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佛学院教育略议

中国当代佛学院教育略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佛教事业蒸蒸日上，在健康、稳定的态式下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基础，佛教教育工作受到佛教界日益广泛、深切的关注，并在理论和实际运作两个互动的层面不断向前推进。若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的佛教教育工作作一阶段性理解，其基本目标是解决特定历史情境下僧团无继、教职人员严重匮缺的现实问题；那么，如何立足以往工作成果，因应廿一世纪佛教及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进一步深化、完善现代佛教教育理念及建制，则业已成为佛教界当前面临的首要课题。
　　从现状看，目前国内佛教教育主要以分布各地的佛学院为载体。这种佛学院教育体制发轫于二十世纪初，大量借鉴了西方现代学院教育的型态，对传统的古典经(寺)院教育多所革新。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及当代佛教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此种教育的普及。不过，如从发展的视角衡量，当前佛学院教育在教育思想、教学施设等方面尚存在不少潜在问题，远不能满足新时期佛教发展对人才建设的需求。易言之，即世间而出世间的佛教与中国当前社会进程一样，同处于现代化转型的重大关头，而达成此种转型所必需的现代型佛教人才之培养，尚处在萌芽状态。对这些问题，针就陋见所及，简陈如下：
　　1.教育理念及定位不明
　　任何一种教育实践，必先有一明晰的理念及定位，得根本之所在，知时世之所趋，然后明体达用，表里互彰，俾获成功。佛教教育亦然。
　　回顾近现代佛教教育史，以武昌——闽南佛学院及支那内学院两个系统影响最大，也最具成效，最富生命力，可以说是拉动近现代佛教育发展的双辐。其成功的首要因素，端在此两个教育系统的办学者对佛法与时代精神均具深彻的认知，开拓的眼光，在所办教育的宗旨、意义、功能、目标诸方面高屋建瓴，纲领明确，故能树英才于凋零之秋，续慧命于垂绝之际。通观近二十年之佛学院教育，型态上大体是武昌、支那二系的沿承，但这些沿承更多的是停留在表象上，缺乏对其思想内涵的把握，故止于简单模仿而非真正的延展。举例来说，当前佛教界以“人间佛教”为战略发展方针，与太虚大师开创的佛教改革运动的宗旨一脉相续，诚为佛教现代化的必由之经。然而，这一思想在现实层面并未真正落实为当代佛教教育的指导性理念，未能形成一整套与之相应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机制，从而不免导致教育实践与教务发展之间的脱节乃至讦格。(作为“法轮功”的直接受损害者，佛教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若无其事，任其泛滥、蚕食，鲜有挺身护教、显正破邪者，亦从侧面暴露出当代佛教教育存在的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以往二十年佛教教育的总体定位，客观上是为百废待兴的佛教输送亟需的基础教职人员，重建僧团，其目标浅而近，功能单一，衡诸现代教育学架构，大多数佛学院大体相当于低中等程度的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仅有极少量的佛学院——如中国佛学院——在其高级教育阶层，具有高等专科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性质。应该说，该阶段性定位及相应形成的教育结构，有其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问题在于，随着僧团建设的逐步完善，信仰社会化程度的快速增长，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佛教的恢复期工作应可视为已圆满完成，(根据国家调研统计数据，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佛教徒人数已达几千万人，开放寺院达近一万伍千所，教职人员约二十余万人。)转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佛教教育如不能及时认识到此阶段性转变的内在要求，重新定位，并进行结构性调整，势必造成佛教人才需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影响佛教现代发展的进程。
　　2.综合素质教育不足
　　如前所述，近二十年的佛学院教育，以低中程度的职业教育为主体，兼有少量高等专科教育。在教育学的分类上，亦可谓为佛教专才教育，其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者通过特定的训练，具备弘扬、住持佛法的能力。从教育实践结果看，目前存在的一大问题，在受教者的综合素质普遍低下。
　　一般来说，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为对称，前者是“教育之准备人生上之一定的职业者”，后者则是“纯粹之修养教育”，“而非为某种特殊工作之准备”。不过，二者的关系并非对立，正如现代教育界已广泛认识到的，学院专科教育过于专精狭隘，每使受教者陷入“知识的分离”(Alienation of knowledge)的沟壑，“ 专才除具有专业技能学术外，仍需具备通才修养，方能养成一种优良的专才。故教育上虽以养成专才为目的，但仍需文化之修养以为其基础”。当代佛学院教育，于此显乏审思。绝大多数佛学院的科目设置纯以佛教义学为限，而于中西古代文化学术及各种现代知识体系的介绍传授，盖付阙如。由于缺乏严格的入学考核标准，学生的普遍文化水准本就很低，既无法由教学获得综合文化素养的补充，则所得掌握者每不过为一种极为孤立、单薄且无根的佛学知识，内不足以究本发微，外不足以应世阐新。这样培养出的“专才”，在佛教恢复期或可起到过渡的作用，但要使佛教获得现代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尊重，于现代环境中重新树立起佛教文化的主体性，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作为人文特性浓厚的宗教，佛教教育很早就把综合知识素养的培养放在了重要地位。例如在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学府那兰陀寺，传授的佛学课程固然多元并设，“并学大乘兼十八部”，而且“爰至俗曲《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其所以能成为时代的学术高峰，造就众多的佛学宗匠，与这种全面、综合的知识素养训练关系甚大。又如近现代，杨仁山在祗洹精舍的办学实践中，主张学佛者不仅要学佛，而且也要学“普通学”，将语文、史地、及多种外语纳入课程。太虚大师严厉批评中国旧式佛教经(寺)院教育之流弊，反对“鹦鹉学舌式的法师养成”，更将文史哲美、古学新知，均有次第地列列入他的新式佛教教育思想体系之中。时届二十一世纪，现实对佛教人才整体知识结构及水准的要求只会比过去更高。如果在这点上无所改进，那么无论传统的继承，抑或时代的发展，都不免成为空言。
　　3.实用性科目匮缺
　　从专才、通过教育之关系辩析，当代佛教学院教育失于片面，受教者的综合知识素养普遍不足；若就专才教育本身的视角来看，则其课程设置复失于泛泛，难以满足佛教的实际需求。
　　所谓泛泛，是指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实用性科目。在佛教古典教育体系中，教学的科目可以由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五部分构成的“五明处”类别之。其中内明、声明、因明在现代学科划分中可归于纯理论的范畴，医方、工巧明则属实用科目。目前各佛学院的课程，大体集于佛教理论知识一端，可谓以内明为教学的主要内容，稍及声明、因明二科，而医方明及工巧明所摄的十二支内容，则几无体现。依《瑜珈师地论》等经论，五明包括了大乘菩萨所学的全部学术。这一教育思想的提出，是大乘积极入世精神的彰显，正如后人所评论，“使大乘积极入世的思想能够在实践上得到体现”，即“使菩萨行和人生现实能够正确结合起来的一个特殊贡献”。缺少了实用性科目，从这个角度说意味着重道而轻器，存体而忽用，在继承大乘佛教学术文化上，是不完备的。
　　又，现代社会生活组织分工日趋细密、丰富，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各领域对系统的专业知识之要求亦相应增强。佛教既为社会存在之共同体，固不能例外，于学术教育、建设管理各方面均极需大量应用型专业人才的输入，俾使教团的运作效率契应于现代社会。而实用性科目匮缺，使此实际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例如教学师资的培养，洵为教育的命脉所在，而佛教界迄无佛教师范学院或教育学系之设，佛学院的教师大多未受过专业的教育学训练，任用无章，水平参差，难济时需。又如为寺院输送管理人才，近二十年是佛学院教育的主要功能，然考校其实，寺院管理迄未在佛学院教育中真正系统化、学科化，形成融古代律制规约与现代管理学为一体的佛教寺院管理学专业。其它象佛教编辑、建筑、工艺美术、经济管理、音乐，乃至饮食、服饰、电脑制作等实用专业方面，或为佛教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为现代弘法实践须籍的新技术资源，也都未在佛学院教育中取得一席之地，虽然教内及社会对此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缺口始终没有填补。
　　以上只是从教育思想及整体构架上，作一粗勒的省察。由此三点，尚以引出另外一些论题——诸如学制模糊不齐，教学手段陈旧、教育面狭窄等等，同时佛学院教育实际运作层面暴露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未始不能在此宏观视域中寻获可能的答案。质言之，当代佛教教育存在的问题，究其实质是佛教现代化转型这一巨大历史课题在其教育环节上的具体反应——即如何在佛法之合理性的基础上，完成佛教教育从传统经（寺）院形态向现代学院形态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