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与南诏二三事

大慈寺与南诏二三事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段玉明
　　内容提要：大慈寺位于成都市中心地带，号称“震旦第一丛林”；南诏是唐时云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前后共存在了288年。一在成都，一在云南，唐朝、南诏各为其属，两者本无太大关系。然翻检史料，却有意外，得其关涉者二三：一为南诏盛逻皮相张建成入觐过成都时曾礼大慈寺并撞钟施金，一为长和国相段义宗使蜀时或曾暂住大慈寺并赋诗三首，一为李德裕曾将南诏遣还之“南界蛮獠”难民置于大慈寺中，一为前蜀“两街僧录”之职或曾设于大慈寺中并有联系云南佛教僧众的职责。由此揭示，大慈寺之影响当不只在佛教、不只在成都，而更辐射社会、远及边陲。
　　关键词：大慈寺 南诏 张建成 段义宗
　　大慈寺位于成都市中心地带，坐北朝南，前为糠市街北口，后为蜀都大道大慈路，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名刹，号称“震旦第一丛林”。南诏是唐时云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广义上，自细奴逻建大蒙国(649)而至义宁国灭亡(937)，前后共存在了288年。一在成都，一在云南，唐朝、南诏各为其属，两者本无太大关系。然翻检史料，却有意外，得其关涉者二三，兹分别考述于下。
　　一 张建成入觐过成都撞大慈寺钟事
　　清·冯甦《滇考》卷上《南诏始兴》：“太极元年(712)，逻盛炎死，子盛逻皮嗣。……是时，姚嶲诸蛮屡叛，杀都督。而盛逻皮犹奉正朔，遣张建成人觐，受浮图像并佛书以归。”张建成人觐的具体年代，《滇考》不言，(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四记为开元二年(714)：“(开元)二年，晟罗皮遣建成人朝，受浮图像并佛书以归。”清·胡蔚《增订南诏野史》年代同此，然更简略： “开元二年，遣张建成入朝于唐。”此类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李京的《云南志略》，其《云南总叙》称：“开元二年，遣其相张建成人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李京于大德五年(1301)职使云南， “周履云南，悉其见闻”(虞集《云南志略序》)，七年(1303)而有是书之作，其材料或见于旧籍，或得于传闻，非是一般空隙来风之录，史料价值极高。直言之，盛逻皮时曾遣张建成人觐应有其事。当是时，南诏犹僻居巍山，正是借其与唐的特殊关系，获其支持，后来得以统一六诏，建立起了强大的南诏政权。在此过程中，张建成或曾作为南诏与唐关系的联络人之一，极有可能。
　　张建成人觐过成都事，以上诸书不言。明·诸葛元声《滇史》卷四：“(晟罗皮)诏之十二年(724)，遣张建成朝唐。建成，喜州人也。人觐，明皇厚礼待之，赐以浮图像并佛书而归。先是，建成过成都，大慈寺初铸钟成，寺僧约曰：‘击钟一声，施黄金一两。’建成连扣八十声。僧惊问之，曰：‘吾南使张建成也。’僧乃易其名曰‘化成’，遂令学佛书，归授滇人。晟罗皮奉浮图像、佛书，特建寺藏之。”张建成人觐时间此处暂且不论，《滇史》此载，前半段与上面诸书所载大体相同，唯后半段增加了其过成都的情形。张建成停留成都期间曾礼大慈寺并撞钟施金，由是获知。此至关重要之后半段，其史料依据应源于宋·张道宗之《纪古滇说集》：“又三年(714)，王遣张建成朝唐。建成，喜州人也。人觐，过成都。大慈寺适初铸成钟，寺僧戒曰：‘击钟一声，施金一两。’时建成连扣八十声。僧惊问，曰： ‘汝何人，连扣若此?’曰：‘吾南使张建成也。’僧易其名曰‘化成’，遂学佛书，后归以授滇人。成人朝，玄宗厚礼待之，赐以浮屠像，王崇事佛教自兹而启。”按《纪古滇说集》书末纪年，其书成于“咸淳元年(1265)春正月八日”。也就是说，张建成人觐过成都礼大慈寺撞钟施金事，就目前所见的材料，至迟不晚于元时已为史家认定。是否还有更早的记载，因明军人滇对云南旧有载籍的故意焚毁，则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了——其中自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
　　张建成人觐过成都礼大慈寺撞钟施金果有其事，则于大慈寺研究之意义应非小可。首先，大慈寺与南诏佛教之关系可以借此获得认识。虽然，南诏之信佛并不始于张建成朝唐归来——立于唐武周圣历元年(698)的《王仁求碑》碑额已有释迦、多宝两尊佛像，但张建成朝唐归来的确是对南诏佛教发生了影响。以其身为相国的特殊身份，其所携归的佛像、佛经受到南诏君臣的重视应不奇怪，由此而必推动佛教在南诏的发展。不仅如此，按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五称，张建成在成都“受心宗而归”。 “心宗”即心性之宗，亦即禅宗。结合大慈寺与无相禅师的特殊关系考虑，张建成在大慈寺易名受法，其“法”应有禅法的可能。天宝六年(747)十月，南诏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焚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金刚经》为禅宗修习主典，与上相印证，此前已有禅宗传人南诏不可轻易否定。无论怎样，大慈寺佛教因张建成而对南诏佛教有过影响当是事实乙其次，大慈寺之始建年代可以借此重新考虑。我国古代杰出的翻译家、法相宗之创始人玄奘曾于武德年间(618 626)人蜀，从宝暹、道基、惠振等学习佛教经论，并在成都受具足戒。其受戒之寺，传说即在大慈寺中。然此传说是否可信，牵涉到大慈寺之始建年代。志磐《佛祖统纪》卷四O：“至德元载(756)，……上皇驻跸成都，内侍高力士奏： ‘城南市有僧英干，于广衢施粥以救贫馁，愿国运再清，克复疆土，欲于府东立寺为国崇福。’上皇说御书大圣慈寺额，赐田一千亩，敕新罗全(金)禅师为立规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上皇自成都还京师。”按此记载，大慈寺之始建应在至德元年(亦即天宝十五年)。其反对者因此认为：玄奘不可能在大慈寺受戒，以其始建晚于玄奘示寂92年。然以．张建成人觐过成都礼大慈寺撞钟施金事论，大慈寺之始建年代尚可重新考虑。如果其礼大慈寺确在开元二年，则大慈寺之始建即不应晚至至德元年。即使如诸葛元声所称事在开元十二年，时间上也绝对早于至德元年。张建成亦作“张俭成”，《棗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称晟逻皮即位“以张俭成为国老”，李京《云南志略》则称张建成人觐时为相国。无论怎样，张建成应是晟逻皮时重臣应无问题。按诸书所载，晟逻皮在位时间最迟应不逾于开元十六年(728)。故张建成人觐过成都礼大慈寺撞钟施金事，最迟亦不应逾于此年。至于《焚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将此事系于皮逻阁时——开元二十八年(740)，与张建成为晟逻皮重臣不能弥合，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尽管如此，其时间仍在至德元年以前。退而言之，即使不能因此否定玄宗赐额之“大圣慈寺”确实建于至德元年，以张建成礼寺撞钟施金事论，其前或以别的名称存在仍有可能——至德元年重建时换了御赐寺名而已。出于大慈寺后来的巨大影响，南诏大理史家通以大慈寺相称应可理解。黄休复为五代宋初人，久任成都，其所著《茅亭客话》不仅在时间上绝对早于《佛祖统纪》诸书，在可信度上亦是如此。书中卷四“勾生”条即明确称：“益州大圣慈寺，开元中兴创，周回廊庑，皆累朝名画，冠于坤维。”与上相印证，大慈寺之始建或真不应迟至至德元年。
　　二 段义宗使蜀咏大慈寺芍药经楼事
　　明·谢肇淛《滇略》卷七：“中和三年(883)，以宗室女为安化公主妻南诏。南诏遣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朝行在。高骈上言：三人南诏心腹，宜止而鸩之。上从其言，隆眉等死，蛮遂衰不复振。”中和三年时值僖宗避乱在蜀，故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百二云：“唐南蛮侵轶西川，僖宗幸蜀，虑为患，以女下降。蛮喜姻联大国，遣宰相赵降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高骈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异待之。迄僖宗还京无虞，用骈计也。”此事亦见于《新唐书，南诏传》，而最早者则是五代·孙光宪之《j匕梦琐言》，其卷十一《高太尉骈请留蛮宰相事》称：“唐南蛮侵轶西川，苦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苛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以此记载，僖宗之许公主和亲，因有南诏屡侵成都之虞，实属迫不得已；而从高骈之策鸩杀南诏使臣后，不止确保了“僖宗还京无虞”，乃至南诏从此“衰不复振”。
　　孙光宪言之凿凿，欧阳修采信不疑，僖宗曾以公主和亲南诏并借此鸩杀南诏重臣事应该基本可信。然被鸩杀者中似无段义宗在内，因长和国时段义宗尤出使前蜀。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七： “段义宗，本南诏布燮也(布燮，即宰相)。乾德(919 924)中，与判官赞卫姚岑等来聘。义宗不欲朝拜，削发为僧，号曰大长和国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及至成都，群臣奏：僧自有膜拜之法，宜令下拜。义宗不得已，遂行属国礼焉。”《十国春秋》之材料，取自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其书卷六“布燮朝”条：“南蛮所都之地，号曰长和国，呼宰相为布燮。王蜀后主乾德中，南蛮选布燮段义宗、判官赞卫姚吟(岑)等为使人蜀，义宗不欲朝拜，遂秃削为僧，号曰大长和国尤(左)街崇圣等(寺)赐紫沙门银钵。既而届蜀，群臣议奏：僧有佛法，宜令礼拜。义宗于是失节焉。”长和国为郑买嗣篡南诏而建，时在903年—927年之间。段义宗为长和国相，受命出使前蜀，不欲朝拜，遂于出使前削发为僧，后仍被前蜀君臣以僧法屈其朝拜。方国瑜先生以中和至于乾德(881---924)距约40余年，段义宗似不可能两度出使；而以何光远广政(938---965》初年曾官于后蜀，距乾德不过十余年，所记段义宗事应校准确；孙光宪所记迎娶公主之事，或只赵隆眉、杨奇鲲诸人，而误将段义宗孱人其中了。然以40年之距，段义宗未必不可以两度出使，倘若被鸩杀者中无段义宗。如邵献书先生即深信不疑，称：“段义宗……为南诏王隆舜和长和国主郑仁曼的清平官。隆舜时他为迎唐安化长公主，与杨奇鲲等一起出使成都，后于前蜀乾德年间又代表长和国出使成都，不久削发为僧。”言段义宗到达成都以后始削发为僧，与《鉴诫录》《十国春秋》所载有异。以情理论，既至成都，削发为僧似已太迟；还是应在出发之前为妥，以使“既而届蜀”有所落实。段义宗在成都滞留时间应该不短。《十国春秋》言其“久之告归，遇鸩卒”，前者属实，后者当非——乃是企图弥合孙、何记载的一种错误努力。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七复称：“义宗雅善词章，有《咏大慈寺芍药》《三学院经楼》及《题判官赞卫听歌伎洞云歌》诸诗，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国师常莹、辨广、光业辈朝朝酬酢偈语，颇为所屈。”《咏大慈寺芍药》也叫《题大慈寺芍药》，《三学院经楼》则为《题三学院经楼》(二首)，《题判官赞卫听歌伎洞云歌》也作《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诗》。此外，还有《思乡》一首传世。其具体诗作，何光远《鉴诫录》卷六‘‘布燮朝’’条全录：‘‘至于议论敷奏道理，一歌一咏，(义宗)捷应如流。有《题大慈寺芍药》云：‘浮花不与众花同，为感高僧护法功。繁蕊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寻真自得心源静，观色非贪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养，天教生在释门中。’又《题三学院经楼》云： ‘鹫岭名园不可俦，叨陪龙象喜登游。玉排复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尚欲归心求四谛，敢辞施绕满三周。羲和鞭挞金乌疾，俗网无由肯驻留。’又题曰：‘当今积善竞修崇，七宝庄严作梵宫。佛日明时齐舜日，皇风清处接慈风。一乘妙理应难测，万劫良缘岂易穷!共恨尘芳非法侣，掉鞭归去夕阳中。’又《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诗》略云： ‘稽叔夜鼓琴，饮酒无闲暇。若使当时闻此歌，抛掷广陵浑不谢。刘伯伦，刘伯伦，虚生浪死过青春。一饮一顾独自醉，无人为尔下梁尘。’又《思乡》云：‘塞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观此制作实为高手。”其关涉大慈寺者，一为《题大慈寺芍药》，一为《题三学院经楼》(二首)。前者以大慈寺芍药为题，将眼前景物与佛教义理熔为一炉，颇有特色。由此可知唐末五代大慈寺花木之盛，自成景观。后者则以大慈寺三学院经楼为题，对其崇高精丽予以了极度的赞颂，并透出来几许浓浓的佛味。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 “卢楞伽……至德二载起大圣慈寺，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颜真卿题，时称二绝。至乾宁元年(894)，王蜀先主于寺东廊起三学院，不敢损其名画，移一堵于院门南，移一堵于门北，一堵于观音堂后。”则三学院之修为时当迟——昭宗时期始有。经楼与钟楼是唐宋之际寺院大殿前常有的一对附属建筑。《题三学院经楼》(二首)可以让我们对三学院的建筑格局并经楼的建筑体式推其大概。即以文学的尺度衡量，段义宗诸诗亦非附庸风雅之作，故被何光远称之“实为高手”。
　　按照唐宋之际的一般情形，僧人为使，多被安置在等级较高(常是皇家)的寺院之内。倘段义宗使蜀之前已经削发为僧，至于成都，他即应被安置于寺院之中。而在当时，大慈寺作为前蜀与皇室关系最密的寺院，极有可能就是段义宗的暂住之处。故其《题大慈寺芍药》《题三学院经楼》三诗，皆有可能是其暂住大慈寺时的作品。
　　三 李德裕置难民于大慈寺并贯休诸事
　　太和三年(829)，南诏撕毁与唐的盟约，对西川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西川几无防备的情况下，南诏军队长驱直人成都，大掠子女百工并财物无数而去。太和五年(831)，应新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要求，南诏遣还僧道工巧近四千人。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十二记载其事：“蛮退后，京城传说驱掠五万余人，音乐伎巧无不荡尽。……臣德裕到镇后，差官于蛮经历州县一一勘寻，皆得来名具在案牍。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其八千九百余人皆是黎、雅州百姓，半杂猖獠。臣德裕到镇后，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两番送得与监军，使于龙兴、大慈寺点阅，并是南界蛮獠。”其具体掠还之数，不是本文应该关注的重点。此处所要强调的，是其点阅的场所——大慈寺。“并是南界蛮獠”的数千人至于成都，李德裕将其置于龙兴寺、大慈寺中，本有传统的依据——作为中国古代少有的公共场所，寺院常被赋予此类角色。此事证实，大慈寺在唐代成都的地方社会中同样扮演着救贫济困的角色。
　　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浙江金华)人。昭宗天复年间(901--904)人蜀，深得前蜀王建、王衍的优遇，赐其紫衣，署号“禅月大师”。贯休在成都的驻锡之所，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十《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泛称“东禅院”。而以其天复三年(903)所作《蜀王人大慈寺听讲》推测，此“东禅院”很可能即是大慈寺。另，贯休《禅月集》卷首题称：“大蜀国两街僧录封司空太仆卿云南八国镇国大师”。此一题称有两点应该提请注意：第一，根据唐宋之际的一般情形， “两街僧录”必以一二地位颇高的寺院作为职署之寺。按大慈寺在前蜀的特殊地位，此之职署之寺或许也是大慈寺。第二，贯休既为“云南八国镇国大师”，说明其职辖范围应该包括了云南在内。联系到唐与南诏议和，每以僧人作为中介，“两街僧录”之职当有联系云南佛教僧众的职责。果如此，则大慈寺之职能已经远远逾越了佛教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