本《坛经》引用《维摩诘经》时的“直心”与“真心”。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总之，古人引用文献，往往有为我所用的倾向，不像现代人那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古代僧人引用佛经，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肃、严谨；那些创宗立说的大家，尤其如此，如智顗之解释“悉檀”，完全是为我所用。我们整理古代文献，一定不能用今人的标准来要求古人。
　　五、结语
　　上面从三个方面对敦煌本《坛经》录校，提出若干思考。应该指出，正因为有了诸多录校者辛勤的劳动，才使得敦煌本《坛经》的性质越来越为人们了解，录校中的问题也越来越暴露。做学问也如积薪，必须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本文对前贤录校颇多讨论，这些讨论并非是对前贤的批评，恰恰相反，笔者满怀感激之情。正因为有了前贤的工作，才会有笔者今天的讨论。希望这一讨论能够促使敦煌本《坛经》的录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2006年12月17日于通州皇木厂
　　2007年3月2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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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大正藏》，第24卷第1003页下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