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和文人画

禅宗和文人画
　　孙照金
　　自中唐开始，禅宗作为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高级宗教逐渐渗入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知识阶层的精神支柱。禅宗的士大夫化是它由宗教走向审美的中介。禅宗的一些教义，特别是它的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倾向。禅宗的“自性论”，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作用，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画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它的‘；顿悟说”，主张直觉式顿悟思维方式，沟通了中国古代艺术家整体性思维模式，它的“物我同化”说，触及到了创作灵感问题。总之，禅宗促进了中国文人画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发了文人画艺术家的个性天地，使他们摆脱了承命之作的羁绊，达到追求精神与创作自由。
　　佛教未至前，国人的绘事上的成就，本已相当卓越，充分显示出我民族优异的资质，但究未完全脱尽原始的简拙气象。迄至西汉末叶，佛教的理论及其艺术，传到禹甸，国人始见到一种崭新的绘画风格，立刻生起一种惊异的爱好。初时欣赏其作品，继而模拟其格调，终至创出一种超迈东西的新画法，在我国绘画史中开拓出一段辉煌的大时代。从东汉至六朝这五百年间，是刘虬、生公、傅翕、智者诸师以其超绝的智慧与德行，阐发大乘奥义的时期，也正是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宗少文等人在画坛上擅扬的时期。这里有一点，不得不特为提出，即他们四人，都对佛法有相当虔诚的信仰与了解，他们皆喜与高僧交往，并经常为佛寺绘画以作功德，由此不难想象佛法对其思想影响的程度与性质，只不过未足与后世画家比拟，称之为“墨戏”、“画禅”之先河，当无不可。
　　禅学洪流，冲击到画坛，产生了一位划时代的名家，即首创泼墨山水的王维摩诘。摩诘，家世信佛，入宦后，公余辄至僧舍论道，曾历干秀、寂、福、会诸师法席，听取心要，如法修持，后预知时至，安坐而终。故其诗章，淡远空灵，禅机悟境，每流露于字里行间，享有“诗佛”的美誉。王维不仅引禅入诗，而且引禅入画，是南宋文人画的先驱。他善绘山水，变钩研之法，始用渲淡，著《山水诀》一篇，以明画理，其警句有“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之语。一个“悟”字，把艺术与禅联系在一起了。曾作《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与常见景物不同。又作花卉，不问四时，以桃杏芙蓉莲花，同人一幅。论者谓之“意在尘外，怪生笔端”。“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机，此难与俗人论也o”苏东坡也谓“细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细观其画，画中有诗”。摩诘即秉此得之于禅宗的影响，为画家开一新境界，后世因而尊之为南宗始祖，文人画的开创者。笃信佛学禅理的王维首创了中国山水画中优美独特的“禅境”表现，在山水画、山水诗中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王摩诘以其心法传之于张璨、王墨。璨，吴人，有盛名于时。或问所受，答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者谓其画：“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这便是禅家工夫。王墨，不知何许人，或云名洽，以善泼墨山水，时人故称之为王墨。作画每在醺酣之后，即以泼墨，脚蹙手抹，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应手随意，倏若造化，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尤其是他在作画时，或笑或吟，状类疯癫，完全是一派禅僧气象，其内在的精神活动可想而知。
　　这一画派，有如禅宗一般，在宋元时期，更加兴盛。这时的画坛，在禅风法雨拂嘘灌溉之下，南宗随得进入昌大阶段。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号称钜子，皆是参摩诘笔法有所得者。另有范宽、江参、郭忠恕等，均为南宋健将，堪作百世师。至于米芾父子，更为特出，也更显露出他们对禅法参悟的深刻。米芾尝谓：“山水古今相师，以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以便己。”这简直是超佛越祖的作风。其子友仁更云：“王摩诘古今独步，仆旧秘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处，观其笔意，但付一笑耳o”又云：“王维画见之最多，皆如刻画，不足学也。惟以云山为墨戏。”这简直是呵佛骂祖。他又有诗云：“解作无根树，能描蒙鸿云。如今供御也，不肯予闲人。”这不是一首悟道偈吗?其所谓无根树、蒙鸿云是米家画法独创的特技，论者初谓其善绘雨景，能写江南山水之妙处，直不知乃写其胸中之禅境耳。
　　又，史谓关仝善用疏简之笔。《宣和画谱》云：“仝之所画，其脱落豪楮，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也。”他这种简放的画风，到了李成手里，更变为“气象萧疏，烟林平远”。入元之后，竟成一代时尚，后世以为这是元画的独特处。就另一方面看，此萧疏简淡的画法，正是流露禅心的智慧方式，一帧简淡的小景，何异于一首自况的短偈。因而遂有称画为无声诗者，有教人看笔外之意者。于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画家心灵上的修养，已达到高超的境界，故而，画的技术充实了，尤其是画的理论，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了。无疑的这是禅宗昌盛的直接后果。宋人标出“墨戏”，明人始昌“画禅”。画与禅确乎不可分割，故禅宗兴，绘画昌，禅宗萎缩而画坛冷落。中国画名家无不具禅家精神，他们的作品，无不是禅境的示现。
　　禅宗对中国绘画艺术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是造就了能体现禅宗精神的画派。文人画的审美创作，其实质是艺术家心灵自由的创造活动。康德认为，美的本源出自于人的理性能力与知性能力之间的审美判断力。禅宗的美学精神是非理性中有理性。这种理性是以不确定模糊形态悄然参与其中。即所谓建立在“思量”与“不思量”之间。这里的“思量”是指逻辑推理和理性判断；“不思量”即反对理性的非逻辑认识。这种“理外之理”的现象，在审美创作与艺术思维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禅宗强调应当突破字面意思的思维樊篱，在自由驰聘中领悟其中的奥秘。艺术创作的美学原则强调也是“无理而妙”、“意在言外”、“瞬间顿悟”。禅宗主张自悟，对禅理要有自己的理解。对于悟性高的学人，禅师一般用隐语点拨，在方法上注重创造性。别人悟通的禅理，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认识，或者说，禅宗的独特性，具备了艺术独创性的品质。
　　再则禅宗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深层的、心理的。文人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佛、道思想融而合一的禅宗兴盛。文人画就其发展过程与禅宗的兴盛衰弱同步，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因此有“禅学昌明，山水方滋”之说。禅的觉悟，并非从人间撤退，它应是参与但永远不鼓励在各种紧张的自我心情中的纠缠，这恰与中国文人精神实质相符。在文人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禅的因素：简单、微妙、含蓄、宁静、不均衡、空的性质，以一当十，以少胜多，以小见大，以拙代巧，以简代繁，以空代实，以淡代浓，以生代熟，以不似代似，以刹那代永恒。
　　禅的心物合一的境界与禅的空灵境界，使画家不仅知写实，传神，而知妙悟，即所谓“超以象外”。宋以降文人画大胆运用空白，使画面空灵而清净，与禅宗的明心见性，摆脱形迹的思想有高度契合，文人画中表现出来的清高气息，正是禅“高峰体验”的表现，其中如“减笔法”，“泼墨法”“一角半边画法”也是受到弹的影响和启示。
　　文人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坛的正宗画派，不能不说与禅有关。在日本、在海外把这类作品称为“禅画”是不无道理的。而禅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正如口·粤班恩所讲：“东方已经告诉西方，一旦放弃了唯物主义观察生活的自我中心态度，对艺术家会产生什么结果，而当艺术家摆脱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态度，我行我素，又能体会到怎样的新鲜感觉。”
　　如果说禅是表达个人对宇宙的感情意味，那么艺术本质上也是这种同一感受的表达。诚然，作为宗教的禅宗是一种被颠倒了的世界观，当我们对它作“反向继承”时，难道不能与我们艺术的追求归于一致吗?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