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故居《西塔寺源流》考

陆羽故居《西塔寺源流》考
　　《西塔寺源流》见于桑苎庐藏版癸酉重刊本《陆子茶经》。而桑苎庐藏本系据明嘉靖时西塔寺真清禅师之手抄本刊印。全文曰：“东汉—茅庵，青云寺名传，历年二百载，始由支公还。盛明开霁色，大启宫殿三，塔因此时著，邹野记一番。五废五兴旺，晋唐势全完，陆子始于此，野老话相关。而今三千载，废坠了不堪，追念始末事，走马日复酸。诚是有心者，元明清实难。俺含话大略，以后不必谈。
　　西塔寺，西晋时所谓龙盖寺。由茅庵肇起，历数传至武帝，而佛道大兴。此寺因改额名西塔寺，迨至晋，支公主持而基业渐广，乃陆鸿渐应运而出，此寺更称奇焉。其所由来，实始于晋，至今而名犹存。”
　　西塔寺之沿革，为历来陆学研究者所注目。凡及西塔寺之文章，多引《源流》说。然考此文似存疏误之处。故笔者据有关文献记载，在详实史料的同时谈几点个人认识。
　　1青云寺与支公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史见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西域大月氏国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受浮屠经(今译佛佗经)。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西域学者安士高、支娄迦谶等人始至东都洛阳，译出多种佛教经卷。但因与儒、道纷争，作为宗教并没有被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所接受。缘此，当时的寺院极为简陋，“东汉—茅庵，青云寺名传”正是这一时期寺院的真实写照。
　　“历年二百载，始由支公还”，若以东汉初(公元25年)始，“历年二百载”正是汉末三国初，其时谓“支公”者名支谦是也。汉献帝末年(公元200年)，佛学家师支娄迦谶的孙子，著名佛经翻译家支谦避乱离洛，从襄阳顺沔水南下至竟陵，历江夏，有其于吴·皇武三年(公元224年)在江夏郡译经弘法的记载。东汉时，竟陵属江夏郡辖。通沔连汊，交通便利，是京洛联通南方之要道。但支谦曾居江夏何处未见详载。
　　《源流》又说：“其所由来，实始于晋”，“迨至晋，支公主持，而基业渐广。”晋时称支公者乃支道林。刊本录县志考：“支遁，字道林，……驻锡西塔寺，今邑西有支公台。明时浚城北官池得石柱镌‘支公’字，今东西走马岭犹存，又东北六十里地名养马嘴，相传俱云遗址。”另据乾隆《天门县志·卷之一地理考》载：“文学泉，县北门外西北隅官池内，口径七尺，深近百尺，中有断碑废柱字刻‘支公’。”
　　支道林(公元314～366年)，东晋佛教学者，年二十五岁出家，与当朝士族名流谢安、王羲之、郗超、王洽等人交情深厚。他创造性地运用玄理释注佛经般若，为佛教般若学六大家之一。其在东晋上流社会的出色活动，对中国文化思潮由玄学向佛学的转变，使释理佛经与儒学道论相溶合，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佛教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支道林是否驻锡竟陵佛寺，查阅有关支氏文献，如《高僧传·支道林传》、《世说新语》等，并考辨与支有关人物传记，知支氏的弘法活动随着土族名流的聚教而迁涉；咸康至永和中(约公元339—352年)，沿建康、京口、吴县、会稽一线，游旋于司马昱、殷浩、保充、王蒙、谢安、许询、王羲之、孙绰等士族名流间。然据《嘉泰会稽志·卷九》引《天章寺碑》，记载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兰亭聚会的王羲之、谢安、孙绰等42人名单，却无支道林。可见当时支出游不在会稽近左，否则定会参加这一盛会。永和后朝，以桓温为首的方镇势力大增。在理音，不论士族大家，或是寒门秀士均群集荆楚。(桓温曾居竟陵，其旧居即后人历修祭祀为祠的桓侯宫)郗超、王 、谢安等亦先后聚为桓温幕僚。支道林亦在永和至升平初(约353—357年间)出游荆楚，于黄梅移土植梅(今黄梅县东山五祖寺之晋梅，为中国五大古梅之一，传为支道林手植)，还可能于竟陵掘泉 井(今湖北天门市竟陵文学泉)。
　　据《高僧传·支道林传》载：支后来“毕命林译……郗超为之序传。”就是这位郗超(336—377年)，十五岁时就入幕征西大将军桓温处。《高僧传·支道林传》和《高僧传·于道邃传》、《晋书·郗超传》等多有支与超交游的记载，如：“郗超图写其形(画道邃和尚像)，支遁为着铭赞”；得支氏的帮助。郗超撰《奉法要》；支氏《与郗嘉宾书》和超谈经论佛。这说明支道林旅居竟陵时二人时续与聚，互为知赏。郗超在支氏逝世后为之序传中对其于佛教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数百年来，诏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对支道林的认知并与之厚交者众多；但知而相敬，互为学之师，当郗超为最。
　　五代时，后梁司空裴迪在其咏竟陵西塔寺的诗句中说：“不独支公住，曾经陆羽居”，说明当时在西塔寺还有支道林的遗迹。支道林驻锡该寺弘扬佛法使青云寺日渐兴盛，但这并不是“西晋时所谓龙盖寺”。
　　2南齐兴佛与方乐寺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教宗各学派解释修注，并与华夏文明相溶合，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佛教空前盛行。据《续高僧传·卷二》载：“复州方乐寺，今名龙盖寺，南齐初立，周废颓灭。”《源流》遗漏了这一史实。
　　《源流》只说：“历数传至武帝，而佛道大兴。”考南北朝称武帝者共五人。
　　第一人是南朝宋武帝，公元420年废晋安帝改国号宋，在位仅二年就死了。
　　第二位是南齐武帝箫赜，其父萧道成在受禅即位初迁郡治至竟陵，封萧赜为竟陵世子，赜后又以皇太子即帝位。武帝次子萧子良受爵领封也在竟陵，为竟陵王；文结竟陵八友，名冠天下。《资治通鉴卷136》载：“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父子崇佛，封地竟陵当为佛兴之地，于是茅庵残破的青云寺，兰若重建，大起寺殿，依释论教化之意冠名“方乐寺”，当在情理之中。
　　何以为“方乐”，《维摩诘经·法供养品》说：“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即弘扬佛法要因信众的理解和所求不同善于应机化导。《杂宝藏经·乌枭报怨缘》解释说：“宜作方便，殄灭诸枭(除去不善)，然后我等可得欢乐。”维摩诘是西域大乘佛教著名学者。所撰《维摩诘经》讲，解脱境界之超出思议，以默然表示对这一道理的体会，是般若性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方乐寺是般若宗寺院，与支公曾驻锡该寺可互为印证。
　　武帝之第三位是南梁萧衍。他不仅在各地广修佛寺，还设坛自讲佛经。在位近五十年，使佛教进入全盛。
　　第四位是南陈武帝陈霸先，逼宫受禅称帝才二年就死了。当时竟陵不在陈治内，为北周辖地。
　　第五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宇文氏乃鲜卑后裔，依靠陇西汉族士大夫立国，为固政权，崇儒轻佛。其原由就是华夷之辨：儒为华之本，佛为夷之道。宗教争名事关国政，其表现就是尊兴抑毁。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北周武帝颁诏禁佛：“周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非祀典载者尽除之”，史称北周灭佛。可见，方乐寺兴于“武帝”亦毁于“武帝”。
　　方乐寺自南齐初立至北周颓废，历时近百年。在《源流》中未见只字提及。究其原因，由口述者所知有限所致。
　　3舍利塔与龙盖寺
　　《源流》云：“盛名开霁色，大启宫殿三，塔因此时著，邹野记一番。”“此时”为何时?《源流》文没有注明。类书史传中有一则置塔记载：隋文帝杨坚早年曾在西域来华一高僧手上受佛陀舍利一函。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元月，文帝六十寿辰之日颁诏：“宜请沙门三十，分道送舍利往诸州起塔……。”次年(公元602年)正月二十三日再下诏书，继选五十三州再立灵塔。当时之复州方乐寺与并州开义寺、随州智门寺、襄州大兴国寺、定州恒丘寺等名刹一同入选皇诏钦定置塔。《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载：“隋文帝仁寿次年，又敕送舍利于复州方乐寺，今名龙盖寺也。本基充毁……才有余址，而处所显敞堪置灵塔。”
　　舍利由当时掌管东都大兴寺翻经馆并于仁寿元年督建并州(今山西太原)无量寺塔的彦琮送至方乐寺旧址再造灵塔。至复州，于竟陵觅得一石，经雕磨成函竟为五色光润之玉并隐现佛像。舍利人函置入塔基时，灵瑞盈现：天有五色祥云与日轮辉映，天鹅绕塔鸣翔。这就是西湖覆釜洲上佛塔的由来。《法苑珠林》亦有同类记述。
　　敕建舍利灵塔，故寺重造。“及用库物”，因至皇诏。皇帝乃天之子是谓“龙”，古人称编茅覆屋为之“盖”，建筑房屋谓盖屋。皇诏钦命置塔兴殿谓之“龙盖”，此乃龙盖寺名之由来。
　　《刊本》录《县志考》：“覆釜洲在西湖中以形名，陆子故居也。”又“西塔寺在城西二里覆釜洲，原名龙盖。”这里的“原名龙盖”实指西塔寺原名龙盖寺，并非覆釜洲原名龙盖山。覆釜洲以形名，若原名“龙盖”，就应写作“笼盖”而不是“龙盖”。在唐代人记述中谓寺日龙盖，谓州日覆釜。从没见过有所谓覆釜洲上有龙盖山一类的记载。故龙盖寺之名当始于隋文帝仁寿二年以后，并非“西晋时所谓龙盖寺”。寺中之塔并非积公化 塔，当为隋文帝诏建的佛陀舍利灵塔；也非僧人涅 尸塔，即便高僧尸塔也不能在寺院中间 立。“塔因此时著，邹野记一番”，很可能在唐时由邹夫子为此作过寺塔记。
　　复州剌史周愿有一篇《三感说》，对龙盖寺之舆地风貌及寺塔有一段记述：“我州之左，有覆釜之地，圆似顶状，中立塔庙。篁大如臂，碧笼遗形，盖鸿渐之本师像也。悲欤。似顶之地，楚篁绕塔。塔中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种之竹。视夫僧影泥破，竹枝筠老而羽亦终。”周愿是陆羽在岭南李复幕府时的友人，后就任复州刺史，写《三感说》时距陆羽逝世不会太久(约公元810年)。他所见到的是：在城西有一圆似顶状之地，塔庙中立，陆羽少年时在塔前种下的竹子粗如臂膀。陆羽之师像仅是供奉在塔中底层的一尊泥塑，巨竹枝荫笼罩，而泥塑放在阴潮的地方，“视夫僧影泥破”，已开始蚀坏了。
　　4西塔寺与陆公祠
　　《源流》云：“乃陆鸿渐应运而出，此寺更称奇焉”，是指陆羽遗于雁巢而育乎积公禅院，稍长，随积公事茶，后著成《茶经》传世，被尊为茶圣。
　　《源流》说：“传至武帝，而佛道大兴，此寺因改名西塔寺。”大兴佛道之武帝在前面已经交待过了。从隋仁寿二年至唐末，唐代笔记及各文献中所记述的只有龙盖寺名，不见西塔寺之称谓名传。但使龙盖寺改名西塔寺的不是武帝而是武宗，更名缘由不是佛教兴旺而是佛教禁毁。盛唐以来至代宗朝，崇佛盛兴峰极以至愚昧。据《资治通鉴·卷224》载：唐代宗时，“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外敌来侵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笙曳僧尼。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至武宗时，佛产已占天下三成，僧尼众而兵农寡，国力不支。唐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公元844年)秋下诏废佛：“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敕上都、东都西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余僧尼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当时竟陵属山南东道节度使辖下之复州治所，除节度使治所留一寺三十僧，龙盖寺在非应留之列。在御史督令下，寺院被毁，钟磬破熔，财产充官，僧众归俗，龙盖寺不复存名矣。覆釜洲上空耸孤塔，“楚篁绕塔，遐叹零落。”
　　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新即位的唐宣宗为了缓和矛盾，敕命“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官茸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僧尼得返寺门，重新立寺造像。寺可再立，何乎寺名?龙盖以兴，龙废以毁，塔之耸而寺乃陋。塔奉佛陀自西域，寺处州左位城西，释理俗谓同一名称西塔寺。
　　自《茶经》传世，事茶日盛。来西塔寺寻访、凭吊陆子的文士茶客往游不绝。唐咸通末年镌《陆文学自传》、《煎茶记》于碑石。后唐诗僧齐已从江陵来游竟陵，赋《过陆鸿渐旧居》诗，读碑寻传，感溉不已。晚唐五代裴迪路经竟陵，竭西塔凭吊陆羽，触情怀古：“竟陵西塔寺，曾经陆羽居，一波清冷水，高风味有余。”西塔寺之名首见于斯。
　　由宋至清、屡屡修缮西塔寺，囿于对陆羽的纪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明代主持僧真清始，西塔寺先后四次刊刻《陆子茶经》，充分体现了西塔寺在《茶经》流传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西塔寺，并礼佛尊陆于一隅，自晚唐以来就是这样。陆羽谓之圣，因事茶而尊。陆学兴则香火盛，西塔寺是佛之殿亦茶之殿，茶因陆羽始为世著实乃源出西塔寺，西塔寺堪与茶圣陆羽同享千古之尊。
　　综上所述，西塔寺名沿革可断代如次：汉末两晋(公元480年以前)谓“青云寺”；南北朝(公元480—574年)谓“方乐寺”；隋唐(公元602—844年)，谓“龙盖寺”；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后名“西塔寺”。以上考证以及笔者对龙盖寺释义提出之新解与对西塔寺具有佛寺和祠堂双重性质的认识，一并就教于佛学及陆学专家。
　　西塔寺沿革表
　　汉末两晋)公元480年)以前 青云寺
　　南北朝(公元480—574年) 方乐寺
　　隋唐(公元602—844年) 龙盖寺
　　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以后 西塔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