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
　　马 德
　　（敦煌研究院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本文对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文献（敦煌藏文文献）作了简要的介绍，重点是对敦煌市博物馆藏梵夹式经页《十万般若颂》的分类叙述；同时就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意义作出初步判断。
　　关键词：甘肃　敦煌藏文　兰山范氏　敦煌市博物馆　吐蕃历史文化
　　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藏学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对象。而近代对于藏族早期（吐蕃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出土了大量公元4—11世纪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各类质地的美术品等文献，被看作世界近代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就写本文献讲，汉文文献之外，民族文献中以藏文文献最丰，这部分文献被称为敦煌藏文文献，或曰敦煌吐蕃文献，颇受学界青睐。国内外学者利用这部分文献，结合与吐蕃统治敦煌有关的汉文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内容涉及到吐蕃古藏文文献、吐蕃敦煌石窟、吐蕃治理敦煌时期的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文化、民俗风情、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使得吐蕃历史文化的面貌更清晰地展示于世人。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有一部分收藏于甘肃省境内的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处。这批文献只有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学者作过一点简略的介绍，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利用。为此，2004年以来，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开始集中研究力量，对甘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藏文文献进行统一的调查、整理；2005年3月，敦煌研究院将《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研究》正式批准立为院级课题，使得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里发表的一组目录和有关论文，就是本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现就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情况综合介绍如下。
　　入藏情况略述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出土后，先后逐渐流失到世界各地、国内各地及民间个人手中。一百多年来，几代敦煌学家们致力于敦煌文献总数的的工作，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目前从各地公布的目录看，汉文写本已近58000件（号）。美术品近700件。最受世人重视的汉文写本即如此，其它民族文字的文献就更难统计了。
　　从目前国内外刊布的目录看，收藏于甘肃省以外的国内外各地总计约9000件，其中海外近5000件（1）， 国内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所及各地公私零星收藏约近1000件。国外藏品主要是斯坦因、伯希和劫走的部分。斯坦因部分目录早有刊布（2），藏文文献近千件。伯希和的目录目前只有一部分刊布，即拉露目录2216号（3），还有1100多号（页）4）未有详细目录刊布。
　　而甘肃省内各地所藏，1978年，黄文焕先生发表《河西吐蕃文书简述》，公布了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酒泉县文化馆（现酒泉博物馆）、张掖县文化馆（现甘州区博物馆）、武威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兰州图书馆（应为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文书，计箧页9946页，经卷317卷。（另有木牍6枚非敦煌藏经洞所出）。（5）
　　1907、1908年斯坦因、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莫高窟藏经洞为世人所知，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1910年敦煌文献劫余部分运往北京，尚留部分藏文文献于藏经洞。1910年，清政府在将部分汉文写经运往北京的同时，下令由当地政府将藏文写经运往甘肃省城兰州；1920年,甘肃省教育厅便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并派人会同敦煌县地方政府，共同对所剩的藏文写经进行了清理查验。当时，从莫高窟藏经洞内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重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重1744斤。但当时运往兰州的只是一少部分，即卷式写经“1捆4斤”（约10卷左右），梵箧写经“1打66斤”（1000多页），移交甘肃省公立图书馆（今甘肃省图书馆）保管外（6），剩余的藏文经卷由莫高窟寺院和敦煌民众教育馆保存，1950年交敦煌县文化馆（今敦煌市博物馆）保存。
　　同汉文经卷一样，藏经洞开启以来，先后有一部分藏文经卷、经页也流失到民间。1944年以来，甘肃省各收藏单位不断接受私人捐赠并多方访求，陆续征集到一部分汉、藏文经卷和经页。如敦博0080—0303号是敦煌人殷登明1951年将敦煌民众教育馆所存捐赠敦煌县政府后移交县文化馆保存的；敦博0307、0790号是敦煌县博物馆在调查三危山文物点时在三危山王母宫处征集入藏的；敦博1530、1531号是敦煌市博物馆求购所藏。又如张掖博物馆藏2件《大乘无量寿经》，一件为1981年7月于张掖西街一唐姓人家征集，另一件为1988年4月离休老干部赵奉翱捐赠。敦煌研究院所藏一部分为敦煌当地人士捐赠，有一部分是1964年本院副研究员霍熙亮先生从敦煌民间征集而来。一直到近年，还不断有捐赠和征集。如1993年敦煌市博物馆从市属五墩乡文化站征集到数件，2002年敦煌市三危乡农民李永德捐赠给敦煌研究院的数件，等。另据了解，还有一部分敦煌藏文文献尚保存于敦煌以及甘肃各地民间个人手中。特别是上文提到的重440余斤的94捆卷式写经，即使把我们这次搜集到的全部卷式写经统计在一起，可能还不足这个重量的一半。所以，日后继续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敦煌藏文文献的任务还很艰巨。
　　这次整理的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共编3370号（件），其中敦煌市博物馆2890号，甘肃省图书馆351号，敦煌研究院82号，甘肃省博物馆36件，酒泉博物馆19件，敦煌市档案馆12件，张掖博物馆2件，高台县博物馆2件，武威市博物馆2件，兰州籍山东人兰山范氏私人藏20件。这部分文献基本是写经，主要分为卷式《大乘无量寿经》与贝叶式《般若经》，也有一少部分是社会文书。另外，敦煌市博物馆藏第351号还有3144页梵夹装经页尚待再行编目。
　　我们这次最特别的收获，是对兰山范氏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有关此次整理的详细情况，后面有专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兰山范氏所藏的敦煌藏文文献，部分盖有阳文“中亚望瀚楼主收藏图书章”与阴文“宝存古物”章，此二枚收藏印目前所见仅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津艺0231《维摩诘卷下》（7）。 “中亚望瀚楼主收藏图书章”，据范耕秋先生本人讲，当年卖给他这批经卷的是一个年轻人，自称是汪宗瀚的孙子，因家道衰落而变卖祖上遗物，其它详情不得而知。如果此言不虚，“中亚望瀚楼主收藏图书章”当为汪宗瀚的藏书印。所以，这次一整理工作，在新发现一批（23件）敦煌藏经洞所出汉、藏文写本文献的同时，还有如下重大收获：
　　第一、弄清汪宗瀚收藏敦煌文献的一些情况。目前各地所刊布的所藏敦煌写本中，还没有发现有汪宗瀚旧藏的。汪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那个时代1902－1905年间的敦煌知县，1906年就离开敦煌。作为敦煌知县，藏经洞打开以后，他当然也得到过一些敦煌写本，收藏一批敦煌卷子。所以他的藏品应该是在1905年以前得到的。汪宗瀚在敦煌期间，与甘肃学台叶昌炽交往甚密。据叶氏本人的记录，1903年汪曾将一批敦煌碑拓、写本及绢画送给叶氏；次年叶氏到酒泉时，汪氏又送给叶氏一批写本和绢画。。汪氏自己确实收藏过一批敦煌文献，但如范耕秋先生所说，汪的孙辈因家道衰落，将其变卖。
　　第二、今人将汪宗瀚也列为“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认为汪宗瀚1907年5月还在敦煌，并向斯坦因出示《敦煌县志》和介绍藏经洞发现经过，而对骗去藏经洞文物一事不闻不问（8）。实际上，斯坦因所说的给他出示《敦煌县志》并介绍藏经洞了现经过的并不是汪宗瀚，而可能是另一位任敦煌知县的王家彦。斯坦因是1907年6月离开敦煌的，次月，敦煌发生暴乱，王氏在平息暴乱后旋即调任它县。所以认为汪宗瀚帮了斯坦因的忙的说法，有孛于历史事实。
　　第三、汪宗瀚旧藏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甘肃各地所藏的这批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文卷式写经《大乘无量寿经》，是在斯坦英、伯希和等骗取敦煌文献以前就流失到敦煌和甘肃民间的。可能是它们的大部分放置在藏经洞的门口位置，即一开门便最能取到的地方；所以能在上级政府三令五申要好好就地封存的情况下，敦煌的达官显贵们尚能取出一部分。就甘肃各地所藏敦煌藏文文献讲，如果说，我们从伯希和盗经的图片上看到的《十万般若颂》为劫余之物的话，《大乘无量寿经》则大部分是劫前之物。现在看来，民间还可能有不少流失的敦煌文献，需要进一步地调查和征集。
　　不幸的是，兰山范氏藏品收藏者范耕秋老人，在为我们提供藏品和帮助整理的过程中，不幸于2005年9月12日因病去世。好在这批文献已经由其后人继续与我们合作整理。范耕秋老人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抢救流散的敦煌文献付出了人力和财力方面的巨大代价，为敦煌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时隔三天，我院前辈专家霍熙亮老师也于2005年9月15日与世长辞。霍老师为敦煌文物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成绩，抢救和保护敦煌藏文文献只是他所做贡献的一部分。在这批文献的目录刊布之机，我们深切地怀念范耕秋老先生和霍熙亮老师，表达对他们抢救和保护敦煌藏文文献的突出成就的敬意，并以此告慰二位老人的在天之灵。
　　基本内容
　　敦煌的吐蕃文文献，也主要是写经，少量是文书。写经中，主要是卷轴式的《大乘无量寿经》和梵夹式的《般若经》（或曰《般若颂》）。近几年，一些收藏单位的目录已经陆续刊布（9）。其中如甘肃省图书馆、敦煌市博物馆等处的部分目录，就是由本课题组组织整理的。由于有些（如敦煌市博物馆）藏品数量巨大，目录不便在此全文刊登，这次刊出的只是部分零星收藏的目录；所以在这里对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基本情况作如下介绍：
　　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经，卷子本228件，贝叶8560页。1977年，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黄文焕先生考察了这批文献，确认了卷子本的《大乘无量寿经》，贝叶本的《十万般若颂》并统计出总的页码数量；从《十万般若颂》中挑出数十页社会文书，由敦煌博物馆分别编号；而对其余八千多页统编为一个号。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先生对这批文献进行过考察。
　　2003年12月，我们对这批文献进行了摸底，基本搞清楚了这批文献的大致类别和内容，拟定了初步整理计划。2004年7月至2006年3月，按计划对这批文献做了初步的整理。参加整理工作的有敦煌市博物馆傅立诚、杨俊、张瑞峰、吴荣国，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马德、张延清、勘措吉、邰惠莉，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生沙梅珍、杨发鹏等。这次整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这批藏文文献的分类、编目和写经题记的抄录整理。对已经编号的《大乘无量寿经》和部分社会文书，主要是按原编号进行内容核对和题记登录；并将《大乘无量寿经》部分目录先行分别于《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2005年第3期刊布。这里主要介绍原编号敦博0351的8400多页《十万般若颂》经页的整理情况。
　　这次从敦煌博物馆藏吐蕃文《十万般若颂》原编为敦博藏文0351的8000多页经叶中，分出5000多页编为2558个号；加上以前已经编号的敦博藏文0308至0357计50个号，以及近年新征集的敦博藏文377至386号（10页），敦煌市博物馆藏古吐蕃文《十万般若颂》总计2919个号（件），主要分如下几类：
　　第一类为“报废经叶”。在2003年的摸底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批写经中，有一部分经叶有朱笔圈点、打叉，首尾批语，剪开等痕迹，初步认定这部分经叶为报废经页。从这部分经页上反映的情况看，当时抄写者的藏文水平并不高，有些甚至还不一定懂藏文；因为错别字及漏字、掉行的现象十分普遍，经校阅者审读后被批改得面目全非，因此批准报废；如敦博.t.0507、0757、0875、1022等卷，都有这一过程的详细记录。但由于当时纸张的珍贵，这些报废经页并没有被毁，而是保存了下来，有些还在空白处书写其它社会文书，如敦博.t.0300、0303、0328、0329、0330、0333、0337、0339、0340、0342、0346、0501等卷；加上原有的卷目、品名及写经、校经题记，这类经页上反映的内容十分丰富，实际上已经具有写经和文书的双重性质，价值意义更大。
　　第二类是原标明部类和页码之经叶。原经叶上先是按藏文字母顺序分为KA、KHA、GA、NGA等22部，每一部下又分若干页。其中KA部（第一部）和KHA部（第二部）各有五至六份页码相同但内容不同的经叶，每份存数十页至数百页不等。编号中接第一类按部、页、卷、品之顺序进行，有一品一号的，有连接在一起的数品一号的；品段有完整者也有不完整者；断页则一页一号。
　　第三类是无部类和有页码经叶。我们将这类经叶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卷、品名（首全）和写经校经题记（尾全）者，共拣出2000多页，按卷、品顺序（只有尾部和题记者不按此顺序）编号。第二部分为无页码、无卷品名、无写校题记的“三无”经叶，共拣得3144页，仍归原编敦博0351号。
　　通过这次的整理，我们发现，敦煌吐蕃文《十万般若颂》经叶缺漏甚多，从现存经叶所反映的迹象看，每一部原经叶可能在600页左右。而现存第三部（GA部）以下至第22部，均不足20页，最少者一部仅一页。敦煌藏文文献同汉文文献一样，出土后曾流失世界各处；特别是现藏于巴黎的许多《十万般若颂》，有近1400号，其目录与题记一直没有公布。我们希望将来有条件时进行全面普查，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十万般若颂》及其抄写、校阅题记尽量搜集完整。
　　主要收获
　　这次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一是对敦煌吐蕃时期的写经情况及写经校经制度问题有了一些了解。大量的写经题记反映，参与吐蕃文《大乘无量寿经》特别是《十万般若颂》经叶抄写人员，除吐蕃写经生、校阅师之外，有大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写经生参与。可以肯定的是，敦煌是吐蕃后期的佛经翻译和抄写中心，这里曾经集中了一大批汉、蕃和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人。而一大批报废的经叶则是吐蕃写经制度最有力的历史证据。
　　二是在几份报废的经叶和文书中，发现有公元830年前后的杂写和人物活动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批写经的大致年代，如敦博.t.、0328、0330、0333、0339、0484等卷。
　　三是这批文献中有一部分是社会文书，其内容包括吐蕃上层统治者之间的书信往来记录，佛教活动的发愿文、契约、诗文等，是关于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这些文书绝大部分都是书写于报废的经页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抄经生因为抄写水平低而使经页报废，使这些经页有了报废的记录，这样就使写经变成了文书，最少是使这些经页具有了写经与文书的双重性质。而且在吐蕃时代对于纸张的珍惜使用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敦煌和吐蕃的历史新的一面，又为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敦煌文献提供了新资料。
　　四是发现和初步确认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写经、校经题记及相关记载，如吐蕃第三代法王赤德祖赞（可黎可足）的王妃白吉昂茨及随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高僧宰相（教相）钵阐布贝吉云丹及随从侍亲，著名高僧法成等；还有一些名人如僧相定额增，敦煌高僧洪辨，历史名人张议潮，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文献价值
　　吐蕃王国是中国历史上由藏族先民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在它最强盛的公元8、9世纪的百余年间，它所管辖的国土面积超过了唐朝的国土面积。因为吐蕃在占领敦煌之前，作为马上民族，一直是以掠夺为主，很少有自己从事自身的建设与发展的事。吐蕃统治过的唐朝的西南广大地区期间，主要也是对西南民族地区或唐朝使用武力。
　　当时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上的重镇敦煌，也在吐蕃管辖和治理的范围之内，而且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几代吐蕃赞普曾在敦煌指挥作战和处理国家政务，吐蕃王朝也是在敦煌大举进行封建改革，真正接纳了唐朝等邻国的先进经济文化，大力发展农业、林业和畜牧业和手工业，促进了吐蕃社会的重大变革；吐蕃王朝代替唐朝担负起保护和管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艰巨任务；赞普的王妃和宰相在这里组织和主持了佛经的翻译、抄写和传播事业。在吐蕃统治敦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吐蕃语言成为陇右乃至中亚的通用语言。所以，敦煌地区保存的大量吐蕃时期的历史遗迹遗物和吐蕃古藏文文献资料，在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等等，在国内外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文献详细而完整地记录了吐蕃治理下的敦煌和陇右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以及后吐蕃时代的敦煌和陇右地区的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等。是敦煌文献中仅次于汉文文献的资料。而且，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文献，是吐蕃本土所没有的，吐蕃占领过的其它地区更没有发现。
　　黄文焕先生结合藏族史料记载，对敦煌吐蕃文书中所记载的吐蕃王妃、宰相等一同住锡敦煌的有关历史事实做过深入细致地考述，并指出了敦煌博物馆藏这批藏文文献的重大价值意义（9）。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从王妃和宰相一同常住敦煌主持写经一事看，敦煌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吐蕃文化的中心。吐蕃文化的主体是佛教文化，而敦煌自古为佛教圣地。吐蕃王朝建立和佛教传入吐蕃初期，就与敦煌有了某种渊源关系；吐蕃管辖敦煌以来，敦煌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对吐蕃产生很大影响，可以说是极大地促进了吐蕃历史的发展。所以到九世纪前期，敦煌很自然地面为吐蕃的文化中心：在王妃和宰相的主持下，这里集中了一大批佛经翻译家和各民族的写经生，翻译和抄写大量佛经。反映了唐、蕃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同时，吐蕃治理下的敦煌文化的发达，也可能为敦煌石窟的历史变革产生巨大影响，创造了背景和基础条件。唐、蕃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敦煌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足以说明藏族自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藏族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过伟大的贡献。至于张议潮、法成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吐蕃治理敦煌和瓜沙河西归义军时期的活动，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同时，敦煌在吐蕃占领和治理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汉文文献，也记载了吐蕃治理敦煌时期的历史社会面貌；敦煌石窟也在吐蕃时期营造了众多的佛窟，更是以图像的形式记录了吐蕃时期的历史与社会。据统计，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群，有吐蕃时期的佛窟共100多座，其中一半以上是重修。占整个敦煌石窟洞窟总数的五分之一。加上大量的敦煌出土的吐蕃古藏文文献，足以说明，直到今天，敦煌仍然向我们展示着它当时作为吐蕃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
　　敦煌作为历史上吐蕃文化中心的事实证明：藏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吐蕃民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保卫和治理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和促进中华民族及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透过对甘肃各地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可以窥视这一恢宏壮丽的历史场景。
　　参考文献
　　（1）参见黄维忠、王南南《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第68页注②。
　　（2）L.de la Vallee Poussin,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abra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1－12册（日），东洋文库，1977－1988。
　　（3）王尧《法国藏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2月；这个目录是的在汇总拉露（Marcelle Lalou 1890-1969）分别于1939、1950和1961年出版的三卷本《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Inuentaite des manusctitas de Touen-houang conset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3 tomes,Paris 1939,1950,1961）的基础上，搜集相关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
　　（4）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42-43页。
　　（5）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第59－63页。
　　（6）参见曾雪梅《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70页。
　　（7）《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8）金荣华《汪宗瀚—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之三》，《华冈文科学报》1983年第15卷，第215-218页；《敦煌学大辞典》“汪宗瀚”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888页。
　　（9）黄维忠、王南南《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李淑淑萍、黄维忠《敦煌市档案馆所藏藏文写经定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曾雪梅《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傅立诚、杨俊《敦煌博物馆藏敦煌古藏文〈大乘无量寿经〉目录》，《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2005年第3-4期；等。
　　（9）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阐布”》，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222—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