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中“入世”“出世”思想探析

苏轼词中“入世”“出世”思想探析
　　摘要：本文试图走进苏轼词作，结合他生活的历史背景，沿着苏轼复杂多戕的人生经历，探索其词作中表现的“入世”“出世”思想丰富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执著的人生追求。在对苏轼词作中“入世”“出世”思想探析中，本文还将关注其“出世”表象背后深沉曲婉的人生诉求。
　　关键词：苏轼 词 入世 出世 探析
　　苏轼词中“入世”“出世”思想探析
　　〈一〉 绪 论
　　人们谈及苏轼词作，大多充分肯定他在这一领域中，对词的题材、风格、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大胆探索与实践，以及对后世词人的影响。
　　本文试图走进苏轼词作，结合他生活的历史背景，沿着苏轼复杂多戕的人生经历，探索其词作中表现的“入世”“出世”思想丰富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执著的人生追求。
　　在对苏轼词作中“入世”“出世”思想探析中，本文还将关注其“出世”表象背后深沉曲婉的人生诉求。
　　〈二〉 本 论
　　上篇 苏轼词作中“入世”思想探析
　　第一章：苏轼 “入世”思想产生的原因
　　北宋外患 北宋内忧北宋文人处境 苏轼个人经历
　　苏轼生活于北宋中期号称“百年无事”年代。其实，北宋自立国以来，北有契丹雄峙，时寇边陲，西北党项人之西夏时附时逆，滋扰不断，其后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直接亡北宋。这种情形，赵宋王朝自身也很清楚，然忧于唐季教训，为防军事割据，自“杯酒释兵权”后，文官执政，军权集中，边防虚弱自不可免。有宋一朝，对外战争，胜少负多，战后议和，多以输帛巾于敌换得一时之安。究其原因，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对于奉币求安，苏轼于嘉佑年间也曾痛心疾首写道“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教战守策》）综观北宋，外患始终如恶梦魅影萦绕赵宋帝国，直至靖康之变。
　　北宋外患频仍，内忧亦重。“三冗”之累，直接造成北宋的财政危机。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25 《宋冗官冗费》）“（皇佑七年）枢密院奏：……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宋史.食货志下一》）对当时国家财力宭境的忧虑，文人时有流露，“恐财匮力殚，虏乘吾敝，将无从而制也。”（《张载集.文集佚存.边议》）阶级矛盾也空前激化，富豪占田，土地荒废，饥民犯险啸聚，虽未从根本上对宋王朝起到颠覆作用，但造成统治秩序的动荡。“（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宋史.食货志上一》）苏轼同时代的司马光曾感喟“窃为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温国文正公文集》卷48 《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欧阳修也曾道：“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即“伙”]多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内忧外患困扰的赵宋王朝子民，逐渐从安于宋初安定和经济发展满足感到呼吁求“变”，“变风俗，立法度”为普遍呼声，“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铨选资格》于是，范仲淹积极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激进变法，司马光极力抵制王安石，其闻风波不断。苏轼也曾积极发表改革旧敝的主张，不管见解是否合乎时宜，总是坚持己见，积极“入世”。王安石变法时，他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见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也就是主张在不惊民扰民的情况下“变”，变革宜稳健温和，不宜过激。这样，苏轼不幸卷入高层政治冲突，不能见容于新党；熙宁变法失败，司马光主政时，苏轼奉诏入京，见新法全遭废黩，又认为司马光“以彼易此”做法不宜，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遭攻击被调出京。
　　北宋文人积极参政议政与宋朝对待文人不无关系。首先是科举制度的改进，真正开始文人“学而优则仕”的历史。北宋初期沿袭唐人“科举取士”的做法，并做了完备：弥封制度肇始减少科考的人为因素；“科取”规模扩大增加文人入仕的机会；取仕集中科考一路直接决定文人才可入仕，且必须是科考入选者；皇上主持“殿试”彰显君威。（见《宋史.选举志》）其次，宋朝对文人的宽容亦非后世明清时期可比。宋朝文人好议，甚至聚众示威，其后果大不了免职、降级，至多下狱；宋代的官员们，待遇丰厚，有正俸，还有各种补贴、“公用钱”、“职田”，“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宋史.职官志》）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宋史记事本末.王安石变法》）这些措施加强了朝廷对文人的控制，也使文人对朝廷的依赖性强化。文人入仕后可以从政之际思考国家大事、著书立说，而不必象杜甫、贾岛等前人困守茅庐、僧舍。苏轼一生宦海沉浮，词作及文稿中均难见困厄之苦，个中原因，概莫能外。
　　复杂坎坷的个人经历也促使苏轼积极“入世”。嘉佑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考取进士，嘉佑六年（1061年）制科试后任大理寺评事，授凤翔府签书判官。此间，他的对策中，多次发表议论时弊的言论，积极投身政治改革，“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变法时，他又坚持己见，发表言论评说时事终难见容，主动外放，做转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中被诬作新诗讽新法而入狱，短暂牢狱生涯结束后谪迁黄州，此时苏轼政治处境堪忧，仍然写下表明积极入世的词作。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主政后苏轼再蒙诏入京为宦，绍圣元年（1094年）又因与旧党意见不合远谪惠州（今广东惠阳）。直至绍圣五年（1098年）再贬至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死后遇赦北归，次年病死常州。终其一生，从政四十年，风雨坎坷人生中，由于幼读经史，儒家经典的浸润，刚直不阿的个性，使其无论在京外放，“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值得一提的是从苏轼黄州经历开始，包括历任地方官，有更多机会接触下层黎明百姓，其关注点不仅再局限于国家大事，而注意到苍生大众，这一时期作品出现一些贴近生活之作。
　　第二章　苏轼“入世”思想在词作中表现
　　直抒抱负　追羡古贤婉诉心愿　淡定执着的人生追求　关注民生　政治实践
　　苏轼词作收入《东坡乐府》三百多首词，不乏直抒入世报国之志的作品。较早的以词代书己志者，为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由杭州移知密州途中所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录词如下：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光收练，晨霜耿耿；云山离锦，朝露团圆。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键，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首词是一封家书，也是一篇直抒政治抱负的议论文。作该词时，苏轼年三十九岁，年华正盛，“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作者心中的神宗皇帝就是古之尧舜，“致君”意在何？“此事”言何事？　再看词中“劳生有限”、“笔头千字，胸中万卷”不难看出，苏轼希望趁年盛之际，将满腹才学，报效赵宋王朝。其积极入世之心态虽外放，转徙不曾消减。
　　苏轼另一密州任期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更将强烈报国之志袒露无遗：“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几句作者以西汉受贬魏尚自比，“何日遣冯唐”更是将希望朝廷见用，能戌边靖民的报国渴望喷薄而出。夏承焘先生曾称之为“苏轼最早的豪放词”（《唐宋词欣赏》）该词同时看出苏轼对当时边患的了然与忧虑，故而词作中亦有流露。
　　苏轼“入世”思想在其怀古词中也有婉曲流露。他谪居黄州时期所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周瑜形象刻画“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将心目中理想人物形象浓墨重染，涉及到非凡举动、挥洒自如的气度、建立不朽功名的胆魄与上片壮阔江山相互辉映，委婉含蓄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之情，其实也流露出希望象当年周瑜一样为国建功的隐衷。后人言及此词，多重于其风格豪放，感慨良多，往往未体味东坡以词诉衷曲，自况周郎，婉诉己志。
　　苏词中的部分作品也表达了淡定执着的人生追求，这种追求并非全是消极遁世思想流露。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烟雨”可有宦海如烟之意？“谁怕”隐隐流露虽经仕途风波，人生坎坷而人生理想不改的坚毅与执着。“任平生”则不难看出终身不移己志（包括希望积极投身政治实践）的执拗。
　　苏轼执着的人生追求还往往从词作中托意于物来体现。如《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孤鸿”意象隐含自己孤高自赏，不苟同于俗世的执着。《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借咏名花佳丽，流露个人感情，《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俞陛土曾言：“此词极写其独立特行之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亦云“东坡此词，冠绝古今，托意高远，宁为一妓而发耶？”类似托意于梅、石榴花、美人的写法直追屈原以香草美人自比高洁的手法，苏词中并不乏见。而且苏轼词作中对自己人生追求没流露出悔意，那么我们有理由说，他对自己所做所说一直持着难得的自信，其“入世”心志之艰，历百难而不改。
　　外放为官的经历使苏轼能接近老百姓，这一时期苏轼的词作中呈现一种新的变化，词作不再仅抒个人感慨、或局限于应合之作、风月之辞。作者眼中看到了“连溪绿暗晚照鸟”的乡村（《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有“相排踏破倩罗裙”的村姑和“三三五五棘篱门”的农家小院，有“乌鴐翔舞赛神村”的乡村风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唐宋词鉴赏集》云“这首词抒发了关心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表现了内心深处的忧虑”。《唐宋词选注》也言“词中表达出‘瑞雪兆丰年’的欣喜，‘但令人饱我愁无’是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一胸怀。”可以这么说，或许正是贬谪生涯，苏轼才得以走出京帝，将高远的报国“入世”理想与忧民生、怜苍生感喟结合起来。也许正是如此，“‘词为艳科’的概念才有了改变，词的内涵才更丰富，风格才更多样化。”（《宋词选》胡云翼选注）
　　当然，苏轼不仅词作中体现“入世”“用世”思想，他还在实践中体现其政治理想。从早期初登仕途伊始，就在《思治论》中向最高统治层建言献策，提出“强兵”“丰财”“择吏”等主张；任地方官吏时，在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方面也有作为；远迁琼崖时提携后学等。这些政治事件丰富了他个人经历，也践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下篇：苏轼词作中“出世”思想探析
　　第三章 苏轼的“出世”思想产生的原因
　　佛老思想影响 坎坷个人经历折磨 倔强个性
　　苏轼一生，天纵奇才，饱读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影响使其积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倾慕屈原、贾谊，艳羡周瑜、魏尚等为朝廷建功立业的古之贤者。然而他的词作中有“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之语，思想上“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与老庄“无为而治”大旨接近，生活中“游于物之物”则“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的态度与庄子“莫为”观点相当接近。加之结交僧人，喜与之来往，自然会滋生“出世”之念。
　　个人坎坷经历，政治生涯“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的体验，使苏轼越来越多感受到孤独、苦闷，年华逝去，人生际遇不佳等种种感触时时袭上心头。这些因素均可能引发作者“出世”思想。他在《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中无奈的倾诉“苦含情遣谁听”即是内心孤独的写照，《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中“幽独”之语、《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孤鸿”也在孤高中流露出人生的孤独无奈，《阳关曲.中秋作》“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和《哨遍》中“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这些词句无不透露出苏轼对韶华已逝，命运无常的苦恼无解。现实既然如此，为求解脱，这样来看他的“出世”也就不以为怪了。
　　苏轼倔强的个性，也使他经历了过多苦难，故而产生“出世”念头。他也曾说自己“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可体量不实札子》）。新党执政，他坦言已见，反对激进改革，被动卷入高层冲突，主动要求外放；当司马光等主政尽弃新法时，刚回京的苏轼与之发生分歧面见贬。“刚褊”个性使他无论新旧两党均难容他，加之一生中受到不停的诬陷打击。残酷的现实，倔强的个性，追求旷逸随缘自适的心灵境界，这一切无法在现实中求得，故而苏轼只能将这种追求到俗世之外找寻。
　　第四章 苏轼“出世”思想在词作中体现
　　渴慕隐逸羽化 寄情诗酒 交往僧道 追念亲人
　　疏朗旷逸、个性独特的苏轼面对现实中苦闷无奈，常表现出道家羽化隐逸的表象。词作是时有空灵之语。《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我欲乘风归去“之语即是道家出世思想的流露，〈〈列子、黄帝〉〉中有言“不如风乘我邪？我乘风邪？”与苏轼词语有通脉之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则是苦闷中希望规避人世风波，成为”江海寄余生“的隐逸者。甚至他笔下的农村风光中也不忘塑造”道逢醉叟卧黄昏“村舍的半隐老翁形象。
　　苏轼的“出世”思想还见于一些与诗酒相关词中。《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诗酒趁年华”流露出超然物外，忘却烦恼，及时行乐的消极遁世思想《临江仙、夜归临皋》竟还传闻成为惊动朝廷之事（叶梦德《避暑绿话》），可以推见苏轼当时寄情诗当不为虚。他自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序文也言“欢饮达旦、大醉”。“乌台诗案”后作的“勿以示人”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哨遍》《水调歌头、呢喃儿女语》等词作，除遣兴自娱外，也流露隐隐出世之感。苏轼这一部分词作中故显沉溺诗洒、放浪形骸及时行乐等“出世”思想，实则更显苦闷
　　自外放黄州始，苏轼在黄冈县南东坡筑屋并自号“东坡居士”。平时喜与僧人交往访谈，努力掩饰个人不幸。《东坡乐府》中《八声甘州、寄廖廖子》以及有据可查与苏轼过从其密的僧人佛印，惠崇等均表明苏轼广交僧人、寓居寺庙。他们之间谈文论道，观览山水，彼此之间难免互诉衷肠。苏轼“出世”思想的种种表象，岂能与之无关。
　　当然，苏轼的一些词作中由追念亲人而生的人生感喟时有“出世”之语。如苏轼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通篇写梦中亡妻，隐现无法在现实中排遣失意的无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作中对弟弟苏辙的想念而引发的“出世”感叹。
　　〈三〉 结 论
　　苏轼一生词作，风格多样，成就引人瞩目。可以说，没有了苏轼的北宋词坛将会寂寞许多。他词作中“出世”思想、追求玄虚空灵境界的表象，致使后人评价时指出“达观潇洒的风度里潜伏着一股浓厚的，逃避现实，追求解脱老在思想”（《宋词选》胡云翼语）
　　其实，苏轼词作中的“出世”表象，只是一种自我排遣，是多年积极“用世”遭遇的苦闷与厌倦。往往“出世“之语常与难舍人世的感情复杂交织（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理论琼楼玉宇“），而且这种感慨始终未影响其达观放逸的人生态度，他在自海南遇赦北归时依然乐观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六月二十日夜色渡海》，这是何等胸襟。苏词中的“出世”始终未显丝毫与朝廷当局对抗、决裂之意。
　　综上所述，苏轼词作以积极入世为主，有着深刻的原因和丰富表现，而其“出世”之词，何尝不是一种更深沉、无奈的“入世”呢？只是这些表现过于婉曲晦涩罢了。
　　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都兴东老师的殷切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附：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主编
　　2、《宋词选》 胡云翼选注
　　3、《宋史》 脱脱著
　　4、《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
　　5、《唐宋名家词选》 龙榆生编订
　　6、《婉约词》 惠淇源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