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佛教的历史渊源
论台湾佛教的历史渊源
吴敏霞
内容题要:台湾佛教无论是传统佛教抑或“在家佛教”斋教,在法脉传承、教理仪规、思想体系等方面,都与大陆佛教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这种历史渊源,即使在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间(1895——1945),也因台湾与大陆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而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着。即使在日本佛教的冲击与围攻下,台湾传统佛教仍然在台湾占据着主体地位。正是因为了这种持续发展的缘故,才为今天台湾佛教的兴盛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种因血缘而战胜异族统治的奇特现象,值得反思。
关键词:
作者吴敏霞,女,1959年生。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都与大陆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台湾佛教,这种渊源关系更加密切,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传统佛教仍然占据着台湾佛教的主体地位。台湾佛教与大陆这种紧密的渊源关系,为当前台湾佛教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佛教何时传入台湾,今人难骤下定论。据史料记载,台湾佛教的源头可追溯到明郑时代。公元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率兵经澎湖岛进攻台湾,击溃占据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兰人,收复台湾,从此台湾复归我国版图。在郑氏进攻及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其所率兵员两万五千人,其后兵员的眷属和许多不愿臣服于满清统治之人,纷纷流入台湾。随着这些移民的迁入,大陆原有的佛教信仰也随之传入台湾。据史料所载,郑氏三世(郑成功、郑经、郑塽)在台期间(1661至1683),曾广建佛寺,计建有:台南南郊南溪旁的竹溪寺,约建于南明永历十八年(1664),原名“小西天”,后因南溪改名竹溪,寺名随之改为竹溪寺;台南永康里的梦蝶园(后改法华寺),为落魄举人自号李菩萨的李茂春所建①;台南东安坊的弥陀寺,由郑经所建;台南赤山堡的龙湖岩,由郑氏之谘议参军陈永华所建②。此外,郑氏时代还建有“凖提堂”、“万福庵”、“观音堂”(宁南坊)、“观音亭”(镇北坊)、“观音宫”(广储东里)等佛寺③。
明末清初,是中国大陆政权的大裂变时代,即由汉族人统治的政权变为由少数民族的满族人统治的政权,从而在思想文化上也出现了大分裂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满族统治者想用其宿有的思想文化,取代长期形成的中原习俗文化。于是,不愿接受异族习俗文化的汉族民众,便寻求新的途径和方式,希望逃脱这种思想文化的束缚,或遁入空门,或移民他乡。于是,明末清初的台湾便成为这种“易服为僧”、“方便法门”的湿润土壤。
清取明后,明代的遗臣忠僚、落魄文人以及不愿受异族统治的人们,大量涌入台湾;同时,随着福建和广东等沿海地域人口的增加,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于是许多人便举家迁入台湾,寻求在这里的发展或解脱。与此相伴随,流行于福建地区的禅宗各派僧侣,也纷纷东渡来台,进行布道传教。加之地方官绅的支持帮助,有清一代,台湾的佛教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刘枝万先生在《清代台湾之佛教寺庙》一文中统计,有清一代台湾共有纯佛教寺庙约102座①。其中较著名者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建黄檗寺于台南大北门外,康熙二十九年(1690)改原郑氏北园别墅为海会寺(即今开元寺),康熙三十三年(1694)建兴隆寺于凤山县(今高雄县),雍正二年(1724)建开化寺于彰化县,又乾隆初建清水寺于彰化县,乾隆三年(1738)建龙山寺于台北艋舺街,乾隆八年(1743)建元兴寺于凤山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超峰寺于凤山县岗山之上,乾隆三十八年(1773)建剑潭寺于台北剑潭之畔等②。
由寺庙建立的地域性可以看出,明末以台南为中心的局面,逐渐被全岛各地普遍建立寺庙的局面所代替,台湾传统佛教也由最初传入时分散性的、随意性的、个体性的行为逐渐转变为一种汇集式的、自主性的、群体性的行为,从而使台湾传统佛教逐渐由不规范走向规范。
甲午战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据台湾初期,日本殖民者的占领与统治,遭到了台湾民众的激烈抵抗,日本殖民者在用武力镇压的同时,开始考虑如何对台湾进行长期统治的问题。于是,思想文化统治便成为其首选方式。殖民统治当局利用日本佛教进行宗教渗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需要下产生的。日本佛教源于中国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具备了一定的工具性,成为殖民统治当局在台湾进行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工具。同时,日本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积极向海外拓展。因此,在日本占领台湾后,日本佛教便登陆台湾,并在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客观地分析,日本佛教在经过明治维新后,一大批有识之僧侣纷纷到欧美留学考察,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特别是关于宗教方面的先进思想的启蒙,积极汲取西方近代人文科学的成果,运用到日本佛教的改革与维新中,使日本佛教原有的腐朽颓废思想,逐渐被西方先进的宗教思想理念所取代。这种先进的宗教思想和理念,通过日本佛教传入台湾,也随之传入台湾,对台湾传统佛教中的保守颓废思想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启发,为台湾传统佛教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前提。
日据初期,日本殖民者对台湾采取了放任主认的宗教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正处于对台湾的占领和镇压期,无暇顾及其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殖民者对初占之地的民情尚不了解,还须进一步的考察。后来的考察结果使殖民当局认识到,日本佛教与台湾传统佛教存在着信仰渊源和信仰方式上的差别。为此,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十八日,殖民当局出台了《本岛旧有之寺庙禁止成为内地(指日本)寺院之分寺案》训令③,明确提出“总督府方面专取怀柔政策,为了保护岛民的权利”,禁止纷纷涌入的日本佛教各宗派擅自将台湾原有寺庙纳入其末寺体系进行控制管理。这是日本殖民当局初占台湾的一种统治策略,打着“保护岛民的权利”的幌子,不过多干涉台湾民众原有的宗教信仰和习惯,是一种欲取得台湾民众理解的虚伪宽诱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的施行,特别是不干涉台湾僧侣和民众与大陆佛教的交流互动,使台湾传统佛教有了迅速崛起并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日本殖民者的占领与掠夺,使台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民众便以佛门为清静之地、避难之所,纷纷投向佛门,这就使台湾传统佛教僧侣人数激增,信众不断扩大,为台湾传统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正是在上述诸种因素的推动和影响下,台湾的传统佛教在日据初期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为以北部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大湖观音山法云禅寺三大道场和南部台南开元寺、高雄大岗山超峰寺两大道场为核心的台湾传统佛教五大法脉,初步确立了台湾传统佛教的主体地位。
台湾佛教另有一特殊形式存在的斋教。斋教,也称为“在家佛教”,是属于一种将佛教教义融入儒、道理论而带有更多的佛教色彩的民间宗教。斋教教徒不学僧侣出家,不穿法服,与正常居家之人无异,只是其持身严正,遵守一定的戒律,因其教义以“不噉荤辛”、“不饮酒”、“不赌博”为重,以不食荤而吃菜的缘故,又称为“菜教”或“食菜教”;信奉斋教的人男性称为“菜公”,女性称为“菜姑”或“菜姐”,互相之间称为“菜兄弟”或“菜友”;其活动场所则称为“斋堂”。
台湾斋教分为龙华、金幢、先天三派。龙华派:开祖罗梦鸿,道号罗清,俗称罗祖,生于明正统七年(一四四二),殁于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山东莱州府即墨县人①。三岁丧父,七岁丧母,叹人生之变幻无常,受生死六道之困扰,遂参师访友,潜心修道,历时一十三年,终在其四十岁时明心开悟,得成道果,从而创立了罗教。继其后有二祖殷继南、三祖姚文宇,与罗祖并称为龙华派三祖。罗教的开教地在北平附近,后来渐次南下,二祖及三祖时代迁移到浙江一带,再传其中心即转到福建兴化,并逐渐传入台湾。金幢派:开祖王左塘,北直隶(即今北京)通州永平府人,道号先天,别号太虚,僧名光明。生于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殁于崇祯二年(一六二九)。王左塘本为龙华派信徒,是罗因的第二代弟子,曾师事罗因之女罗广,后自立门户,成立金幢派。将金幢派传入台湾的是王左塘的再传弟子人称「蔡阿公」的蔡文举。清道光(一八二一至一八五0)初年,蔡文举派下的蔡权入台,在台南建立慎德堂,其后又创建西华堂。先天派:自称其开祖为达摩。李添春在《台湾省通志稿》中根据台中佛教会馆住持林德林的调查,罗列其祖脉传承为:
开祖达摩,二祖神光,三祖普庵,四祖曹洞,五祖黄梅,六祖慧能,七祖白怀让、马道一,八祖罗蔚群,九祖黄德辉,十祖吴紫祥,十一祖何若,十二祖袁志谦,十三祖徐运无吉南、杨运空守一,十四祖彭依法,十五祖林金祖②。
其十三祖徐吉南、杨守一时,首于四川建先天堂,清朝末季迁到上海的盛观亭。十五祖林金祖派遣其弟子黄昌成和李昌普到台湾传教,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黄昌成于台南创立报恩堂,李昌普于台中往北传教。由此可见,台湾的斋教三派于清朝时均由大陆传入。
同样,在日据时期,由于日本殖民当局所采取的宽诱放任的宗教政策,台湾的斋教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地发展。
二
台湾佛教,无论是传统佛教,抑或“在家佛教”斋教,都与中国传统佛教中的禅宗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根据史料记载,台湾的传统佛教源自于福建鼓山涌泉寺系统及怡山长庆寺系统:
本岛的佛教,传自福建鼓山、西禅二丛林。康熙、乾隆年间,奉佛的官绅建立寺刹,延请二丛林道德崇高的出家人到台湾住持寺刹①。
台湾寺院,大抵为南支的鼓山涌泉寺或怡山长庆寺等的末徒所开拓,皆属禅宗,但非如内地(按:指日本)禅宗纯乎,而是混合净土的教义②。
然台湾佛寺,皆属福州鼓山末流,而鼓山涌泉寺以禅的寺统混合净土思想者③。
台湾的佛教,多以中国南方的教派为主流,皆属禅宗一派。但也非纯然之禅宗,其中参(掺)杂甚多净土宗的教义。台湾人民信仰的中心,以观音大士为主。平时所诵经典,朝课为楞严信咒、大悲心陀罗尼般若心经等,暮课为阿弥陀经、西方发愿文等,又随时诵念金刚经、楞严经、梁皇忏、水忏及许多陀罗尼④。
由以上可见,台湾的传统佛教,大多源自于大陆福建鼓山涌泉寺系统。
鼓山涌泉寺是禅宗初兴之时所创立的一个寺院,而且后来发展成为禅宗系统的一大丛林。
鼓山,位于福州城东二十里。唐末,州人于山庐墓,制满拆庐,有泉涌出,闽帅王审知为立寺泉侧,名曰涌泉。后神晏禅师主之,扩建殿寮,遂成丛林,为中国东南第一禅刹。台省佛教耆宿若善慧、本圆诸大德,皆曾参方受具于此,与宝岛佛教关系最深⑤。
涌泉寺相传原为唐建中四年(783)灵峤诵《华严经》逐之,遂在此山建华严寺。经唐武宗会昌法难而毁。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闽王王审知在原址上重修,始称涌泉寺,请名僧雪峰义存之法嗣神晏来居,扩建殿寮,遂成一大丛林。宋真宗曾赐额“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明永乐五年(1407)改称为“涌泉寺”。《光绪鼓山志》载:
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在山之半,其先为潭,毒龙居之。唐建中四年,从事裴胄请灵峤入山,诵《华严》于潭旁,龙遂去不为害,因奏建华严寺。会昌中汰僧徒,鞠为蓁莽垂七十年。梁开平二年,闽王审知填其潭为寺,请僧神晏居之。宋真宗赐额‘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明永乐五年改为寺,嘉靖壬寅毁,僧遂迁居下院。万历间,僧月江等营静室以居。天启丁卯,僧道瑞宏晓任兴造之事,请博山无异和尚住持⑥。
这里所说的神晏,俗姓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法嗣雪峰义存,其法系相承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属曹洞宗青原行思法系。神晏因其师雪峰义存大受闽王审知之归信,故而在义存灭寂后,受闽王之邀,任其所创之鼓山涌泉寺住持,而且住寺三十余年,大扬禅风,拥徒一千五百人,称为国师。由于闽王的扶持,以及神晏本身的弘化,鼓山涌泉寺遂成福建一大名刹。博山无异(1575至1630),即博山元来,字无异,俗姓沙,舒城(今安徽舒城县)人。出家后,曾慕名到鹅峰参见创曹洞宗寿昌系的无明慧经,后隐于信州博山(今江西广丰县西南)能仁寺,故亦称博山禅师。历住建州董岩寺、大仰宝林寺。明天启七年(一六二七)时迁至鼓山,任鼓山第六十一代住持,聚徒数千,一时蔚为壮观。曾自撰《宗教答响》五卷,专门论述宗与教的相通关系,从而促进了宋元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禅律并行、禅教兼重的发展趋势。元来还提倡禅净无二,将西方净土纳入禅中。这些思想对于后来鼓山禅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博山元来之后继住鼓山者为永觉元贤和为霖道霈。
元贤(1578至1657),字永觉,俗姓蔡,福建建阳人。未出家前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是一位典型的“以儒而入释”的禅师。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元贤正式出家,随人称“寿昌古佛”的无明慧经禅师习禅,一年后又随慧经之弟子博山元来习禅。元贤是继元来之后曹洞宗最有影响的禅师,他重建了多所废弃的寺院,而其居住最久的鼓山,最终成为“八闽丛林之冠”。元贤曾自称“予三十年前学临济,三十年后学曹洞”,其对临济宗和曹洞宗的研究也独具心得,认为两家禅学具有一致性。这也就是鼓山涌泉寺为什么既保持有临济宗风,又保持有曹洞宗风的根源所在。元贤临终指定其嗣法人是为霖道霈。
道霈(1615至1688),字为霖,自号旅泊、非家叟,俗姓丁,福建建宁建安人。其家世代奉佛,道霈十四岁进寺院,十五岁出家,先投闻谷广印,后到鼓山礼元贤,参禅问道,修习禅法。清顺治十四年(1657),元贤命其继住鼓山禅寺。自此,道霈以曹洞宗师身份弘教传法,“座下常绕五千指”。道霈虽以禅宗出身弘扬禅法,但其同时也不排斥净土信仰,而这种净土信仰是将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混淆为一的,对参禅者可以讲西方唯在一念中,对世俗信仰者可以讲念佛即能升于西天。在这里,禅净已无原则界限。这即是鼓山涌泉寺禅净双修特点的由来。
永觉元贤和为霖道霈所阐扬的禅风自标榜为鼓山禅,其特点是:主张调和禅与净、儒与释以及禅宗内部曹洞与临济之间的对立和隔阂,提倡修持与劳作并行的精神。
据霁崙超永所撰的《五灯全书目录》载:
曹洞宗青原下第三十四世廪山忠禅师法嗣:寿昌无明慧经禅师。
青原下第三十五世寿昌经禅师法嗣:博山无异元来禅师、东苑晦台元镜禅师、寿昌阒然元谧禅师、鼓山永觉元贤禅师、祠部黄檗端伯居士。
青原下第三十六世东苑晦台镜禅师法嗣:天界觉浪道盛禅师。
鼓山永觉贤禅师法嗣:开元为霖道霈禅师①。
由此可见,鼓山涌泉寺传承的是曹洞宗的法脉。在为霖道霈之后,鼓山的传承是:惟静道安、恒涛大心、圆玉兴五、象先法印、澹然法文、常敏法濬、遍照兴隆、清淳法源、东阳界初、道源一信、了堂鼎徹、实性新妙、滋亭通雨、光耀天明、心涵慧忍、福经徹常、悟源地本等②。
鼓山涌泉寺因其地域关系,而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清代随着福建大量移民的迁入台湾,同时也将福建本地的佛教信仰传入了台湾。日据初期所形成的台湾佛教五大法脉:1900年,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后回台的善慧法师创建了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1903年,游学福建鼓山涌泉寺的玄精法师接任台南开元寺住持,重整开元寺;1908年,永定法师重建高雄大岗山超峰寺;1909年,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并游学大陆十一年的本圆法师回台创建了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1911年,出身福建鼓山涌泉寺的觉力法师应邀来台创建苗栗大湖法云寺。其开创者或住持者中,几乎都与福建鼓山涌泉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灵泉寺的开创者善智法师和善慧法师、凌云寺的开创者宝海法师和本圆法师、开元寺的住持荣芳法师和玄精法师等都是在涌泉寺受的具足戒,而法云寺的创建者觉力法师则直接出身于涌泉寺,与其一起创建法云寺的弟子妙果法师也是在涌泉寺受的戒。唯有超峰寺住持永定法师未到涌泉寺受戒,但其师义敏同样是在涌泉寺受的戒。所以,可以说,日据初期台湾传统佛教五大法脉都属于福建鼓山涌泉寺的末派。这从日据中期(约1933至1936)日本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的《台湾在来の佛教》油印本中可见一番:
直到领台(按:指日本占领台湾)前后,由于对岸福州鼓山寺往来的僧侣频繁,现在(按:指1934年前后)分布在全岛各地的僧侣,主要是当时(按:指明郑和清时)来台僧侣的子孙。虽然台湾全岛僧侣约三、四百,终究是分属于全岛五大寺院。所谓五大寺院,是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基隆灵泉寺、新竹法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等。虽免不了多少有例外的,但此等几乎全部是福州鼓山寺的末派。若从宗派别而观之,则只有二宗派:临济宗和曹洞宗①。
关于台湾传统佛教的法脉传承,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所编《台湾在来の佛教》指出:
临济宗系所属寺院是:凌云禅寺、灵泉寺、开元寺及超峰寺之四大寺院,但灵泉寺现在是属于曹洞宗,新竹法云寺是纯粹曹洞宗系。今对此等之传承调查:临济宗初祖是临济义玄,第十九代是碧峰性金禅师,第五十二代是胜华妙莲云地禅师,此等被称为鼓山寺中兴之祖。灵泉寺派引此系统,然凌云寺派(开元寺派完全和凌云寺派同)和超峰寺派皆和灵泉寺同样,依于五台、峨眉、普陀山前寺的四十八字派诗,其派诗是:
心源广续 本觉昌隆 能仁圣果 常演宽宏
惟传法印 证悟会融 坚持戒定 永纪祖宗
将此与五大寺院的住职合对,灵泉寺的现任住职沈德融和尚是相当于“宏”字,是从临济义玄起之第五十七代。凌云禅寺现任住职沈本圆和尚是和台南开元寺的现任住职魏得圆和尚相同,相当于“印”字,是相当于从临济义玄起之第六十一代。新竹法云寺派是以洞山良介为第一代,依第三十一代无明慧经而别称为寿昌法派,第三十二代之鼓山元贤及第三十三代之沩霖道霈等是清代的杰出僧侣,是鼓山寺的住职。寿昌法派之派诗如下:
慧元道大兴 法界一鼎新 通天兼彻地 耀古复腾今
法云寺现任住职妙果和尚,相当于“腾”字,是洞山良介起之第四十九代②。
当然这里的记载并非完整,然而关于台湾传统佛教的法脉承传体系在上文中大体上已经明了。
除正统的佛教外,在家佛教即斋教三派也自认以佛教中的禅宗为其渊源。其文献记载云:
原夫佛教,乃西域释迦牟尼尊佛在祇树给孤独园,开始布教说法四十九年,得僧众二亿,共称之曰世尊,其教名为释教。递传至二十八代菩提多那尊者,改号达摩,自西东来,是为初祖。在梁武帝大通元年时,传授神光为二祖,神光传普庵为三祖,普庵传曹洞为四祖,曹洞传黄梅为五祖,黄梅传慧能为六祖。此六代皆传僧家。六祖将佛法真传授与儒家白、马二氏为七祖,自后道在儒家,服儒衣冠而守佛戒。白、马传罗氏为八祖。罗氏时,教会大兴,门徒甚众,间有不能遵守规戒者,多有其人。乃别分一龙华教,准其门徒嫁娶婚配,减去戒色法规,此龙华教所由来也。至第九代黄祖,在鄱阳布教,门徒数千。能恪守规戒者不可多得,于是亦别设一金堂(幢)教,以收纳善男信女,准其嫁娶婚配,此金堂(幢)教所由来也。黄祖将真传授与吴十祖,再传何十一祖,又传袁十二祖,后双传徐、杨二氏为十三代祖师。是时大道四方流布,择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善人而引渡之,至咸、同年间,真道始流入福建、台岛。但以上十三代祖师,皆系一脉真传。因此道修身,由后天而转先天也③。
从上文可见,斋教三派自认其渊源来自佛教中的禅宗。而日据时期日本人调查台湾的宗教情况时,也认为斋教「为佛教的一种,由禅宗临济派变胎而来」④。
据林学周先生考证,龙华派开祖罗因二十八岁皈依临济宝月和尚,宝月示以念佛三昧,勤续八年。……晋访金谷寺,参访无净禅师,开示以灭为本定慧现前,则见本来面目。……在寺勤阅藏经六载,别往云南洪庆府宾卢禅院,参拜三空大师,听经三年,略通心地。再往黄明府岳龙山天圆禅寺,参白颈禅师不契。即往南京池州府九华山白云洞,参拜李头陀大师悟号无际(临济宗第二十二代)①。
可见,龙华派与禅宗中的临济宗有着渊源关系,而出身于龙华派后又开创金幢派的王左塘自然也承袭着龙华派的源流。先天派的历史渊源也可追溯到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据台中佛教会馆住持林德林考证,其法脉传承是:开祖达摩,二祖神光,三祖普庵,四祖曹洞,五祖黄梅,六祖慧能,七祖白怀让、马道一,八祖罗蔚群,九祖黄德辉,十祖吴紫祥,十一祖何若,十二祖袁志谦,十三祖徐吉南、杨守一,十四祖彭依法,十五祖林金祖。林金祖始将先天派传入台湾②。
由此可见,台湾的传统佛教和在家佛教斋教都在法脉承传上与大陆的传统佛教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关系。
三
根据清朝的法律规定,要取得合法僧侣的身份:首先必须拜“受业师”,“受业师”的年龄必须在四十岁以上方可招徒;其次必须剃落髮丝,穿著僧服;再次必须在寺院或戒坛受“三坛大戒”。然后才能领到官府所发给的度牒,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僧侣。但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朝修改律法的时候,却将由官方发给度牒的制度取消,改由在官方指定的寺院受戒领牒。台湾因此时并未建省,其所属归福建巡抚管辖,故台湾的僧侣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僧侣,就必须到官方指定的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领取度牒。这就更促进了台湾佛教与大陆佛教的渊源关系③。
所以,台湾佛教因其法脉传承于大陆传统佛教的禅宗(主要属于福建鼓山系统),故其教义理论、仪式规则莫不唯大陆传统佛教是遵。据日人丸井圭治郎撰《台湾宗教与仕者》一文载,台湾佛教在其初创期,由于尚未建立有规模的大型寺院,僧侣也不具备授戒资格,又由于台湾佛教由大陆传来,所以,这时期“欲得相当地位之台湾僧侣,要去鼓山受戒得僧侣资格”。其受度牒之状况如下:
三年为一期:一年沙弥戒,二年比丘戒,三年得菩萨戒。如修行者无过失,则一年可进一级,而三年间不许退山,三年后授戒满了时,称为和尚,得住职之资格;而欲得大和尚者,要加进一级。……授戒行状日数七日,此间教僧侣之行为不行为二百五十戒,最后日称为授戒记,向其头顶点炙三粒乃至十二粒④。
在日据初期所形成的台湾佛教五大法脉中,寺院的建筑结构等多仿大陆丛林之样式建筑,灵泉寺的建筑甚至请来了大陆名匠林起凤负责,不言而喻其风格必仿大陆丛林建筑;寺院的戒律仪式等亦仿大陆丛林之规范,灵泉寺初步建成后,善慧法师便邀请大陆鼓山的圣恩老和尚来台教授佛事道场的唱诵仪式。凌云禅寺的本圆法师不但禁僧侣食肉娶妻,甚至不许带客留宿。超峰寺的永定法师严格执行中国传统佛教禁男、女二众混住的规则,而于大岗山另择地址,以竹片茅草结一庐,专供欲出家修行之尼众净修,其名曰龙湖庵等,都是按照中国传统佛教的仪轨行事。此外,五大法脉还不断邀请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大德来台传戒讲经,更从大陆请回佛像佛具等,完完全全成为大陆传统佛教的翻版。
鼓山禅的思想体系,以永觉元贤和为霖道霈的禅学思想为其代表。
永觉元贤及为霖道霈是鼓山寺诸住职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此应可说从明末、清朝以及至现代,其思想支配了佛教界。今若据《鼓山志》,永觉元贤是第六十三代住职,为霖道霈是第六十五代住职,二人不用说是师徒的关系。其后历代的住职皆其子孙,于南洋、台湾等僧侣大致上亦为其子孙之末裔,或其嗣法者。依据此应可知其人格、思想给与台湾影响①。
他们二人不论曹洞与临济、儒释会通和禅教兼行、净律并开的思想,对台湾佛教有着深刻的影响:
台湾固有佛教亦复如是,一步也无法出此范畴,只有随顺于时代潮流。因此对于佛教教理“兼学”,于实践修行“兼行”。所谓五家宗派“兼承”,是台湾固有佛教的实相②。
体现了禅教兼行、净律并开的思想。具体来看,台湾传统佛教法承大陆鼓山涌泉寺思想体系重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台湾佛教法承大陆鼓山涌泉寺思想体系,为曹洞、临济双修兼济。这一点日据初期殖民者对台北州的佛教调查中就已认识到了:
鼓山寺古来称为十方丛林,标榜着非子孙丛林,住职之位并不问临济、曹洞,若有硕德高僧,则惯例迎之。但为了避免一面倒,因此形成了剃派与法派制度。剃派是得度之师父的派别,法派是所继承之法的师父的派别。大体上鼓山寺是:若得度的师父是临济宗,则其嗣法的师父必为曹洞宗;剃度的师父若是曹洞宗,其嗣法的师父必为临济宗。同一人引用了双方的系统,引用直至今日。台湾法云寺是纯粹的曹洞宗,此外,四大寺中,无论那一寺,均同于鼓山寺:住职得度是临济宗,则嗣法就是曹洞宗;又得度是曹洞宗,嗣法则为临济宗。现今虽亦有嗣内地临济宗之法者,亦有嗣曹洞宗之法者,但大多数依然依古来之惯例③。
如灵泉寺住持善慧在1902年前往鼓山涌泉寺时,即受戒得度于景峰和尚,而嗣法于志泉和尚;大湖法云寺开山觉力禅师“投礼鼓山涌泉禅寺方丈万善老人出家,依止本忠律师得戒”④。
其次,台湾传统佛教法承大陆鼓山涌泉寺思想体系而禅净双修。早在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社寺课长丸井圭治郎在其《台湾佛教》一文中就曾指出:
宋朝以后,支那佛教者,各宗混带禅味并及具有净土教之信仰。……明末而后至于清朝,支那佛教其衰颓殊甚。而其信仰状态,概而言之,禅与念佛之调和的混合佛教也。而台湾佛教,实亦属此。试就台湾佛寺问其所属之宗派如何,众口齐答曰:禅宗。而其堂堂之大刹,无不构禅堂祭祀释迦观音,其后殿或两侧厢房安置阿弥陀佛。为僧侣者,时时精修三昧,而口常念弥陀佛名号。若会逢他人时,拱手互唱「阿弥陀佛」为通例。其日用之经典者,早朝课诵时,具念楞严神呪、大悲心陀罗尼,或般若心经等;暮时课诵者,诵阿弥陀经、西方发愿文等;而其常时之诵经者,或金刚经、或楞严经、或梁皇懺、水懺等,并及多数之陀罗尼经也。台湾僧侣或云:心禅行净,或云:禅即净。殆有朝禅暮净之感⑤。
在“在家佛教”斋教三派中,充分吸收了儒释道三教的成分,是三教兼容并尊的具体实施者。从其戒律上说,作为一名斋教徒,首先必须遵守的是三皈五戒的戒律。三皈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饿鬼,皈依僧不堕旁生。五戒为:戒杀生(仁)、戒偷盗(义)、戒邪淫(礼)、戒妄语(智)、戒饮酒(信)。其次另有圣谕六条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其终极理想,则为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实现。从其所奉祀的神明上说,金幢派所奉祀的重要神明有:天地老爷(即无生老母)、家乡老爷、太虚老爷(即教祖王左塘)、住世老爷(即二祖董应亮)、三官老爷(即三官大帝)、王灵官老爷等;其次尚有弥勒佛、玉皇上帝、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太阳星君、燃灯古佛、释迦文佛、琉璃光佛、阿弥陀佛、司命灶君等。先天派所奉祀的重要神明有:瑶池金母无极天尊(即无生老母)、鸿钧老祖、圣母元君内朝诸位古佛天尊、天地老爷、玉皇赦罪大天玄穹高上帝、灵山三世佛、崑崙四天尊、九天斗母元君、幽冥教主地藏古佛、先天五老上帝、云城七圣、三元三品三官大帝、考校曹官长春祖师、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万法教主九天玄女元君、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长生保命天尊、神霄玉清王菁叶救苦太乙定福天尊、至圣先师、关圣帝君、东岳大帝、天后圣母等①。龙华派奉祀的重要神明有: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三宝佛、关圣帝君、仙公、西天佛祖、玉皇上帝、天上圣母、地藏王菩萨、药师佛等。在以上各派所奉祀的神明中,以佛教神明为主,如释迦佛祖、西天佛祖、弥勒佛祖、阿弥陀佛、药师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等,同时也参祀有儒教和道教的神明,如关圣帝君、仙公(即吕洞宾)、玉皇上帝(又称元始天尊)、至圣先师、东岳大帝、天地老爷等,还有各派的祖先神明,另外尚有民间宗教信仰的天上圣母(也称天后圣母)即民间信仰之妈祖和其他王爷等②。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先天派的修行方式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依《道德浅说》第十二条三天来历说云:「大道遍传,三教并修,药火齐传。守儒家之礼,受释氏之戒,修老君之道,谓之三教归一焉」③。这里所谓「守儒家之礼」,就是斋友在礼佛时既不穿道袍,也不着袈裟,而是仿效儒家祭孔祭天地时之礼节,身穿长袍,烧香叩头。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斋友也以儒家的礼义道德作为处世的准则。所谓「受释氏之教」,是指斋友在入教时采用佛教的三皈五戒式。所谓「修老君之道」,则是指借用道教修炼时的炼丹功夫。
总之,台湾传统佛教由大陆传来,传承大陆传统佛教之法脉、仪规、教理、经典乃至思想,是中国传统佛教在台湾的缩影。“在家佛教”斋教亦由大陆传来,自称源自禅宗,而其思想却具有儒释道三教兼容并尊的特点。正是因了台湾佛教与大陆传统佛教的这种渊源关系,也正是因了台湾佛教继承大陆佛教的禅净双修、禅律并行、兼容儒道、不论僧庶的特质,才使台湾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社会基础,也从而才有了今天台湾人间佛教的兴盛。
①瞿海源《重修台湾省通志稿·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八十一年(1992),第80页。
②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07页。
③尹章义〈台湾佛教史之展开〉,《台北文献》直字第95期第4页,民国八十年(1991)三月。
①刘枝万〈清代台湾之佛教寺庙〉,张曼涛主编《中国佛教史论集——台湾佛教篇》,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1979)一月。
②王世庆等《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六十年(1971),第50至51页。
③ 温国良《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台湾首文献委员会,民国八十八年(1999),第179页。
①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六章《罗教与青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245至248页。
②李添春《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6年6月,第77页。
①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台湾在来の佛教》,引文参考释慧岳译文。
②台南州共荣会编《南部台湾志》,1934年9月,南天书局1994年影印,第469页。
③台南州卫生课编《台湾本岛人の宗教》,昭和十二年(1937),第20页。
④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社,民国八十一年(1992)4月,第75页。
⑤释禅慧《觉力禅师年谱》,三慧讲堂出版,民国八十六年(1997),第128页。
⑥ 《光绪鼓山志》卷2《寺院》。
①《卍续藏》卷140,第113至114页。
②释禅慧《觉力禅师年谱》,三慧讲堂出版,1997年,第176至177页。
① 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台湾在来の佛教》,引文参考释慧岳译文。
②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台湾在来の佛教》,引文参考释慧岳译文。
③ 王见川撰<先天教教义>,见《台湾的斋教与鸾堂》,南天书局,民国八十五年(1996)六月,第235页。
④ 冈松参太郎《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第二回报告书》,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1907年,南天书局1983年影印,第217页。
① 林学周《台湾宗教沿革志》,台湾佛教月刊社,1950年12月,第14页。
② 参见李添春《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6年6月,第99页。
③ 江灿腾《台湾佛教文化发展史》,南天书局,2001年1月,第60页。
④ (日)丸井圭治郎《台湾宗教与仕者》,载《南瀛佛教》第12卷10月号,第21页。
①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台湾在来の佛教》,引文参考释慧岳译文。
②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台湾在来の佛教》,引文参考释慧岳译文。
③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台湾在来の佛教》,引文参考释慧岳译文。
④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台湾在来の佛教》,引文参考释慧岳译文。
⑤丸井圭治郎撰<台湾佛教>,载《南瀛佛教》第1卷第1号第1页。
①林万传<先天道源流考>,见《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第113至144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9月。
②李添春<斋教概说>,见《南瀛佛教》第9卷第1号第69页。林学周《台湾宗教沿革志》,台湾佛教月刊社,1950年12月,第39至40页。
③引文见林万全<先天道源流考>,见《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第113至144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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