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入蜀考述

玄奘大师入蜀考述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耀坤
　　内容提要：玄奘在隋朝末期出家为僧后，正是隋末唐初战乱之时。为了学习研究更多更深的佛教经论，他离开洛阳，经长安到了成都，并在成都受了具足戒。相传他受具足戒是在大慈寺，但据可靠的记载，大慈寺建于他受戒后的135年。对此问题，现在还无法解决，有待以后研究。
　　关键词：玄奘入蜀
　　据最早记载大师生平事迹的《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下简称《行状》)《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以下简称《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均谓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大师21岁于成都受具足戒(按《续高僧传》仅载为“武德五年二十有一”，当据《行状》与《慈恩传》补“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九字。又《慈恩传》谓“年满二十”，亦即二十一岁)，这是三篇记载一致之处，而三篇之中及其他有关记载，对大师的生年及寿终岁数又可有不同的推论，但至今还没有无懈可击的定论，故本文不再考辨，仅以武德五年大师21岁为本文之依据。
　　玄奘大师武德五年21岁则当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此时正值北方遭周武帝灭佛后佛教复兴之时。大师俗姓陈，家居缑氏县(治所在今河南偃师市东南缑氏镇)，弟兄4人，大师即第四弟。二兄长捷，早年出家，住东都(今河南洛阳市)净土寺。《续高僧传》说“以奘少罹穷酷，携以将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论”。《慈恩传》则云：
　　察法师堪传法教，因将诣道场，诵习经业。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时业优者数百，法师以钓少不预取限，立于公门之侧，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士之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求度耶?”答：“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谓官僚曰： “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
　　由此记载可见，大师能成为正式僧人，郑善果起了关键作用。郑善果为大理卿，已在隋炀帝大业后期①，则玄奘大师正式为僧亦在大业后期。《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僧玄奘传》即谓大师“大业末出家”。《慈恩传》又谓玄奘大师：
　　既得出家，与兄同止(《行状》即作“止于东都净土道场”)。时寺有景法师讲《涅粲经》，执卷伏膺，遂忘寝室；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复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问(闻)芳声，从兹发矣。时年十三。
　　可见大师学经论之天才。但此时已是隋末大乱之时。早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开始准备进攻高丽，大量征调民力民物，山东、河南、河北受害尤甚，结果从大业七年至大业十年三次对高丽的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而每次战争之扰民害民，却一次比一次厉害，这就必然激起民众的普遍反抗。早在大业七年(611)就有山东的王薄在长白山(即今山东邹平县西南的会仙山)起义反隋，接着黄河下游一带民众纷纷起义。在河南一带以翟让领导的瓦岗寨(在今河南滑县南)起义军势力最大，已威胁到东都洛阳一带。大业九年(613)杨玄感又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北)起兵反隋，兵力直指东都，并一度将其围困。至杨玄感败后，隋官军樊子盖等又在洛阳一带滥杀无辜。此后各地起义持续不断。大业十二年(616)翟让、李密的瓦岗军已攻破荥阳(今河南荥阳市)诸县。大业十三年瓦岗军击败越王杨侗之东都军。河南郡县多为瓦岗军占领，继之又围困东都。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的隋炀帝又命王世充率军救援东都，形成王世充与瓦岗军之拉锯战(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至一八三《隋纪》)。由于长期战乱，洛阳一带民众备受苦难，故《慈恩传》云：
　　隋氏失御，天下沸腾，帝城(指洛阳)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夜(疑当作“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虽王、董(王莽、董卓)僭逆之衅，刘、石(刘渊、石勒)乱华之灾，刳剖生灵，芟夷海内，未之有也。法师虽居童幼，而情达变通，乃启兄曰： “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余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
　　唐主，指唐高祖李渊。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为太原留守，驻晋阳(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在其次子李世民的劝导下，起兵人长安，立13岁的代王杨侑为帝，尊炀帝为太上皇，自为大丞相，进封唐王。由于李渊人长安后，尽除隋苛禁，与民约法12条。民得以安宁，关中各地纷纷归顺，又顺利地取得巴蜀等地(见《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缢杀，杨侑遂让位于李渊。李渊因即皇帝位，建立唐朝，号年武德(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玄奘大师与其兄就在此年来到长安，即《慈恩传》所云“兄从之，即共俱来，时武德元年矣”。《续高僧传》又云：“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泛指蜀地)，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则大师至长安后，曾住庄严寺。但当时唐朝新建，除据有关中等地外，其他各地还有不同的强大武装势力，亟待武力统一。故《慈恩传》又云：“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
　　早在大业中，蜀中地区即以平静富庶为僧众向往之地，如《续高僧传》卷二三《唐益州福盛寺释道兴传》记载：
　　释道兴，姓刘，本住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年十九，决意定，诣大光寺求出家。……时天下大乱，贼寇交横，死者山积。兴为沙弥……避难投蜀，至河池县(治所在今甘肃徽县西银杏镇)，逢赞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兴与一老僧相随，彼有金一两，谓兴曰： “吾有金，可为负，至蜀共分。”兴曰： “此危身物，佛又不许，不可将行，若不信者，善恶应验。”遂舍而独往。彼持金者，至三泉县(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东北嘉陵江畔)，逢贼致死。既至蜀川，年满进具。
　　按传末谓道兴“以显庆四年月日终于福盛，春秋六十有七”。唐高宗显庆四年，即659年，则道兴应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19岁出家时，乃隋炀帝大业七年(611)，正是天下开始大乱之时，《慈 ．恩传》又云：
　　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法师乃启兄曰： “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又与经子午谷(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入汉川 (泛指汉中平原)，遂逢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大德，相见悲喜，停月余，从之受学，仍相与进向成都。
　　景法师即慧景，《续高僧传》卷一四《唐益州福感寺释道基传》云：“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清慧独举，诠畅玄津，文疏抽引，亟发英彩。”空法师未详何人。玄奘大师在汉中地区逢遇空、景法师后，即向他们学习经论，《行状》云： “虽在行旅，恒执经随问，比至益州(治所成都)，《摄论》《毗昙》各得一遍。”《续高僧传》还谓大师“西逾剑阁”。则大师等从汉中出发后，由剑阁(指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县东北)人蜀至成都。
　　玄奘大师至成都后，《慈恩传》云：
　　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行状》作“更听宝暹摄论道基毗昙”)及震法师《迦延》(《续高僧传》作“道振迦延”，《行状》作“志振迦筵”)。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行状》作“四五年间”)，究通诸部。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席之下常数百人。法师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郭矣(按东汉未，李膺、郭泰为士林所钦佩)。
　　《续高僧传》还谓大师在成都‘‘听受《阿毗昙论》一闻不忘，见称昔人，随言镜理，又高伦等。至于《婆沙》《广论》《杂心》《玄义》，莫不凿穷岩穴，条疏本于”。
　　《行状》《慈恩传》《续高僧传》俱谓大师兄长捷法师至成都后住空慧寺。《行状》云：
　　法师兄因住成都空慧寺，即长捷法师焉。其亦风神朗俊，体状魁杰，加之秀美。每出外，衢路观者，莫不驻车停盖。讲《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毗昙》，兼通史传，及善《老》《庄》，为蜀人所慕。总管酂公、行台尚书韦云起等所钦重。至于属辞谈吐，蕴藉风流，接物诱凡，篇章书疏，和光噱，狎道之情，有出于弟。若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宏，穷玄理，廓魔气以为志(《慈恩传》作“廓宇宙以为志”)，经圣达而为心(《慈恩传》“经”字作“继”)，匡振颓纲，苞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临大难而节逾高(《慈恩传》作“对万乘而节逾高”)，通曩哲之深疑，开后贤之未悟，垂义功于来裔，标准的于当今，乃率生而寡俦，非唯兄之弗逮也(《慈恩传》作“固兄所不能逮”)。然昆季二人，懿德清规，芳声雅质，虽庐山将远，无得同焉(《慈恩传》作“虽庐山兄弟，无得加焉”，指庐山慧远、慧持兄弟)。
　　上所言鄞公及韦云起，酂公即窦轨，均见《旧唐书》与《新唐书》。《旧唐书》卷六一《窦威附轨传》谓窦轨于武德元年进封郧国公，武德三年任益州道行台左仆射。《旧唐书》卷七五《韦云起传》谓韦云起于武德四年任益州道行台民部尚书，又转行台兵部尚书。玄奘大师与其兄在成都时，正是窦、韦二人任职之际。空慧寺是座古寺，康熙《成都府志》卷二四《寺观》云：“圣寿寺，府治西南，汉建，在唐为空慧寺，后改龙渊。……有秦太守所凿石犀，在今殿前，俗呼为石牛寺。殿中有井，相传与海通，所谓龙渊也。”而《行状》《慈恩传》《续高僧传》皆未言大师初到成都时之住所，仅《续高僧传》言“晚与兄俱住益南空慧寺”，则大师在成都之晚年才与兄同住空慧寺。那么大师初到成都时，会不会住道基法师所住的福感寺呢?《慈恩传》谓大师至成都后“更听基、暹《摄论》《毗昙》及震法师《迦筵》”，《行状》作“更听宝暹《摄论》、道基《毗昙》、志振《迦延》”。而诸法师中，仅道基法师在《续高僧传》中有专传，慧景、宝暹皆附于《道基传》中，且道基法师有明确的所住寺。《续高僧传》卷一四《唐益州福感寺释道基传》云：
　　有隋坠历，寇荡中原，求礼四夷，宣尼有旨，乃鼓锡南郑，张教西岷，于是巴蜀奔飞，望烟来萃，莫不廓清游雾，邪正分焉。教阅大乘，弘扬《摄论》，厘改先彻，缉缵亡遗，道迈往初，名高宇内。……以贞观十一年二月卒于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有余矣。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
　　僧众听法师讲经，住于法师所住之寺是常事；并且玄奘大师在长安时已与道基法师同住一寺，《续高僧传》谓道基法师“化开井络，法俗钦仰，(玄奘大师)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那么到成都后仍同住一寺也是可能的。大概大师之兄长捷法师未听道基法师之讲说，故到成都后始终住于空慧寺，至大师听完诸法师之讲说后，才与兄同住空慧寺。又《行状》《慈恩传》《续高僧传》皆谓大师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足戒，也未明言在何寺受戒。相传大师在大慈寺受戒。但据有关大慈寺的记载，大慈寺是唐玄宗人蜀后肃宗初年修建的。《宋高僧传》卷一九《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云：
　　属明皇违难入蜀，迎相入内殿供礼之。时成都县令杨翌疑其妖惑，乃贴追至，命徒二十余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战栗，心神俱失。倾之，大风卒起，沙石飞扬，直入厅事，飘廉卷幕，杨翌叩头拜，伏喘而不敢语，忏毕，风止，奉送旧所。由是遂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
　　此谓大慈寺建造于唐明皇(玄宗)人蜀之后。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妙格上品六人·卢楞伽》云：
　　楞伽者，京兆人也。明皇帝驻跸之日， 自汴入蜀，嘉名高誉，播诸蜀川，当代名流，咸伏其妙。至德二载起大圣慈寺，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颜真卿题，时称二绝。
　　卢楞伽又作“卢棱伽”，是唐代名画家吴道子的弟子，以画佛像著称。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云：“卢棱伽，吴弟子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郭，物像精备，经变佛事，是其所长。”
　　《益州名画录》明言“至德二载(757)起大圣慈寺”，乾元(758--760)初年卢楞伽才能在寺殿的东西廊画行道高僧数堵。这一记载不会有误。考之史事，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11月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市)起兵反，很快就渡过黄河，攻占东京洛阳。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6月，在长安陷落前，唐玄宗仓皇奔蜀；太子李亨被民众所留，不得与玄宗同行，遂转向西北赴陇右，玄宗已有传位之意。7月中旬，太子李亨至灵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为众所拥，即皇帝位，尊玄宗为太上皇，年号至德，7月底，玄宗至成都。八月中旬，玄宗得知太子已在灵武即皇帝位，甚喜，即遣使奉传国宝玉册至灵武传位(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是天宝十五载亦即至德元年，至至德二年(757)10月：下旬·，玄宗才离开成都回长安(见《资治通鉴》卷二二O《唐纪》)。则大慈寺之修建，玄宗尚住成都，故能手书“大圣慈寺”四字。明代天启《成都府志》卷三《祠庙附寺观》云：“大慈寺，府城东门内，唐至德间建，玄宗书‘大圣慈寺’四字，尚存。”《明一统志》卷六七《成都府·寺观》亦云：“大慈寺，在府治东，唐至德间建，玄宗书‘大圣慈寺’四字，尚存。”康熙《成都府志》卷二四《寺观》则云：“大慈寺，府城东，唐至德间建，明皇书‘大圣慈寺’四字，毁于献贼，大清／顷治间重修，知府冀应熊扁书‘大慈寺’三字。”献贼，指张献忠。是大慈寺毁于明末，至清初顺治间又重建。至于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所说的大慈寺有九十六院、八千五百间各式房廊，则为至德二年后逐渐修成的。大概至德二年修成者，仅主殿等而已，亦即卢楞伽“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之殿。而此时上距玄奘大师受具足戒之武德五年，已整整135年。至于至德二年所建的大慈寺，是新辟地而建，还是在某旧寺抑或原有的古大慈寺基础上修建，至今尚未见可资证明的资料，故暂且存疑，待后研究。
　　玄奘大师在成都受具足戒后，《续高僧传》谓大师“为诸学府雄伯沙门讲扬心论，不窥文相而涌注无穷，时曰神人”。此时大师已将成都之经论研综穷尽，便想返长安作更深广之研究，而为其兄所挽留，即《行状》《慈恩传》所说的“益部经论，研综既穷，更思人京，询问殊旨，条式有碍，为兄所留，不能遂意”。《续高僧传》则云：
　　晚与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 “学贵经远，义重疏通，钻仰一方，未成探赜。”有沙门道深，体悟《成实》，学称包富，控权敷化，振网赵邦，愤发内心，将捐巴蜀。捷深知其远量也，情顾勤勤，每劝勉之。而正意已行，誓无返面。
　　而《行状》《慈恩传》俱云：“乃私与人结商侣，泛舟三峡，沿江而遁，到荆州，止天皇寺。”是玄奘大师离开受具足戒之成都后，就顺江而下到了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荆州市)，再后便远赴印度更求深经。
　　附注：本文引用的《行状》与《慈恩传》，乃《大正藏》本；《续高僧传》则为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僧传合集》本。
　　[1] 《旧唐书》卷六二、《新唐书》卷一百有《郑善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