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

民间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
　　上海佛学书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1929年(一说1930年)创办于上海。在此之前，虽有1866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和郑学川(出家后名妙空)在扬州设立的江北刻经处。此后又有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广州、福州等地相继建立的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1927年起，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还有欧阳竟无、吕〖FJF〗NDA49〖FJJ〗等发起刻印《藏要》。但是，这些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大都采用木版刻印，而且除金陵刻经处外，规模都比较小。此外，一些出版机构，如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有正书局和上海医学书局等，偶而也出版一些用铅字排印的佛学典籍，但终究不是专门出版佛典的机构，因此其规模和影响，都远非上海佛学书局可比。另有弘化社，也校印经书，出版佛典，但规模较小，且一度曾迁至苏州报国寺营业，故在上海影响不大。只有上海佛学书局，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它在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创办经过
　　上海佛学书局，系上海佛教居士王震(王一亭)、李证性(李经纬)等发起创办。先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设筹备处，正式成立后，初设局址于上海闸北宝山路界路口，继又迁至胶州路愚园路。其创办缘起，据1932年10月发表的《上海佛学书局概况》一文称：由于“近百年来，世变日殷，风教日替，忧世之士咸以提倡佛教为补救之方，自清末杨仁山先生创刻经处于金陵，维扬、毗陵相继奋起，雕刻渐众。自是川、浙、湘、粤、北平等地，咸有流通之所。甚至国内各大书肆，亦常有佛学书籍之出版，是可见佛化运动已渐为国内学界所留意，而佛教蒸蒸日上之情形，尤令人生无限之欣慰也。虽然，吾人尚以为其间有一缺点焉，即各地佛经流通处，多因循旧习，其少新猷，印刷流通，各行其是，无伟大之规模，无精密之计划，无组织、无联络。求其容纳众流，包罗一切，集全国各处佛经于一地，合编辑、印刷、流通为一事者，不能不推本局为创始。”(《佛学半月刊》第四十期)根据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其所以要创办佛学书局，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佛教书刊编辑、印刷、流通三者合一的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书局成立之初，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了四大部：
　　(一)“流通部。将我国各地出版之佛经及一切佛学书报，尽行罗致，陈列本局，使留心佛乘者，无辗转购求之劳。”
　　(二)“出版部。将大藏教典，分别浅深，或依类编订，或择要单行，使初学之士，有循序入门之益。”
　　(三)“翻印部。将藏外孤本、研究名著、学院讲义及中外佛典，或与翻刻，或为译印，使幽潜蒙表彰之功，他山获攻错之效。”
　　(四)“代办部。为国内发心法施之士，审择稿本，计划印送，使佛化普及，功德圆成。”
　　上海佛学书局，由于其宗旨为提倡佛学，弘扬佛法，故与其他善书局、刻经处有所不同，也与一般的书局相异。首先，“善书局及刻经院，唯务法施，不收费用，故结果均难于持久。本局则以宏法为目的，以营业为方法，二者相辅而行。既使投资者资本无亏蚀之虞，又使宏法事业得永久持续之效。”其次，各大书肆，皆纯粹以营业为目的，故其所出版之书籍，率含有时代性。及时代变迁，则其所出书籍，直如明日黄花，无复有过而问之者。故其利益虽觉甚厚，而其危险亦多。唯佛学书籍，不含时代性，任何时代，均可通用，无随时代淘汰之虞，营业方面可操胜算。”
　　上海佛学书局成立后，为普及佛学、推广营业起见，除了设立分局、特约分销处外，还附设赠书会和印书功德基金会。其中赠书会按月分向各地入会人士寄赠经书若干，印书功德基金会则向社会筹募印书基金，使得印赠之书可源源不绝。
　　上海佛学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曾向社会各界发行股票，吸收投资。当时规定每股十元，“凡为公司股东者，除照例每届发给官利外，并得享受本公司对于股东之各种优待”(《上海佛学书局敬请各界赞助》，《海潮音》第十三卷第二号，1932年2月15日出版)。招收股东后，即成立股东会，选举董事和监察。第一届股东会，选出董事王震(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诸广成、朱石僧、李证性(李经纬)等，并推举王震为董事长，李证性为常务董事，聘请沈彬翰为总经理。以后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会议，报告上年经营概况，讨论今后努力方向。每二年选举董事、监察一次。
　　二、经营的事业及其成就
　　上海佛学书局成立后，经过多年经营，终于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佛学出版机构。它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组织机构日趋完备，经营范围日益扩大，在发展近代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一)组织规模
　　上海佛学书局的组织机构，初创时期，仅有一个局本部设在上海愚园路胶州路，内分流通、出版、翻印、代办四部。到了1936年前后，机构逐渐扩大，日臻完备。当时除在愚园路胶州路设立总局外，另有沪西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闸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市区望平街四马路(今福州路)有正书局、上海贝勒路(今黄陂南路)霞飞路(今淮海路)护生报社等处设立分发行所。又在长沙玉泉路、北平东四南大街、杭州西湖龙翔桥、福州开元楼、昆明劝业场等地设立佛学书局分局。为了便于所出版的佛学书籍能及时向国内外发行，又特地在仰光、新加坡、香港、云南、成都、西安、重庆、营口、青岛、开封、武昌、汉口、安庆、台湾、汕头、广州、南昌、兰州、济南、苏州、长春、哈尔滨等地分别设立特约经销处。《佛学书局第五届股东会议详志》称“当时各地分局已有八处，分销处已增至一百余家”(《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三期，1934年2月出版)，其业务之盛可想而知。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佛学典籍印刷出版流通机构，其规模之巨大，组织之健全，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二)事业成就
　　上海佛学书局所经营的事业，到了1936年前后，已逐步扩大。一开始，其主要业务是：“编辑佛学书报，精印佛像楹联，流通各处刻经，发售法器名香，代办印刷文件”(《佛学半月刊》第58期，1933年7月出版)。后来则统筹经营一切佛教文化事业，几乎把全国所有的佛学出版书刊，全部纳入了它的流通范围。由于经营有方，业务发达，成就显著，终于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佛典出版发行机构，其经营的主要事业有：
　　1出版发行佛学典籍
　　上海佛学书局的主要事业是编印、出版、流通佛学典籍。在出版流通的佛典中，既有木刻版佛典，也有铅字排印本佛学著述；既有从汉文大藏经中辑录出来的佛典(经、律、论)和各宗撰述，也有中国近代佛教学者撰著的佛教通籍。在流通的佛书中，既有书局自己编辑出版的佛典和著述，也有其他刻经处、书局所出版的佛典和著述。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泰东书局、大东书局、亚东书局、世界书局、光华书局、华通书局、公民书局、有正书局、医学书局以及北平三时学会、南京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和金陵、扬州、常州、天津、北平、福州等地刻经处所出版刻印的佛典、佛书，都可以由上海佛学书局代办发行、流通。因此，可以这样说，举凡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教典籍以及我国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所撰的佛教通籍，在上海佛学书局均应有尽有，包罗无遗。据《上海佛学书局第九期图书目录》(1937年5月编印)统计，该书局编辑出版发行的佛学典籍和佛教通籍共有3319种。其中大藏辑要2024种；佛教通籍1295种。
　　在所流通的经籍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代为发行流通近代排印和影印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宋碛砂版大藏经》和《宋藏遗珍》等。其中《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用四号活字排印，共收经籍1916部，8416卷，分为414册，装成40函。《宋碛砂版大藏经》系影印本，共收经籍1521种，共6310卷，印成592册。这些大藏经由上海佛学书局代为流通及预约发行后，为传播我国古代佛教文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普及佛学知识，便于初学佛者参考，上海佛学书局还特地编辑了一套《佛学小丛书》，内容主要有关于佛学的理论和学佛的方法等。该小丛书以五十本为一编，每本都短小精悍，文意普通，内容扼要。该小丛书第一编，收有《百喻经浅说》、《释尊传》、《观音菩萨典要》、《莲宗九祖略传》、《佛像概说》、《佛典略说》、《六波罗蜜法门》、《大乘宗要》、《唯识学》、《净业津梁》、《念佛四十八法》、《在家学佛法要》、《妇女学佛初步》、《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什么是佛学》、《人何以要学佛》、《破除迷信》、《佛法谈天》、《佛法说地》等，出版发行后，颇受初学佛者的欢迎。
　　此外，该书局还代理发行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撰著的专集，如《太虚丛书》、《圆瑛法汇》、《谛闲讲录》等，也受到读者的喜爱。
　　2出版和代办发行佛学刊物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定期刊物有《佛学半月刊》，主要内容有：传记、论说、法义、演讲、书札、叙记、文苑、消息、佛学问答、医药问答、小说、游记、杂俎等。文章短小精悍，内容生动活动，论述广泛，深爱一般读者欢迎，故发行量甚大，常逾万份。代理发行之定期刊物则有《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和《海潮音》月刊。其中《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主要内容有：图像、论说、特载、宗乘、讲演、专件、文苑、传记、志林、通讯、杂俎、林务等。《海潮音》月刊，其主要内容分为画像、狮子吼、象王行、专门学、大事记、评论坛、研究室、史传馆、调查队、文字相、言说林等。还经常出版专号，如“人间佛教专号”、“十五年来佛教专号”等。《海潮音》为我国佛学杂志中最为精彩者，其编辑出版的地点虽屡有变更，但一直由上海佛学书局代为发行。此外，还代理发行不定期刊物《佛学出版界》一种。后来，北平的《微妙声》杂志，亦一度改由上海佛学书局发行。
　　3建立刻经部
　　为了继续将杨仁山居士所选定而未能完成的《大藏辑要》校刻齐全，使古本经典能流通国内外，以与排版铅印之经籍并行，上海佛学书局特于1934年起，筹设木版刻经部，刻印古本佛经。数年之中，刻印了一大批木刻本佛典。后来，书局不仅自己刻印佛典，而且还将其他各地刻经处的经版，加以印刷流通。如曾将徐蔚如居士所创办的北平、天津两地刻经处所藏经版，继续印刷流通。又福州鼓山当时有一百多种经版，尚堪印刷，佛学书局即与之订立合同，由其独家印刷流通。从此，上海佛学书局既出版流通铅字排印本佛典，又出版流通本刻本佛典。
　　4建立造像所
　　上海佛学书局除了彩印佛像、佛图外，还于1934年在闸北新民路775号，设立造像所，聘请浙江宁波造像专家黄炳荣为主任，招收雕造工人二十余人，专门雕造佛像。十余年中，除为上海各寺院雕造佛像外，曾先后代青岛、福州、广州、营口、新加坡等地寺院雕造佛像。该造像所由于出品精良，颇受各地佛教徒的欢迎，各方委办定造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5附设佛学文会
　　佛学书局为引发研究佛学同仁的兴趣起见，特援昔人以文会友之例，设立佛学文会。该会按期征文，由佛学书局聘请佛学家出题，阅定等级，然后交《佛学半月刊》发表。征文以三个月为一期，评阅文卷分为六等，按等级奉赠佛学书局书券十元、五元、三元、一元、二角不等。佛学文会的建立，既充实了《佛学半月刊》的稿源，也对佛学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6创办无线电广播佛学讲演
　　为使广大佛教徒和各方善男信女同沾法益，普及佛学，佛学书局从1933年3月起，首倡在上海永生播音电台播诵佛经。此后，广请佛学名流，播讲佛学，蔚然成风。如该电台曾先后播讲了太虚的《佛教与护国》，宝静的《天台宗大意》，范古农的《佛学略谈》，守培的《佛教主义及进行佛教意义》和《拣别人法两执》等。1934年12月，该书局又建立播诵大乘佛经法会，以提供诵念佛经，巩固弘法为宗旨，于每日下午七时至八时，假李树德堂广播无线电台播诵《普贤行愿品》(《上海佛学书局经办播诵大乘佛经法会简章》，《佛学半月刊》第92期，1934年12月出版)。此后，大乘播经法会先后于上海大中华电台播诵《金刚经》、《心经》和《通俗佛学讲演》等，于李树德堂电台播诵《楞严经》、《弥陀要解》等，于上海佛音电台播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弥陀经》等(《上海佛学书局大乘播经法会播音节目》，《佛学半月刊》第126期，1936年5月出版)。为了使电台播诵佛经正常化、制度化，1936年还在上海佛学书局门市部二楼，开辟了一个佛化播音会的专门电台，取名上海华光电台，每天从早上六时起至下午十时止，全天播讲佛法(《佛学半月刊》第134期，1936年9月出版)。利用无线电广播电台播送佛学讲演，使得广大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接受佛化教育，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7灌制佛化唱片
　　为了普及佛法，上海佛学书局采取现代化手段，于1935年起，开始灌制佛化唱片，供佛教寺院、佛教团体举行佛事仪式和佛教徒进行个人修持之用。第一套佛化唱片共五张，内容有《弥陀赞》、《戒定赞》、《炉香赞》、《三皈依》、《大悲咒》、《心经》、《赞佛偈》、《念佛》等(《佛学半月刊》第101期，1935年4月出版)。1936年又灌制第二套佛化唱片，共六张，内容有《华严字母赞》、《普贤十大愿文》、《拜愿》、《开经偈》、《钟声偈》、《赞礼西方赞》等(同上124期，1936年4月出版)，发行后受到广大佛教徒的欢迎。
　　8设立佛学研究函授社
　　为了培养更多的佛学人才，便利各地佛教学者加强对佛学的研究，同时广泛弘宣佛教教理，上海佛学书局从1934年起，设立佛学研究函授社，礼聘佛学名宿，编写各种佛学讲义，进行函授。这个函授社一开始就受到佛教界的支持和欢迎，先后培养出了一批佛学人才，并在弘扬宣传佛教教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9附设流通图书馆
　　为使远近学佛人士阅读佛书方便，上海佛学书局还在书局内附设了一所佛学流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除了陈列书局自己出版的佛学典籍外，还广为购置其他书局出版的图书，包括一部分佛学以外的书刊，以供四众学者借阅研究。为方便读者，图书馆借阅规则规定，本埠四众读者可以到图书馆当面借阅，外埠四众读者还可以办理邮借。流通图书馆之设立，为佛教学者阅读佛书提供了种种方便，对佛学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地位与作用
　　上海佛学书局在我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它是我国近代最大的一家佛典出版机构，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把编辑、刻印、流通三者密切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特点之二是代理发行全国的佛学出版物，把过去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佛学典籍纳入它统一流通的轨道。
　　特点之三是建立了一个由总局、分局、分销处三级机构的统一流通网，使得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流通机构。
　　由于佛学书局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终于使它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佛学书局。在一段时期内，全国各地佛教学者所撰写的佛学著作，均由佛学书局编辑出版；全国各地书局、刻经处所刻印、出版的佛学典籍，均归佛学书局统一流通。其经营规模之大，流通范围之广，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空前绝后。
　　(二)它是我国近代最新的一家佛典出版机构，也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近代较早采用铅字排印、出版佛学著作，改变了过去刻经处那种单纯木刻经典的做法，加快了印刷的速度，使一些佛学著作能及时与读者见面。
　　特点之二是较早采用现代化设备宣传佛学、弘扬佛法。它利用无线电广播电台播诵佛经和佛学著述，使广大发心学佛者，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学佛者，都能通过电台的广播，获得佛学的基本知识，它还将一些佛偈和赞颂等灌制成佛化唱片，广泛宣传和弘扬，既便于广大佛教徒和佛教团体举行佛事仪式，又便于初学佛者念诵和学习。
　　特点之三是较早运用现代汉语编写通俗佛学小丛书。它将义理深奥的佛典，化为通俗易懂的读物。这种小丛书，由于内容生动活泼，解析简明扼要，消除了一些初学佛者的畏难情绪。又由于这种小丛书篇幅短小，收费低廉，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由于佛学书局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终于使它成为一个带有时代特点的新书局。在一段时期内，佛学思想广为普及，学佛者与日俱增，佛教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上海佛学书局对促进我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它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一些佛学古籍不断散失，致使一些有志于佛学研究的学者，欲学无书，难得入门。后来，虽然由于杨仁山居士的努力，首创金陵刻经处，广搜亡佚经典，刻印流通，由此引起广大佛教学者的注意，纷纷建立刻经处和流通处等等。但是，由于木板刻经手续繁琐，成本高昂，流通渠道不畅，刻印出来的佛书，远远满足不了学佛者的需要。上海佛学书局成立后，采用木刻铅印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大加快了出版、流通的速度。同时，佛学书局还及时编辑出版当时著名佛教学者的新著，为佛教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一段时期内，佛学书局先后出版了佛教经典、佛学概论性著作、佛教历史、佛教文物、佛教人物传记等等，它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它促进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长期以来，全国各地的刻经处，因循守旧，不敢创新，印刷流通，各行其是。因此，这些刻经处成立不久，即呈现出哀颓的景象，甚至奄奄一息，难以为继。佛学书局创立后，把各地岌岌可危、难以维持的刻经处、流通处，统一加以管理，代为发行流通所出版的经书和佛学著述，从而使这些刻经处、流通处起死回生，重新焕发了青春。同时，它除了自己创办定期佛学刊物《佛学半月刊》外，还代为发行其他一些佛学刊物。这就在全国范围内，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它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上海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历史是比较悠久的，传说在三国时就已有佛教在上海地区流传，到了唐宋时期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在中国佛教史上，上海的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并不是很大的。到了近代，情况就有所不同。特别是上海佛学书局成立后，除了全国范围内的佛学刊物大都由它代为统一发行、全国所有出版单位所出的佛典和佛书大都由它统一流通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把一大批著名佛教学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不仅他们所撰写的佛学著作，都由佛学书局编辑出版，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他们为佛学书局编写佛学讲义，注释佛教经典，撰著佛教通俗读物、专著和论文，佛学书局还组织有影响的佛教学者到特约的电台播讲佛经和佛学论著。近代在上海还曾集中了一大批佛教学者，从事编纂《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和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宋藏遗珍》等，最后都交给佛学书局发行。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
　　上海佛学书局到解放前夕，由于时局动荡，营业萧条，已呈不景气现象。建国以后，仍继续出版和流通佛典、佛书，但机构缩小，人员减少，已不复具有当年的规模。1956年，上海佛学书局与大法轮书局、弘化社合并，改名为上海佛教书店，迁至江宁路、安远路口玉佛寺旁继续营业。到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上海佛教书店的所有存书，全部被作为“四旧”焚毁。从此，上海佛教书店也在上海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