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石窟的初步研究

巴中石窟的初步研究
　　雷玉华
　　[摘要]　巴中是川北门户之一，是中原由米仓道入蜀的必经之处，是四川摩崖石刻造像的主要分布区之一。研究四川石窟的源流问题，必须从巴中摩崖造像入手。巴中的摩崖石刻造像始凿于隋，盛唐达到鼎盛，唐天宝以后逐渐衰落。其造像风格和造像内容多由中原经米仓道传入，与同是川北门户的广元地区石窟有较大的不同，对四川腹地的摩崖石刻造像产
　　[关键词]　巴中；石刻；分期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4）03－0016－07
　　一
　　巴中市位于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为古代南北交通要道“米仓道”的必经之处，秦至三国时属巴郡宕渠县，南朝时属归化郡，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始置巴州，属巴州大谷郡。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为清化郡，唐代归山南西道，五代归蜀，宋时仍称巴州清化郡，属利州东路。明初降州为县，至明正德年间复为巴州，归保宁府。民国二年改为巴中县，1993年改县为市。
　　所谓“巴中石窟”多系开凿于崖壁上的浅龛，实为摩崖石刻龛像，只少数深广者稍可称“窟”，因沿习旧俗，故许多时候仍称为“石窟”。巴中石窟分布广泛，内容丰富，在四川石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经调查，巴中市境内现存石窟59处，500余窟（龛），8000多身造像，其中属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最多，共有19处，450余窟（龛），7000多身，分布于巴中市周围的南龛、北龛、西龛、东龛，水宁镇的水宁寺、千佛崖，兴文镇的沙溪，三江乡的龙门村、佛爷湾，恩阳镇的千佛崖、佛尔岩，化城镇的石门寺，麻石乡的佛尔岩，三汇乡的奥基寺，来龙乡的佛爷湾，玉井乡的佛尔岩，曾口镇的佛洞湾，甘泉乡的佛框湾、佛尔岩等。这些窟（龛）像，绝大多数为唐代作品，少数开凿于隋代。以佛教造像为主，有少数佛道合龛造像和明清至民国时期儒教、道教和民俗造像。唐代龛像最集中、保存较好的有城周的南龛、北龛、西龛，水宁镇的水宁寺，化城镇的石门寺，兴文镇的沙溪和三江乡的龙门村等。
　　二
　　巴中的窟龛形式多为双重龛，外龛呈长方形，敞口平顶，内龛有素面圆拱龛、带桃形龛楣的圆拱龛、佛帐龛三种形式。有少数三重龛，外层敞口平顶，中层立面呈圆拱形，有桃形龛楣，内层为佛帐形龛。这几种龛形又有一些小的变化，为叙述方便我们用A、B、C、D来表示（其中D型实为B型的一种简化形式）。佛帐形内龛顶上多饰重檐，下悬帐、铃等物形成龛楣，帐柱即为两侧龛柱，雕刻精美的龛楣和龛柱最富魅力，为巴中独有。内龛三壁常设低坛，龛内顶部雕饰华盖，主尊身后常浅浮雕菩提树、天龙八部、飞天等，龛楣和龛柱多饰忍冬、卷草、方格莲花、方格团花、宝珠等。早期的龛两侧帐柱上常缠有龙，如西龛21龛、北龛7龛、14龛等（均属第一、二期），盛唐时缠龙柱消失，会昌六年南龛的第94号毗沙门天王龛又重新出现了缠龙柱。
　　三
　　从调查的资料看，目前巴中石窟的开凿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即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西龛寺第18、21号，恩阳佛尔崖第3号，水宁寺千佛崖第18号等龛属于这一期。这期主要有3种龛形，第一种，A－1型，三层龛，以西龛第21号为代表，外层方形；中层佛帐形，有双层檐，檐面上分格雕饰怪兽和卷草，檐下饰三角形垂帐纹，帐檐下端雕饰小圆球，方形缠龙帐柱，柱上饰连珠纹和几何纹，柱下有覆莲柱础，柱础下有莲茎；内龛圆拱形，有桃形龛楣，龛楣上部正中雕一佛二弟子像，像后雕方形宝塔，龛楣两边各雕饰三佛三伎乐，合为七佛六伎乐，伎乐均手持乐器作演奏状，龛内较深，弧壁圜顶，后半部雕刻菩提双树，前半部雕刻四身飞天。第二种，B型，可分两式，B-1式，小型圆拱浅龛，有的有桃形火焰纹龛楣，龛内悬帐，以西龛第21号龛中层龛左右侧之小龛为代表。B-2式，双层龛，实与A型的内龛相同，以西龛18号龛为例，外龛方形，内龛圆拱形，有桃形龛楣，内龛较深，弧壁圆顶。第一期造像组合有三种：A型，一坐佛二弟子四菩萨二力士立像，二天王为坐像，诸像后面浮雕八身天龙八部像（如西龛第21号龛）；B2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立像（如西龛第18号龛、恩阳佛尔崖第2号龛）；C型，单尊坐佛像（如西龛21号龛中层龛左右壁之小龛）。这一期造像现存虽不多，但雕刻得一丝不苟，佛、菩萨及弟子像的面形方圆，嘴唇较厚，显得敦厚诚实，诸像衣服较宽大，菩萨装饰不多。可识别的题材有释迦像、单尊的弥勒倚坐小像、护卫的天龙八部像等。
　　关于巴中石窟的开凿年代，大体上有始于初唐和隋两种说法，从这次调查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始创于隋有一定的道理。首先，西龛寺18号龛，佛像低平肉髻，方圆形脸，双眼下方内凹，双耳肥大，戴圆形耳环，着袒右袈裟，袈裟衣纹重重叠叠，下摆长长悬覆于座前，下摆类似南北朝时流行的处理方法。龛内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式组合，衣服宽大的风格，均有北朝造像遗风，与这里一般的唐代龛像有很大的不同，且处于崖面中部，当为此处开凿较早的窟龛之一。其次，西龛寺21号龛左侧壁有五代人题刻“捡得大隋大业五年造前件古像”的题刻，虽并未说明此龛即开凿于隋，但至少说明了西龛寺在五代时曾有“大隋大业五年”的古佛像。龛口二力士长裙褶纹细密，裙摆边呈规则的云朵状，与巴中及广元的唐代力士裙纹绝不相同，与这里的第18龛主尊袈裟下摆边处理方式一致。而且此龛中层两侧开有两个帐形小龛，此二小龛与广元皇泽寺小南海北周龛及其两侧壁所开小龛极类似。另外，21号龛内的飞天形式、中层佛帐檐面上雕刻的异兽不见于四川现存的唐代窟龛中，在北方唐代窟龛中也没有，因此8号龛、21号龛确有可能开凿于隋，其下限不会晚于初唐。
　　西龛寺崖面西端现在保存较好的大龛除第18、21号龛外，其余大龛如第02、03、05、06、07、10龛均大体处于同一层面，似经大致规划开凿，且龛内外的布局结构、内容装饰等都趋于一致或相关联，主尊均为释迦或弥勒，主尊两侧都立二弟子、二菩萨像，龛口都有二天王、二力士立于左右，龛内刻饰天龙八部像，因此这批龛当开凿于同一时期，其中位于崖面正中的第10龛有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的开龛题记，所以这些龛的开凿时间应当都是唐代开元前后。第02、03龛，左右相邻，龛形一致，大小基本相同，第02龛为释迦说法，第03龛为弥勒倚坐，二佛侧均侍立二弟子、二菩萨，诸像身后刻八部护法神众，二天王、二力士立于龛口，为唐代四川流行的同期双窟形式。这些唐代龛窟保存状况较好，基本可看清龛形结构，造像面貌等。在这些唐代大龛之外还有许多龛，风化严重，只少数可看清内容。从风化程度上也能反应一些早晚关系，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里有复杂的早晚打破关系，即在这批唐代龛像之前这个崖面上还有更早的龛像。如第10龛外龛上方拨开青苔还可依稀看到一个更早的大龛顶部残痕，此大龛外龛左右侧还各有一尊高大的立像残痕，左侧像尤其清楚，且此像左侧原龛边框还隐约可见，因此可以肯定第10龛打破了更早的一个大形龛，第10龛外龛高220厘米，宽195厘米，深120厘米，内龛高190厘米，宽150厘米，深95厘米，在巴中龛像中属较大的，它打破的大龛高宽均超过了它，只是深度不及而已，如此大的龛不可能刚凿成即被破坏，它的时代距盛唐应有一定的时问，完全有可能开凿于隋代。因此除了现在崖面上还存在的第18、21龛等大型龛可能是隋代龛像外，原来这里还可能有一批早于开元时期的龛像存在，从崖面位置及现存风化程度等因素看，说西龛始凿于隋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我认为第一期始凿于隋，下限至初唐比较合理。
　　第二期是巴中石窟开凿的高峰期，造像也是最精彩的，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初唐至高宗以前，以南龛第116、140龛，北龛第01、07龛等为代表，主要是继承前一期的特点，开了些大型龛，窟龛数量较前期也有增加。龛形有第一期的A型，但第二、三层龛的装饰发生了变化，因此为A-2型，内龛龛楣上仍然雕刻卷草和七佛、伎乐等，但卷草纹粗大，已成主要纹饰，中层龛檐顶和檐面有了很大变化，檐面上分格雕刻团花等程式化的装饰图案，檐面下方饰垂帐纹，帐纹呈连续的圆弧形，外面垂珠链，上层檐顶上雕八尊坐佛像，龛内像坐下一般有变形高莲茎（如北龛第7号龛）。还流行B-4型大龛，南龛140、东龛1、恩阳佛尔崖第1、3号龛，邑这些大型龛内像座下面常有高高的变形莲茎承托莲座，窟龛内顶部及龛楣上仍杂以飞天、七佛等装饰，造像雕刻精美，菩萨璎珞和花冠雕刻细致。天王、菩萨身材修长，力士多着长裙，身躯比例匀称。龛中往往有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二坐天王、二力士、二狮，二狮旁还有狮奴，环壁还雕有天龙八部及一些不能识别的人物形象，人物众多，组合复杂。窟龛形制及组合等主要继承了上一期的特点。B-2型，外方内圆拱形；C-1型，外方内单层檐佛帐形；C-2，外方内双层檐佛帐形龛。第二期造像前阶段组合主要有A型，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二力士二天王坐像（如北龛7号龛），有的还有二狮和二狮奴（如恩阳佛尔崖第1、第3号龛，东龛第1号龛），B1型，一佛二菩萨立像（如北龛2号龛）。可识别的造像有菩提瑞像、天龙八部、八佛、七佛、药师佛等。第二阶段为高宗武后时期至开元初年，以南龛33、北龛12、14、西龛44等龛及兴文沙溪龛像为代表。龛形主要以B-2和C-1型。这阶段造像数量大增，造像也最精美，并出现了大量的小型龛。组合以B3型，即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立像最多（如沙溪造像），龛前部常雕刻二狮。这期最大的特点是产生了大量中小型龛，尤其是小型龛，数量众多，而且常常成组开凿（如沙溪的造像就是同时成组开凿的三组小龛）。龛形也有了一些变化，以双重龛为主，主要龛形为外方内佛帐形和外方内圆拱形龛两种，圆拱形内龛龛楣上常饰宽大的忍冬纹；佛帐形内龛有单重檐和双重檐之分，檐顶和檐面雕饰相对于下一期较简单。部分龛内顶部主尊头上方雕出了华盖。同时一些新的题材开始流行，可识别的题材主要有三佛、菩提瑞像、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弥勒、成组的菩提瑞像与弥勒佛像、阿弥陀佛、药师佛及十二药叉大将、天龙八部像等。这期佛像面形宝满，弟子多为一老一少形象，菩萨面部丰颐，肥瘦适宜，身材匀称，双下巴，颈上有三道蚕纹，扭腰，露腰部肌肉，帛带自双肩垂下，绕前面两道，项圈上挂两串璎珞下垂呈形相交于腹前，有的无璎珞装饰。力士着短裙，肌肉突起，威武有力，立于龛口外山石上。
　　第三期为开元天宝时期，以南龛第069、071、077、083、089龛，西龛寺第10龛，麻石垭第4龛等一批有纪年的龛像为代表。主要以B－2型（外方内圆拱形）和C－2型（外方内双层檐佛帐形）龛为主，以C-2型最多，组合以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立像最多，龛前部雕刻二狮，二狮之间置香炉，外龛两壁下方左右侧雕供养人，一般一排男像、一排女像。第二期后一阶段与第三期是巴中石窟造像的高峰期，现存的绝大部分龛像均开凿于这两个时期。第三期龛形和造像特征与第二期后一阶段基本相同，但造像组合中一般都有二天王，前一期的B3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合已不流行，而以B4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为主，再加二狮及天龙八部和供养人形成为较固定的组合。龛形也以外方内佛帐形龛为主，龛饰和造像雕刻精细繁琐，但多呈现出格式化的特征，因而较前显得呆板。造像形象以丰满建壮为主，晚期出现了偏胖的形象，如水宁寺第1-9号龛，佛、菩萨、弟子、飞天等体态都以丰颐富贵的形象为特征，与俗世贵族体态无异。这期造像内容最丰富，可识别的题材有释迦、弥勒、释迦与弥勒并坐、菩提瑞像与弥勒并坐、三世佛以及天龙八部像等。
　　第四期为天宝以后，乾元年间（758年一760年）开始至唐末，以南龛第065、087、093、095、137龛等有纪年龛像为代表。龛形仍然流C-2型（外方内双层檐佛帐形），但出现了两种简化的龛型，B-3（外方内圆拱形素面龛）和D型龛（外方内纵长方形或横长方形素面龛），内龛上方两角抹角。
　　造像组合仍有B4型，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组合，还有G2型，一佛一弟子一菩萨立像，G3型，二菩萨立像，G1型，一弟子一菩萨立像，F3型，单尊弟子立像，F1型，单尊菩萨立像，F2型，单尊天王立像以及一天王侍立三天王一俗装人像等组合，出现了经幢。总的来说，这期龛形趋于简化，出现了大量的小形单尊造像。造像分两种，一种面部多宽大，肥颐有余，无论是菩萨、弟子还是天王身躯多呈圆桶状，显得宽胖，菩萨项圈上挂饰复杂的璎珞，璎珞层层叠叠呈网状下垂，弟子和天王多有突出的肚子。另一种造像从龛形、组合到造像形象上都有简化趋势，造像也不太肥胖，与第二期的菩萨近似，但雕刻粗糙呆板。除了前一阶段流行的题材外，在天宝十年，出现了陀罗尼经幢。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如意轮观音、地藏与六道轮回、观音与地藏并立、阿弥陀佛与观音和地藏并立、毗沙门天、大量的观音立像、文殊和普贤等造像，反映西方净土信仰的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龛像消失，代之而出现的是阿弥陀佛与二胁侍菩萨，龛内两侧雕出天宫楼阁的形式。
　　四
　　前面叙述了巴中现存窟像开凿的大致时代和各期的发展演变情况，这些情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紧密相关。隋唐两代，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好发展，佛学和佛教艺术经过汉晋初传时期的模仿，南北朝时期的分流发展，隋唐时期南北统一，完成了它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达到了巅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同时中国佛教确立了它的国际中心的地位，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佛教传播中心，对日本、高丽、新罗等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虽然不时还有反对妄信佛教的呼声，但可以说佛教已深入各阶层的民众之中，不要皇帝和世俗权贵的特别扶持就可以在民间流行了，各地的造像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因此隋唐两朝寺院和摩崖龛像最盛。巴中摩崖造像正是这种历史状况的反映。
　　隋代两个皇帝都崇信佛教，隋文帝从小在尼寺里由女尼抚养长大，因此隋代统一后，隋文帝、炀帝父子二人的支持，使受到北周武帝灭佛打击的佛教迅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大造寺塔，大兴造像的局面，一些佛教宗派，如南方的天台宗在这时形成并得到很好发展。在南方不流行开窟造像的地区，除四川广元在北朝晚期已归属北朝政权，并开始了开窟造像外，四川其它以前属南朝的大部分地方摩崖龛像多开始于此时，目前保存下来的不太多，但足以证明隋代四川已有多处开始了开龛造像，巴中在隋代亦当有了龛像的开凿。唐代皇室虽以道教老君为祖宗，历朝帝王（除武宗外）一般都对佛教表示不同程度的支持。唐初高祖时，虽宣布三教当中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对佛教也不排斥，曾遴选十大德管理僧务，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荣膺其选，使其宗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太宗继续高祖的政策，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虽不崇信佛教，对佛教基本还是采取的支持和利用的政策，他与高僧玄奘关系甚密，并大力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因此，在唐初，佛教虽位居道教之后，但其发展并未停止。从巴中石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隋到初唐，这里的开龛造像一直延续不断，第一期造像虽然数量不多，但多大型龛，且雕刻复杂，水平也较高，当是继承了北方以统治者和有一定财力的贵族或官员为开窟造像者的传统，在这里是地方统治者所为。
　　唐高宗也主张道先佛后，封道教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但对佛教也很崇信，他也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并曾为生母修建功德，在他统治时期佛事活动也很多，特别是后来有了武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这时期全国各地也有开龛造像活动。四川的佛教崖造像虽不如下一个时期多，但较大的龛像都雕凿得比较好，而且数量也增加了不少。同时这期出现了较多的小型龛像，这时小龛相对于较大的龛像而言虽然雕刻较少，且较粗糙（四川的情况大致都如此，如广元皇泽寺初唐龛像，都大而精。剑阁武连镇横梁子贞观年间的小龛像都较粗糙），但它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从初唐时期起一些相对贫困的、财力不是很充足的人开始较大量地参加到开龛造像的行例中来。因此巴中第二期的前一阶段除开凿了一批只有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才能开造的如第一期的大型窟龛外，一批下层老百姓开凿的、雕刻水平不高的小型龛也开始流行起来。
　　武后时期崇佛达到高潮，她从政治立场出发，利用当时僧人献的伪经《大云经》大做文章，并认为自己是弥勒菩萨，加号“慈氏越古金轮神圣皇帝”，为自己夺取李唐王朝政权找理论支持，并因此规定佛先道后。华严宗的真正创立者法藏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使华严宗盛极一时，同时法藏还成为中宗和睿宗的菩萨戒师，先天元年圆寂时，秘书少监阎朝隐为他撰碑，享受了极高的礼遇。武则天又宠信僧人薛怀义，令他在京城造大像，为所欲为。这种背景下全国修寺造像达到了极盛，龙门的奉先寺大像龛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雕成的。四川这时的造像也最多最精，达到了最高水平。巴中第二期第二阶段即开始于武后时期，这时不仅开凿了许多大龛像，更多的中小型龛被开凿出来，造像地点众多，每个点造像规模不大，反映出盛唐以降，不只有钱的统治阶层大量造像，财力不充分的下层广大民众也大量参加到造像的队伍中来了，并形成了一种造像风气，大有全民信教之势。在唐以前，传统上是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阶级带头造像，后来发展到中小地主或工商业者，而且多在城市或其附近，而此时已发展到乡村，最下层的人都可能参与。造像技术也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时期的龛像是巴中石窟中最精彩的。造像题材比以前也更多，最突出的是出现了菩提瑞像与弥勒同组开凿的大龛（西龛第87号菩提瑞像龛和第90号弥勒佛龛）。菩提瑞像即释迦牟尼降魔成道像，传说是弥勒初创了此像，将这两尊佛像放在一起，也许是这个原因，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武则天既自称“慈氏越古金轮神圣皇帝”，也即弥勒，也就是说她认为自己是弥勒来人间作王，她在人间的地位好比释迦之于诸佛，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她与释迦是平等的，因为弥勒菩萨后来成佛了，即弥勒与释迦是前后不同时候的两个佛，他们成佛后有同样的地位，因此这个阶段流行的是弥勒佛像，而非弥勒菩萨像。
　　中宗复辟后，因老子是李唐的祖先，又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威信，规定道先佛后，但不久又实行了佛先道后的政策，还尊泗州僧伽大师为国师，自己与百官称弟子。因此这个阶段造像与武周时一样兴盛不衰。
　　玄宗是有名的崇道皇帝，规定道先佛后，把道教的地位推到了极至。开元前期基本上实行的是限制佛教的政策，但民间的崇佛之风并未受多大的影响，造像有增无减。在广元和巴中发现造像铭文最多的窟龛就是开元时期。与前期不同的是在巴中一些佛教摩崖造像的地方出现了佛道合龛造像或二天尊并坐像，佛道合龛造像中天尊及其部众位于释迦及其部众之左侧（如北龛23号龛），似乎证明了道先佛后之顺序。同时道教造像的龛形、人物组合与佛教造像相似，除了服装和头饰略有区别外，其它地方与佛教造像几乎相同。可见民间的这种造像风气与皇帝的喜好还是密切相关的。
　　天宝以后，各代帝王多信奉佛教，但由于安史之乱及唐与南诏和吐蕃的战争，国力渐衰，造像规模大不如前，大中型窟龛数量渐少，雕造也不甚精美，雕刻比较粗糙的小龛却到处都是。因为四川与这两次大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安史之乱时，四川未受影响，相对安稳富裕，玄宗皇帝选择了成都作为避乱之地，因此在天宝末年，甚至乾元时期，四川的造像仍然较多。但稍后，由于唐王朝先后与吐蕃和南诏发生战争，波及四川，使这里受到了较多的影响，又加上唐王朝本身国力衰退，经济下滑，佛教造像亦受到了影响，摩崖造像以小形龛为主，造像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与战争相关的单独的毗沙门天像。同时密宗在玄宗、肃宗、代宗时达到顶盛，密宗大师不空深受崇敬。而且密宗宣扬立世成佛，缩小了佛与现实的距离，不再使人们觉得成佛是今生可望不可及的事，因而密教题材的造像大量出现，南龛第16号龛六臂如意轮观音即开凿于此时。此外还开凿了大量的地藏菩萨像、观音与地藏像、陀罗尼经幢等。在晚唐四川其它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千手观音像。这时由于佛教的蓬勃发展，加上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密宗宣传的即生成佛和西方净土在民间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造像中这些内容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另外这时出现了大量的极小的龛，一般高、宽只有30-40厘米，有的更小，深1-2厘米，像更小，有的不到10厘米，而且到处都有，有的地方可说遍及各村，充分说明了造像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也说明造像群体发生了根本变化，乡村最基层的贫民已参加到造像群体中来了。虽然中晚唐各代皇帝都实行道先佛后政策，但实际情况是佛教在民间的信徒要多得多，民间造像中亦将佛像置于道像之前，如这期开凿的西龛34号龛佛道合龛造像中，释迦及其部众就位于天尊之左侧，且要多一身弟子像。
　　五
　　关于巴中石窟之来源必须得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考虑。首先，巴中地处入川的重要交通道路米仓道的南端，从中原入川除了途经广元的金牛道外，就是这条米仓道了，它北接长安（今西安）南，沿斜水、褒水南下至南郑（今汉中），越米仓山至巴州（今巴中），又经阆州（今阆中）、绵州（今绵阳附近），进入四川的经济文化中心益州（今成都市）。这条路在唐宋时期尤其发达，唐僖宗入蜀时就走的是这条路，不仅有史书为证，在巴中南龛还有当时追扈大驾的高官张袆的造像龛，他在造像铭文中记述了黄巢之乱中僖宗入蜀的行程和经过。唐末五代的各种征战中从陕西入蜀的军队多从此道入，并常常在这一线上争夺，这一线上的行军和争夺似乎比经金牛道从广元至成都的路上更多。其次，著名的丝绸之路从西域至河西走廊南下后，主道进入长安，但向南却另有一条路与之相接，这条路经秦州（主要是经甘肃南部的天水境内），向东南至兴元府境内与米仓道南段相合，进入巴中，从这里走的人也比较多，有僧人，亦有商人，南北朝时就有了。从巴中南下不仅可达四川腹地，还可经现在的三江镇南下至重庆，并顺江到达长江下游。记录南北朝史实的文献中常说有僧人从西域经河西到江南，是路由“巴楚”，所谓的“巴楚”当与这条道路的存在分不开。巴中南龛的题刻中时常有秦州僧或“凉商”等称谓，亦说明了这条道路的通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唐代的摩崖造像中广元与巴中有较多的不同，有的题材和龛形只见于巴中，绝不见于广元，有的正好相反，而不见于广元或巴中的题材和龛形常常又能在四川其它地方找到末流，也说明这两地的造像同时对四川其它地方的造像产生着影响。
　　由于米仓道的繁荣，巴中石窟所塑造的人物风格受唐代长安、洛阳一带的艺术风格影响非常明显，佛像面部丰满，身躯魁伟，菩萨雍容华贵，力士威武勇猛，这些形象无不可在长安、洛阳的石窟中找到渊源；造像组合如释迦与弥勒并重的现象亦见重于龙门；而巴中颇为流行的菩提瑞像之来源亦为北方的二京地区，而且可以肯定其雏形就是唐王朝的使者王玄策从印度带回来的样本。
　　唐时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一个大都市，“扬一益二”的称谓即形成于此时，当时的二京长安、洛阳与四川有着特别的联系，不仅来自二京的许多重要人物曾在巴中驻足，唐玄宗和唐僖宗两个皇帝都曾因故入蜀，僖宗入蜀还路经巴中，随他们入蜀而来的官员带来了二京佛像式样，雕造佛像得风气之先。四川的广元和巴中为川北之门户，二帝入蜀及其随之而来的达官显贵们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如前所述，中和四年随僖宗入蜀的高官张袆就曾在巴中南龛造像，并于其南龛的造像题记中详述了他“追扈大驾”西巡的行程及修造释迦佛像的经过。章怀太子被贬入居巴中，并死于此地。现在巴中城西有一土冢，传说为章怀太子墓（史载他后来已迁葬长安，此处是否为其衣冠冢，目前还不清楚）。在巴中南龛颇有建树的严武即为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之一，在巴州任官的短短几年间，于南龛为他父亲雕造观世音像，并扫拂苔藓，披除棒芜，新造龙宫，构筑寺宇，为南龛奏求光福寺名，对巴中佛教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所造龛像和刻碑至今保存完好。从这些重要人物的活动中可见唐代二京佛教艺术对巴中的影响当是极明显的。巴中石窟中盛唐时期的佛、菩萨的形象多体现了武则天时创下的体态丰圆、安详宁静的模样，也昭示了其渊源的主流在长安和洛阳。但巴中的窟龛形式和造像内容比之长安、洛阳又有所改变，如人形化的天龙八部神将，装饰复杂的重檐式佛帐形龛等在中原是不多见的，尤其天龙八部神将的处理形式。
　　但巴中除了来自长安、洛阳二京地区的强烈影响外，也有一些从西域经由河西直接传来的因素，如双头瑞佛、毗沙门天王像等。这里的造像题记和装彩铭文对从这条路上来往的各色人物也有反映，在铭文中属于河西“秦州”、“凉”这样的地名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们显示出巴中是一个区域性交通中心的特点，但在强大的唐王朝时期，这种来自中央以外的因素绝不可能是主流，但又不可能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