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研究的新趋向

藏学研究的新趋向
　　文/日本 中根千枝 翻译/陈立健
　　[摘要] 中国藏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取得快速发展，发表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同时也整理、翻译了众多古籍文献，编纂了一些有影响的辞典、目录、史料集等，尤其在历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
　　[关键词] 藏学研究，藏文典籍，藏族史
　　藏学研究的发展在最近几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在中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藏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变得更加有组织性，引起学者们浓厚的兴趣。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迅速激增，以至于我不可能将他们列入一份表格中加以说明。由于中国研究者接触到了大量的藏汉文献资料，可以多次到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这增加了他们对历史研究的深度，是此前的藏学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现在的藏学研究还尽可能地阐释藏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藏族边缘地区的研究也有一些高层次的中国学者在深入进行。
　　最近藏学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997年8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的国际藏学研讨会上。有13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各地的藏学家，大约有三分之一是藏族学者，百分之二十是国外学者。国外学者主要来自欧洲、北美、日本、印度和尼泊尔，在中国的学者中包括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这些与会的国外学者很多是欧美的大学和学院中的研究人员和教师。
　　此次会议由全体会议和社会与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和语言五个分会场所组成。藏学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以佛教研究为主，而此次研讨会却是以历史组的研讨为重心的。附带说明一下，实际上社会和经济是五组之首，也是近些年藏学研究在传统领域之外的扩展范围。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社会与经济领域的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要是回顾1991年9月13日至16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届藏学研讨会的主题“藏族社会结构及其在1959年以前的藏族社会中的影响”，二者相比，显然中国近几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提高尤为显著（见关于第一届中国藏学研讨会所发特刊《中国藏学》1992年）。
　　总起来看，藏学研究的所有领域都是很自然发展起来的，宗教研究领域依然是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藏族历史研究领域过去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发表，今后还会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另外，藏族各种文化方面的研究值得引起关注，像民俗、说唱艺术、文学和建筑以及最新的考古挖掘。要叙述所有领域显然是不太可能，与之相对应，有关社会结构和古代藏区经济的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方面的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各种束缚，因此是很欠缺的，我希望通过过去二十年学术界对藏学关注来展示它的研究趋向。
　　无须详细说明的是，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来，很多文章和论文集都对西藏噶厦政府的流亡人员和中国当局的政治对抗有所反映，有些文章讨论了过去50年来藏区的发展与现代化问题，但我的主要目标是探索藏区社会从前（1959年以前）的实际形态，并且把我对近期有关这些方面藏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展示给学术界。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特点
　　毫无疑问地说，考虑到时代和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领域，中国藏学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了世界上其它地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在1997年国际藏学会议的开幕词上说：“藏学的故乡在中国”。当然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在藏学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优势，不仅因为西藏是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这是实地调查的一个有利条件，而且研究者有大量的便利的汉、藏文献资料可供查阅，其中许多汉族学者到藏区做实地调查研究，这样和藏族学者紧密合作并建立起相关的研究院所（很多藏族学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于1951年和1966年在全国许多地区创办民族学院（如北京、兰州、西宁、咸阳、成都），这些学院都设有藏语言文学系，教师队伍包括汉族和藏族研究藏学的学者。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藏学研究一度被中断，直到1978年才开始恢复正常教学研究工作，从那时起到现在，藏学研究发展得很快。
　　1980年以后，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一个藏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成立了藏学研究所，青海社会科学院和云南社会科学院建立了藏学研究机构，在甘肃、四川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分别成立了藏学研究机构，西藏自治区也相应成立了藏学研究机构（指西藏社会科学院）。除此以外，从事藏学研究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1986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根据1996年的统计，全国大约有大大小小40 多家藏学机构从事藏学研究，有10个学术协会涉及藏学研究。
　　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行研究藏学的期刊，即《西藏研究》（从1981年发刊）和《中国藏学》（自1988年发刊）。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学术刊物以季刊的形式，同时用藏汉两文发行。还有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国家级刊物《中国西藏》。除此以外，下列期刊也刊登和藏学有关的论文：《青海社会科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现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译者）。
　　从1978年到1997年近18年的时间，中国藏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并且藏学成为中国学术界发表论文的一个突出部分，在中国各个地方出版相关的著作和学术论文，并达到了汉、藏文的资源共享。中国藏学研究的杰出成果可以从广义上分为下列几个部分：
　　1.各种资料的汇编，包括词典、目录、历史资料和其它资料的收集汇编。
　　2.翻译和出版藏文历史著作，这已成为近十年来藏学研究最多产的领域。
　　3.在藏、汉文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根据历史时期可以分为吐蕃、元朝萨迦派政权统治时期；明、清朝时期的研究，以及近、现代时期的研究。
　　4.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研究。
　　5.对其分支的研究（宗教、文化、民俗、考古等）。
　　接下来我们主要讨论上面的3和4部分的研究，历史学界的兴趣也强烈地集中在第4部分的研究中，并且这项研究清晰地印证了中国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材料，这也是中国研究者专长之所在。但是在讨论并在此研究分类3和4部分的相关研究之前，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在1和2部分中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1）、198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藏汉大辞典》，是由张怡荪主编；众多藏、汉学者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编纂而成的，它包括了所有古代和现代藏语语素，附有精确的汉语注释和大量的应用举例，作为一部无与伦比的藏学词典，对藏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目录学中，下列目录的编纂对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非常有用：《中国藏学书目1949～1991》，外文出版社用汉、藏、英文三种文字出版，其中列出了在中国用藏、汉文出版的1491部著作和这部著作有关的相续出版物，收录于《中国藏学续编》（1992～1995），由外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并且列了716部著作（其中297部是藏文，411部为汉文，8部英文著作）（最近《中国藏学书目三编1996—2000》2001年已经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收录950余部，其中藏文429部，汉文520部，英文7部—译者）。除此之外，下列目录将在近期出版：《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目录》（1872～1993，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它将包括从1872年到1993年间用藏文和汉文发表的25000篇以上的论文目录（包括台湾、香港学者的论文等），除了报刊论文以外，此目录将1970年以来80部论文集的主要条目也列出。（此书现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发行──译者）。
　　自1980年以来许多藏文目录和历史文献资料相继出版，这些编纂发行单位是：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组织编纂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民族出版社，1988～1990）；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辑的《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989）；《西藏重要历史资料选编》（西藏社会科学院古籍出版社1991）。除此以外，下面的论文集，包括有关藏族社会和经济的汉文翻译、藏族社会不同历史时期赋税制度中有价值的数据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纂的《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论文集》（收录和翻译了有关西藏社会和历史的藏文档案资料，1997）；甘肃省档案馆和省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资料，如甘肃档案馆所编的《甘肃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1412～1949），这部541页的藏族资料目录列出了7875个条目并且有分类索引和人名索引。
　　同时，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也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藏文著作，出版有馆藏的三部汉藏分类目录：即《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卷1：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卷2：民族出版社1989；卷3：民族出版社1997）、《德格印经院目录大全》（卷1，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和《拉卜楞寺藏文典籍目录》（青海民族出版社1988），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印经院与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都以巨大的藏书量而为世人所知晓。
　　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编辑地方志，这种史学传统也影响着藏学。第一部藏文地方志为四川1996年出版的《阿坝州志》，一部相似的《德格县志》正在筹编中（实际上《德格县志》汉文版早已出版──译者）。
　　从汉文的藏族历史资料方面的编纂讲，需提到下列代表著作：有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编辑的《藏族史料集》（4册，1982～1993），是一部从中国正史中的历史资料中精心挑选的有关藏族和藏族社会的论文集，这些历史资料可以上溯《隋书》。陈乃文和陈燮章还编辑了《藏族史料集简编》（2册，1990，民族出版社）。顾祖成等编辑的《明实录藏族史料》3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985）、《清实录藏族史集》10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983），后两部包括人名和地名的索引。张其勤和吴丰培编辑的《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从《东华录》里摘取了和清代藏区相关的研究资料。而陈家琏所编的《西藏学汉文献汇刻》4集21卷（中国藏学出版社，1987～1996），囊括了从清代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汉文藏学历史资料。《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是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联合编辑的，该书汇集了所有这些机构馆藏的汉文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按每个历史时期事件或某一题材以年月顺序排列，它包括了丰富的原始记录和官方所编辑的从明到清的历史资料。
　　（2）、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重印藏族历史著作并将其翻译成汉文，从西藏、青海、甘肃、北京等相关出版社推出的分类目录反映出的学术信息来看，几十打（即数百部）的藏文历史著作已被出版，由于这些历史著作所具有史料价值，其中许多著作已译成了汉文。在众多名著中必须提及的有下列一些：
　　《拔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藏汉文双文编译，由佟锦华和黄布凡译为汉文。
　　《布顿教法史》由郭和卿翻译并起名为《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
　　《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由陈庆英和周润年翻译成汉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青史》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由郭和卿译成汉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松巴佛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编者按：蒲文成、才让译为汉文）。
　　《汉藏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由陈庆英译为汉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除此以外，对于研究明清藏区有用，但非历史资料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值得一提的是：
　　《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由黄颢将若干部分逐步翻译为汉文《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4）期，1981（1）～（4）；1982（1）～（4）；1983（1），（2），（4）；1984（1），（2），（4）；1985（1），（2），（4）；1986（1）。
　　《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恰白?次旦平措总编辑，由赞拉?阿旺楚臣和余万治翻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颇罗鼐传》作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由汤池安译为汉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是1865年出版本的重印），由吴均、毛继祖、马世林翻译为汉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噶伦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由李凤珍翻译的汉文收录于《藏文史料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档案馆，1985），周秋有也把此书翻译为汉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多仁班智达传》2卷（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1卷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由汤池安翻译、郑堆校对（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最初是由噶锡巴丹津班珠尔在1806年写成的。
　　在藏文文学作品中宗教题材是占绝对优势的，传记作品也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但在上面提及的著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和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它们相应被译成汉文，为近年来的藏学研究迅速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大量的综合性的历史文献以藏、汉文形式出版了，这里我将提及一到两部值得特别关注的著作。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1年，1983年再版。作者东嘎?洛桑赤列是在对大量藏文历史资料（引用了49部藏文历史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藏区世俗化的宗教教权统治的起源和变迁，此书马上由陈庆英翻译成汉文（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四期的13－38页，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刊印的《藏族研究论文集》中重印，1982）。这部著作的三种汉译本相继问世：①陈庆英1985年民族出版社所出译本；②唐景福1984年在甘肃民族出版社所出译本；③郭冠中和王玉平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本和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所出译本，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由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和诺昌?吴坚编辑出版了三卷宏伟的藏族历史著作《西藏简明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1989—1991），自《白史》问世以来，这部由藏族新一代学者所写的著作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汉文的综合性历史著作有《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参加编写，囊括了从吐蕃王朝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漫长历史时期，并且附有地图和编年表。
　　二、历史研究——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
　　明、清以来西藏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汉族学者的个人研究非常自然地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如前一部分已提到的那样，近几年对藏族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视和使用尤为突出，结合汉文资料细致地研究已开始出现。对当前西藏所处的地位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来说，这种研究已非常吸引人们的目光。接下来我将按年月顺序展示这一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
　　《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作者为邓锐龄（西藏知识小丛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这本书简明扼要并中肯地对元明时期藏族历史进行专门化研究，他发表的大量论文证明他是一个忠实利用史料原文的学者。在《〈贤者喜宴〉明永乐时上师哈立麻晋京记事笺证》（《中国藏学》1992年3期）一文中，他通过对藏文历史上记载的第五世噶玛巴（1384—1415）到明朝都城南京的朝觐，详细对照汉文历史文献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其结果是对那一时期藏传佛教各教派共存（指明朝对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译者）这一事实有了更好的例证，同时说明在直到明朝灭亡以前历代明朝皇帝都采纳了统治藏区的这种新政策。在对藏族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卓嘉主要讨论了同样的历史事实，《哈立麻得根协巴与明廷的关系综述》（《西藏研究》1992年3期）。邓锐龄还发表了《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中国藏学》1992年1期）（克新是明洪武三年被派往西藏去）和《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历史地理》第10期1992年）（宗泐是明初前往印度和西藏研习佛经的一名僧人）。
　　和明代历史有关的其它的重要研究包括王尧和褚俊杰写的《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1995年）；周炜《有关宗喀巴佛典传播年代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1992年3期）。关于佛教教义和佛教徒的研究数量无疑很少，但由于和目前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这里不做论述。
　　关于明朝的西藏地方政权，尤其是帕木竹巴政权，可参考牙含章撰写的《明代中央和西藏地方帕木竹巴政权的关系》（《中国藏学》1998年1期），这篇论文被作为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收录于《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1990—1994》（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题目为《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帕木竹巴政权之间的关系》。
　　对明朝西藏史的研究，日本学者的成果无疑是最多的，有代表性的是佐藤长所作的《中世纪西藏史研究》1986年，最近发表的乙坂智子的几篇值得提及的论文，关于明朝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上新的观点，这包括《涉及格鲁派和明朝关系的弘化寺研究》和《永乐五年御制灵谷寺塔影记—关于明朝政府引入藏传佛教的一侧面介绍》等。
　　值得一提的不仅是有关明朝政府和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关系研究，还有经济关系方面的研究。刘忠写的《论明朝西藏归属与领主制的演变》（《历史研究》1994年5期）主要论述了明朝中央主权是建立在与西藏地方的经济交往范围之上的，明中央政府拥有宗主权或者更多的是领主权限，他认为在帕木竹巴统治西藏时期这种明朝对西藏的宗主国内部经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并发展起来。
　　石硕在其论文《明朝西藏政策的内涵与经济的向东发展》（《西藏研究》1993年2期），认为明朝时期藏区朝贡使团由于向宫廷定期朝贡而获得丰厚回报，上贡是赐以封地的基础，封地最终代表了政治服从的最高形式。他进一步阐明了明朝政府对藏区使用经济手段的一系列政策是为了促使藏区经济向东发展，也使得西藏文明的中心东移。
　　茶马互市和驿站也是经济表层的重要方面，下列论文讨论了这几方面：赵毅《论明代茶马互市的历史意义》（《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1期）；叶玉梅《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金牌传符制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4期）；《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中国藏学》1992年2期）；庞林《明代使者入藏道路站点考释》（《西藏研究》1995年4期）。
　　关于朝贡贸易研究的有：杜长风《明代乌思藏朝贡述略》（《西藏研究》1990年3期）；张莉红《论明清川藏贸易》（《中国藏学》1993年3期）；陈一石《川边藏区交通乌拉差役考》（《西藏研究》1984年1期）。
　　在清王朝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强化了对藏区的管理政策，并且使藏区自身发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在该历史时期的许多藏、汉文历史文献中都有所反映，并且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都已发表。对这个时期的研究不仅仅是政治史，还有向其它方向扩展的法律、经济、社会和宗教研究。直到现在1950年以前的传统思想对藏族社会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了解这些传统对了解今天的藏族社会是必不可缺的，在下面第四部分中列出了许多研究清朝社会经济的参考书，并与这里的讨论密切相关，下面集中介绍一些关于清朝藏区政治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作品。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并对清王朝统治者的政策实施进行了重点关注。如《卫藏善后章程》，就是著名的乾隆58年（1793）颁布的关于治理西藏的《二十九条章程》，张植荣撰写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法律地位》（《西藏研究》1993年1期），文中讨论了该问题；张国英也写了《藏文〈水牛年文书〉与新订章程二十九条探折》（《西藏研究》1993年3月），并与这篇藏文文书作对比研究，将1793年刊印的《卫藏通志》汉文版作为相互参照。
　　在二十九条章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了在筛选灵童以确定大活佛（如达赖喇嘛和班禅等）的方法即从金瓶中抽签而定的制度。从1980年以来关于这方面的大量论文陆续发表，其中最易懂的是廖祖桂、陈庆英和周炜近几年发表的文章，《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意义》（《中国藏学》1993年3期）。
　　关于驻藏大臣制度的研究，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中有着重要地位，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为：吴丰培和曾国庆所写《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详细叙述了136位驻藏大臣和他们的事迹、何时到任与离任等。胡岩《马腊、僧格驻藏考略》（《中国藏学》）1991年4期），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文献对两位首任驻藏大臣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们到任后的活动加以叙述。欧朝贵《清代驻藏大臣衙门考》（《西藏研究》1988年1期），讨论驻藏大臣衙门建立的时间和各时期的历史。李风珍《清代西藏地方俸饷制初探》（《中国藏学》1994年3期），主要叙述了从1792年开始驻藏大臣所享俸金。其中有驻藏大臣与帮办大臣的薪金以及士卒的俸饷。另外对于驻藏大臣琦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些活动，李鹏年参考大量文献写成《西藏摄政阿旺降白楚臣控案与裁禁商上程币章程》一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七十周年论文集》，1997年）。
　　达赖喇嘛与清中央政府之间关系近期的研讨论文较好的有：柳升祺和邓锐龄写的《清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藏族历史宗教研究》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主要论述五世达赖至北京朝见顺治皇帝（1652～1653年两年）的朝见经历。相关的细节论述有邓锐龄《关于1652—1653年第五辈达赖喇嘛晋京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1995年3期）。陈锵仪和郭美兰《六世班禅承德入觐述略》（《中国藏学》1992年第4期），运用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文献，叙述了1780年六世班禅在热河和北京的朝觐活动。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碑刻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描述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上溯到清王朝奠基者太祖努尔哈赤，下到乾隆时代，附录138块碑刻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138块碑刻是从1630年大金国建立的天聪四年开始，直到1808的即嘉庆十三年）。牙含章编著的两本书即《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和《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主要以清代有价值的藏、汉文献资料为基础，为清代西藏与中央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
　　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主要参考余长安的《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中国藏学》1992年3月），刘忠的《论清代西藏领主等级制的形成》（《中国藏学》1990年4期，余文主要探讨清代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僧侣统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原由，清政府通过授予高级僧人有很高地位的称号和委托他们有效的管理地方事务。他进一步说明清政府对藏区贵族阶层划分等级并指出将汉地推行的封授贵族爵位和尊崇有地位者以扩大清朝在藏区的影响。另外，有关土司被清政府批准任命成当地藏区“土皇帝”的地方部落首领制度研究，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曾国庆写的《刍论清代藏区土司制度》（《西藏研究》1997年2期），文中列出了甘肃、四川、云南和青海4607位当地藏区的土司、授于他们及辅助成员以称号，叙述了土司统治的独特现象和各种土司统治的基本结构形式。曾文指出土司制度是清政府管理藏区极为有效、实用的措施，但也阻碍了藏区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得晚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废除当地土司而派政府官员管理地方）就显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曾国庆的这篇文章值得关注的是叙述这次地方管理制度改革发生各种变化的具体细节。
　　对土司进行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乾隆时代的两次战役：镇压大金川土司（1747－1749）和小金川土司（1771－1776）的事件进行讨论的文章，刘源《从清代档案看清政府对金川土司的政策》（《中国藏学》1993年4期）。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0年3期），描述金川战役中投降的藏族人被转移到北京、热河、江苏和山东，以后在北京香山定居的金川藏族人逐渐融入了清朝八旗中的正白旗了。另外还有陈小强《金川之乱后清军中藏族将领初探》（《中国藏学》1994年4期），描述了在镇压金川叛乱中六位加入清军的功绩显赫的藏族将领的优异表现。还有李涛的《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3年1期），叙述在金川战役以后，清政府为了严厉控制嘉绒地区而将当地僧侣改宗为格鲁派僧人，鼓励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和文化与内地的交流。
　　中国历史学界习惯把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实际上通常划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译者）划定为近代时期，这种分期粗略地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位（1876～1933）相一致，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入侵时期，藏区由于英国和俄国的军事干涉而没有能置身事外，藏族人应对外国武力（包括西姆拉会议）态度是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而发生变化的，西藏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新民国政府的产生，西藏对外也相应变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1933年圆寂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藏社会的贵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卷入武装斗争而使得西藏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这段时期不能说缺乏资料，不仅有涉及到各种事件的过程，而且这段时间很多单独的事件研究也是非常活跃的，这段时间也是西藏政治史上多事之秋。
　　《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由祝启源和喜饶尼玛合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另一部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是《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一部帝国外交史》（牛津出版社1989）由英国学者Alastair Lamb（阿?兰姆）著，以英国保存在印度事务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件以及印度人的资料和对当时卷入事件的人进行调查采访为基础。在此之前有《西藏：一部政治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由W?D?shakabpa（孜本?夏格巴1907－1989）著，他是一名前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后半生流亡印度。这本书叙述了从古代到1959年西藏的政治史，尤其后半部分详细叙及从十九世纪到1959年的历史。Melvync?Goldstein(戈尔斯坦)写有《西藏现代史：1913－1951》（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杜永彬汉译本题为《喇嘛王国的覆灭记》，时事出版社1994）。
　　译自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76
　　《东方文化学会会刊》76，东京，1999年。
　　（英文原本译时有删节，重点翻译了文中的前大半部分）
　　译者注：此文是对1997年以前的藏学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在现今仍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对于了解藏学的各方面研究情况，尤其历史研究状况极为全面，故重点翻译介绍。　
　　来源：安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