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官私书目中的佛教典籍

　　试论中国官私书目中的佛教典籍
　　曹刚华

　　[摘要]中国古代官私书目中著录有大量释书，无论在分类体例上还是在著录范围上，与佛经目录都相异，同时古代官方书目与私家书目在著录释书上也有不同，这反映中国古代两种宗教与三种知识系统的矛盾。
　　[关键词]古代官方书目 私家书目 佛教典籍
　　在我国古典目录中，佛教的专科目录占有较重要地位，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类目设置也较严谨，近现代学者梁启超、陈士强等对此有详细研究。但在中国古代官、私目录中也著录有大量释书，对这一研究则注意较少，虽也有学者研究，但或局限于《七录》、《七志》、《隋书·经籍志》等目录，或在中国目录学史中稍带提及，[1]研究范围较窄。基于此，本文从整个中国古代官私书目发展这一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试做探讨，以引起其进一步讨论。
　　在《隋书·经籍志》以前，佛教以外的学者对释书的目录整理，当推西晋秘书监荀勖撰《晋中经簿》，他首次著录二卷释书，[2]刘宋王俭在《七志》中将道教、佛教经典附在第七部后，稍后阮孝绪仿此在《七录》中列外篇两部，为《佛法录》和《仙道录》，《佛法录》分释书为戒律部、禅定部、智慧部、疑似部、论证部五部，虽然由于阮氏信佛，才先佛而后道，其释书分类也是从佛教角度而划分，但无论如何，古代官私书目将释书纳入自己体系开始于魏晋南北朝。
　　一、官方目录对释书容纳
　　《隋书·经籍志》是现存在最早四部分类的官方目录，它把佛、道作为附录置于四部之后，并作一概述，但却不著录书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五中指出：“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提要》之言虽点明《隋志》在处理道、佛两类是遵循《七录》例，但却未说明是否《隋志》对释书的再分类也遵循《七录》？而实际上，《隋志》对释书的再分类参考佛经分类法，就目前来看，很可能参考隋开皇十四年的《隋众经目录》。按现存最古之佛教经录，为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但其未按大小乘、经、律、论分类，自僧祐之后，佛教经录才注重按大小乘、经、律、论分类。有两部仅存篇目的经录，其分类颇有参考价值，一为《李廓录》，一为《宝唱录》，这二经录都有大小乘、经律论之分，但又过于琐碎，体例上也不够严谨。直至《隋众经目录》出现，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3]。而该目录在时间上与《隋志》仅相距20多年，在体例上，《隋志》对释书的再分类也与《隋众经目录》相似。故可以说，《隋志》对释书的分类可能是《七录》与佛教经录的总结，其对释书的体系和经典是经过认真整理，只不过由于“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4]而未著录。
　　尽管如此，《隋志》还是著录大量与佛教有关的书籍，其广泛地分布于四部之中，共计乐类2种，孝经类2种，小学类2种，仪注类1种，旧事类1种、杂传类15种，地理类9种，儒家类2种，杂者类11种，天文类4种，历法类8种，医家类17种，别集类12种，总集类4种。可见，《隋志》还是注意到佛教文化对魏晋南北朝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力图把这些佛教文化吸纳到自己的知识系统中来。而医家类、杂传类、杂者类、别集类、地理类、历法类这前六名所收释书的排列次序，也足以表明《隋志》对佛教的一定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所完成的吸纳过程尚有不妥之处。如同一本《感应传》既被收入杂传，又被收进杂者传与许多释书并列。又如《历代三宝纪》在佛经目录中本是目录书，却被放进杂者传。再者如在杂传、杂者、总集中都有僧传体书等。这些不妥之处都表明《隋志》试图把释书纳入自己知识体系是一漫长过程。
　　与《隋志》相比，《旧唐书·经籍志》则既有失败之处，但也可取之处。其失败在于没有仿效《隋志》专设释家类，而把释家附录在道家类里。《隋志》乃至毋煚《开元内外经录》对释书的整理理论都被抛弃了。并且减少与佛教有关书的著录，乐类1种，小学2种，正史1种，杂传14种，地理4种，道家25种（内附释书22种），杂家11种，历算9种，医术本草2种，别集2种。同时，也延续《隋志》一些不妥作法，如还是把僧传放在杂传等。但其可取之处在于新增加一些反映唐代佛道斗争的释书，如法琳《辩正论》，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等。
　　打破这种局面的是1030年成书的宋代《三朝国史》，它恢复释家类，共记录58部释书，616卷，且列释家于子部第四，在当时官方地位亦可想而知，但《三朝国史》已经亡散，现虽有赵士炜《宋国史艺文志辑本》。但残缺不少，已不知原书如何编排。
　　这以后重要的官方目录是1040年成书的《崇文总目》，现通行本是《四库全书》编修时从《永乐大典》等书辑的十二卷本，它延续宋《三朝国史》恢复释家类，并改名为释书类，居子部之末，同时一改《隋志》、《旧唐书·经籍志》作法，除了在地理类著录《大唐西域记》外，其余部类都未著录与佛教有关的书籍。另外，还扩大释书著录范围，收录佛教经典、注疏、灯绿、语录、禅颂等释书。较遗憾是，编者也未对释书再分类，而是无规则排列在一起。但无论如何，《崇文总目》明确提出释书类，并有意识地著录佛教经典、注疏、禅颂等到官方目录中来，这些都是《崇文总目》的一大进步。
　　《崇文总目》之后不久即出现《新唐书·艺文志》，它的性质与宋《三朝国史艺文志》略同，然而，与《崇文总目》相比，它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它延续《旧唐书·经籍志》旧法，将释书附于道家类之下。但在著录释书范围上，它又采用《崇文总目》之法，共著录释书25家，40部，395卷，范围包括佛教经典、注疏、礼仪、僧传、护法文集、类书、目录等。所涉及的释书范围与数量都多于《旧唐书》，同时对《旧唐书·经籍志》不合理作法也稍作修改。正式将杂传中的僧传等释书放入道家类与其它释书排列。但与《崇文总目》一样，也未对释书再分类。
　　稍后的《宋史艺文志》则主要在宋《崇文总目》基础上，又增加不少释书，而并未延续《两唐书》旧法。
　　《文渊阁书目》是明代的官修书目，此书不分经史子集，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佛书在寒字号，共二厨，其范围包括佛经、住疏、语录、文集、传记、笔记等，数量与范围比《宋史艺文志》又有增加。
　　其后的《明史艺文志》，由于采用断代著录，故对释书著录也有影响。《明志》释家居子部之末，共著录释书115部，大多皆明代人所著述，其范围涉及释书经典，注疏，语录，传记等。
　　清代的官方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是我国十八世纪前学术的大总结，但若单就其释氏类而言，则又是一大退步。《总目·释家类》序曰：“《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道家，颇乘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存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未，有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煦例也。”《总目》之言实推崇《七录》、《旧唐书·经籍志》对释书的分类及著录范围。而对于《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国史经籍志》等众多官私书目对释书分类及著录范围的发展皆视而不见，可谓是《总目》一大遗憾。
　　从上可见，中国古代官方书目对释书容纳这一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进展不大，所呈现特点如下：
　　1、反复性，自《隋志》仿《七录》体于四部后附佛、道以来至《四库总目》的释家类，其间释家类的设立历经反复，忽立忽撤，其在子部的排位也忽前忽后，这些都是反映各个朝代对佛教的看法。
　　2、混乱性，尽管古代官方目录学力图纳释书于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但其对所收录释书均未再分类，而是无次序地排列。可见官方以释书再分类并没有一清醒认识。
　　3、偏见性，从古代官方目录所收的释书来看，无论在分类上还是著录范围上，都呈现其偏见性，即所录释书多以传记、地理、文集为主，虽然《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等也收录语录，禅颂等类释书，但其范围、数量都远远不够。《四库总目》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
　　二、私家目录对释书的容纳
　　由开篇我们可知，私家目录著录释书当起于魏晋南北朝时王从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唐时虽有吴兢《吴氏西斋书目》、杜信《东斋集籍》等私家书目，但多亡失，不见其详细记载。
　　宋代郑樵可以说对这项工作做出开创性成就，首次在《通志·艺文略》中，按自己意图对释书再分类，共分为传记、塔寺、论议、论述、章钞，仪律、目录，音义、颂赞，语录十类，郑樵列传记为释书类之首，可见其还是相当重视佛教史传，这种分类使释书在传统目录学体系中有了较大的容纳空间，使得较多的释书得以安置，就目前可见的官私目录而言，我们是从《通志》开始才看到这一变化，就古典目录学发展而言，也是一个进步，它反映古代民间士大夫对释氏的认识和吸收，但遗憾的是，这一再分类并未被当时官方目录所采用。
　　同为宋代目录学家的晁公武在释书问题上则又异于郑樵，晁氏列释书类于子部之未，并未对释书再分类，但他或以题要形式引儒者对释书的评价或对其考证，与前不同。其收录释书范围亦未超过郑樵，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著录释书，亦用此法，“今取传记、禅律纂之书，参儒典者见之。”1有的题录甚至直接引用晁氏之说。
　　在宋代，释书版本的珍贵也引起一些私家书目对其著录，尤袤《遂初堂书目》首次在版本书目中设立释家类，著录释书，这一点对明清私家书目影响较大。
　　明清时期，私家书目急速增长，出现多种书目类型，按其职能，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导读书目，专门为指导后学而编的书目。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龙启瑞《经籍举要》，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为本这个宗旨。这类书目多不重视释书，或设释道家，或附释家于道家。如张之洞《书目答问》设释道家，著录9种释书，且都是“举其有关孝证事实者”。3再者如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是为教课宗族子弟而编的书目，故其类例设置、书籍安排都从导读实用考虑，各类图书以内容优劣和学习时轻重之别划分内外。凡学有渊源，可资诵法者划归内篇，各参臆见，词有枝叶，不合训诂者归入外篇，孙星衍则附释家与道家下，分内外二篇。内篇者录取释书经典2种，僧传3种，护法类文集5种，目录1种，外编著录僧传2种，注疏1种。这种内外之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孙星衍对释书的认识。孙氏不仅著录释书卷数，书名，而且还注明其版本。如《四十二章经》一卷，孙氏就注有三种版本。一为六和塔宋刊本，二为明石刻本，三为明毛晋刊本。这些为研究单本释书的流传也提供较高史料价值。
　　第二，版本目录，以登记、查核所收珍贵名本为主的书目。如《季沧苇藏书目》、《艺芸书舍宋元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等。这些书目是以释书的版本来做为收录的标准。如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书目》，该书目共分为宋板书目、元板书目两大类，在这两类下，再按四部分法，在宋板书目子部释家类共收8种释书，在元板书目子部释家类收录2种释书，正如顾千里序所言，“凡于有板以来，官私刊刻，支流派别，心开目暸 ，遇则能名而又嗜好所至，专意在兹，仰取俯拾，兼收并蓄，挥斥多金。”[5]可见，这种著录全凭私藏家本人对书版本喜好而定。其它版本书目如《滂喜斋宋元本书目》等皆效汪氏之分，有的版本书目则不分宋、元两类，而直接在四部分类下著录书名，如《涉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子部中仅收一部释书《诃摩图说》，并标明其价钱。
　　第三，登记、考订书目。这是明清私家书目中较为普遍的一种书目，其以记载私家藏书、考订艺文为主，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叶盛《 箓竹堂书目》、《文瑞楼藏书目录》等。这类书目由于受明清书目变革风气影响，其分类体例上也多为不同。有的或作《总目》分类，有的或按《文渊阁书目》分类，在收书范围上，有的仅收一代之书，有的则好蓄异书。这些对释书的著录也有影响。如《千顷堂书目》主要著录明朝一代文献，并兼补宋金元艺文志之缺。在著录释书上，黄虞稷于子部设立释家类，著录与明代有关的释书。再者如私家书目《文瑞楼藏书目录》，其著录标准。是“自幼嗜古”，好蓄异书”。[6]故在著录释书时，讲究“异”字，其在子部设释家类，共收12种释书，如《观音考》一书就甚为奇特，从未见于其它官私书目。还有的释书由于其较多引经据典，重佛教故实，征引繁富，对考据之学甚为有用，故也为清代私家书目所重视，如《法苑珠林》等。在明清私家书目中，著录释书最多的当属叶盛《箓竹堂书目》，现存初编本的《 箓竹堂书目》由于是“未定之本”，故其体例也甚为混乱，佛书类在全书之未这与叶盛本意是不符的。[7]但就其著录释书范围和数量而言，均为诸家之首。共著录释书312种，涉及佛教音乐、目录、仪式、注疏、语录、禅颂、传记、诗文、语录等各方面。
　　当然，由于明清私家书目太多，其著录释书的标准、体例、范围也多不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明清私家书目与官方目录在著录释书问题上，二者有一定的差异，相比而言，明清私家书目更呈现多样化，兴趣化。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古代私家书目著录释书的特点。
　　三、两种宗教和三个知识体系
　　由上两节，我们大约可以了解释书在中国古代官私书目的分布，这种分布与佛经目录的著述是大异的，并且古代官私书目之间也有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宗教与三个知识体系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官方、民间学术是在儒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的学术经过在汉代的良好发育，渗透到整个古代中国，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基础，无论官方目录还是私家目录都以经部为第一大部类，就是这种儒家意识的表现。同时，历代皇朝出于政治上需要，对佛教等其它宗教采取一定兼包政策，故以儒家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试图包容其它宗教的学术，中国古代官私书目就是一个范例。虽[8]然佛教的医学、天文历法、史学等文化成就被吸收到中国官私书目来，但仍有大量佛教内容未被吸纳进来。在中国古代，佛教文化不能全面被纳入中国古代官私书目的主要原因是宗教之间矛盾，在第一节中，我们看到佛教典籍最难被官方目录系统所容纳的就是那些阐述教义、仪式的经典、注疏，虽然《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在这方面有所增加，但所增加释书或限于禅宗典籍，或是御注佛经，或是儒家学者所注疏的，都有很大局限性。同时，无论官私书目著录释书时，或以儒家经典参考，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或列为史部，如《隋书·经籍志》，或附于道家之下，如《旧唐书·经籍志》、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古代官私书目都是站在自己的宗教立场和学术立场来评价佛教典籍。
　　与官方目录相比，民间私家书目虽然由于受儒家影响，二者在宗教知识系统上大致相似，但由于官方、民间的知识系统也不完全一样，故二者在著录释书的范围上，目的上也不同。
　　首先，在释书著录范围上，私家目录不仅著录官方目录收录的释书，而且还着眼于佛经、注疏、语录、目录、禅颂、佛典等各类释书，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四库总目》等官方目录所收的释书为何远不如郑樵、叶盛之多。
　　其次，在释书著录目的上，二者也不大一样。官方目录多出于其政治上考虑，正如《隋书·经籍志》序所言：“夫经籍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同时也与其宗教兼包政策有一定关系。而私家书目著录释书目的则为多样化，或从导读实用出发，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或从收藏版本出发，如《艺芸书舍宋元书目》、《滂喜斋宋元本书目》，或出于个人兴趣，如《文瑞楼藏书目》等。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官私书目对释书的著录带有不同的观点和目的，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反映佛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和撰者对其的某种思想倾向。可以说，中国古代官私书目所著录释书，不仅对文献学有重要意义，对中国佛教史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原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6期，此次又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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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曾主陶《论我国古典目录中佛教和道教两类的产生和发展》，载《高校图书馆工作》，1985年第3期；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等各种目录学著作。
　　[2] 参见《广弘明集》卷三《古今书最》。
　　[3] 参见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于黄夏年主编《梁启超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隋书·经籍志》释家类序。
　　1 《文献通考》卷二二六，《四库全书本》。
　　3 《书目答问》卷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5] 《艺芸书舍宋元书目》顾千里序，《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6] 《文瑞楼藏书目》序。
　　[7] 《箓竹堂书目》伍崇耀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