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义理与审美精神

般若义理与审美精神
　　般若佛学所建立的主客两忘的关系结构和物我俱一的认知模式，其内在义理与中国审美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使主体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确切地说，成为真正自由的心灵或精神，亦即成为宗炳在《明佛论》中所讲的“畅于己也无穷”的“精神我”（《弘明集》卷二）。我们知道，建安以来，追求主体自由是审美文化的一个主旋律。魏晋“自我超越”的时代主题，便反映了这一主旋律。讲究“统无御有”、“物物而无累于物”（王弼语）的玄学思潮，更是对主体自由的一种新的理论构想。它旨在塑造的是一种超越型的“人格我”。但如前所述，这个理论构想，这个“人格我”的塑造是以保留无和有、主与客的差别为前提的，因而其主体的自由也必然是有限的。般若佛学主客两忘、物我俱一的关系结构和认知模式，便消除了这种主体自由的有限性。在这里，“我”（主体）由于和“物”（客体）是浑然无别的，因而就不会存在“物物”，即以物为物、进而外求于物的过程。既然不会“物物”，自然也就谈不上有“累于物”。因为“我”（主体）只要“畅于己”就会至于“无穷”，只要充分地、尽情地发扬自己的内心或精神，就会进入一种无所囿限的自由境界。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内心或精神的无限自由，并不与“物”的世界相分离，因为“我”与“物”本来就是两忘如一的，所以作为自由心灵的“我”（或“精神我”），反而可以无限地感应于“物”，与“物”达到和谐之境。这即僧肇所说的“圣心虚微，妙绝常境，感无不应，会无不通”（《肇论·答刘遗民书》）；“俯仰顺化，应接无穷，无幽不察，而无照功”（《般若无知论》）。沈约说得更清楚：“推极神道，原本心灵。感之所召，跨无边而咫尺”（《佛记序》）；还说：“法身湛然，各有应感。感之所照，跨大千而咫尺”（《均圣论》，《艺文类聚》七十八）。心灵是万物之本体，所以外物不仅不会构成心灵的感性边界和限制，反而成为心灵所自由感召、纵意化应的诗意对象。从这个意义是说，般若佛学极大地开发了人的心灵，解放了人的精神，将玄学意义的人格本体论转换为一种精神（心灵）本体论话语体系，使主体从有限自由的“人格我”转换为无限自由的“精神我”，使主体自由在精神、心理层面上的实现成为可能。这反映在审美文化、艺术观念上，则意味着在魏晋“缘情”论崛兴的同时，一种偏于主观畅神的、自由写意的审美思潮也于晋宋之际开始生成。
　　另一方面，它也使客体成为真正自由的客体，成为自身具有无限意味的独立对象。就是说，尽管客体一方成为主体精神所自由应接纵意感召的对象，但它并没有丧失自身的独立实在性，恰恰相反，它也获得了真正独立自由的品格。这也就是僧肇所说的：“内有独鉴之明，外有万法之实”（《般若无知论》）。具体分析起来，由于主客两忘、物我俱一的关系结构和认知模式，客体对象在这里既不再是外在于主体（“我”）的一种纯粹的“物”，一种与“我”无关的纯感性个别的存在，也不再是主体的一种单纯的喻体和背景，一种只有依附于“我”（主体）才能获得意义的外部媒介，而是本身就灌注和显现着真如佛性的、具有内在无限意味的独立性对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这里不再是冷漠疏远的纯然外在物，而是似乎（“如”）通体融贯着、随处洋溢着无限生机和不尽意趣的“人化自然”，一种富有情趣和韵味的精神境界。正如黑格尔在谈到印度诗的泛神主义时所表述的：“只有把这无形体的太一转化为无穷尽的多种多样的世界现象，才产生泛神主义的表现方式”；这种泛神主义“既说明了神内在于一切事物，也说明了神超越于个别事物”（《美学》第二卷84页，8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这段话对于理解佛学话语中客体对象的特征也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在般若佛学的描述中，对象界以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态呈现出来，它非有非无，非真非假；它空灵冲淡，无迹可求；它“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它“如梦、如影、如镜中像”（鸠摩罗什《大品般若经》卷一），……这不正是唐宋以后审美文化所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审美意境吗？般若佛学所表述的这种客体对象精神化、情趣化、韵味化、意境化的特征，不正是山水美、自然美真正走向独立的思想背景和根源吗？
　　正因为客体对象在般若义理中的精神化、情趣化、韵味化、意境化，所以反映在主体对对象的体悟和把握上，也不再是讲究“物物”的、摹拟的、象形的、写实的，而是追求“超以象外”、畅神写意的，也就是僧肇所说的：“穷微言之美，极象外之致”（《涅槃无名论》），即在有限中体认无限，在感性中直窥理性，在物景中品味情趣，在形象中妙悟神意，实质上也就是在物态对象中把握超物态超对象的“人化”意味，在外在景象中感悟主体精神的无限蕴涵。后来司空图所谓“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等等，即与这种佛学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中国审美文化中一种非常独特的审美鉴赏态度和艺术解读方式。它的逐步发展和成熟正与东晋以后佛学的传入及其美学化过程深刻相关。
　　要之，般若佛学的内在义理确与中国审美文化精神息息相通，特别与自魏晋以来崛起的内在化、主观化、心意化审美文化趋势息息相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其实也可以这样说，正是般若佛学使这一审美文化趋势进一步走向明朗与成熟之途。我们且不说它对唐宋之际古典审美文化高峰的到来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即就东晋南朝说，它实际上已经逐步渗入和深刻影响到审美、艺术的各个领域，从而将这一阶段的审美文化推向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