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

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
　　茶作为饮料，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是始自汉代，文人饮茶也是从汉代开始的，如扬雄、司马相如等。两晋以后，茶风稍盛，张载、左思等在诗中有所咏及。到盛唐，饮茶的文人逐渐多起来，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皆有咏茶或咏及茶的诗，但都只有寥寥数首。盛唐以前文人的饮茶，既没有形成文人群体性阶层性的普遍风尚，也没有自觉地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密切的关系。进入中唐，茶成为城乡贵贱“无异米盐”“难舍须臾”（《唐会要》卷八四《杂税》载长庆元年左拾遗李珏奏文）的日常生活饮料，它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发展推广，是与禅寺茶风的兴盛密切相关的。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寺，是茶艺发展的中心，是文人茶文化的发祥地，中唐时文人饮茶风尚的形成，即是从山林禅寺开始的（茶圣陆羽即是从寺院出身的）。其时文人的茗事活动多与寺院及僧人相关，最具代表性的茗事活动是茶会（或称茶宴），茶会的兴盛是文人饮茶活动开始发达的一个明显标志。茶会，一般是由僧人约集文人到寺院中（也有在文士家约集僧人等）“品茶”，并藉此为由清谈、赋诗，即钱起所说的“玄谈兼藻思”（《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可见茶会是一种品茶会兼赋诗会的雅集形式，皎然、陆羽等组织的大型茶会——杼山茶会，实际上也是大型诗会。茶会于是成为文人雅集的一种常见形式，延续至清代而不绝。中唐时兴起的诗社，一般被称为“诗酒社”，其实诗人社集时的饮料既有酒也有茶。中唐以后文人即使不约集正式的茶会，也好与僧人品茗赋诗，以为清雅，如杜荀鹤的“满添茶鼎候吟僧”（《春日山中对雪有作》）、李中的“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赠上都先邺大师》）等。中唐以后，文人的禅悦崇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共同生活习尚——品茗中寻到了交接点，诗客、僧家以茶为轴心，构成了三位一体，相传元稹所作的《茶》（一字至七字诗）中即有“茶·慕诗客，爱僧家”的精当概括。茶禅一味，禅诗一味（“诗是文字禅”），诗茶一味，于是茶、禅、诗也形成了三位一体。文人饮茶风尚的养成是从寺院开始的，饮茶活动与文学创作形成直接关系也是从寺院开始的，寺院这种特定的环境背景，使文人的诗歌创作染上了茶气和僧气。
　　随着文人饮茶风尚的继续发展，逐渐从禅寺茶文化的依附中离析出来并形成具独立品格与内涵的文人茶文化模式。茶与诗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而深广。寄茶与人，一般都是茶囊诗筒同寄；而收到友人惠茶，也须以诗酬谢；向人乞茶、索茶，亦须投之以诗，“不将钱买将诗乞”（姚合《乞茶》）、“月团不许无诗得”（王十朋《合同僚于郡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塘春》）；品茶，“赖有诗情合得尝”（薛能《谢刘相寄天柱茶》），品茶时，“若使无诗味亦枯”（沈周《月夕汲虎丘第三泉煮茶坐松下清啜》），诗味、茶味互相参证。茶兴可以助引诗兴：“茶兴留诗客”（薛能《新雪八韵》），明人朱权《茶谱》曰：“茶之为物，助诗兴而云山顿色。”饮茶与赋诗形成了联体状态：“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白居易《咏意》）、“闲吟茗花熟”（权德舆《与沈十九拾遗同游栖霞寺上方于亮上人院会宿二首》其一）、“诗笔间茶瓯”（王禹偁《月波楼咏怀》），茶与诗构成了诗酒之外又一种特定的创作形态。茶的特质、特性、特点进一步渗透到诗中，对诗体、诗材、构思、句法、诗味、意境等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使诗歌呈现出与盛唐以前不同的风貌，“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论诗》）。茶风与诗风，都是特定的社会时代精神的产物，两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通过茶来研究诗，也便有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下面拟从“新”、“清”等方面对文人饮茶与诗歌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新
　　茶尚新，新是茶的生命。凡茶人都追求新·刘禹锡《为武中丞谢新茶表》与《再谢新茶表》即道茶“以新为贵”，白居易亦云“蜀茶寄到但惊新”（《萧员外寄新蜀茶》），《东坡志林》也称“茶欲新”。新，在中唐是一种具时代共同性的趋尚，不仅是茶的崇尚，也是社会心理、社会追求的折射。安史之乱以后，整个社会处在大调整大转型时期，传统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生活风尚及审美观念被厌弃而失去约束力，人们热切地向往、渴望、追求全新的感受。“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听唱新翻杨柳枝”（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其一），文学也汇入这股逐新思潮中而呈现出新的状态，突出地表现在风格追求上的趋向自由化、多元化，涌动着强烈的创造欲。李肇《唐国史补》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觉，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中唐文学的总趋势是摆脱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以浮为美，以荡为美，以怪为美，以奇为美，以轻为美，以俗为美，以瘦为美，以寒为美，总之是以新为美，唯新是求。《唐国史补》卷下“叙诸茶品目”条又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茶风、诗风恰好两相印证，共同显示了中唐趋新尚异的社会精神和时代风尚。以新为美，一直延续到宋代。“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就道出苏诗新态百出的特点，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也强调要陈中出新。
　　如果说酒之尚陈代表了厚重典雅的古典美，茶之尚新则代表了浅近轻灵的近世美，那么发生在中唐的酒茶嬗变也反映了文学上“人情重今多贱古”（白居易诗）的新思潮。中唐人对诗歌形式的选择与偏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变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古诗律之别”条有云：“唐人诗，自开元、天宝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历、贞元，词句渐趋稳顺。”赵翼《瓯北诗话》亦云：“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故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元、白的“元和体”杂律诗风靡诗坛，为人递相仿效竞作，而白居易那些仿古体的“新乐府”，“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何以中唐以后诗人冷落古体而偏亲律诗？因为律诗是近体、新体。律体虽在初唐“沈宋”时已定型并流行于诗坛，但在初唐并未被推重，唐代诗祖陈子昂即偏重古体而冷淡近体。到盛唐，李白、杜甫虽是古、律并重，但两人情况已不同，李白主要以古诗为主体，而杜甫入川前以古体为主体，入川之后的后期创作则是以律诗为主体。其中风气暗渡，已透露些微，王夫之曾敏锐地指出：“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入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入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捩柁维樯更不得也。”（《明诗评选》卷二顾开雍《谢天台歌》）中唐即是循少陵以入“今”、“俗”的。近体律诗的风格与近世文人的性情相投合，陆时雍《诗境总论》评元、白之诗有云：“凡意欲其近，体欲其轻，色欲其妍，声欲其脆。”诗体与诗人形情契合，故律诗在诗坛独领风骚。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序中认为宋诗的精华也在于近体。
　　诗的体裁变化是关乎世风人情的。乐府是古代的典型体式，它随时代变迁而演变，也颇能说明问题。《韵语阳秋》有云：“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太白诗虽豪纵飘逸，但乐府还不失其古雅敦厚。太白之后古体便不得其传也，王夫之《姜斋诗话》明确指出：“要至于太白止矣。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为苏子瞻，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所必然也。”乐府之所以衰微于中唐之后，究诸诗人，在于才气浅近、胸次局促；究诸诗，在于意近词繁、格卑气弱，近乎近体而渐失古体的古典特质。《岁寒堂诗话》有云：“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也是从诗人与诗两个方面论证乐府诗的衰变。
　　中唐诗的由古体转向近体，古体诗的由古雅转向新雅，是中国诗歌在体格上的一次大新变。
　　与古体向律体转变相关的，是风格的由雄浑渐入轻巧。《围炉诗话》曰：“盛唐不巧，大历以后，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陈浊麻木之病，渐入于巧。”就道出中唐诗人开始追求巧中出新的新巧之美。方回亦云：“大历十才子以前，诗格壮丽悲感，元和以后，渐尚细润，愈出愈新，而至晚唐。”（《瀛奎律髓》）也看出中唐以后以细巧为新美的发展走向。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批评元白的长篇次韵之作是“争能斗巧”，《后山诗话》也认为韩愈的险韵、奇字、古句、方言是“矜其饾辏之巧”。晚唐诗，更是“多小巧，无风、骚气味。”（《诗史》，见《诗话总龟》卷之五）宋人的诗，就更尚新巧，《载酒园诗话》即说“宋人口法大家，实竞小巧”，诗话的大量涌现，即是尚巧的产物。苏轼的文字是“忒巧了”（《朱子语类》），欧阳修的“百战”体，也是斗巧，黄庭坚诗也有“太新太奇太巧”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律诗体轻，便于弄巧，而轻、巧亦正是茶所代表的特点：体轻、质轻、味轻、啜轻、水轻、香轻；制茶、烹茶、斗茶、分茶，无不见其精巧。而这些正与酒文化崇尚醇厚的趋向相反。
　　与轻、巧相联系的，是茶具有细的特点：芽细、末细、啜细等，处处见细，而“细”是中唐诗歌有别于盛唐的又一个特征。中唐人开始将兴趣转向日常生活的细小情事，体味其中的小趣小乐，虽平凡浅近，而自得其乐。白居易即好说衣食俸禄、睡觉沐浴等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评之为“家人琐语”；《唐音癸签》评张文昌诗也是“只得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不敢及其他。”韩退之虽号雄文大笔，然对细俗之事未尝不津津乐道，如《落齿》、《赠侯喜》等。在诗中叙日常细事，杜甫晚年成都诗中即有之，如“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等，这种在盛唐属于偶然的现象，到中唐，便发展成了普遍现象。
　　题材的趋细，带来诗歌表达的趋繁。即如韩愈的《南山》诗，写群峰形象连用五十一个“或”字，看似宏大，实则繁琐。白居易诗亦然，翁方纲《石洲诗话》曰：“诗至元白，针线钩贯，无乎不到，所不及前人者，太露太尽耳。”苏辙曾将《长恨歌》与杜甫《哀江头》相比较，即不满地指出白诗“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繁”的特点。《岁寒堂诗话》亦指责元白及张籍诗由于“其词伤于太烦”“遂成冗长卑陋尔”。“繁”，也正是茗事活动的特点，茶道即是“繁”中见“闲”。
　　轻巧与细繁相结合，产生出两种诗风来。一是浅俗、浅近、浅切。浅俗者是其形，浅近者是其性，浅切者是其语。以浅切之语，畅达浅近之情，故能造一种平易和谐之美。二是精致。“茶之为物至精”（欧阳修《龙茶录后序》），文人的品茗是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故而中唐诗人往往对轻、巧、细、繁进行锤炼加工，从而创造出精致的诗歌艺术美。田雯《古欢堂集》即评白香山、张司业诗“浅淡精洁之至”；《瓯北诗话》亦云白居易诗“看似平易，其实精纯”，皆为有见之论。晚唐之后，更趋精密，《六一诗话》曰：“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至宋，则益精矣。《石洲诗话》曰：“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由中唐至宋代，“精致”愈趋精密，然“精纯”则渐失。
　　酒是诸谷精酿而成，其味厚；茶是嫩叶焙制而成，其味淡。酒之历史悠久，其厚也“陈”，而茶是近世新兴的饮料，其淡也“新”。中唐的酒茶嬗变，也反映了时人口舌生理感受的尚新淡去陈厚，而口舌嗜尚的厚淡之异，是心理上的适应力的反映。酒茶之味的转化，自然也相应地体现在诗味的厚薄之上。盛唐诗有豪放者，有沉郁者，有清纯者，有冲淡者，然均不失其厚。《诗筏》评李白、杜甫诗“神与气味皆厚”，方南堂《辍鍜录》评高适、李颀诗，也许之“气体高厚”。大历之后，诗味转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钱仲文集》下有注曰：“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吴乔亦认为中唐诗“清新则不能浑厚”（《围炉诗话》）；朱光潜先生评宋诗时，也“总觉得由唐诗到宋诗，味道是由浓而变淡。”（《诗论》）中唐以后诗味转薄，是一种总趋势，然而薄却有着不同的分流走向。白居易的诗味浅而长，较之盛唐诗的江河浑灏，如平川细流，引而不竭。韩愈之诗味生猛而短，如峭崖飞瀑，急来急去。《诗筏》有云：“他人学少陵，形状庞然，自谓厚矣！及细测之，其神浮，其气嚣，其味短。”以评韩诗，正中其短。《瓯北诗话》比较韩、白诗曰：“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诚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也。”就诗味之短长而言，此论当推公允。白诗之味类淡茶，韩诗之味类薄酒。发展到宋代，诗味益薄，《西圃诗话》曰：“宋之诗味薄”，《围炉诗话》也认为宋人诗“意味短浅”。
　　饮酒与饮茶，其气态是不一样的，饮酒讲究“会须一饮三百怀”、“饮如长鲸吸百川”（李白诗句），气长、气盛、气壮；而饮茶，讲究的是“或饮茶一瓯”、“起来两瓯茶”（白居易诗句），气短、气敛、气平，较之酒，这是一种新气态。与酒茶转变风气相通，诗之“气”也在变。中唐文人较之盛唐文人，整体上是意浅志短，而其气亦趋于平弱。贺黄公认为，中唐“不及盛唐者，气力减耳。”（《围炉诗话》载）《岁寒堂诗话》论元白、张王乐府亦称“其气卑弱”。中唐诗之气虽总体上趋弱，但在酒茶交替时代，气也处在转型时期，故亦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白居易的气是平，《竹林问答》有云：“香山气不盛而能养气，沧澜渟蓄，引而不竭，亦善用其短者。”评白诗之气态，切中肯綮。白居易虽不如李杜诸公的气贯长虹，但亦尚能平缓舒长，白氏之气，可以说是酒茶两气的融合体，既有茶气之清和，亦有酒气之顺畅。韩愈之气太盛，太盛之气若无深志为底蕴，便不能涵养其元气，元气泄则内虚气浮。韩诗斗狠使气，于盛唐“水深林茂”的“盛唐气象”，相去远甚——终亦归于气弱。对于新兴的饮料茶，白居易取热情的态度，而韩愈只热衷于酒而冷淡茶。两人同生活在中唐，白集中茶诗多达50余首，而韩集中近于无。白之趋新气顺，而韩氏守古气逆。韩愈以中唐人之情志心力，而逐盛唐之诗美，岂可得哉！
　　二、清
　　清，是茶的精神与本质，饮茶是近世文人表现清的一种生活表象。唐宋文人在咏茶时，都重视其“清”的特点，抄录数条于下：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颜真卿等《五言月下啜茶联句》）
　　“此物清高世莫知”（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数朝诗思清”（李德裕《故人寄茶》）
　　“五碗肌骨清”（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羡君潇洒有余清”（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
　　“愿携茶具作清欢”（梅尧臣《依韵和吴正仲闻重梅已开见招》）
　　“更作茶瓯清绝梦”（陆游《夜饮即事》）
　　“故人气味茶样清”（杨万里《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
　　清，是中国古代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清的意蕴十分广泛，清之美，在古代有一个演变过程。其基本意义是“澂水之貌”（《说文解字》），后由水而延伸及一般之物，再由物延伸到人。由人之形清，演变为人的道德品质的清白，进而演变为魏晋时高风绝尘、神逸气朗的人物美——精神气质美，由魏晋人物美再演变到中唐两宋，清美便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古代有过两次清美崇尚浪潮，一次在魏晋，一次在中唐两宋。前一次重在人物美，后一次重在文学艺术美。两次清美的特质是有差异的，若就饮料所体现而言，前一次清寄于酒，后一次清寓于茶。两次清美特质的差异，可从酒茶之清的质性区别中窥其一斑。就质性而言，酒之清在于厚。酒是由谷物发酵酿制而成的，酒液的构成成分中五谷汁液多而水分少。对于酒来说，水分愈少，则质地愈醇正、愈清纯。薄酒则质浊。而茶之清在淡。茶是由水烹瀹茶末或茶叶而成，茶液的主要成分是水，茶汁是轻而淡的。对于茶来说，茶多汁重则质浑味苦，茶汁淡则质清味甘。故而酒、茶之清在质性上恰恰相反，酒之清体现于醇厚，而茶之清体现于轻淡。酒茶之清，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美学精神，概而言之，酒之清表现了古典美，而茶之清则代表了近世美。
　　茶之清，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细论之。
　　首先表现在清思。饮茶能“荡昏寐”（《茶经》）而使诗思清晰的功能，诗人们早就发现了，唐人李德裕（一作曹邺）诗曰：“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故人寄茶》）秦韬玉诗曰：“洗我睡中幽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采茶歌》）宋之梅尧臣、晁补之、陆游，也都指出茶在创作中有“毫盏雪涛驱滞思”（梅诗）、“排遣滞思无立锥”（晁诗）、“灵味一啜驱昏邪”（陆诗）的作用。多饮茶，“令人不寐”（《茶经》），能使诗人大脑处于长久持续的清醒状态：“啜多思爽都忘寐，吟苦更长了不知。”（宋人赵抃《谢许少卿卧龙山茶》）“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苏轼《赠包安静先生茶二首》其一）苏洵也有“碾尝终夜骨毛清”（《蹇蹯翁寄新茶二首》其二）的体验。饮酒使人肠胃昏浊，亦阻滞诗思的清畅，故诗人好以茶“洗诗肠”：“为烹茗碗洗诗肠”（杨万里《清明果酒饮》其）、“玉瓯冰乳洗诗肠”（张可久：中吕［红绣鞋］“集庆方丈”）酒醉思昏，亦须清之以茶：“茶爽醉魂醒”（陆游《小憩卧龙山亭》）。
　　茶不仅能使大脑清醒，还能使大脑兴奋，这有助于诗思的勇健和灵感的生发，能“资诗笔思无涯”（宋人余靖《和伯恭自造新茶》）能“笔阵陈兵诗思勇”（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七），能使“诗肠濯涤，妙思猛起。”（周履清《茶德颂》）
　　茶由于能使大脑清醒而且兴奋，便有助于创作过程中冥搜潜索，充分调动大脑中各种知识贮藏来为创作服务。卢仝茶诗曰：“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黄庭坚、杨万里、元遗山等亦有“茗搜文字响枯肠”（黄诗）、“为搜孔思搅周情”（杨诗）、“诗肠搜苦怯茶瓯”（元诗）的诗咏。“搜”字，传神地表达了茶后诗思的活跃而锐利，胸中一切诗材无所隐遁遗漏矣。
　　茶之清思，具有冷静的特点。茶的兴奋与酒不一样，酒的兴奋由于血液循环加剧、心搏加快、体温上升所导致，表现为意气情感的摇荡勃发：而茶则主要是大脑的兴奋，大脑愈兴奋，情绪愈平静。酒，是热性的兴奋；茶，是冷性的兴奋。酒后作诗，“百川皆乱流”，诗思如惊风急雨，飘忽无端；而茶后作诗，则能沉思静虑，安排精密。唐人李中的“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宿青溪米处士幽居》），即写饮茶后清神澄思去“搜句”的冷静创作状态。陆游对酒后茶后创作状态的差异也深有体会，其《病酒新愈独卧蘋风阁戏书》诗曰：“自烧沉水瀹紫笋，聊遣森严配坚正。追思昨日乃可笑，倚醉题诗恣豪横。”所谓森严坚正者，乃与豪横相对，言其安排严整。又《大雪歌》曰：“石鼎煎茶且时啜，题诗但觉退笔锋。”所谓退笔锋，即不似酒后所作的锋芒毕露，而是沉敛平静。酒后诗思快而“乱”，茶后思路敏捷而有序。酒发天才之性，茶助人才之思。酒后灵感，不思自来；茶后灵感，思而忽来。
　　由于创作思维的冷静沉潜，故而作诗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虚浮，而是细致入微，将创作注意集中到细微处，对句、对字，悉心“琢”、“炼”：“香浮鼻观煎茶熟，喜动眉间炼句成”（陆游《登北榭》）；“诗琢无玉瑕，文字搜奇怪。”（梅尧臣《答宣城张主簿遗鸦山茶次其韵》）务使诗歌达到“诗成句法规正邪，细窥不容铢两差”（惠洪《和曾逢原试茶连韵》）的工致细密的精美境地。
　　茶之清思的特点，使诗歌创作的理性思维成分增多，而形象思维特点有所减弱。茶之清思，使诗歌更加精致了，但也有伤于意境的浑成。清思，使诗歌创作的书卷气、文雅气加重了，但性情的成分却减少了。
　　其次表现在清形，就体格骨相而言，中唐以后之诗，渐改盛唐的雄壮粗犷，而变得工秀小巧、清寒瘦硬。茶形的特点与之相通。苏轼的“列仙之儒瘠不腴”（《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言其瘦；杨万里的“上山摘芽得苦硬”（《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言其硬；而茶形之小及茶性之寒自不待细说。茶形诸特点，即茶形之清。陈衍评宋诗，谓之“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这不也是在评茶吗？
　　诗形之清，就工秀小巧而言，典型地体现在近体诗上，大历十才子即已肇始其端，施补华《岘傭说诗》中便指出“大历钱刘”之诗形是“清气中时露工秀”。后来元白律诗，承其形制。形之清的瘦相、寒相，苏轼“郊寒岛瘦”可谓一语中的。韩愈、孟郊的“横空盘硬语”，其实是在硬字上下功夫，孟郊之硬，骨格小，而退之硬，骨格大，但都属于瘦硬之美。如果说大历十才子的形清以工秀为特点，中唐元和长庆之际的形清以瘦硬为特点，则降至晚唐便以寒俭为特点了，显出枯涩、寒苦、幽僻、细弱之形态。苏轼《东坡志林》论司空图诗，“恨其寒俭有僧态”，“寒俭”，即僧之清，晚唐诗可谓是茶、僧、诗一味且一形了。元倪瓒的“神清又似孤山鹤，瘦骨伶仃绝爱僧”（《静寄轩诗三首》其三）也是以寒瘦为清。而韩偓等尖新清弱的诗形， 更宛然女性线形的词的形制了。
　　宋代，对中晚唐几种清形的继承，各循其性情之所近而趋尚之。江西诗派尚瘦硬，近中唐：四灵“复就清苦之风”（严羽《沧浪诗话》），近晚唐：梅尧臣的“苦硬”及“以琐屑为清新”（纪昀评其《闲居》）的形相，在于中晚唐之间。
　　再次表现为清境。茶之清体现于诗境，主要是清寂，类乎禅境的空寂。得此清的，首先是僧人之诗，《诗筏》曰：“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定，即禅定，定境之清，即清寂、空寂。黄宗羲亦云：“诗为至清之物，僧中之诗，人境俱夺，能得其至清者。”（《平阳铁夫诗题辞》）人境俱夺之清，也即是禅境的空寂。受僧诗清境的影响，士大夫文人所作的具有禅味禅趣的诗，也染上了这种清寂。清寂、空寂之清境，着意排斥鲜活生动的人世生活，而追求那种没有“人间烟火气”的诗境。方回曾说：“晚唐诗料，于琴、棋、僧、鹤、茶、酒、竹、石，无一篇不犯。”（《瀛奎律髓》）而这些物事，在文人眼中都是清物，朱权《茶谱》“茶架”条曰：“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对空寂清美的崇尚，是晚唐文人心胸浅狭，而崇雅尚格的体现。诗境愈空寂，诗格愈高，所谓“诗无僧字格还鄙。”（郑谷《自贻》）
　　空寂的禅定之清，到宋代便失去了魅力，“九僧”便遭到了许洞的嘲弄（见《六一诗话》）。在郁郁乎文哉的时代，诗境之清以另一种新样的面目出现，即以书本为诗。宋诗不以现实生活为源，而以书木为源，非是宋人不知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越来越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与诗的古典形式已不相和谐，以现实生活入诗，往往容易显露出村形俗相，宋初盛行于官僚士大夫之中的“白居易休”，即流为“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式的粗鄙诗风（见《六一诗话》）。那么出路在哪里？只好向古回归，一头扎进书本中去，用“陈言”之“灵丹”，来消除“人间烟火气”，以期达到格高韵远的古雅的清境，所谓“搜肠搅文字，毋乃太清邪”（刘克庄《隔竹敲茶臼》）。这种清空古雅的清美追求，以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为典型代表，苏轼说他初见鲁直诗文时，“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答黄鲁直书》）又在《东坡题跋》中说：“鲁直诗文如蝤蛑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徐积亦称“鲁直诗极奇古。”（《节孝先生语录》）知乎清之境的发展，便能更深一层地了解宋代诗人的处境及其探求诗歌发展路径的努力。
　　再次表现为清味。味清，也是由茶带来的审美趣味的新变化，前文已论说过茶味诗味之厚薄，这里延伸一二。茶味之清，首先表现在淡，淡是文人茶味的根本特点。这种淡，不是寡淡，而是轻淡，其味觉是丰富的，味感是微妙的。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形成的对淡美的崇尚，既与近世文人志气性情渐趋平易浅近有关，也与“身世洒落，神观冲淡”（黄儒《品茶要录》）的气质美风度美相表里。茶味之清，又表现在苦。淡得带苦味儿，是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歌淡美的特质，这是近世文人由神圣坠入平凡以后既苦涩而又新鲜微妙的心理体验：“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齐己《谢 湖茶》）闻一多先生在论晚唐诗人贾岛时说：“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见《唐诗杂论》）中唐时开始出现苦吟诗人，而苦吟诗人的诗多追求清苦味，所谓“酸吟尚极清。”（贾岛《病蝉》）宋代诗歌淡美风格之代表梅尧臣的诗即是苦淡，欧阳修的“近诗尤苦硬”（见《六一诗话》），道出梅诗——也是整个宋诗平淡之味的特点。宋诗淡得苦，既是文人生活的反映，也是艺术上刻意追求的结果，刘溪须即曾说黄山谷“宁苦勿俗”（《退庵随笔》）。宋代文人，对这种艰难锻炼出来的淡淡苦味儿，是非常醉心的，那是宋人诗味的精髓！方回说近世有以“苦涩以为清”（《桐江集》卷三“跋遂初先生尚书诗”），其实晚唐两宋已开其风气之先矣。
　　茶在新、清之外，还有一个禀赋，是灵。韦应物《喜园中茶生》称“此物信灵味”，《东溪试茶录》亦曰：“庶知茶于草木为灵最矣”。茶之灵与中唐以后诗人所追求的“趣”有着相通之处，茶是“至灵之物”，而趣是性灵的闪光，是“凭灵心妙悟的”（朱光潜《诗论》），诸如理趣、情趣、意趣、物趣、野趣等，都是诗人对审美客体的一种灵性独具的解会与妙悟，从而生发出新鲜而具有启示性的趣味。有了趣，才有诗味。宋代以来标举性灵的诗人、文人，如杨万里、永嘉四灵、公安三袁等，都是酷嗜茶茗的，古代的小品名家差不多都是茶客，甚至到近现代的周作人等，也是嗜茶的，大概是饮茶有助于性灵生发的缘故。
　　茶文化对诗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限于学力，先作此初步的探讨。诸如饮茶与“茗赏”审美形态等问题，且待以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简介】刘学忠，1962年生。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现为阜阳师院中文系讲师。发表过论文《古代诗社初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