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玄奘的贡献与精神的价值

浅析玄奘的贡献与精神的价值
　　陕西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李继武
　　内容题要：玄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除了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著述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既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到高峰的代表，也是当时佛教文化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玄奘对印度历史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不应认为他在印度仅仅只是学习、，他也为印度的文化，以及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也影响了整个东方历史文化的内容和形成过程。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看来，他还将对整个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玄奘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为人类文明创造了一笔巨大的文化财产， 同时他一生的经历，也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美的人格所发挥出的巨大能量。首先，玄奘在传播佛教文化过程中体现了他普度众生的普世情怀；其次，追求和坚持真理是玄奘一生不变的人生准则；此外，玄奘还为我们昭示了一种超越自我的人生境界，这些是玄奘奉献给我们最主要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玄奘 贡献 精神
　　随着世界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也逐步展开。2004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将孔子、老子、孙子、屈原和玄奘定为第一批对外宣传的我国历史文化名人。玄奘的贡献和价值，将会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全国最近掀起了一股“重走玄奘路”的文化热潮，因为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玄奘作为中印友好的象征和代表，自然就成了今年的文化热点。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社会对玄奘的贡献与精神的价值，及其在国际文化中的地位等方面的认识并不充分。这还需要我们全社会，尤其是学界和僧界的共同努力，让玄奘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使对玄奘的认识更加深刻。本文拟在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玄奘的贡献与精神的价值作一次分析探讨，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玄奘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玄奘是伟大的佛学家，他不仅为中国佛教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亚洲各国传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如果没有玄奘，今天的世界文化中就不会有保存得如此完整而系统的佛教文化，这也是历经风雨洗劫的佛教重建的基石。以往对玄奘的贡献进行评价时，往往只是着眼于他在中国佛教典籍的翻译方面，而忽视了他的贡献在世界文化中的重大意义。我认为应该把玄奘的贡献放在整个世界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予以评价，才能认识充分。
　　(一)玄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与历史影响
　　玄奘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著述。同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他既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到高峰的代表，也是当时佛教文化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者。除此之外，玄奘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与西亚、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交流。
　　玄奘在佛经翻译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数量多。玄奘共翻译佛教经、律、论75部1335卷，约占隋唐译经的半数以上。第二，质量高。在梵文佛经汉译的所有翻译者当中，玄奘堪称最完美的翻译家，这一点古今中外是公认的。正如巫白慧先生所言：“玄奘的译经方法，是把准确性与创造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翻译实践从单纯的技术作业上升到艺术精品创作的高度。”[1]第三，种类齐全。玄奘对佛教各部派的典籍都作了翻译，并没有作大乘或小乘、空宗或有宗的分别，各宗各派都有所兼顾，甚至对外道婆罗门教的经典也有所翻译。第四，第一个作译主的中国人。从中国开设国立佛经译场开始，到玄奘回国之前，都是外国人做译主，中国僧人协助翻译。这种局面一直到玄奘归国之后才有了彻底的改变。隋唐时期，前后共设国立译场18个，直到第8个译场以玄奘作译主，前面都是外国僧人作译主。玄奘译场是第一个由中国僧人主持的国立佛经译场，它标志着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由被动转向了主动，开辟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新局面。此后，又有杜行、义净等中国人相继主持了佛经译场。玄奘所译的佛教经典，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以后佛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之后，其发展不仅受到儒家和道教的排斥，也同时地受到王权政治的威胁，佛教在重重阻碍中谨慎地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唐朝建国之初，抑佛扬道被定为国家的宗教政策，佛教基本上处于被抑制状态。玄奘回国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这与玄奘的人格魅力对唐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产生影响有很大关系。我们也从中看到玄奘与太宗、高宗和武后三位最高统治者巧妙周旋的智慧和苦心。由于玄奘与高宗、武后的微妙关系，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诸如“致拜君亲”之类事件，但却在借用自己与帝王的特殊关系，默默地为佛教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玄奘曾屡次上书奏请废止“先道后僧”的规定，但这毕竟是李唐王朝的国策而未能如愿。但在他的再三恳请之下，高宗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废止了僧尼犯法依俗科处的诏令。所以，在初唐对佛教极其不利的政治环境中，佛教能够平稳地发展而没有遭受太多政治上的打击，与玄奘有很大的关系。
　　玄奘在西行的过程中，向沿途的西亚各国和印度各地介绍了中国的文化，使亚洲各地的文化有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机会。在玄奘的介绍宣传下，印度戒日王专门修书派使臣前往中国。玄奘在回国时带来的除了佛经之外，还有大量的印度与西亚诸国的科技文化与物种。玄奘回国后，也没有中断与印度友人的联络，还能常互通书信。此外他还将源于中国的《道德经》和《大乘起信论》等文化典籍翻译成梵文，传播到了印度。
　　(二)玄奘对印度大陆的文化贡献与影响
　　玄奘对印度历史文化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我们不应认为他在印度仅仅只是学习，他也为印度的文化以及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玄奘在印度得到了大乘和小乘的共同认可，使印度佛教在理论认识上有了一次难得的统一。印度佛教在释迦牟尼圆寂后，因对佛经理解的不统一而分裂成很多部派。玄奘到达印度时，印度佛教最大的派别对立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而且两者在认识上的分歧难以调和。经过一千多年，印度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玄奘经过十几年的参学，贯通了大小二乘，融会了空有二宗。在离开印度之前举行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得到了印度佛教大乘、小乘的一致认同，小乘公推他为“解脱天”，大乘公推他为“大乘天”。印度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理论分歧在玄奘的身上得到了统一，这是玄奘对当时印度佛教的贡献之一。
　　第二，玄奘在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2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逐步消亡，大量的梵文佛教经典消失殆尽。19世纪下半叶，印度佛教复兴时，很多经典只能根据当年玄奘翻译的汉文经典回译。玄奘的传译使得印度佛教大量的文化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是玄奘为今天的印度佛教和印度人民做出的又一大贡献。在玄奘西去求法时，印度的大乘佛教也完成了从空宗到有宗的发展，这是佛教理论发展的最高峰。经过学习，玄奘完全掌握了佛教发展中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将其准确完整地传播到了中国和东亚诸国。就在此后不久，阿拉伯帝国侵入了印度大陆，印度佛教因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而很快消亡，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转移到了中国。所以玄奘西行求法对印度佛教文化最高理论成果的完整保存和广泛传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此外，玄奘的著述《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贡献给印度人民的一块文化瑰宝。印度人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到了近代，当外国人抑或印度本国人想了解历史上的印度时，历史资料极少，这使得《大唐西域记》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价值就显现出来了。该书对印度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项都作了记述，而且它所记载内容的全面性、准确性已经得到了历史考古的印证，英国的印度史学家史密斯对《大唐西域记》评价说：玄奘的这本书对印度历史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2]。
　　(三)玄奘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与影响
　　玄奘不仅为中国和印度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也影响了整个东方历史文化的内容及其形成过程。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看来，他是历史上最早打开国家和民族的疆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当时，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很注重向中国学习，所以，玄奘法师归来后所译之佛经，很快就传到了日本、新罗(韩国)等国。而且，玄奘在译经之余，还抽空为各国培养僧才，如韩国的圆测、日本的道昭、智通、智达等人都曾师从玄奘学习过，他们归国后，各自为佛教文化在本国的传播和弘扬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最近几个世纪，由于玄奘传播的佛教唯识学理论宏大精深，对唯识学的学习和研究又掀起了一个热潮。中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近百年中，出现了杨仁山、太虚大师、梅光曦、欧阳竟无等一批唯识学大师，他们通过对法相唯识学的整理研究与传播弘扬，在中国掀起了一次以唯识学为支点的佛教复兴运动，这次唯识复兴运动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极为深广。而且当时的佛教复兴运动也波及印度、越南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印度、越南等国也掀起了佛教复兴运动。中国佛教传人越南最早的是禅宗、净土和密宗。20世纪20年代后，遇到了重大的挫折的越南佛教掀起了“佛教振兴运动”。太虚大师等人将有关“唯识学派”的各种经典著作和玄奘本人的事迹及其思想传播到了越南。从此之后，玄奘的著作和思想才在越南得到了认识，同时也获得了越南人民的高度评价。越南哲学所所长阮才书说，“玄奘这样的高僧和佛学者在越南爱好佛教的人们中获得超过任何外国和尚的威望”，“20世纪初‘越南佛教振兴运动’所获的理论成果是越南佛教思想史中的一个大进步。这些表现在两个方面，属于理论方面就是内容丰富，论证严密，属于信心方面就是又相信教理中的信条，又相信人的主观能力的状况。这些情况的来源不能不考虑到‘唯识学派’注解者的劳动，在这里是玄奘的功劳”[3]。据韩国佛教学者柳炳德介绍，在20世纪末，圆测的唯识学及其追求真理的学风也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分别有韩国、中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大量研究的成果出版面世。
　　综上所述，我认为玄奘不只对中国的文化，也对亚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不只存在于过去的历史当中，也存在于我们的当下现实之中。随着世界的全球化，他的贡献也将随之影响到未来的全世界。正如印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说：“玄奘西行是世界全球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它不只是贸易的，同时也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二 关于玄奘精神价值的探讨
　　玄奘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同时，他一生的经历和表现也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前人已经对玄奘精神做了各种研究和总结，下面再做一些补充性的分析与探讨。
　　(一)玄奘在传播佛教文化过程中的普世情怀，
　　人们在谈到玄奘时，常常会谈到他的爱国主义。我不否认玄奘对祖国的热爱，但是我觉得在玄奘学习和传播佛教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以普度众生为己任的普世情怀。佛教以普度众生为己任，其视野不仅超越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国度与国度之间，而且将六道众生都纳入了其度化的范围。玄奘作为一代高僧势必具备这种普世的情怀，而且他毕生的所作所为也向人们昭示了他的这种情怀。
　　在玄奘西行路过的国家中，有当时唐王朝的敌对国，比如西突厥。当玄奘到达那些国家时，并没有将其作为敌对国来对待，仍然为这些国家宣讲佛法。玄奘经过千辛万苦求来佛法，又呕心沥血地翻译成汉文字，但是他并未将此作为中国人所有的财富而独占。他翻译的这些佛教典籍，几乎同时传播到了东亚其他各国。不仅如此，他在翻译佛经的同时，还为其他各国培养了传播佛法的人才，他想把最先进的佛教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从以上可以看出，玄奘是怀着普度众生的情怀来传播佛教文化的，他并没有被国家、民族等观念所局限。学成后执意回国可以说明玄奘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也可以说明他想把佛法传播给更多的人。
　　(二)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是玄奘的人生准则
　　玄奘不顾个人安危，誓死西行求法，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当时已有的佛教典籍，在有些关键问题上说法不统一，不能满足他追求真理的愿望。这一点很多资料有记载，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4]虽然有人从各种角度揣测出了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但我认为追求真理就是玄奘的动机，取回《瑜伽师地论》就是他的目的。
　　正因为玄奘首先是为了追求真理，所以他到达印度之后，并没有直奔《瑜伽师地论》而去。玄奘一进入印度境内，就寻找机会学习各方面的知识，遇师则学，学成方行。这样，两三年后才进入那烂陀寺，开始他向戒贤师为时五年的学习历程。在那烂陀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在印度其他各地进行了历时四年多的参学。玄奘在印度十多年的学习过程中，除了在那烂陀接受了五年的系统学习之外，还不停地向印度各地学有专长的人参学。在这期间，他求学的老师中既有大乘佛教的，也有小乘佛教的，甚至还有居士和婆罗门教的僧人。他的学习过程直到他自己感到满意才告一段落。有人会问，他是否得到了自己追求的真理呢?我觉得印度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给予他的“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称号就是答案。
　　我们通过了解玄奘在印度的学习过程，可以看到他对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为了真理，他并不囿于部派之分、门户之见而放弃学习的机会，甚至向佛教的夙敌婆罗门学习。而且，为了真理，玄奘也不会迁就于任何人情世故。在那烂陀寺，玄奘曾作《会宗论》驳斥了那烂陀空学高僧师子光论师，使其抱惭离开了那烂陀。后又作《破恶见论》，驳斥了小乘佛教的论点，感化了众多小乘僧人改归大乘。此外，玄奘在回国后翻译经典时，遇到了是否保留五种姓说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佛教已经接受了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如果确立种姓说，势必会形成与众为敌的局面，同时会影响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但玄奘自己是确认种姓说的，这就需要他在求全和就真之间做一次两难选择。最后玄奘选择了自己认定的真理，并没有向当时的巨大压力让步。为此，后人在谈到唯识宗迅速衰落的原因时，认为玄奘“固守一些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教义”[5]，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我认为，玄奘的这种“固守”就是他坚持真理的体现。而且，对玄奘这一“固守”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历史才能给予回答，这一历史过程到目前尚未完结。
　　(三)玄奘向人们昭示了一种超越自我的人生境界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古圣先贤们就像天空的日月星辰，给予了人们心灵所需的光和热，同时也给予了人们生活所需的方向感和想象力。玄奘法师就是从中国土地上升起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丰富的文化典籍，还有他那神话般的人生历程和几近完美的人格，他向世人昭示了一种超越自我的人生境界。
　　玄奘为了实现他13岁就立下的“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6]的宏誓大愿而只身西行时，就意味着他开始了一个人对大自然的挑战与抗争。玄奘西行经过的很多地方都是世界上有名的险恶之地，一般能够穿行这些地方的主要是商队或军旅等大规模的团体，单个人要穿越这些沙漠、戈壁滩、大雪山，生还的可能性极小。就是到了今天，即使有大量的现代化设备为后盾，科考人员和探险人员也常常遭遇危险。一千多年前的玄奘只身前往，就是他向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极限的一次挑战。在玄奘行走途中，最艰险的要算穿行莫贺延碛沙漠。玄奘在这八百里沙漠中，曾因缺水，人与马昏迷僵卧在沙漠中五天五夜，但是最后他还是走出了沙漠。这些对一般人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但玄奘在“宁可就西而死，岂东归而生”[7]的信念指引下，完成了这一不可思议的历程。这是他个人的一次成功，也是人类与大自然抗争过程中的一次成功。
　　在玄奘一生中，他不仅经历了与大自然的抗争，而且与来自强权的侵扰和胁迫，进行了智能的周旋与坚韧的抗争，同时他还要对自身的人性弱点进行不断超越。玄奘在西行出发时，是违抗国家的禁令偷越边境的，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但是，玄奘选择了出逃，这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第一次向强权政治进行的冒死抗争。事实上他已经被抓获，但是，他侥幸获释，这种侥幸的另一种可能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高昌国国王麴文泰欲留玄奘为其服务，先用礼遇软禁，玄奘不从，又用强权相威逼，扬言“或定相留，或送师还国，请自思之”。在这种情况下，玄奘又一次选择了以死亡来抗争强权。绝食三天后，麴文泰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打算，不仅同意让玄奘继续西行，而且对玄奘西行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玄奘在后来遇到的印度戒日王、唐太宗李世民都提出过相似的要求，但玄奘都是一一回绝。毕竟，他们都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帝王，对他们要求的违逆，都有很大的生命危险。同时，如果顺从他们的意愿，就将意味着高官厚禄与荣华富贵，这是多少人的毕生追求。所以玄奘遇到的这些难题对常人而言就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做一个选择。但在玄奘眼中却是另外一种选择方式，或者弘扬佛法或者死亡。最终，他的人格力量折服了这些不可一世的帝王们，从而也使他传播佛教文化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对财色名利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天然的欲望和本能，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但是玄奘一生的经历，向人们昭示了人性被超越与升华之后的另外一种境界。即如他翻译的《心经》中所说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架。”在欲潮汹涌，道德沦丧，信仰缺位的当前社会，玄奘的历史性的存在，就像高悬空中的日月，为我们，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1] 巫白慧．玄奘译经的准确性和创造性．／／黄心川主编．玄奘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05．
　　[2] 文森特·史密斯．牛津印度史．牛津大学，1988：169．
　　[3] (越南)阮才书．在越南20世纪初几十年代里“佛教振兴运动”中的唯识宗地位．／黄心川主编．玄奘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11，513．
　　[4] 唐·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10．
　　[5] 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236．
　　[6] 唐·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5．
　　[7] 唐·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