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语词研究的重要性

论佛教语词研究的重要性
　　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起过特殊的重要作用。除其本身所蕴藏的极深智慧外，它对于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都表现出深刻独到的见解。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彼此影响，相互挑战，乃至交参互函，推动中国哲学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从而扩大了其范围，丰富了其内容。佛教，对古老的中国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使其各个领域更加异彩纷呈：“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晚唐诗人杜牧的诗，生动地描写了唐代梵宫琳宇遍布的景象；而造型精美。千姿百态的佛塔，更成为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园林中一支晚出面独秀的奇葩，幅原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许多精美，别异的佛寺，佛塔，是佛教艺术与我国古代建筑相结合而产生的精品。早在阿育王时代就以造型精美的佛象雕刻而著称于世的佛教雕刻，传进中国，其直接的结果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佛教石窟保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艺术宝库。起源于佛经的十分精彩，极富感染力的“经变画”，生动新鲜，色彩灿烂的寺观壁画，绐古老的中国绘画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中国绘画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的画家们提供了驰驹艺术才能的更广阔天地。相传早在三国魏时，曹植依经作颂，谱制梵声，即世称；“渔山梵呗”，而到北魏，则更是“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唐代又吸收了不少来自天竺等佛教国家的音乐，有些至今还保存寺庙中。
　　佛教，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胡适先生早在二十年代的评论仍不过时，佛教“绐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稍具深些就是，源于印度民间文学的佛典文学，因为佛典的流通，僧人的传布，深入民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佛教推动了律体诗的产生和诗歌的发展；佛教直接导致了通俗文学——俗讲、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佛教为近代通俗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佛教的一些学说还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佛教，使中国的民间习俗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扩展，派生或形成了许多的新内容，新形式，特别是受“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佛国净土”、“饿鬼地狱”等的宣传，人们相信果报，宣扬轮回，悔罪植福，修德禳灾；烧香设供，许愿还愿，建寺造塔；布施贫病，修桥铺路：广作法事，超度亡灵；积聚功德，提倡放生；吃素食斋，品茶斗茶。无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游艺娱乐，“佛”的影子无时不有，无处不有。佛教，作为一个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已在中土深深植根、结果。乃至佛教在印度本土从七世纪起历遭“法难”而至十一世纪惨绝之时，中国已成为国际上佛教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现象的移置，充分显示了佛教在中国广传的结果——中国佛教化，深刻说明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趋势——佛教中国化。这样显明的结果，使人们已得出了基本的结论；不懂得佛教，不研究佛教，就无法认识和评价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等的历史，也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历史。
　　梁晓虹
　　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印度的佛教，到公元前三世纪，因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光大弘传，一跃而为世界性的宗教。“汉明感梦”，“白马驮经”等诸种记载，传说，足以确定，两汉之际(西汉末年至东汉初)，佛教已东渐传进中国。从此，佛教就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这片古老、丰饶的大地上蓬蓬勃勃地展现开来。自“白马驮经”东来，后汉的安世高又正式开了译经的先锋，许许多多热忱的传教者，历千难万险，从干山万水的遥远处携来珍贵的古印度文化的精华——梵文系统佛教经卷，继而，与此相应的是又有不少富有献身精神的汉族僧人，为法忘躯，冒九死千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涉流沙，越葱岭，西行取回真经。中外高僧大德的共伺努力，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佛经翻译运动。这是一代不朽的盛业，持续了十个世纪(二至十一世纪)之久，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出现著名的中外译师近二百多人，尤其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都已成为中国翻译史，乃至世界翻译史上著名的大师。浩瀚的翻译佛典，为灿烂的汉民族文化增添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成为佛教东来，植根中土的最基本、最关键的因素。与之相伴随的是，佛教，这本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历两千年漫长的岁月，经试探，依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各不同的阶段，已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与汉民族本有的儒道思想文化相汇合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了。
　　面对这一个个正确定论，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佛教与汉语，这种文化现象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忽略了。著名语言学家柏默(L．R．Palmer)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语言作为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它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佛教东来以及它在中土的弘传、发展，经历二千年岁月，必然直接地对汉语——汉民族文化的载体，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对此已有所注意，探研。在音韵上，前辈时贤已证：四声的发现就跟佛教徒转读佛经以及当时的文士和僧侣受梵文拼读方式的启发而注意研求汉语音节结构密不可分。字母的产生也得助于佛教的传入，无论是“字母”这个词本身，还是关于声母发音部位的名称，乃至字母的制定人，都与佛教有关。虽然反切的原则和雏型在汉代或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但它的成熟和被自觉地用于注音，要到梵文经典的大量传入，受其启发和影响才成为可能。等韵是受到佛教“转唱”佛经的启发而萌生的，它们的最初创立者应该是僧侣或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文人。韵书也是受了梵文的影响才出现的。语法上尽管因为懂梵文的人终究不多，故古汉语语法受梵文影响不大，但梵、汉两种语言的对译，汉译佛经里必定仍有梵文文法的踪影。梁启超先生总结佛经译文文体特点有十条，其中就有涉及语法方面的内容，如浑经中倒装句法极多，提挈句法极多；句中或段落中的解释语多；承前复用的词语多；名词前的修饰语多等。另外，在汉魏六朝的译经中已经能见到不少汉语中新兴的语法成分，如“将”、“把”、“着”，“了”，“便”，“就”，“还”，“边”等，这是受佛教争取群众，接近平民，佛经原本、译本多通俗的必然结果。
　　这一事实，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对其研讨，前辈时贤已作了开拓性的工作，如唐代玄应、慧琳的《玄应音义》、《慧琳音义》，都广征博引，搜罗甚富。不仅对佛家经典字音字义的阐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由于它保存了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字韵和其他文史典籍，又为古籍的辑佚，校勘、训诂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宋代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则解释音译梵文二千多条。还有近现代梁启超，王力等学者的论著对佛教语词中的一些现象，某些问题也有所论述。这些，都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目前，对佛教语词研究的现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看：1、佛教语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小。这是因为汉族人民只有一小部分人信奉佛教，所以佛教外来词的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故无法深入汉语。2，有些学者在论述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时，都已经注意到；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新词语丰富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宝库。在其论著中，亦都附带作了一些描述，但多属罗列性。3、自五十年代高名凯，刘正炎《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及王力《汉语史稿》问世，语言学界对此现象已十分重视，把它作为汉语词汇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讨。肯定了它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但对其分析、阐述仍还简单，所举的词例亦都是“人云亦云”的那一些。尚未真正从词汇学、词汇史、文化史的角度对其展开全面的分析。4、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佛典是汉语文献宝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是汉语，尤其是词汇研究的重要材料。专门用佛经文字作为语言研究材料，来探讨中古汉语词汇的某些问题，如口语词，词汇双音化等的论著已陆续出现。这使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了许多。但因研究对象的关系，其中虽涉及到一些佛教语词，但主要内容仍是一般汉语词。 综上现状，可以看出：对佛教词语——汉浯词汇中最富有特殊色彩的一部分，作全面，鸟瞰式的描述，并把它与汉语词汇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敖在中国文化这个大的背境下进行较全面、系统的研讨，从而真正确定它在汉语词汇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论著，几乎可以说没有，而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项相当重要，非常必须．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懂得佛教，不研究佛教，就无法认识和评价汉语词汇，音韵等的历史，也就无法写出真正的汉语词汇史，乃至整个汉语发展的历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