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叙要（1）

　　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叙要
　　李之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也是最早发明版画的国家。中国的木刻版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体面的历史。说起中国古代版画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人们常常称道的是晚明万历、天启、崇祯时期的戏曲、小说版画，特别是明万历时期，曾被誉为中国版画史上光芒万丈的黄金时代。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木刻版画，还曾有过另一种辉煌，那便是兴起於隋唐五代，成熟於两宋，发展於辽、金、西夏、元，繁荣於明代的佛教版画，其艺术成就，绝不低於晚明时期的戏曲小说版画。在继承诸多艺术门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诞生了木刻版画艺术，NB03C不断成长壮大，而得到发展。佛教徒以其虔诚不受任何名利驱动的干搅，精神专注地创作了无数的优秀佛教版画作品，充分体现了我国先民的高度智慧和艺术创造力。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我国艺术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佛教版画，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作的艺术瑰宝，也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与艺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才使佛教版画得以不断发展。做为历史的一个侧面，佛教版画不仅具有艺术的魅力，同时也反映和折射出很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由於历史的沧桑变化，流传至今我们仍然能够见到的中国古代佛教版画作品，应该说还只是整个佛教版画历史遗产中的一部分，许多作品已经失传，其整体的辉煌，应该说还远不止於此，还有待於不断地去发现、整理和研究。
　　更由於编这本书篇幅有限，这NF8CE只能是筛选其中比较精彩和有代表性的作品。清代晚期中国佛教版画，渐趋於衰落，流行於民间的一些粗糙简陋的作品较多，更需要精心挑选。寺庙NB23C、佛教圣地山水NB23C、谱录中关於佛教内容的零散版画作品，以及以佛教为内容的宝卷、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版画，也因篇幅问题没有选入。
　　第一章 佛教版画的兴起——隋唐五代时期
　　佛教起源於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古印度，时间相当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汉晋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的广泛传播，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佛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佛教版画是在石刻、卷轴画、壁画、线刻、雕塑、工艺、民间美术诸多艺术门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没有诸多艺术门类的辉煌，中国佛教版画的兴起、发展与繁荣，都是无法想像的。
　　佛教认为修建寺庙、石窟、佛塔，雕刻塑造绘NF9A4佛像或佛教故事，设置坛场，举行法会、印NF9A4佛经、讲写读诵经卷，以至口称佛名、礼佛拜佛、儿童聚沙为塔，都是修功德的具体方法。当版画技术还处於萌芽状态刚刚出现的时候，刻捺印佛像版印千佛图与佛名经，当时被看做是修功德最简便易行而见实效的新方法。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加剧、灾荒、瘟疫或战乱频繁的时刻，人们更希望得到佛的保NB073，转危为安，以脱离苦难，得到幸福。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则请人刻印较高水平的佛像、佛画、佛经版画。因此，随着佛教的兴盛，统治者的提倡，以及当时历史氛围的大环境影响，刻印佛教版画的风气，便随着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具备，而迅速地得到了发展。
　　一、从肖形印向版画的过渡——捺印版画与千佛像
　　根据最亲的研究信息，中国最早的捺印版画，现收藏於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BD1471Y的敦煌遗书写本佛经《杂阿比昙心论卷十》的背面，有捺印的有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像，她们被称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三尊，在像的上方及左右，各有梵文两行，下方四行。捺印版画的尺寸是：纵十四、五，横十一·八厘米，已经比见到过的肖形印尺寸要大得多，而且形成一幅完美的画面。最为重要的是，写经背面与版画同在的，有方形篆书朱文“永兴郡印”。据《南齐书》卷十五记载，永兴郡始置於南齐隆昌元年(公元497年)，属宁州，在今云南省境内，公元502年南齐灭亡後，这一建制未见延续，故可推断该写经背面的这些捺印佛像，应为南齐时期今云南地区所刻印，是由肖形印章向版画过渡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把捺印版画的起始时间，由唐代提前到南齐，至少提早了一个多世纪；比隋代也还要早八十年左右。
　　中国关於最早刻印佛教版画的文献记载，是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的一段话：“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於四方，每岁五驮无馀”。这当是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由印度回国以後的事，所印普贤像为纸本，每年要用五匹马驮运，可见刻印的数量是比较大的，因此极有可能是捺印，即像盖印图样那样印出来的。对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的这段话，虽然也有人提出过它的可信程度到底如何，但从近百年来发现的实物例证，证明其是完全可能的。
　　又玄奘由印度回国时的前两年，即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名臣王玄策奉诏出使天竺，NB03C携带画家宋法智随行，携归大批印度佛画，另带回佛模四颗。说明捺印之法，亦流行於印度，但不一定是木模。
　　又唐高宗李治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冬，唐代僧人义净，取海道入天竺，经二十五年，历三十馀国。在归国途中的南海室利佛逝国，也就是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时，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NB03C於武则天时期的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寄归唐土。该书卷四有云印度“造泥NF9A4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印绢纸”三字，说明初唐时，印度也制版印行佛像，捺印之法亦曾行於印度，NB03C与中国产生过交流。
　　捺印佛像每版形成一个画面，有佛禅定像、佛说法像、善跏倚坐佛像、一佛二菩萨像、一佛一菩萨一弟子像、西方三圣像、供养菩萨像、水月观音像、游戏坐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四天王像等，可以说是由印章发展起来而向版画过渡的形式，是最原始的版画形态。经过多次印NF9A4，又形成多幅或巨幅的千佛画面。据近人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称，曾目验其印，“上刻阴文佛像长方形，上按木柄，如宋以来之官印然，乃用以印(佛)像者，其馀朱尚存”，因而印NF9A4方便。单印可做为印记，也可便於流通传播，印成千佛则可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用於供奉，或形成氛围。
　　从以上这些实物例证和文献记载，可以证明捺印版画，起源於南北朝，盛行於隋唐五代，NB03C影响到後来。不过因其画面较小，造型一般都过於简单，缺乏准确的纪年，且流传至今的捺印佛像，大多是五代时期的作品，因而很难明确地说，那一件是唐代所印。
　　捺印佛像在我国甘肃敦煌，新疆的吐鲁番、喀喇和卓、克孜尔、库加等地都有发现。日本人在吐鲁番发现的百馀件捺印佛像，未来得及带走，今收藏於旅顺博物馆，正在整理研究中。流落在国外的也不少，收藏於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处。中亚地区考古中，也有所发现。
　　佛是梵文佛陀的略称，指的是彻底觉悟真理者，有“功成妙智、道登圆觉”的含义。佛能帮助众生解脱苦难，因而是佛教的尊神和崇拜对象。佛教认为，每个世界从产生到消亡，都会产生众多的佛陀，千佛形容众多，供奉千佛有烘托主佛的氛围作用。而捺印版画印制千佛像极为方便。或上印佛像，下题佛名，而成为佛名经，或二方、四方连续，印NF9A4成为数众多的千佛像。刻印的目的，多用於供奉，或随身受持保NB073平安，或奉献於石窟、寺院，通过佛教礼仪、法会，广为传播，达到修功德的目的。
　　二、〖WB〗文字与图像结合一体
　　〖DW〗——保NB073平安随心所求的神秘经咒
　　除了捺印版画千佛图外，还有一种佛教版画的初期形式，这便是仍以文字为主体的《陀罗尼经咒》。“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即总体把握经文的内容提要，经咒则更是提要中的精华所在，有关键词语的含义。由於《陀罗尼经咒》多用梵文，因而颇据有神秘色彩，它留下了佛教由天竺(今印度)传入中国初期的痕NB222。梵文是古印度文，反映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史实。
　　这种《梵文陀罗尼经咒》，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都有发现，多可考证出其唐代刻印的大致年代。如西安发现的一件，根据相关文物判断其刻於七世纪，而另一件刻於九世纪。题有四川成都府龙池坊卞家及浣花溪报恩寺刻印的两件经咒，均刻印於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成都改成府之後。近年来，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都征集到了新发现的陀罗尼经咒版画，有的还出现於拍卖市场。经咒多是死者生前放在银镯或臂钏内，随身携带，祈求平安用的，死後随葬。江苏镇江、河南洛阳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则已为五代时期的作品。宋代的《陀罗尼经咒》画面结构更加富於变化，有的是梵文与汉文NB03C存，甚至全部为汉文，但仍保留经咒的基本形式。梵文外图象有佛、菩萨、大随求菩萨、莲胎菩萨种子、手印、星座、金刚杵、各种佛教法物等。有的还冠以“大随求”字样，以满足多种需求，而得到垂护。中国有天圆地方的传统说法，咒文环绕，或圆形，或方形，文字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很多画面，注重图形的方与圆的变化与组合，追求韵律与节奏感，在完整统一下形成变化的多样美。
　　三、世界上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版画
　　——《金刚经》扉画释迦说法图
　　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时，受到唐太宗的盛情迎接，说明唐代初年，佛教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而且自此形成翻译佛经的高潮，佛经的盛行在初唐不言而喻。在版画开始兴起的年代NF8CE，为佛经绘刻扉画，或也应是很自然的事。但在玄奘回国的二百年後，由於社会的种种矛盾，在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诏令灭佛，经卷刻版焚毁废NB131，佛经中绘刻的版画，自然也难於幸存。敦煌发现的这部《金刚经》，则是在武宗灭佛後十三年刻印的，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NB94C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刊记，应为公元868年的作品。
　　《金刚经》扉画，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是一件已经成熟的版画作品，此前一定有一个发展过程。从不断被发现的早期经咒版画看，起来越证明此前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由於武宗灭佛，使我们再也难於看到更多的佛经版画，当然也就更难NB327解到初期这些具体的发展过程了。
　　唐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扉画“释迦说法图”，是目前所知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一件印刷品和版画。这件世界闻名的瑰宝，现在收藏於英国国家图书馆。它较欧洲最早刻印的木刻版画《圣克利斯道夫像》，要早五百多年。
　　关於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王NB94C雕印普施的《金刚经》扉画，其刻印地点，美国人卡特在他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考》一书中认为或NF8F0来自四川。而发表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鲁深的文章“陕西对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贡献”中却说：“据李子春老人生前谈，陕西曾发现过唐咸通年间王NB94C为二亲施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幢》，李老NB03C将其记入《石NB160随笔》书稿。再从《金刚经》雕绘精致的水平看，非唐代版刻中心城市长安也是难以做到的，据此，这部《金刚经》有很大可能是在陕西刻印的。”这是一条非常值得重视的学术信息。
　　四、祈愿国泰民安灭罪生福
　　——五代时期独幅佛教版画的主题
　　在黄巢起义之後，公元907年唐政权在藩镇割据战争中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兴废争战之事，波澜起伏。佛教附合人民群众祈盼安居乐业的愿望，因此当时独幅版画颇为盛行。敦煌独幅版画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
　　版画中的《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唐代被尊为军神，版画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於公元947年请匠人雕版印NF9A4的，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同年在曹元忠请匠人雷延美刻印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也祈盼“城隍安泰，阖郡安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杂顺化，励疾消散，刁NEEEE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NB073”。归义军节度押衙杨洞芊雕《大圣普贤菩萨》则“愿三边无事，四塞一家，高峰常保於平安，海内咸称於无事”。《圣观自在菩萨》则祈盼“灭罪除灾，延寿增福”、“极重罪业皆得除灭，一切灾难不能侵害，聪明辩才随愿皆得”。此外还有《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大圣地藏菩萨》以及弟子道照雕刻的《千手观音曼荼罗》等。
　　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版画，全身立像，形态优美，简直就是敦煌唐代彩绘泥塑观音菩萨的写生。又现分别各藏於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美术馆的捺印《西方净土变相》，更像是敦煌壁画“西方净土变相”的小稿。从中可以看出，敦煌佛教版画与佛教雕塑、佛教壁画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NF8F0。《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版画，题有“此五台山中文殊师利大圣真仪”，为NB12B自五台山的壁画新样，则可看出敦煌版画与内地山西壁画的密切关NF8F0。
　　五、地处江南的一片净土
　　——吴越国的佛教版画
　　吴越国是藩镇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建立的割据的小朝廷，地处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水利发达，农业繁荣，以杭州为首府，NF546安一方。从钱NEC4B到钱弘NBE21，三代国王都崇奉佛教，钱弘NBE21更建塔造寺，广印经卷，普施天下。“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NBE21”，刻印的《宝箧印经》，经小而印数颇多。有发现於湖州天宁寺的显德丙辰本、发现於绍兴县城工地的乾德乙丑本，发现於杭州雷峰塔的开宝乙亥本，各印八万四千卷。版画位於卷首，画面为礼佛图，各略有差NB13A。从丙辰至乙亥，先後历时十九年，其中乾德、开宝已进入宋代。当时吴越国的一些高僧，如延寿等，也刻有佛经及“弥陀塔图”十四万纸。吴越国时期刻印的《二十四应现观音像》，原本无存，日本尚有早期的摹绘存世。杭州自吴越国时期开始，也因佛教的兴盛和佛经及版画的刊刻，开始成为较早的印刷中心。
　　在综述了隋唐五代的佛教版画以後，我们还要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除了经咒版画发现於四川、陕西；吴越版画发现於浙江外，绝大部分的唐、五代佛教版画，发现於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它是在西夏统治敦煌末期，由於战乱而被封存的。公元1900年由住在敦煌千佛洞寺庙内的道士王圆NF14F首先发现的。公元1907年和1914年英国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两次来到敦煌；公元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也来到敦煌，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探险家、考古学家，他们劫走了大批的敦煌文物，其中包括这些唐五代时期的佛教版画，因而使它们流失於海外；而留在中国国内的，仅仅是当时所发现文物其中的一小部分。据《敦煌研究》2005年第二期邰惠莉“敦煌版画叙录”著录，我们也还有一些没有见过的相关图像，有的至今也仍未见发表。这使每位热爱民族文化遗产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遗憾。
　　第二章 佛教版画的成熟阶段
　　——北宋与南宋时期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仍与位于北方建於公元907年的辽政权、与位於东北建於公元1115年的金政权NB03C存。北宋建都於汴梁(今河南开封)，经历了九代皇帝，历时167年。由於金兵的入侵，公元1127年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称为南宋，经历了九代皇帝，历时152年，形成了宋、辽、金对峙的局面。
　　宋代的刻画业比较发达，佛教版画也进入了成熟阶段。由於开宝年间宋太祖刻印大藏经的影响，刻印佛经的风气盛行，宫廷、官署、寺院、坊间均有刊刻，因而，为佛经刻印扉画或插图的比重大大增加。宋代版画刻印《金刚经》、《华严经》内容的NB03C不多，刻印《观音经》、《金光明经》、《寿生经》的更潦潦可数，而刻印《妙法莲华经》内容的版画，却相当地繁荣。版画画面，有的概括这部佛经的各卷内容，NB12B取散点透视或鸟瞰式的构图，将经文中的诸多故事，综合组织在同一个画面。有的则表现其中某一卷的内容，大都以佛讲经说法的形象为主体，而佛经各品中的具体情节，则作为背景出现，NF8B4杂的背景画面，富於情节性和故事性。NB03C出现了以山水版画为主体，穿插表现僧侣宗教活动的画面，可谓别具一格。佛经扉画画一般其结构都比较NF8B4杂，注重画面的装饰效果，繁而不乱，有的还装饰了花边图案，令人感到庄重而辉煌，画面好像在心平气和地讲述着佛经的具体内容，而没有张扬喧嚣之感。在艺术上也更富於表现力，尽量作到使人能够充分理解相关的内容。有的经卷版画，NB12B取插图的方式，图案插於经文之中；有的则NB12B取上图下文的方式，版画与经文相互呼应，用最简洁概括的手法，表现相关的内容。
　　宋代的佛教版画较前代的不同，最突出的就是有很多专职的画家，参予了创作绘NF9A4画稿，因此其艺术水平大为提高。如高文进，家中几代人都是绘NF9A4寺观壁画的高手。同时刻版印刷的技术队伍也不断壮大，在实践中技术不断得到提高。因此精彩之作，不断出现。民间流行的佛教版画，大多为能工巧匠所为，多NB12B取图解的形式，画幅众多，而构图简练，风格质朴而又富於变化。有的则富於故事性，如《文殊指南图NB373》、《金刚经感应传》，画幅达数十帧，具有连环图画的特徵，也是当时的一种新生事物。
　　独幅版画宋代仍占有一定的比重，精彩之作辈出，不仅用於供奉，而且极富於艺术欣赏的功能。经咒版画北宋时仍有出现，但内容已比过去NF8B4杂得多，形式也更富於变化。
　　由於木刻版画NF9A4作工艺的特点和中国绘画注重骨法用笔的欣赏习惯，版画以线描为主体，注重线条的表现力和美感，在宋代已经形成定局。
　　在宋代的历史文献中，也颇多记述了刻印佛教版画的史实，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北宋刻印的佛教版画
　　宋朝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历朝大多重视佛教。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记载，於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等，到当时的印刷中心益州(今四川成都)组织雕印我国第一部大藏经，其时仅在其建国後十多年。到太宗赵光义时的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经，版成进上”。刻印大藏大约花了十年的时间而完成，总卷数达六千六百卷，被称为《开宝藏》，因刻印於四川，故又称《蜀本大藏经》。其後又陆续补版，流NB02E於海内外，对佛经刻印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民间刻印佛经的风气因此而兴盛。
　　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已有近於图解式卷首版画的《炽盛光吉祥消灾陀罗尼经》流传於世，把古代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图象，融为一图，NB03C人格化。体现了当时对於天象的理解和认识。此件现藏日本。
　　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民间由李知顺施印，王文诏雕版的《大随求陀罗尼轮曼陀罗》刊行於世。长方框内，圆形环绕经咒梵文，NB03C配以多种图象，组织缜密，结构巧妙，画面即完整统一，又富於韵律感。现藏法国集美博物馆的《大随求陀罗尼轮曼荼罗》风格近似，题“西天宝安寺三藏赐紫佛顶阿NE254梨吉祥自NF9A4……散施”，当为西部地区所刻，刻印时间，极有可能相近似。太平兴国间刻印的《启运慈悲道场忏法》，已改变了过去简单的佛名经形式，精美的佛像与缠枝花纹，把画面装饰得庄严而华丽。
　　1954年在日本京都清凉寺修佛像时，发现了四幅极为精美的独幅版画，是太宗雍熙年间的作品。《弥勒坐像》，题“待诏高文进画”、“越州僧知礼雕”，当刻於杭州。《文殊骑狮》、《普贤骑象》两幅版画也很精美。《灵山变相》线刻精细而繁密，而结构与形象都很清晰。还有一卷版本不大的《金刚经》，有卷首版画。这些都是北宋时期，日本僧人NFFFF然在中国时，将其封藏於佛像内带回日本的。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民间往来的一段佳话。也表现了当时佛教版画的高度艺术水平。
　　1980年江苏省江阴县孙四娘子墓出土的《金光明经第二变相》，是太宗赵光义端拱元年时的作品，刻出神佛在山林中的形象，具有梦幻般的感觉。
　　现藏台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版画，刻於太宗赵光义的淳化年间，巧妙地表现了《华严经》七处九会的讲经场面，为杭州龙兴寺刻本。
　　1978年苏州瑞光寺发现了北宋真宗咸平四年的《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版画及景德二年的《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咒》，虽以经文文字为主体，画面上四天王由天而降，却处理得十分生动、巧妙。炽盛光佛、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图像也处理得十分得体。两幅画面一圆一长方，给观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8年在山东莘县宋塔内发现的四种七卷本的《妙法莲华经》，分别是北宋仁宗嘉NB073时期和神宗熙宁时期的作品，为杭州钱氏、晏氏家族所刊刻。钱氏家族是吴越国王钱弘NBE21的後代。四种七卷本，均每卷各有版画，是《妙法莲华经》每卷都有不同版画的最早作品。NB03C有刻工垢、念、叶桂、吴钤的题名。为刻版书写经文的，题“琅邪王遂良书”，这大概是杭州刻经而在山东出土的原因。
　　现藏日本的《达磨六祖师像》，是一幅北宋仁宗至和元年刻印版画的手绘摹本，原版画已无存，因此十分珍贵。与日本成寻和尚《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印“达磨六祖像”的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周叔迦旧藏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刻印的《金刚经感应传》，每故事一图，若今日的连环图画，刻成版画，极为难得。
　　清末出土於吴江东郊垂虹桥华丽石匣中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为吴江石处道施刻本，卷首观音拜佛解冤故事版画，榜题似宋话本，一幅画面中表现众多的情节。
　　美国哈佛大学佛格美术馆，1962年入藏的《御NF9A4秘藏诠》四幅山水图版画，是我国最早的山水版画。佛教版画由表现佛、菩萨，发展到表现山水自然景色，点缀以僧侣们的活动，是佛教版画的重大变革。《秘藏诠》经文为宋太宗赵光义御NF9A4。据所印木记知，版画为徽宗大观二年重印《秘藏诠》经文时补入的，是《开宝藏》中所见的独有的版画作品，也是大藏经中附有版画插图的开始。这大约与宋徽宗喜爱、擅长重视绘画，NB03C设画陀积蓄和培养绘画人才有关。
　　《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NB373》为张商英於徽宗大观四年知杭州时所施刻，题“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铺贾官人印造”，表现《华严经》中所说，善财童子依文殊菩萨的指导，参拜五十三位善知识的故事，以佛国禅师的名义述说。基本仍为上图下文、文中插图的连环图画形式，颇具生活气息。原件现藏日本，另有明代覆刻本。较易看到的是《吉石NE036丛书》所收影印本。
　　贾官人经书铺还刻有《妙法莲华经》卷首版画，七卷只此一图，画面极为精美，原件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大佛顶心陀罗尼经》，卷首版画为水月观音像，经文则上图下文，亦为北宋所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另外，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斯宾基特藏中有一块两面刻《佛像经咒》及《免三灾真言图》原木刻版画的雕版，传为民国初年时，在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被大水淹殁的河北钜鹿城址中出土。是现存最早的我国佛教版画原雕版实物。
　　二、有关北宋刻印佛教版画的文献记载
　　见於文献记载的北宋佛教版画，如宋敦若虚《图画见闻NB23C》卷三记载，太宗之女献穆公主病，丧明之始，仁宗皇帝亲画《龙树菩萨》，命待诏传模镂版印施。据《续资治通NB368长编》卷一百七十知，此事当在仁宗皇NB073三年(公元1051年)三月公主逝世之前。
　　又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记神宗印赐钟馗像事，云“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上令画工摹NCF21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
　　又日本僧人成寻撰《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六，记载了作者成寻，於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开封太平兴国寺，借取雕版的五百罗汉像、达摩大师像、六祖惠能禅师像等、印NF9A4木刻版画的事实。
　　又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五引《玉壶清话》记载：壬子岁(公元1072年)“长沙北禅(寺)经堂中，悬观音印像一轴，下有文字，乃故待制王元泽撰。镂版者，乃郡NBD75关蔚宗”。说明长沙当时虽非刻印版画的发达地区，但佛寺亦印造悬NB12A印本观音像NB12A轴於佛寺。可见当时佛教版画工艺的推广流传，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载：曰智和尚“睹靖康、建炎以来，云游江淮，见众生罹力兵诸大苦厄，遂生哀悯，欲令解脱，……印施弥陀、观音像二万”。
　　综合这些文献记载，得知当时刻有“龙树菩萨、达摩大师、六祖慧能、五百罗汉、钟馗、弥陀、观音等版画像。
　　三、南宋时期刻印的佛教版画
　　北宋福建东禅寺刻印的《崇宁藏》，又名《福州东禅寺万寿大藏》或《鼓山大藏》，始刻於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6年)，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全部刻成，历时二十六年是北宋时期民间刻印的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北宋灭亡後，首都自汴梁(今河南开封)迁都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为高宗赵构。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安吉州(今浙江吴兴)民间刻有《思溪圆觉院大藏经》，或称《安吉州思溪资福禅寺大藏经》，有时也简称湖州本、浙本或南宋本大藏。又北宋政和至南宋绍兴间，福建开元寺刻有《毗卢藏》。
　　以上《崇宁藏》、《思溪藏》、《毗卢藏》三部大藏经，均未知有版画，大约是劝募而来的善款有限，财力尚不允许的原因。
　　南宋时期《妙法莲华经》版画的版本特别多。有的七卷本只有一幅卷首版画，有的则七卷每卷一幅，七卷共七幅版画。
　　现藏日本传香寺的细字《妙法莲华经》，为高宗绍兴至理宗绍定间(公元1131—1228年)所刻，经中的故事情节，都集中在七折面的一幅横长的画面中来表现，NB12B用的是鸟瞰式表现方法，人物众多，构图NF8B4杂，安排巧妙自然。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小字《妙法莲华经》，为南宋宁宗庆元间(公元1195—1200年)作品，构图亦近鸟瞰式，六折面，融佛说法图、佛传故事、经变图为一体。图中表现释氏入定“若晴空，万里无云”，鸟啄头顶若无感觉，依然不动，给观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惟画面中经变故事，只有第五卷所述内容，或另有图已佚，亦未可知。
　　题有“风泾徐禧刊”的《妙法莲华经》，七卷仅版画一幅，佛说法图的背景中，绘有各卷经文内容。
　　七卷本每卷一图的《妙法莲华经》版本颇多，其构图方法，大多是右侧为佛法图，被按排在一个很大的露台上，另一侧则表现本卷经文中的故事情节，好像是佛说法图的背景画。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七卷本，画面饱满，露台很大，宝盖左右各有一凤凰，画面四周还有美丽的宝相花边饰，版画刻工题名有奏孟、边仁等。日本京都栗棘NB158藏绍兴间刊七卷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亦有收藏，但仅存其中的第五、第六卷，风格与台北故宫藏本近似，也有边饰，经文亦大字，题“四明陈忠陈高刀”，当刻於浙江。郑振铎旧藏“建安范生刊”七卷本，七幅卷首版画，风格亦与上述版本近似，但画面外无边饰。新见南宋景定二年吉安州归安县陆道元施刻七卷本，版画同於郑振铎藏建安范生刊本，卷四有“建安范山甫刊”字样，知刻工范生名为范山，是福建刻工在浙江所刻，此为郑振铎藏本版的重印本，但卷七首图题“己丑正月重刊”，又无经名榜题，经文首题“陈生刁”，当为局部补版。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庆元间刊本，画面没有了讲经的大露台，向世俗化转变。以上诸本，都刻得非常精致而优美，体现了当时的佛教版画，已经进入成熟期，使人感到几乎无可挑剔和完美无缺。
　　相当出色的独幅佛教版画，有南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前刻印的《如意轮观音菩萨坐像》，日本奈良元兴寺(又名极乐坊)收藏。另有残片为奈良圆成寺木造圣德太子像纳入品，为画面相同的同一幅版画。日本学者认为是从中国请来日本的，也有人认为是日本早年重刻的NF8B4刻本。画面给以以远离尘世的感觉，有墨画“贞应三年”题记，为日本纪年，时当南宋嘉定。
　　南宋间流行於民间的佛教版画，深入到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大多简略而质朴。如嘉定时期的《天竺灵签》、绍定间刻的两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南宋嘉熙间(约公元1240年)刻印的另一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民间底层流行的版本相比，则考究得多，说明《观音经》版画，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中相当流行。
　　日本奈良西大寺藏有南宋(公元1267年前)刻本《梵纲经》版画，画面表现的是《华严经》经文所描述的“莲花藏世界”，构图繁密饱满，庄严富丽。有早年日本所刻的NF8B4刻本，也相当精彩。
　　传增湘藏杭州王念三郎经坊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有奉请金刚像及灵应故事。郑振铎则藏有杭州杨家经坊刊本。二经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郑振铎旧藏南宋刊本《佛说寿生经》，画面多宋人装束，且极具木刻趣味，或出自北方所刻。
　　见於文献记载的，据周心慧《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史综论》称，有《赖山阳先生题跋》卷下《跋宋版阿弥陀经》，跋中称“图亦不滥恶，云、物、鸟、兽，色色皆有意趣。佛面目雄壮，无雌色。款为镇莫俊图、弟伦刊，盖兄弟刊也”。莫俊绘图，莫伦刻版。可惜版画原作已不可见。
　　北宋、南宋刻印的佛教版画，均以浙江所刻为最多。
　　第三章 民族往来频繁带来大发展
　　——辽、金、西夏、元时期的佛教版画
　　辽为契丹族，建於公元947年，位於我国北方；金为女真族，建於公元1115年，位於我国东北；西夏为党项羌族，建於公元1032年，位於我国西北。辽、金、西夏先後与宋对峙，或争战，或议和，各自管辖的地域范围也随之变迁，贸易与文化往来也非常频繁。公元1206年蒙古族兴起，征战南北，公元1271年统一中国，建立大元帝国。各民族往来，给佛教输入了新鲜血液，也促进了佛教版画的大发展。
　　一、契丹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融
　　——辽代的佛教版画
　　辽代(公元947—1125年)是以契丹民族为主体，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代王朝，做为民族政权，曾与宋、金先後NB03C存。辽代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输入大量宋刻图书，同时也自己刻印书籍，据宋《开宝藏》翻刻为《契丹藏》，具全用汉文。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别国者法皆死”，故辽刻本流传到宋、金的不多。过去人们不但对辽代版画一无所知，连文字印刷品书籍也未得见。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辽版画，填补了这段空白。
　　套色漏印版画《南无释迦牟尼佛》像，镂空版漏印而成，先漏印红色，再漏印蓝色，黄色似为後刷染的，用墨笔手绘画出五官、手足。把我国彩色套印版画的开始时间提前了大约近三百年。相同的共发现三件。
　　独幅版画《炽盛光九曜图》，纵九十四·六厘米，《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纵七十七厘米，篇幅较大，均为木刻版画墨印後敷彩，反映了辽代契丹民族重视渔猎畜牧向重视农业转化过程中，渴求风调雨顺与战胜疾病和苦难的愿望。
　　《契丹藏》是辽代在燕京(即今天的北京，辽称为南京)刻印的官版大藏经，又称《辽藏》。《辽藏》据宋《开宝藏》翻刻，全用汉文，有用千字文顺序编排的编号。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上起辽圣宗统和八年(公元990年)，下至天祚帝乾统元年(公元1101年)。据千字编号推算，全藏收录佛典1373部，6006卷，分作579帙。经卷有版画者，如《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由汉族刻工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同雕。《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卷首版画为“佛说法图”，刻工同前。《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版画存护法天王像。
　　除官版带有千字文编号的《契丹藏》外，还有没有千字文编号的辽刻佛经。如《妙法莲华经》第三(Ⅱ)，卷首版画内容为穷子喻品、药草喻品、迦叶授记得名日光明如来品等的经变画。《妙法莲华经》第四(Ⅰ)，卷首版画为十六王子和五百弟子说法及经变相，右上角题“燕京雕历曰赵守俊NB03C长男次弟同雕记”。《妙法莲华经》第四(Ⅳ)，卷首版画仅存城门NB03C有人物，左下角有“樊绍筠雕”题记。《妙法莲华经》第八(Ⅱ)卷首版画为佛说法及经变图。
　　连《契丹藏》与辽刻佛经版画，往往同一幅版画内，既包括佛说法图，又包括几个内容的经变故事画，穿插交错於同一画面，有的画面结构相当NF8B4杂，极富於想像力。版画中有时还有作契丹人NF8B1式和装束的图像，具有契丹生活习惯的某些特点。但在构图上仍能主次分明，井然有序，不失整体效果。
　　辽代建立政权早於北宋53年，各艺术门类，都受过唐五代的影响，建筑、雕塑、绘画、陶瓷、金属工艺，染织都很有特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契丹民族对佛教版画也有着自己的卓越贡献。
　　二、女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金代的佛教版画
　　金代(公元1115—1235年)是女真民族为主体，在我国东北部建立的一代王朝，历经120年，曾先後与宋、辽NB03C存。金灭辽时及宋金议和时，都得到不少宋、辽刻经，为金代刻经提供了方便。金管辖地区的十九路中，九路都有刻书地点可考。其中以金中都(北京)、金南京(开封)、平阳(今山西临汾)最盛。现存佛教版画有《金藏》的卷首版画“释迦说法图”和卷末的“护法天王像”，具有很高的艺术性。《金藏》因发现於山西赵县广胜寺，故又称《赵城藏》，为晋南民间所刻。版画画面减弱了神秘色彩，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
　　又敦煌莫高窟北区崖面E段二层B53窟最下层发现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版画残页一折面，另有经文三折面，版画为“大毗卢遮那佛说法图”的一部分。经过对照，应为崔法珍断臂募缘刊雕的《金藏》原物残页。
　　据韩琦《美国发现的金刻本佛经》(见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装订源流和补遗》212—215页)称，美国新奥尔良艺术博物馆，於1986年在一华人捐献的木雕观音像内，发现金刻本佛经三种，其中两种印有版画。
　　其一为《高王观世音经》，有水月观音版画，经折装，每折4行，行13字，题“洪洞县令耶律承信，NB03C妻大氏……谨启诚心，印造高王经一十卷，散施僧俗，集斯妙利，追荐亡灵，伏愿超升天界，及见存家眷，增延福寿，永保安康，四恩五友同登彼岸。大定十三年六月 日，承信校尉行洪洞县令耶律NB06E敬施”。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山西洪洞县女真族人施刻。
　　其二为《佛说生天经》，有地藏菩萨像，经折装，每折4行，行12字，题“长命村信佛弟子刘友张氏奉小少亡父母，乞後世聪明智慧，近十善不邪，见之家下，生自发肯心，刁(雕)生天经板印造，尽形(行)散施，愿天下人安乐。贞元三年三月 日散施”。为公元1155年所刻。但版画略嫌简略。
　　另一佛经为土所包，尚未打开。
　　可以想像金代所刻佛经版画，远不止於此。
　　三、党项羌人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西夏的佛教版画
　　西夏(公元1032～1227年)是以党项羌人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代王朝，首府在今天的宁夏银川，曾与宋、辽、金先後NB03C存。西夏信奉佛教。北宋两次赠《开宝藏》给西夏。西夏翻译汉文佛经，NB03C多次向宋购买佛经外，自己也刻佛经，一次法会竟印施佛经五万卷、十万卷之多，足见西夏佛教版画刊刻的发达。
　　公元1907—1909年间，以沙俄军官科兹洛夫为首的探险队，在我国西夏黑水域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地区，蒙语称哈拉浩特)，两次进行发掘，得到了西夏、宋、金、元等古代文献，计八千多个编号，三百多种，近两千卷，後运回俄国。现藏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其中1～4册发表了较多的佛经版画，其中有代可考的，如西夏仁宗仁庆三年(公元1146年)西夏刻印的汉文《妙法莲华经》；仁宗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西夏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界普贤行愿品》；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西夏刻印的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庆、仁庆、天盛年间西夏刻印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及《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西夏仁宗乾NB073二十年(公元1189年)西夏刻印汉文及西夏文两种《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同年西夏刻印汉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同年西夏刻印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西夏桓宗天庆二年(公元1195年)西夏刻印汉文《佛说转女身经》、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西夏刻印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西夏襄宗皇建元年(公元1210年)西夏刻印汉文《无量寿王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合刊》等。先後经历了六十四年。其中大多数佛教版画与西夏皇室有关，或皇帝序文，或皇后、皇太后谨施，尤以仁宗朝庆祝皇帝登基五十周年，举行大法会刻印的佛经，印数达五万、十万之多。画面亦场面宏大壮观，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版画风或有的为汉族中原传统，有的则具有西夏特点，有的还具有密宗版画特徵。见有榜题的刻工题名的，有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敦苟埋等，似多为汉人。
　　没有明确纪年或具体刻印时间难以考证的西夏刻经，有版画的有二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汉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汉文《高王观世音经》、汉文《佛说报父母恩重经》、汉文《佛说业报差别经》、汉文《佛说无常经》、汉文《佛说三十五佛名经》、西夏文《佛说大威德炽盛光佛诸星宿调伏消灾吉祥陀罗尼经》、西夏文写本《佛诸宝两经》版画，汉文《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汉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变相》残片、汉文《注清凉心要》以及独幅版画《阿弥陀佛接引图》等。这些佛教版画，大多为民间所刻，具有西夏艺术的本土特徵，造形的精确、用线的表现力，以及诸多方面的功力基础，都明显地不如中原地区，但更多的是质朴、纯真，环境也具有西北地区特徵，建筑、器用等也多具有实用、俭朴的特点。
　　在俄国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西夏书籍业》(王克孝·景永时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我们还看到了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圣妙吉祥真实名经》(西夏特藏695号和707号)两种、写本《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经》版画、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文《星神图》等版画。更多地具有多民族显宗和密宗艺术交流的痕NB222。
　　继俄国科兹洛夫之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率领其第三次中亚探险队，於1914年夏，也来到黑水城遗址，获得了不少西夏佛教文献遗物，包括佛经、佛画等，大多为零星散页，大小共三千馀件，其中佛经版画残片不少。部分图片发表於牛津大学1928年版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向达先生的文章《斯坦因黑水城护古纪略》中，描述了其中四十二件西夏文佛经版画残片，刊载於《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上。斯坦因所获西夏版画残片，现藏於英国国家图书馆。
　　另有罗NGGGG·罗纳拉先生的收集品《大寒林圣难拿陀罗尼经》版画，现藏於印度德里国家博物馆，与斯坦因黑水城所得K·K，Ⅱ·0238号画面颇为近似。
　　1902年至1907年，德国人得自新疆吐鲁番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变相(局部)，为西夏早期景宗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年间(公元1038～1048年)的作品。原件现藏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
　　1917年於宁夏灵武县发现，窖藏的西夏文佛经一百多种，1929年归由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入藏。其中元刻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卷首有杂裱的他经版画《西夏译经图》一幅，画面表现西夏惠宗李秉常时期，惠宗皇帝与梁氏皇太后亲临译经现场的场面。似应为惠宗、崇宗时所刻，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另有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版画，为西夏亡後21年，即公元1247年的作品。
　　在我国新发现的西夏版画有：1959年在敦煌莫高窟严泉河东岸喇嘛塔发现的图解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上图下文本，卷首有“水月观音”版画，特别优美。另有1991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山乡所属贺兰山拜奇沟方塔中，发现有《经塔图》、朱红捺印佛画、西夏文佛经残页等。
　　四、多民族的共同创造
　　——元代的佛教版画
　　元代是由蒙古族居於统治地位建立的大统一帝国。其前身是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经历了六十五年。从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至元代灭亡，又经历了九十七年。蒙古族属於NB224牧骑马民族，以武力征战四方，各处流动，军事活动的同时又注重团结各族人民，因此也促进了各民族间以及国际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在版画方面，也表现出多民族的文化特点和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明显特徵，形成了多元融合面貌一新的局面。特别是中原和西藏、新疆、宁夏、蒙古的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印度、尼泊尔等佛教发源地带来的影响，在佛教版画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1元代皇家刻印的官版大藏经
　　元代刻印官版大藏经不只一次。1986年在北京东城禄未仓智化寺佛脏中发现的卷轴装《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版画残损，卷首书牌发愿文题有“〖FK(〗皇〖FK)〗〖FK(〗帝〖FK)〗〖FK(〗爱〖FK)〗育黎拔力八达，刊印三乘圣教经、律、论三十三大藏……大元延NB073丙辰三月 日”。因知此为自称“爱育黎民百姓”的皇帝元仁宗拔力八达所刊印的大藏经中的一卷，时在公元1316年，刊印地点在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此经千字文编号为“积”字，与《弘法藏》同经编号“恶”字不同，而是属於元代皇家刻印的一部大藏，但这部大藏只包括经、律、论三十三种佛经。日本《支那古版画图录》及《满蒙之喇嘛教美术》都曾发表了黑田源次氏所藏《莲花面经》版画，千字文编号为“墨”字，版画画面与智化寺发现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相同，故此《莲花面经》亦应同属於元仁宗拔力八达刻印的三乘圣教经、律、论三十三大藏。
　　另一部元代皇家刻印的官版大藏经，所存三十二卷，1981年在云南省博物馆被发现。由元文宗皇后(顺帝时为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发起雕造，由徽政院主持其事，於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开雕，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完成，收录佛典6500馀卷，分作651函。经折装，其版式是历代所有汉文大藏经中尺寸最大的，每版经文42行，折为7折面，每折6行，行17字。其中的《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唐释不空译，卷首版画为刻工陈宁刊，版画风格与传统中原风格有所不同，很重视装饰性，版画後有至元二年发愿文。三十二卷中，另有六种佛经，卷首版画与《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画面相同，分别由刻工彭斯立、彭斯高、周仁、于寿等刻版，艺术质量有所不同。又同藏《佛说大随求大明王陀罗尼经》版画，署名“攸州(今湖南东部)潭清叟刀(同NB127字)”，画面与以上不同。另有周叔NB82A先生旧藏《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卷，见於嘉德1999年秋季拍品第380号，与上述云南省博物馆的发现，版式完全相同，千字文编号为“羌”字，故应与云南博物馆所发现的，同属徽政院所刻的元官版大藏经，但版画风格与前者不同，而更具有中原地区特徵，而且明显受寺观壁画的影响。
　　2《碛砂藏》版画与《普宁藏》版画
　　蒙古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窝阔台的皇子阔端与藏传佛教萨迦派四祖班智达，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谈，奠定了西藏地方归依蒙古大汗的基础。後来，元世祖忽必烈又奉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掌管西藏的政教事务，藏传佛教受到高度重视。
　　公元1277年，也就是元军进入临安(今浙江杭州)的第二年，奉诏任命释亢吉祥、怜真加加瓦(亦名杨琏真佳)为江南释教都总统，掌管江南宗教事务。随之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则在杭州大万寿寺主管校对、刊刻、印制佛经的事务。在萨迦派僧人的主持下，杭州大万寿寺成了当时的印刷中心。
　　《碛砂藏》原为民间私刻大藏经，始刻於南宋理宗宝庆、绍定间(公元1225～1228年)的平江陈湖碛砂延圣院，但因战事及财力所困，元初刻经已完全停顿。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刊造大藏经版一千卷，NF8E5入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因“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於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腊月)己及千馀卷”(《碛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末管主八愿文)。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寺僧慧联等施其先师遗财，又雕刻《大藏尊经》一千卷。到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自宋至元，先後经历了九十多年，全部《碛砂藏》的刊刻，才告完成。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管主八之子管辇直吃剌，又将其父遗下的秘密经板一部，NF8E5入碛砂寺大藏经房。明代时《碛砂藏》仍有续刻。
　　《碛砂藏》经元代续刻，全藏总数达591函，6362券，收佛经1530种。经文每折6行，行17字。《碛砂藏》始刻於宋，但其版画NB03C非宋代所刻，而完全是元代由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主持，刻印於杭州大万寿寺的。这一点完全可以由《碛砂藏》卷首的《万寿寺勘经图》得以证实。该图左侧题有“都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杨琏真佳”。此人便是大元帝国掌管江南宗教事务的官员怜真加加瓦。
　　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与尼泊尔佛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NF8F0。在八思巴国师的建议下，蒙元王朝曾邀请尼泊尔，派年青的阿尼哥率领二十四位艺术家来中国，先後在西藏修建金塔，在北京建妙应寺白塔等。阿尼哥入仕元朝，长达四十五年，他不仅是建筑家，同时也是雕塑家、工艺家和画家，他带来的尼泊尔艺术，自然对藏传佛教萨迦派艺术产生影响，在版画方面，影响最突出的便是《碛砂藏》版画。
　　当我们看过《碛砂藏》轮番使用的八幅卷首版画时，就会明显地感到，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展现在面前，与同经藏中的《万寿殿勘经图》所代表的宋代遗风完全不同。它的装饰性很强，而且极明显地具有藏传佛教的神秘特色。佛、菩萨背光是椭圆扇形，佛像後的靠背更具特色，如大鹏、摩羯、兽王、象王、摩尼宝珠、妙音鸟等，装饰十分NF8B4杂，菩萨的头饰也与过去不同。佛座前有流瀑式的标识等，连供桌也是低矮的，具有藏族畜牧生活的习惯特点。
　　《碛砂藏》版画，它的寓意深刻，如通过佛与文殊表现佛的智慧主题，通过佛与观音表现佛的慈悲主题，通过佛与药师表现佛救众生於苦难的主题，通过佛与白伞盖佛母表现佛的遍覆法界主题。而且突出表现了佛为萨迦派两位重要领袖班智达与八思巴讲经。佛讲经图中，佛前左右常常有皇帝和皇后的画像出现，其服装打扮是按照汉装官服的样子画的，而NB03C不画元代帝后的装扮，其用意是值得深思的。
　　可以说《碛砂藏》版画是汉藏文化的融合，同时又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尼泊尔文化的交流一融合。
　　《碛砂藏》版画中题有“陈NB044画”、“陈宁刊”、“袁玉刊”、“孙NB073刊”，从这些名字看，这些版画的作者，仍然应该是汉族的能工巧匠最後完成的。
　　元代另一部和刻本大藏经是《普宁藏》，全称为《杭州馀杭县白云宗大普宁寺大藏经》，由释道安主持刻印，元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公元1277～1290年)间刻成，用了十三年间，全藏587函，1534部，6327卷。每折6行，行17字。关於《普宁藏》版画，戴藩豫先生《中国佛典刊刻源流考》98页称：“藏经扉画，杭州普宁寺本扉画达七八种之多，一种感受西藏佛教影响甚显，一种感受稍轻。盖元人於灭宋之後，在南宋故都临安刊刻西夏文大藏经，因蒙元帝室崇尚喇嘛教，故吐蕃佛教风靡一世。此种藏经扉绘，亦带浓厚之吐蕃版画色彩。”
　　《普宁藏》本《解脱道论》卷一，现藏山西省图书馆，扉画为“万寿殿勘经图”，画面明显为汉族传统风格，扉画左侧题“千缘大藏经版白云宗主慧照大师南山大普宁寺住持沙门道安。功德主檐八师父金刚上师慈愿弘深普皈摄化”。檐八，即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随八思巴入京的西藏国师NB5A8巴。而後来同样画面的《万寿殿勘经图》却挪为《碛砂藏》所用。郑振铎旧藏《碛砂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三扉画，用的便是这幅画，但题字却被改为“都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管永福大师杨琏真佳”。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普宁藏》本《不空NFDA1索陀罗尼经》，有卷首版画，千字文编号为“男五”，为西夏逸民终南山万寿寺主持李立义(法名慧月)施财印造的十二大藏中的一卷。版画左下角一跪坐僧人供养像有榜题“总统永福大师”，这便是前述主管江南宗教事务的官员杨琏真佳的供养像。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普宁藏》本《不空NFDA1索神变真言经卷十二》版画，绘释迦、阿难、迦叶、八菩萨、二天王。後被延NB073间拔力八达刻经律论三十三大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莲华面经》翻刻延用。甚至到明洪武间，仍为《七佛所说神咒经》卷首版画所沿用。
　　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出版的《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110页图Ⅲ-6载元刊《普宁藏·大集譬喻王经》卷首版画“教主释迦牟尼佛说经处”，佛为正面坐像，画面左右基本对称。有葛婉章先生文字说明及专文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一书中称他们在太原崇善寺研究佛经时，意外地发现了《碛砂藏》的第九种版画，NB03C发表了图。
　　笔者以两图相比较，实为完全相同的同一幅画，包括龙牌的造型与装饰龙纹也完全一样，只是龙牌内的文字不同。《普宁藏》为“皇帝万岁万万岁”，《碛砂藏》为“皇图永固，佛日常明”。
　　从以上种种材料看，《普宁藏》版画与《碛砂藏》版画，有着非常密切的互用关NF8F0。两部大藏刻印时间，《普宁藏》版画较早，而《碛砂藏》稍晚，但都刻於临安(今杭州)，且都在杨琏真佳的管辖之下，因此《普宁藏》的部分版画，受西藏佛教影响甚明显，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正是汉藏艺术相互交融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3元刻西夏文佛经版画
　　元代刻印大藏经的另一重大工程，是刻印西夏文本《河西字大藏经》。据中国国家图书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末尾附录的愿文记载，西夏立国初期，便开始将汉文大藏经《开宝藏》逐步译为西夏文。从开国皇帝景宗李元昊，到後来的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都很重视佛经的翻译。自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到天NB073民安元年(公元1038～1090年)的五十二年中，共译出经典812部，3579卷。但西夏王朝时，刻印的大量西夏文佛经，很多是陆续刻印的，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安排，因此没有统一的千字文编号，也算不上大藏经。直到元代才有了统一规划和安排。
　　前述管主八愿文中说：“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馀卷……至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完备。管主八钦此盛缘，印造三十馀藏，施於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供养”。这NF8CE的管主八，正是刻印《河西字大藏经》的主持者。也正是这时，西夏文《河西字大藏经》才有了千字文编号，成为正规的大藏经的一种。但西夏文编号，《河西字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编号，有所不同。
　　1917年在宁夏灵武，发现窖藏的西夏文佛经一百多种，後於1929年归为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其中包括《河西字大藏经》中的经藏九种、论藏三种、密藏两种、撰述三种，共十七种。其中有版画者如：
　　《大方广佛华严经》，属经藏，卷第31、45、71有版画，“佛说法图”绘刻得极高明，线描高度的精确，造型非常之精美，好似一幅大面积的传统的寺观壁画的缩小，诸神多宽衣博带，具有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特徵，使人们很容易与宋《八十七神仙卷》、元《永乐宫壁画》等产生联想。此幅版画对後来佛经卷首画，影响极大，翻刻NB061刻的屡见不鲜，有的则只是诸尊的位置，做简单的调整变更，但其基本模式仍然相同。甚至包括明代的《北藏》、清代的《龙藏》，卷首扉画无不受其影响。
　　《河西字大藏经》中的西夏文经藏华严部之《悲华经》、律藏宗经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撰述纂集部《经律NB13A相》，三幅佛经用的是用一幅卷首版画，《佛说法国》，佛居正中，菩萨的头饰多尖顶高耸，加饰NF8B1箍，画面整个取自《普宁藏·大集譬喻王经》及《碛砂藏》的所谓第九幅版画，不同之处只是在诸尊的头光外环加上了联珠纹装饰，甚至可以说是受了中亚乃至波斯联珠纹锦图案的影响。佛前的供品低得几乎摆在地上，更显出游牧生活习俗，体现了多种文化相融合的特徵。
　　元刻西夏文《添品妙法莲华经》，对面题签西夏文经史，译成汉文为“妙法华净经契增品”，下面一西夏字，为千字文编号。此为元武宗、仁宗之母所印，距《河西字大藏经》完成时间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时隔不远，似亦应属於《河西字大藏》。
　　元刻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法》，亦属灵武窖藏发现，内容叙述，梁武帝为死去的妃子郄氏忏法，使其脱离身化为巨蛇之苦，而重新化为天人的故事。版画风格精练，几无多馀之笔，而故事情节，表现得十分明确、鲜明，容易理解。版画画面右侧有刻工题名“俞声刊”，序文後有汉字“何森秀刊”。卷第一的封面内侧，有墨书西夏文八个字，译成汉文是“此本属者只NHHHH合慧增”，应为党项僧人所原有。从杭州路大万寿寺僧录管主八愿文看，《慈悲道场忏法》似不属於《河西字大藏》之内，但应为管主八同时所印。
　　4元代时期的回鹘文佛教版画
　　回鹘王国原位於漠北草原，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因内乱、外侵、疾荒等原因而西迁。位於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回鹘王国，以及河西敦煌一带的回鹘人，也由信奉摩尼教而改信大乘佛教，翻译印NF9A4佛经也得到发展。回鹘佛经经文，有的译自汉文，有的译自藏文，有的译自古印度梵文，有的译自焉耆——龟兹文，有的回鹘僧人还参加译NF9A4西夏文佛经的活动。在敦煌曾发现回鹘文印本1000馀件，NB03C发现了大批回鹘文木活字实物。
　　公元1905～1907年间，以勒科克为首的德国第三次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回鹘文献中，曾有版画，现收藏於德国柏林印度美术馆。
　　1976年德国黑森州首府威尔巴登出版的汉学文集《Tractata Altaica》203～210页，发表了安娜玛丽·冯·加拜因的文章“关於中国维吾尔人版刻资料”，NB03C附有一些图版，包括孟速思回鹘家族供养像和其他一些版画。
　　孟速思回鹘家族供养像版画与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卷》的卷首画“佛为天曹地府说法之处”连在一起。
　　回鹘人孟速思(1206～1267)是别矢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兰)人，他曾为拖雷後人管理份地租赋，後依附於忽必烈。大蒙古时期的公元1260年忽必烈主持佛道两大宗教的论辩，以西藏萨迦派僧人八思巴为首的佛教一方取得胜利。孟速思当时作为证义(评判)出席。後忽必烈两次有意任命孟速思为丞相，但都被他坚辞不就。後逝世於大元帝国立国前。版画应刻於燕京，後带回新疆。
　　又德藏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回鹘文印本佛经残页，上图下文，立幅，绘刻工匠二人用绳子拉紧棺木，另二人用槌NBBF7打铁榫。
　　又德藏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回鹘文印本《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卷首版画立幅，佛坐於有垂瀑形金刚座标识的须弥莲花座上，光背做椭圆扇形，供品座低矮。
　　又德藏回鹘文献中，有一上图下文的版画，下文部分残缺较多，上图横幅，画面中有十数人，多戴四方瓦楞帽，有的戴鹰不落冠，或双髻，有的穿辫线NB0C0，或静坐讲经，或骑马逗象。为典型的蒙古地区装束。中部有残缺。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转载了以上诸图。
　　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先生在新疆吐鲁番NB12B集所得。原件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其中有：朱印“如来说法图”一幅，两折面；又墨印“如来说法图”约九分之一的画面和回鹘经文二十五行。版画的右下角有“陈宁刊”三字。陈宁是元代中叶杭州的著名刻工，如前所述，陈宁刻过在云南发现的由元文宗皇后命徽政院主持刻印的大藏本《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版画。又著名的元刻《碛砂藏》版画“佛为大白伞盖佛母讲经说法”，题“陈NB044画”、“陈宁刊”。陈NB044与陈宁有可能是兄弟辈，他们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5具有汉族文化特点的元代佛教版画
　　元代佛教版画，除了多民族文化特徵以外，具有汉地特点的佛教版画，虽然从数量上看，似乎不如宋代繁荣，然而却有很多独有的特色和一些新的创造。
　　《圜悟禅师语录》刻於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卷首有圜悟禅师及二位弟子的版画肖像，画面中题有“佛果圜悟禅师顶相”、“虎丘隆禅师”、“径山杲禅师”，是我国最早的写实风格的一幅肖像版画。原件现藏日本大谷大学。
　　《大悲经忏》是观世音菩萨以大悲心及大菩提心，为普渡众生，成佛成圣的重要口诀，真言为古梵文的音译。卷首绘释迦与二弟子及千手观音各一幅，经文中插绘观音的各种化身，据丁己虚云木刻隶书题记，知为元大德年间建阳刘氏务本书堂刻印。此经及版画，後世翻刻较多，如明天启本、清康熙本等。
　　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嘉兴路顾逢祥施刻的大家《妙法莲华经》，七卷七册，每卷卷首各有版画一幅。与南宋庆元间所刻《妙法莲华经》基本相同，但画面左下角施财刻经的供养人像装束却不同，而是有明显的元代装束特徵。经文字大如钱，印NF9A4墨色浓重，显得雄健有力，气势博大，豪放中却又细NF9A3入微。画面注重世俗生活的描写，而不再过多地追求宗教题材的神秘感。有杨元坦、陈道荣等施印题记或木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小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卷首版画为文革後期所见NF8B4印件，NF8B4印件底灰极重，经笔者放大修饰，得到现在的画面效果。然而原件属谁所用，文革後又藏何处，均无可考之线索。经傅熹年先生的帮助得知，其祖父傅增湘先生，曾於1929年3月，见此本於琉璃厂邃雅斋，NB03C著录於《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版)，著录称“经文每版八十行，行七十字”，与此本相合，但关於此经版画事，著录却NF9A1字未题。
　　此幅版画绘毗卢遮那佛讲经说法，场面之宏大，为此前佛经版画中所未见。画面很像是一幅相当大的壁画，但却刻在纵仅三十五厘米小小的木版上。画面表现在栏杆环绕的一座高高的露台上，佛为诸尊说法，两手伸向左右，用佛、菩萨的圆形头光、白云和炽盛如火的光NB26C，在细密的背景中，衬托出诸尊NB13A常生动的形态。笔法、刀法，顿错有秩又起伏跌荡。背景中，豪华的宫殿建筑、曲波状点线相间的光芒，与佛顶NB044腾的祥云纹，交相呼应。笔者认为这幅版画，足可以成为元代佛教版画中的顶尖之作。是难得有作品能够与之相比的。经文小字也刻得非常精美。可惜是画面中缝有些残损。
　　朱墨印本《金刚经注》，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卷首有佛说法图，卷末有韦驮像，经中插图“无闻老和尚注经处产灵芝”版画。全经为朱墨两色套印。为元惠宗後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中兴路江陵(位於今湖北省)资福寺所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木刻雕版彩色套印版画。比欧洲於公元1457年刻印的第一本彩色套印《梅因兹圣诗》早一百一十七年。比日本印於宽和四年的最早套色版画《尘劫记》早二百八十七年。
　　发表於周芜《中国版画史图录》上册图三二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收藏地点笔者尚未查明，为元惠宗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所刻，卷首版画“佛说法图”的左侧，在施刻佛经的供养者九人，跪拜礼佛的图像，为典型的元代蒙古人装束。
　　《佛说目连救母经》版画，原为大元帝国建国前的大蒙古国宪宗蒙哥元年(公元1251年)时浙东道庆元路所刊，但原本已佚。日本京都金山寺存至正六年(公元1345年)的日本NF8B4刻本。戏曲《宝莲灯》故事既自本经改编。
　　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有元代杭州众安桥北沈七郎经铺刻本《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是目前所知较早版本的《药师经》插图版画。
　　日本龙谷大学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插图版画，经末有“京都致和街内清平桥经坊陆家新刊印行”题记，应为元代後期中国人陆姓在日本京都所刻。
　　清同治七年浙江镇海叶福庆石印本《观音经》跋，追溯此本源流，称有元至顺二年江西丁觉进重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朱印本。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观音百图》16页的所谓明本，虽为墨印敷彩，实与元刊朱印本相符合。
　　又《文物》杂NB23C1961年第8期王冶秋《大理访古记》一文称，大理市图书馆藏有一批从凤仪北汤天搬来保存的佛经经卷。其中有元“杭州路众安桥北经坊章九郎印行”的刻经，後面有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赎取藏经记”，其中人名如“同胞姐妹观音才、观音凤、观音桂”等，还是大理国时期人名的遗风。经中刻有“天王像”，见王冶秋文插图16。
　　郑振释遗著《中国古木刻画史略》称：“元代的木刻画……还有……郑道坚编的《龙舒增广净土文》等书，也都附有精好的木刻插图”。又阿英《中国连环图画史话》称：“根据宋朝的出版情况，传记连环画册子“释迦牟尼画传”，是极可能产生的。可是，我只见到过元初刻本，体式如後来的经摺，左刊图，右刻文，前有扉画。
　　6元代刻印的藏文、蒙文佛教版画
　　藏传佛教的绘画最常见的形式是“唐卡”，可以是彩绘，也可以是刺绣、织锦、缂丝或贴花堆绣。唐卡亦称“汤喀”，是藏语的音译，源於古印度讲经时悬NB12A图像的宗教仪轨，故多为卷轴装，以便於悬NB12A後观看与宣讲，引发对於佛与佛教教义的思考和联想，从而加深认识和理解。
　　根据五世达赖所著《大昭寺目录》，唐松赞干布曾亲自绘白拉姆女神像。吐蕃王朝时期相继修筑了很多宫殿寺庙，都需要悬NB12A唐寺增加宗教氛围，因此可以说公元七、八世纪，绘NF9A4唐寺已很盛行。
　　绘NF9A4唐卡时先钩线描画稿，然後敷色，色彩多为重彩，效果强烈，画稿墨线则被重彩覆盖在下面，而溶於一体。晚期的唐卡为了满足需要，改为根据画稿先刻成雕版，然後在薄绢或细布上印成以线条为主的墨印版画，然後再敷以重彩。
　　从敷以重彩的唐卡或佛经上，很难找出或看到敷彩以前的版画原貌，加之宋元时期的唐卡能流传至今的极少，因此很难考证出先印线後敷彩起源於何时。更难见到不敷彩的实物。
　　中国第一部木刻雕版藏文本大藏经是奈塘古版，为释迦坚赞等於元代皇庆二年至延NB073七年(公元1313～1320年)在江峪所刻。横长形散叶，雕版两面刻版，贝叶经箧形式。因1908年毁於兵燹早已失传。根据後来刻印的藏文大藏经，奈塘古版大藏极有可能有极简单的版画。而今天则根本没有人见到过奈塘古版藏文大藏经。
　　中国第一部木刻雕版蒙古文大藏经，则是在十四世纪初元成宗大德年间，由西藏萨迦派大德法光大师，与西藏、蒙古、汉族、回鹘族诸僧根据藏文本翻译而成的，後在西藏雕版，主要在蒙古地区流行。
　　前述元刻《普宁藏》、《碛砂藏》等版画，所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是指综合影响，如藏传佛教的建筑、室内装饰、家俱、雕塑、绘画、壁画、唐卡、佛教造型、工艺造型、装饰手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不是指他们直接受西藏雕版木刻版画的影响。
　　总之，元代佛教版画，充分体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是多民族的智慧结晶共同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释迦牟尼诞生地尼泊尔、佛教发源地印度的文化交流的共同成果。NB03C在唐宋之後继续影响着亚洲周边国家。

南齐唐五代捺印一佛二菩萨梵文经咒版画
　　南齐(公元四九七至五○二)
　　版画纵十四·五，横十一·八厘米
　　出自敦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版画印於敦煌遗书写本佛经《杂阿比昙心论卷十》(编号：BD1471V)的背面。写经卷轴装，首尾残，经纵二七·九，横长一三五·一厘米，卷首有曾熙等人题跋及钤印。写经背面有方形篆书朱文“永兴郡印”。捺印经咒版画亦印於此写经的背面。画面中央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佛左右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足踏莲台合十而立，佛顶有华盖，佛像上方及左右有梵文经咒，下方另有四行。据《南齐书》卷十五记载，永兴郡始置於南齐隆昌元年(公元497年)属宁州，在今云南省境内，公元五○二年南齐灭亡後，这一建制未见延续，故可推断该写经上的这些捺印佛像应为南齐时期今云南地区所刻印，是由肖形印向版画过渡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把捺印版画的起始时间，由唐代提前到南齐，至少提早了一个多世纪。
　　梵文陀罗尼经咒
　　初唐(约公元七世纪)
　　纵二七厘米，横二六厘米
　　一九七四年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经咒纸质单页残片，拼摆後仍可见其大概。中心方形空白右上方墨书“吴德□福”，方形空白外，梵文经咒印文约十三行，呈方形连续围绕。经咒文外以三重双线，隔成两重方形环绕框边，其间均匀地点缀莲花、花雷、法器、手印、星座等版刻图案，最外缘为小串珠及绳纹环绕四周，根据同时出土的文物推断，应为初唐(约公元七世纪初叶)的印刷品。比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的《金刚经》早约二百年。比日本稻德天皇时(公元七七○年)印的陀罗尼经咒早百馀年。此南朝鲜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印本《无垢净大陀罗尼经》早约半个世纪。原件现藏西安陕西文物研究中心。
　　雕版梵文经咒版画
　　唐(公元六一八至九○七年)
　　宽二二·五，高二四·五厘米
　　纸本，雕版印，陕西长安出土，发表於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图册一五三页。经咒近方形，中间绘刻大随求菩萨，头戴宝冠，袒露右肩，颈饰缨络，身披条帛，结跏趺坐於莲台上，头光二环，身光三环，左手执莲花枝，右手斜伸抚摸一跪拜者的头顶。菩萨像外，环以梵文经咒，呈逆时针方向，直角转折环绕共十五NB15D。梵文外双线内四方环以金刚杵的变形图案。最外围上下左右各分割成七个近方形的空间，共二十四个方格，各绘莲胎上的宝器，光NB26C炽盛。四角方格内图案相同，皆作宝瓶形。上下左右的中间五格，法器各不相同，有轮、螺、伞、剑、钺、杵、珠等，形态各NB13A。梵文经咒中及外环下方有汉文“阿洛”四处，“阿洛”可能是施刻经咒的供养者的名字。
　　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盛唐(约公元九世纪)
　　纵三五厘米，横三五厘米
　　一九七五年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纸本单页，方形，四角残缺似为原来剪裁，盛一铜盒内，折叠处漫漶残损。中心长方形空间内，墨绘施彩菩萨抚慰作跪姿的女供养人图像。图像四周丝栏环绕，内连续刊印经咒文字十八行，经咒为汉文，自内向外呈四环方角形延伸。经咒首刊“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名，有的字NB340已漫漶不清。经文外缘双线栏外，四边印各式手印十二组。原件现藏西安陕西省文物研究中心。此图亦略早於唐咸通九年《金刚经》。“随求即得大自在“指无论何事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诸佛广大神通之力的帮助。“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神咒是陀罗尼的一种，有真言、密语的含义。
　　梵文陀罗尼经咒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後
　　纵三一厘米 横三四厘米
　　一九四四年四川省成都市望江楼唐墓出土，薄茧纸印本，纸薄而有NF54A力，表面光泽，出土时对角卷NF8CE，置於银镯曲管内，应为死者生前随身携带以求消灾祛病，得到天神庇护。印本中央双线界小方栏内，菩萨六臂，手各执法器，可辨识者有剑、戟、幢等。菩萨像栏外直角轮NF8BC绕刻梵文经咒十七周。经咒文以外，又刻环於四周的方框外栏，四边每边刻菩萨像五尊，由於四角重NF8B4共十六尊，像间，又间隔设以手印八种，金刚杵等法器供品八种。框外右侧刻“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史载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成都改称府，此经咒刊刻当在此年之後。原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梵文陀罗尼经咒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後
　　尺寸未详
　　二○○○年三月西安三桥镇出土。雕版印刷，印文清晰。原置於铜手镯管壁内，在臂以求得十方诸佛、菩萨护持，能成一切善事。版中心双线栏内刻六臂菩萨坐於莲座，手持剑、戟、幢等法器，像旁右侧墨书“比丘僧少贞”。像外围绕中心刻梵文经咒十八圈，可环绕连续读咏。外围双线方框内，四面共刻有坐於莲花上的菩萨十六尊，NB03C间以手印、法器等十六个图形。整个方框外，右侧刻有“成都府浣花溪报恩寺□□生敬造此印施”，左侧刻“辟□真言NC267句□驮曩……”。整体形式与成都望江楼所出经咒极相近似。题“成都府”，当如前，亦应为唐至德二年後所刻。原件现藏西安陕西省文物研究中心。曾发表於二○○一年六月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寻觅散落的瑰宝——陕西历史博物馆徵集文物精粹》第一三○页。
　　梵文陀罗尼经咒
　　晚唐(公元七五七至八六八)
　　尺寸未详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见任继愈主编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李际宁著《佛经版本》二二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二○○二年十二月版)。旧题唐代，大小不到一尺，纸质极薄。画面中心方栏内绘刻一金刚坐像，衣袂扬起，条帛在身後舞动，金刚坐姿半跏踏下，左脚着地，右腿横置，膝上衣缘有火NB26C状边饰。左手握剑，剑身位於左肩前，右手正在抚摸一供养人的头顶，以示对其保护和抚慰。供养者为一僧人，光头短NF8B1，斜披袈裟，跪坐，手臂自然下垂扶於膝上，态度虔诚。梵文经咒直角转折环绕於画面四周，下方存十三行，NB03C见有边栏，其馀三方残损不等。未见有汉文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