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与他的三份通报：印中文化交流的见证

玄奘法师与他的三份通报：印中文化交流的见证
　　[印度]迪拜·库马尔·巴罗博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给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破坏，两国人民几乎忘记了他们共同的文化遗产。目前，在两国学者的努力下，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史正逐步被揭示出来。
　　因此，这儿真诚提交给我们中国朋友的，是我们印度人向我们的中国友人表达感激之情的一件纪念品。在此，我们怀着大约1400年前两位印度的佛教学僧以书信的形式写给中国著名的求法僧玄奘法师的通报中展示的同样感情。
　　为了追溯这份文化遗产的线索，有必要回顾一下某些历史事件。公元一世纪佛教正式传人中土后，由中国拓跋氏建立的魏王朝(384--534)统治者对佛教眷顾甚深，535年，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统治，其后的继任者对佛教义理兴趣甚微。因而，此后的一百年左右，官方资料以及中国僧侣的个人撰述中，都很难找到有关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度业已建立的宗教文化关系的信息。这一时期，虽然仍有印度僧人来中国参访，但他们在中国朝廷中的待遇已不像先前那样热情了。
　　在三封书信形式的通报中，玄奘被印度大乘僧徒以梵语尊称为“摩诃耶那提婆”(Mahayanadeva，大乘天之意)，小乘教的僧徒则称呼他“木叉提婆” (Moksadeva，解脱天之意)。其中的一通书信是他归程期间，自中亚的于阗发给当时中国著名的大唐王朝的皇帝，另外两通书信则是写给智光法师与慧天法师的，以回复他们通过印度比哈尔邦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大寺的僧人法长转交给他的书信。
　　这三份通报已成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富有价值的关于人类文明的文化记载，以及公元七世纪印度社会宗教尤其是佛教状况的重要文献。
　　在他自于阗写给中国皇帝的书信中，玄奘明白地揭示乔达摩佛陀的教义，认为佛所指示的正道可以将人类从苦海中解脱出来。因．此，为对佛教及三藏胜典有精深的了解，他于629年“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参礼了现在的王舍城以及那儿的灵鹫山，还有位于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地区悉达多王子成佛的圣菩提树。在他离开波罗国(即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市)后，他经过了厨宾(即喀布尔)。
　　玄奘在印度旅行期间，经常与智光与慧天相互讨论。虽然他们精于小乘(即上座部)教法，但他们对大乘方等经典的教义所知甚少。因此，由于他们顽固的偏颇之见，玄奘法师偶或对他们作过批驳。后来，在曲女城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玄奘又一次击败了他们，使其愧而服输。尽管如此，他们相互之间的礼貌性辩论并没有减少他们对玄奘法师的尊敬与赞叹。他们一直满怀钦慕之情记挂着他。因此，他们在委托摩诃菩提大寺的僧人法长转交的一封信中传达他们的问候，同时还附上两卷棉布，以及智光法师为表达对这位中国求法僧的深深敬意而创作的一篇赞颂。
　　由是，慧天法师在永徽三年(652)五月二十三日致书玄奘法师这位著名的“摩诃支那的木叉阿遮利耶”(意为大中国的解脱师)，祝福这位“于无量经律论妙尽精微”的人身体安康。
　　永徽五年(654)春季的第二个月，法长法师决定启程返回印度，玄奘准备了些礼物，同时作为对印度来信的回应，玄奘法师分别致信智光法师与慧天法师，这两封信是在向中国皇帝通报之后捎过去的。
　　在他写给智光法师的信中，玄奘法师说道，他自印度回国已十余年。他非常悲痛地从一位自印度返回的中国使节那里获悉，戒贤大师已无常，初获此消息时，他被无尽的悲伤所笼罩。
　　玄奘法师的第三通书信是写给“摩诃菩提寺三藏慧天法师”的。借此，他亦表达了自己的钦慕之情。
　　这三份通报揭示了玄奘法师对印度、佛陀的正教，以及对那烂陀大寺的美好回忆，他还揭示了对那烂陀大寺的住持戒贤法师，以及他的那些学术至交所怀有的敬重与挂念，为中印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友谊与社会文化的理解铺平了道路。
　　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山西佛教研究所所长的赵朴初于1958年在北京发表的评论： “玄奘法师不仅以他的广博学问弘扬了当时的知识，而且以大量的翻译与著述传播了中国与印度文化，为中印两国的友谊奠定了长久的根基，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留下了光辉榜样。”作为对这份遗产的继续，2006年被宣布为中印友好年；紧接着，2006年7月21日，“乃堆拉山口中印边境贸易开通典礼”则真正揭开了中印之间协作、互动与交流的新纪元。
　　(周广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