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佛教：短暂的辉煌与深远的影响

晚明佛教：短暂的辉煌与深远的影响
　　戴继诚 赫丽莎
　　提 要： 晚明短短几十年中，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佛教诸派因势而起，掀起它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次辉煌。无论是寺院的兴复，还是义理的抉择，抑或居士佛教的普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而四大师的先后出现，更是将佛教复兴推向高潮。晚明佛教复兴虽历时短暂，但对后世佛教，尤其是近代佛教的兴起有深远影响。
　　戴继诚，哲学博士，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师；赫丽莎，供职于四川大学教务处。
　　主题词：晚明佛教 四大师 禅宗 净土宗 融合
　　晚明佛教复兴是中国古代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在经历了明中叶一度消寂之后，从隆万之际至朱明王朝的覆灭，佛教仿佛要对它在中国千年传承史作一匆忙回顾，无论是久已废弃寺院，如曹溪禅宗祖庭的兴复，还是教下义学，如天台与华严思想的抉择；无论是净土信仰与禅法修持的波澜壮阔，还是唯识学研究的高潮迭起，都表明晚明佛教已重新得势，再现复兴气象。
　　寺院重修与扩建是晚明佛教复兴的突出表现。万历年间，曾任顺天府宛平知县的沈榜在所著《宛署杂记》一书中，描绘当时京城佛道寺观的繁盛情景。据载，宛平县有佛道寺院211所，庵140座，宫6所，观21所，庙206所，堂13所，祠7所。
　　“宛平一县，版图仅五十里，而二氏之居，已五百七十余所。此五百七十余所之中，其徒凡几万千，……盖今天下二氏之居，莫盛于两都，莫极盛于北都；而·宛平西山，实尤其极盛者也。……予尝经行其居，见其旧有存者，其殿塔幢幡，率齐云落星，备极靡丽，如万寿寺佛像，一座千金；古林僧衲衣，千珠千佛，其他称是。”[1]无独有偶，晚明诗人谢肇淛《五杂组》中也对万历时期东南佛教兴盛景象有如下描绘：
　　“今日释教殆遍天下，琳宫梵宇，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2]
　　万历年间京城佛寺情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详细记载。据该书载，万历初年，神宗(万历)及其母慈圣皇太后大肆出内帑兴建承恩、慈寿、万寿、仁寿等寺，重修海会寺。沈德符称其时京师“塔庙之极盛，几同《洛阳伽蓝记》所载矣。予再游万寿时，正值寺衲为主人祝厘，其梵呗者几千人，声如海潮音。”[3]寺院兴修与扩展为僧众修行与法事活动提供了场所，而僧众数量的增加也促使寺院不断扩大规模。王元翰《凝翠集》有《书湛然僧卷》云： “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势使然耳。”[4]
　　南京寺院扩增情况亦复如是。葛寅亮《金陵梵刹志》是万历后期南京寺院兴废情况最详尽的登录。据载，万历后期，南京大、次大、中、小寺院约180所，另有“最小不入志者百余”，加上其它所建，晚明寺院数量近五百所。其实，新增寺院不仅在内地都市蔚然成风，在滇、黔等山区边地也不甘示弱，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对此有详细考察，不赘述。
　　晚明佛教复兴另一重要表现是教内外僧众再次掀起研究佛教经典的兴趣。亦如陈垣云：
　　明李心学盛而考证兴， 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慑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性并重，相反而实相成焉。……宫廷既有全藏之颁，林下复有方册之刻，赍经之使，不绝于途，名山之藏，灿然大备[5]。
　　“四大师”修持下手各异，侧重不同，但均认同佛教原典，主张以教印心，藉经传法，反对蹈空架虚，游谈无根；并率先垂范，撰述疏钞。云栖株宏(1535—1615)以净土为归，却勤著不辍。他曾说：“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也。是故学儒者，必以《六经》、 《四子》为权衡；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楷模。[6]他重订戒律，撰述疏钞，辟邪扶正，规范丛林，为晚明佛教健康发展付出巨大努力。
　　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546-1623)、蒲益智旭(1599—1655)等都持有与云栖相似看法，他们广罗湮没、难觅经论，刻印诠释，推介流通。智旭更是博极三教，遍注群经，历经二十余年，撰《阅臧知津》，浓缩藏经精华，以利后学。据统计，智旭一生著述达51种，228卷之多，堪称中国古代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
　　晚明高僧不仅诠释佛教经论，而且本着三教合一，儒释一家的精神，以佛教思想解读儒家经论。憨山著《大学直解》、《中庸直指》、《大学纲目决疑》、《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发题》、《庄子内篇注》等著述，多所创见，自圆其说。智旭著《四书蒲益解》，《周易禅解》，别具手眼，匠心独运。教内僧众这些以释解儒的著述，丰富了晚明儒、释、道思想研究，推动了三教思想的融合。
　　在教内义学方面，华严名僧雪浪洪恩(1548—1640)精练该博，见解超群，代表了晚明南方华严研究的最高成就。憨山云：
　　公(雪浪洪恩)尽得华严法界圆融无碍
　　之旨，游泳性海，时称“独步”。……一时
　　聪明特达之士，无不出其座下。始终说法几
　　三十年。每期众多万指，即闲游山水，杖锡
　　所至，随缘任意，水边树下，、称性挥麈。若
　　龙骧虎啸，风动云从， 自昔南北法席之盛，
　　未有若此[7]。
　　雪浪弟子辈“多分化四方，南北法席师匠，皆出公门。除耶溪三，明明宗已往，现前若巢松浸、一雨润，大唱于三吴；蕴璞愚，晚振于都下；若昧智，独揭于江西；心光敏，宣扬于淮北。海内凡称说法者，无不指归公门。[8]影响之大，空前绝后。巢松慧浸、一雨通润既是晚明弘扬华严的中坚力量，也是其时唯识学研究的重要代表。
　　北方华严研究的旗手是月川镇澄(1547一1617)，他“参穷性相宗旨，融贯《华严》，靡不该练”[9]， “说法三十余年，三演《华严》。虽登华座，万指围绕，意若无人。天厨日至，而粗粝自如。居尝专注理观，胁不至席，渊沉静默，老无惰容。受法弟子，以千百计，出其门者，率皆质朴无浮习，盖有以师表之。其于讲演，提纲挈要，时出新意，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辈，无有出其右者。”[10]。
　　在天台宗研究方面，无尽传灯(1554—1627)声名显赫，被认为是“中兴天台”的巨匠。传灯居天台幽溪高明寺，立天台祖庭，兼研习禅与净土，世称幽溪大师。他继承天台念佛法门，撰《净土生无生论》，融会天台三观之旨，阐扬净土之说，为时人所重。
　　传灯《净土生无生论》强调台宗性具善恶论与儒家性善、性恶论的不同。他认为，台宗言性，则善恶具；言修，而后善恶分。性先于善恶未显之时，所以不应以善恶论。传灯此时重唱性具善恶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凸显佛教性体论超善恶的一面，并有反驳东林党人将阳明良知等同佛教性体思想的意图。
　　鉴于狂禅猖狂无忌、盲修暗证的积弊，晚明教内外诸大师均重视唯识学研究，认为相宗缜密的修持方式是对治狂禅的有效途径。唯识宗在中国三传而亡，在疏、钞均散逸无闻情况下，晚明唯识研究面临诸多困难，但他们还是抱着虔诚心态，獭祭群书，披金沥沙，在浩如烟海的藏经疏论中剔疏整理，取得不俗成就。
　　晚明唯识学研究流派纷呈，统系各异[11]。由紫柏发起，中经王肯堂发扬光大的一支最为活跃。王肯堂博通教乘，尤善相宗，他不拘一家之言，归纳汇集。除完成《因明人正理论集解》、《成唯识论证义》等著述外，又十分重视唯识学研究的整合与协作，他联络各方精英，互通有无，有力推动晚明唯识学研究。
　　元末明初以来，律学传承湮灭无闻。晚明时期，鉴于戒台已废，戒律无闻状况，恢复戒律，弘传律法成为教内外共识。据圣严法师统计，明末清初撰述的律学著作比陈至明的一千多年还多，“根据《卍续藏经》所收中国人的戒律著作，律释类除外，从六朝陈慧思(515—577)开始到明末为止，约一千年间，一共是二十九种，四十八卷，二十一位作者。可是在明末清初的一百五十年之间，竟然有十三位作者留下了二十六种，四十四卷，并且从《新续高僧传四集》等所见，尚有二十一种未被收入《卍续藏经》。[12]律学兴复可见一斑。
　　晚明戒律弘扬以古心如馨(1541—1615)系最引入注目。如馨曾在马鞍山古林庵建弘律道场，历住灵谷、栖霞、甘露、灵隐、天宁等寺，开坛授戒三十余处，徒众近万人。弟子三昧寂光(1580—1645)专弘律法，临坛说戒百余处，修建佛寺数十所，其法系被称为“律宗千华派”，如馨有“中兴律祖”之称。寂光高足见月读体(1601一1679)，光大师门，一生开戒七十余期，门徒弟子万人，终使宝华山成为全国传戒中心。见月所著《传戒正范》，是后世僧团传戒最主要的仪轨。其弟子与再传弟子也都有戒律著述传世，圣严法师说：“事实上，到现在为止的中国佛教戒律的传承，多是从这个系统发展延伸出来。”[13]
　　晚明戒律弘扬的另一系统出自云栖株宏。云栖重在弘扬菩萨戒，通过撰述诠释性著述规范僧众举止，推进戒律改革与振兴。云栖撰《梵网菩萨戒疏发隐》、《具戒便蒙》等著述，并制订《云栖规约》，整肃僧众。智旭也撰有戒律著作四种六卷，戒律注释性著作八种二十三卷。当代比丘尼隆莲法师对智旭在律学上的成就评价甚高，她说：“在律学这方面，他(智旭)可以称为元照以后的惟一大家。[14]除上述诸大师外，紫柏真可、憨山德清、汉月法藏、永觉元贤等人都有相关著述，使晚明戒律学无论在实用性的诠释上，还是在律法传承上都令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
　　晚明居士佛学也有突出表现，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说：
　　“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
　　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其时京师
　　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郎目、憨山、
　　月川、雪浪、隐庵、清虚、愚庵诸公，宰官
　　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
　　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
　　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15]
　　居士与僧众打成一片，心学与佛学渗透互通，参禅论道，蔚然成风。
　　晚明四大师的相继出现把佛教复兴推向高潮，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基本活动在万历朝，而蒲益智旭弘法于天启、崇祯年间。四大师中，紫柏与憨山相濡以沫，肝胆相照，对晚明禅宗再振起到中流砥柱作用。
　　临济宗中，由明中叶笑岩德宝(1512—1581)传承下来的天童系势力最强，德宝弟子幻有正传门下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等高足，各据一方，享誉丛林。圆悟注重发展宗派势力，门徒枝叶繁茂，云集影从，汉月法藏、费隐通容、破山海明、木陈道态为其中佼佼者，此为天童系。但法藏后著《五宗原》，师徒交恶，祸起萧墙，势头稍减，影响反弱于天隐圆修开创的盘山系。
　　曹洞宗中，无明慧经(1548—1618)创立寿昌派系，慧经门下以无异元来、永觉元贤、晦台元镜、见如元谧影响最大。元来后开山信州博山能仁寺，三十年间，六坐道场，宗风擅天下，开曹洞宗博山禅一支。元贤少习儒业，博通经史。先后主持福州鼓山涌泉，泉州开元寺等寺，四坐道场，大作佛事，言满天下，道被域中。元贤及其后辈开曹洞宗寿昌系鼓山派一支。晚明曹洞宗另一支湛然圆澄主要活动在江浙地区，讲习经论二十余年，法席大振，如水赴壑，创曹洞宗云门系。
　　晚明四大师与禅宗诸大德是晚明佛教复兴的核心与纽带，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他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恢宏豁达的魄力，从不同角度、层面拓展佛教发展空间，使佛教由明中叶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为波涛汹涌的浩瀚海洋。
　　四大师中，紫柏独立特行，性情刚烈，以振兴佛法为己任，赢得诸多宰官居士的敬重与拥戴。他“秉金刚心，独以荷负大法为怀，每见古刹荒废，必志恢复。始从楞严，终至归宗、云居等，重兴梵刹一十五所。”[16]广交善缘，席不暇暖，一生兴修寺院不辍。紫柏又是《嘉兴藏》刻印的发起者与协调人。憨山云：
　　师见象季法道陵迟，惟以弘法利生为家务，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终不闻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为流通，普使见闻，作金刚种子。即有谤者，罪当自代，遂倡缘。时与太宰光祖陆公，司成梦祯冯公、廷尉同亨曾公、同卿汝稷瞿公等定议，各欢然，愿赞佐。命弟子密藏开公董其事，以万历己丑，创刻于五台，属弟子如奇纲维之[17]。《嘉兴藏》发愿于万历十年，创刻于万历十七年，至清康熙十六年(1677)正藏始刻印完毕，前后历时近一个世纪之久，其间的困难与曲折是不言而喻的，在明清之际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嘉兴藏》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实在是惠益丛林与中国思想的伟大壮举。
　　紫柏出世不忘救世，关心民间疾苦，立志废除神宗的矿税政策，有“平生三大负”之说：“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叩表达了强烈的救世与救法志愿。紫柏救世举动与救法活动触及专制者的既得利益，为朝中守旧官僚所嫉恨。在万历三十一年“妖书事件”中，被抓入狱，并于同年十二月坐化狱中。
　　憨山学识渊博，会通三教，既是一位义僧，也是一位务实精严的践行者。与紫柏一样，他也抱有救世、救法情怀，他曾说： “丈夫处世，既不能振纲常，尽人伦……即当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19]憨山因弘法获罪，遭遣岭南。但他“居粤五年，乃克住锡曹溪。归侵田，斥僦舍，屠门酒肆，蔚为宝房，缁白坌集，摄折互用。大鉴之道，勃焉中兴。[20]以刚强的意志与不懈的努力，终使久已毁弃的曹溪祖庭得以中兴。
　　四大师中，云栖“天性朴实，简淡无缘饰[21]，一生鼓唱念佛法门，坐道场四十余年，“及门、授戒、得度者，不下数千计，在家无与焉。缙绅士君子及门者，亦以千计，私淑者无与焉。[22]影响甚众，推进了晚明西方净土信仰的普及。圆寂后，被定为莲宗八祖。
　　明清之际，在儒家阵营，王夫之(1619—1692)对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批判，成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其同时的智旭实际上也肩负着对中国佛教千年思想史总结的重任。他广注经论，三阅大藏，教演天台，归趣净土。人灭后，被奉为净土九祖。吕澂先生说：“智旭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近代佛学思想未曾变化之前，大抵都是依照他来讲的。[23]在中国历史上，净土宗从东晋慧远到近代印光共立十三祖，明末清初就有两位大师荣膺其中，仅此即可见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四
　　晚明佛教复兴中，除幽溪传灯弘扬天台教理外，蒲益智旭也是一位天台大家，他虽对其时台宗内执持门庭之风深为不满，不愿“为台家子孙”，但他实受益天台良多。’圣严法师说：“智旭的思想，虽然并不是以天台宗为中心，也不是天台教学的传承者，但他之从学于天台教学，却不在少数。……而他的手与足，则是天台教学所赐与。可以说，没有天台教学，则智旭的思想发展，就无法开启。”[24]智旭天台宗研究走上了一条杂糅诸家、归极净土之路，这也是近代台宗发展趋势。
　　智旭以天台教观为基础，据天台“四教”之论判净土法门为最极圆顿之法，晚年又集天台、参禅、念佛诸法门于一身，鼓吹净土信仰之殊胜。清代以后，受智旭思想影响，合教、观、律归人净土的“灵峰派”形成，有“近代台宗复兴之祖”的谛贤法师更是一生“行归净土，教演天台”，于教、禅、净融会贯通，在当时被认为是“蒲益复生”[25]。据考证，“(谛贤)一生撰写经论注疏10余种，其中台宗典籍与其他经论的比例约为一比十，净土经论则占总数的1／3，最常讲的经是《楞严经》，典型体现台宗灵峰一脉的特色。”[26]
　　此外，由智旭首倡的信愿为先、执持名号的念佛论，至今仍是净土修行的最主要法门。
　　近代律宗中兴，弘一法师(1880—1942)功不可没。而智旭与见月对弘一投身戒律弘扬有直接影响。弘一曾说：“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27]正是在精读二书基础上，他才认识到学律的重要，并以智旭“律净兼弘”原则，专弘戒学，归宗净土。弘一故友范古农云： “一师出家，即依蒲益大师，礼地藏，诵普贤，归心净土逮捕、后弘律，为末世僧纲，亦犹大师志也。大师决定生西，讵一师不随学乎?”[28]
　　弘一志在弘律，对见月律学之书更是顶礼膜拜，赞颂不已。他效法见月，兴灭继绝，严守戒律，芒鞋斗笠，四海为家。对智旭与见月在弘传律宗上的贡献，弘一盛赞云：
　　明末清初，有藕益、见月诸大师等欲重兴律宗，……见月律师弘律颇有成绩，撰述甚多，有解《随机羯磨》者，毗尼作持，与南山颇有不同——因不得见南山著作故。此外尚有最负盛名的《传戒正范》一部。从明至今，传戒之书，狡此一部。传戒尚存一线曙光惟赖此书。虽与南山之作未能尽合，然其功甚大，不可忽视[29]!就禅宗而言，近代著名禅寺如江苏金山寺、高忞寺、天宁寺，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天童山弘法禅寺等，均承继晚明盘山宗风。而福州鼓山寺、汉阳归元寺、焦山定慧寺等则承袭晚明曹洞宗寿昌慧经法脉，其它禅宗寺院，基本上都由这两大禅宗重镇传承而来。
　　虚云(1840—1959)与来果(1881—1953)是近代禅宗的两大龙象。虚云十九岁潜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接续鼓山妙莲法脉，续绝起衰，祧继五宗。他先后兴复丛林寺院十余处，每兴复一处，即托付他人，自己移足别处，显有紫柏风范。虚云历经坎坷，重兴曹溪祖庭，鼓唱憨山禅法，戒行精严，定功卓绝，被时人认为是憨山转世。在一首诗文中，虚云自陈云： “曹溪重见放光明，今古艰难两德清，施设门庭略不异，始知乘愿再来生。”[30]应该说，虚云不仅承继晚明鼓山法脉，而且自觉弘扬紫柏、憨山舍身护法的精神，对近代禅宗振兴贡献巨大。
　　来果1905年剃度于江苏宝华山，后于金山禅寺参禅。1928年，继任扬州高曼寺方丈。与禅净合一大趋势迥异，来果重弘扬祖师禅法，在高曼寺，除参禅之外的一切法事活动，如经忏焰口、念佛、学密宗等，一律禁止。来果此番作略，正是保持晚明临济宗旨，尤其是密云圆悟与天隐圆修严分禅净的一贯风范。
　　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中，以紫柏与憨山为代表带有左翼色彩的派系，大力倡导救世与救法的融通与共存，积极介入救世运动。紫柏奔走呼号，营救正直官吏。憨山也以拯济苍生为本愿，所到之处，兴利除弊，为民众谋福祉。但紫柏与憨山的救法救世精神因二人受迫害而功亏一篑，晚清以来，佛教积弊难返，自甘堕落。太虚大师鼓唱“人间佛教”，正是鉴于其时佛教僧众或弃隐山林，自命清高，于事无补；或以佛事经忏为务，丧失出家本怀而提出的治本之策。太虚济世理念与紫柏、憨山救世情怀如出一辙。因缘不济，国运难返，紫柏、憨山救世举动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只是到了近代，因太虚、印顺、赵朴初等大德的不懈努力，“人间佛教”之花终于历尽沧桑，结出丰硕之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紫柏与憨山已开启近代“人间佛教”的先河。
　　晚明佛教复兴旋起旋灭，但在诸多领域所创甚丰。它是乍现于夜幕中的一颗流星，是无垠沙海中的一曲驼铃，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座桥梁。它给中国千年佛教史画上了一个并非完美、却令人深思的句号，它终结了过多纷扰于中国佛教的歧见，百川归流，高山仰止；也引发了某些本不该产生的纷争，泥沙俱下，良莠交织。
　　晚明佛教是高耸于中国佛教史上一面不可逾越的丰碑，其背面承载着佛教中国化的精髓与期盼，正面既昭示着佛教在新时代将要面临的风风雨雨，也展示着佛教解决这些困惑的勇气与决心。它扬弃了过去，检验了解决困扰佛教发展的一些有益尝试；它启示了未来，给后世佛教振兴提供诸多参考资源。晚明佛教担任了继往开来的角色，它的一系列思想建树已融入近代佛教振兴的大潮之中，推波助澜，腾挪跌宕。近代佛教的发轫者杨文会总结自己为学经历时坦言：“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31]沿流溯源，晚明佛教正当其冲。
　　(责任编辑：无 邑)
　　①沈榜《宛署杂记》卷19，第237页，北京古籍出
　　版社，1982年。
　　②谢肇潮《五杂组》卷8，第227页，中华书局，
　　1959年。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第68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④王元翰《凝翠集·书湛然僧卷》，引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上)第33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⑤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上)，第303页。
　　⑥云栖株宏《经教》，《竹窗随笔》，第32页，曹越主编《明清四大高僧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⑦⑧憨山德清《雪浪法师恩公中兴法道传》，《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30，《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32套第4册，第32l页。 (以下简称《梦游集》，所引为同一版本，第32套，不详注)
　　⑨⑩《敕赐清凉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师塔铭》，《梦游集》卷27，第3册，第301页。
　　[11]参见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第191—206页，台北，东初出版社，1987年。
　　[12][13]⑩释圣严《明末中国的戒律学复兴》，傅伟勋主编《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第146页、第152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
　　[14]引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2辑， 第30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
　　[15]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上)，第335页。
　　[16][17][18]憨山德清《达观大师塔铭》， 《紫柏尊者全集》卷首， 《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3l套，第4册，第316页、第314页、第316页，(以下简称《全集》，所引为同一版本，不详注)
　　[19]憨山德清《与管东溟佥宪》，《梦游集》卷15，第3册，第208页。
　　[20]钱谦益《大明海印憨山大师庐山五乳峰塔铭》，《梦游集》卷55，第5册，第494页。
　　[21][22]憨山德清《云栖莲池宏大师塔铭》， 《梦游集》卷27，第3册，第300页、第301页。
　　[23]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73页， 中华书局，2002年。
　　[24]释圣严《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第464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
　　[25]释宝静《谛公老法师别传》，《谛贤大师语录》第3页，上海佛学书局，1995年。
　　[26]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387页，民族出版社，2001年。
　　[27]蔡念生汇辑《弘一大师法集》，第1册，第365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弘一又云：“初出家时，即读《梵网经合注》 (7卷，智旭注)，续读《灵峰宗论》，乃发起学律之愿。” (同上，第3册，第1115页)
　　[28]范古农《香光庄严》，中国佛教协会编《弘一法师》，第29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9]弘一《律学要略》，引见李刚主编《佛教大德谈佛法》， 第94—95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30]虚云《虚云老和尚法汇·诗歌》，引见岑学吕编辑： 《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378页。台北大乘经舍，1982。虚云亦曾在曹溪憨山座前拈香云： “今德清，古德清，今古相逢换了形，法运兴衰听时节……”，同上，第87页。案：虚云俗姓萧，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
　　[31]杨文会《与某君书》，周继旨点校《杨仁山全集》，第468页，黄山书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