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医药对中医药的影响

论佛教医药对中医药的影响
　　邓来送
　　(《时珍国医国药》杂志社，湖北黄石市435000)
　　摘 要：佛教经典中有关医方明的主要有30多种，包括医论、医术、方药、卫生保健、咒禁等方面。随着佛教的传入，对中国中医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中医药的内容，对今天的医药工作有借鉴。
　　关键词：佛教；医药；医术；中医药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5)01—0032—08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它鼎盛华夏，与儒、道形成鼎立局面，并传入日本、朝鲜。因此说，华夏是佛教的第二故乡。
　　佛教传人中华并能得到很快发展，这与古代东方文明重在省察自身，征服自然欲望，以求人世和谐，实现静、穆、祥之气有关；也与佛教中安慰痛苦心灵，促进道德自律，寄托人生终极的意识有共同人生哲学社会基础有关。佛教修道的根本是“了生死”，具体为“了悟”和“了结”两重含义，因而形成了戒律的核心是止恶行善，存善念、行善事、报善果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诸多戒律莫不以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为根本，从而确定了以自主身心为目的的自律节欲、戒欲的修定方法，实现社会相对安定和人体身心保健的目的，因而为古代社会上层所容纳，被平民百姓所乐受。现将佛教对中医药的影响介绍如下：
　　在2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对中国医药的影响，反映在古代医家医著上，主要表现在佛教思想和保存在医方明中的古代印度医药的影响。综观历史，这种影响在隋唐时期尤为明显，已波及医论、医术、方药、咒禁、卫生保健、医德等方面。而其他时期，这种影响相对比较小。大量的史实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医发展史上的佛教影响，时间久远而内容广泛。
　　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是和佛经的翻译分不开的。著名的翻译家有东汉的安世高、支谦，晋代的竺法护，后秦姚兴时(394-419)的鸠摩罗什，唐朝的玄奘、义净等，他们先后译入大量的梵典，逐渐汇编成《大藏经》。查《大藏经》，有关医方明的经文译品大约主要有30多种，包括医论、医术、方药、卫生保健、咒禁等方面，其中有的内容曾被我国医书所引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除此之外，随佛教传入而带进的其他医药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我国医药学的内容。
　　医 论
　　有关医论，如三国孙吴时天竺僧人竺律炎和支越合译的《佛医经》专门介绍了古代印度医学理论“四大”(地水火风)说，在我国隋唐医书中屡有载录。此外还谈到人与自然相应，饮食、七情、外伤等致病因素。西晋月支僧人竺法护译的《胞胎经》，详细论述了胎儿的发育周期。宋僧施护译的《医喻经》介绍了良医知病识药的四个表现。
　　四大说是古代印度医学有关生理病理的一种理论。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人身四百四病经》，介绍印度医学“四大”说，可惜已佚。孙吴时(222-280)译人的《佛医经》说：“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后来萧梁陶弘景(456-536)在增补《肘后方》时首先采用此说，作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并改《肘后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其间经历了200多年，我国医书引用“四大说”才逐渐增多。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载有：“水地火风，和合成人。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王焘《台秘要》也有一大段文字：“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四种假合，以成人身”。还有与中医固有理论一起出现的情况，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载：“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恶风五有：黄、青、赤、白、黑)”，试图把“四大”与“五行”两说结合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下的中医理论，其框架的完整性，给另一种体系的“四大”说最终不能纳入中医的理论体系并根本影响中医埋下了契机。后世也偶尔有人引用“四大”说，如宋人整理的《金匮玉函经》、明万历年间医生卢复著《医种子》，推《神农本草经》、《难经》为医经种子，《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医论、医方种子，《扁鹊仓公传》为医案种子。他说：“阿赖耶识之有种子功能也……而种子义者，乃阿赖耶识。”佛教认为阿赖耶识是世界一切的精神本原，它含藏着一切现象的“种子”(即潜能)。卢氏用来比喻他所推举的医种子具有开出医学之花、结出医学之果的作用。又撰《芷园臆草》，包括覆余、日记、题药、勘方、存案五部分。他兼通大乘佛教，与僧人结交甚契，在他的著作里充斥着佛教的内容，如唯识论、四大说等。子如其父，其子卢之颐也精医通佛，继承父亲未尽之业，历18年编成《本草乘雅半偈》，认为神农本草经365种，恰应周天之数，无容去取。又以佛教四数为乘，每药之下列四日，曰参、衍、断、核，另外著有《摩索金匮》、《伤寒金匮疏钞》、《学古诊则》、《阂疟论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佛教影响。明末殷仲春编撰的《医藏目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单行医学书目。自言：“医藏录者，诸如来法藏，权立其名，以济度众生也。”把自己目验的医书分为20函。由于作者根据释氏的名义来分类，所以有如“无上函”(医经类)杂入《易经》、《洪范》等；“正法函”(伤寒类)又附人《东垣十书》等。明末清初医家喻昌在医学上颇多建树。他曾经历“自儒而之禅，自禅而之医”，即中年曾因仕途不遂而“披发为僧”。史评说：“昌通禅理，其医往往出于妙悟。”不过还必须看到，他用禅理来解释医理，不免失之穿凿。如《医门法律》“阴病论”说“佛说四百四病，……皆为阴病矣”；地水火风，“人所以假合成身”；“率禀四者，金性坚刚，不受和合，故四大惟金不与”，还夹杂了许多佛语。清代歙县程国彭著《医学心悟》，自序说：“心如明镜”，于心悟得医学之理，故而有此书名。《医学心悟》卷1《医有彻始彻悟之理》中有“静坐内观”法，无疑是佛家的一套。程氏晚年曾在天都峰普陀寺出家。清代医家周学霆著的《三指禅》，是一本脉学书。周氏说：“医理无穷，脉学难晓。会心人一旦豁然，全凭禅悟。”“全身脉症，于瞬息间尽归三指之下”，可见书名也含佛意。书内“心包络辨”、“七诊辨”、“膻中解”等篇屡见佛家之言，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生病老死苦，不能脱其轮回矣”。
　　医 术
　　有关医术，主要是外科手术与金针拔障术。例如东汉安息僧人安世高译的《女祗域因缘经》记载了印度医王祗域(耆域)的神奇医术，其中开颅、剖腹、神膏之类与《后汉书》记载的我国神医华佗事迹相仿，是中外医学比较的好材料。又南北朝时两次译人的《大般涅架经》卷8记载有目盲者求医，“良医即以金篦决其眼膜……(盲者)乃言少见”。可知印度当时已有金针拔障术。
　　刘宋、北凉译入的佛经中有“以金篦决其眼膜”的记载，而稍后的史书也有记载。《南史》载，梁文帝(424—453)第十子萧恢“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慧龙，得疗眼术，恢请之。及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又《北史》载张元祖父丧明3年，元为其祖求佛祈祷，“经七日，其夜梦见一老翁，以金篦疗其祖目”，这两则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反映当时金针拔障术已在我国施行的史实。至唐代，金篦术常被诗人们所吟颂。杜甫诗：“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刘禹锡有“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句“赠眼医婆罗门僧”。白居易诗：“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李商隐亦有诗句：“刮膜想金篦”，可见金篦拔障术在唐代已很流行。此时医著《外台秘要》亦转引《天竺经论眼》说：“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其障，作青白色……名作脑流青盲眼……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医心方》亦有类似的记载。金针拔障术经过我国历代医家的不断改进，有了新的发展。王焘在《外台秘要》第21卷中载录了《天竺经论眼》，其序文小注说：此文“陇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可知此文是西域胡僧口授，齐州谢道人译出，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眼科译品，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方 药
　　有关方药的记载比较多。隋代天竺和尚门那崛多译的《不空绢索咒经》，载有25种药物(如龙脑香、麝香、荜拨、雄黄、石黛等)，5张药(如揩齿方、荜拔蜜丸敷治恶疮)。唐僧义净译的《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有关医药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内、外、儿、妇产、五官科疾患的治疗，记载了19种药物(如齿木、牛膝根、石蜜、黄牛乳等)。唐代印僧宝思惟静译的《观世间菩萨如意摩尼陀罗经》中，着重谈到眼药的组成、制作和施药的方法，说用雄黄、牛黄、郁金根、胡椒、荜拨、干姜等药，研极细末，再用龙脑香、麝香和之，涂眼，治疗目青盲胎、胬肉等。唐代于阗和尚实叉难陀译的《观世音菩萨秘藏和意陀罗神咒经》中第三、四、五品，分别介绍了媚药、含药、眼药的组成、制作及功效。所载药物尤以牛黄、麝香、郁金香、龙脑香、白檀香、丁香为常见。此外，相应记载了一些病名(如热病、蛊毒、丁疮等)。宋僧法贤译的《迦叶仙人说女人经》主要讲述了孕妇“随月保护之药”方的组成与煎服方法。其特点是以尤钵罗花、莲华、蒺黎草等为常用药；各药均等分研末；以服汁、乳糖、蜜为主而水为辅与药末同煎，而且大多数要候冷后服用。都呈现了异国他邦的地方色彩。
　　晋葛洪《肘后方》记载的“药子”婆罗门胡名叫“船椒树子”，这是现存中医书中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印度药物的记载。南北朝隋唐医书引载印度等地的方药逐渐增多。据范行准氏《胡方考》，此时引入的印度药方就有40多首。南北朝医书大多散佚，现就唐代方书而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就有10余首，如耆婆百病丸、耆婆治恶病方、耆婆汤、耆婆大土补益长生不老方、阿伽陀圆、服菖蒲方等，其中在《千金翼方》卷12“养性”章所载的“朋昌蒲方”之后，就署明“天竺摩揭陀国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跋摩米帝，以大业八年(612)与突厥使主至，武德六年(623)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德护法师净土寺主矩师笔译出”。《外台秘要》则载有20多首，如莲子草膏、酪酥煎丸、治肺病方等。应当指出，这些被认为是印度的药方，经笔者查对前面《大藏经》中译入的方剂，尚未发现有完全相同者，不过在用药特点上有其一致性。如眼药方均配有盐、乌贼骨；酥、醍醐、蜜、牛乳、麻油等入罐煎煮，以及当时西域盛产的药物如诃黎勒、郁金香、阿魏、龙脑香、豆蔻、丁香的频繁使用；《外台秘要》媚药用白、红莲花等等。
　　卫生保健
　　有关卫生保健，主要表现在揩齿和静坐方面。东汉安世高译的《温室洗浴众僧经》详细论述了人体洗澡的卫生意义，其中谈到杨枝(揩齿)、酥膏的使用，在我国《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医书中都有反映。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东晋佛陀跋陀罗译的《达磨多罗禅经》、后秦鸠摩罗什等译的《禅秘要法》等佛经谈到佛教坐禅的一些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认为坐禅的步骤是：静坐―入定―观想―某种境界―出定。同时还谈到静座时必须配合饮食补养和情志调谐，对我国气功锻炼曾起过启发、借鉴作用。东泽译人的《温室洗浴众僧经》，已经谈到用杨枝洁齿，令人“口齿好香，方白齐平”。隋《诸病源候论》载“以水杨枝洗口齿”，唐《千金要方》则把佛教揩齿和道教叩齿并提：“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暖水含，揩齿及叩齿百遍，……口齿即牢密。”《千金翼方》亦载“口嚼杨枝，支口中秽气”。《外台秘要》更有升麻揩齿方，说“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揩齿，香而光洁”。揩齿可以说是刷牙的滥觞。《千金要方》卷27记载“天竺国按摩”共“十八势”，说：此是“婆罗门法”。这是一套活动身体肢节的自我按摩(导引)方法。宋张君房《支笈七签》和明高濂《尊生八笺》都收载了此法。
　　咒 禁
　　咒禁，是人类医学不发达时期的共同现象，宗教则延长了咒禁的生命。东晋昙无兰译人的《咒时气病经》、《咒目经》、《咒齿经》、《咒小儿经》，至唐代有义净译的《疗痔病经》，均采用咒法治疗时气病、目齿病、小儿病、痔(外科疮疡)病。咒法在密宗医方明里更为突出，如唐僧不空译的《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除一切疾病陀罗经》、《能净一切眼疾陀罗尼经》，其宗教迷信非常浓厚。此外，也有咒法配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如宋僧法贤译的《罗噶罗说救疗小儿疾病经》，记述了印度僧侣给小儿治病的情况：一边念咒，一边焚香，然后用药洗方(蓖麻油、麻荆子或叶、荜拨、罗树叶、缚罗迦药)，水煎，洗浴患儿，反映了神力而借用药力这样一个事实。印度的咒禁，在我国医书中也有记载。唐《千金翼方》卷30载有：禁令家和法：南无伽帝伽帝腻，伽帝收溜避。南无阿乾陀罗呵，弥陀罗灌陀沙娶呵”，又法：“唾三十六反鬼，大鬼打头破作七分，如阿梨树枝沙呵”。卷13有“却鬼咒”也是梵咒：“然摩，然摩，波悉谛苏，若摩竭状门提，若想，若想，若聪明易解。”《外台秘要》有“禁蝎螫人咒”，《医心方》收载了我国10世纪前的医书内容，其中卷7转录了《疗痔病经》之咒，卷23引《大集陀罗尼经》之咒，又，载《子母秘录》防产难咒(此咒又被宋《妇人良方》采用)，甚至明代也还有这种影响，如《审视瑶函》载有“观音光眼咒”。唐代太医署中首次设立咒禁科，不能不说是当时咒禁(分道、佛两家)盛行背景下的产物。而佛家咒禁的输入，对于咒禁专科的产生，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唐、宋、元、明各代均有此科，可见影响久远。
　　医 德
　　佛教有它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早期的佛教，又称为小乘教，主张学习戒、定、慧“三学”，以期达到自我解脱、证得罗汉果。后来出现的大乘教，主张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既求自我解脱，又能“普渡众生”，以期证得菩萨果乃至佛果。因此，大乘教要求菩萨行者必须立普渡众生之愿，发大慈大悲之心，“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还认为“众生平等”、“一切众生是我父母”等等。这些思想也反映到我国医家脑里，表现在有关医德的论述上。唐代医家孙思邈写的《大医精诚》，是一篇著名的医德专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谈到医生必须先有救人的心愿，“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在《大医精诚》中，还有不伤生、因果报应的内容。明陈实功《外科正宗》卷12辟“造孳报病说”一章，徐春甫《古今医统》也有“庸医速报”节，如此等等，反映佛教思想。另外，佛教的“慈悲”、“平等”“爱人”、“普渡”、“行善积德”等观点，经过历代的消化、吸收，逐渐被纳入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之中，同样成为传统医德的组成部分。
　　中外僧医交往
　　在翻译医药文献的同时，中外僧人的交往也引起一些医药的交流。一般名僧兼通医药，常常借用医药之力在异国他乡打开局面，宣传佛教。早期来华的胡僧，如前面提到的安世高外，还有佛图澄等都有行医的记载。据《晋书》载，天竺佛图澄善咒术，当时石勒儿子暴死，经佛图澄救治而复生。于是说服石勒信佛，“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神僧传》亦载，“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疾瘳”。
　　与此同时，中国僧人也出访外国，其中与医药关系较大的有唐代的玄奘、义净、鉴真等人。玄奘，是一代名僧，为中国法相宗的始祖。贞观三年(629)前往印度，贞观十九年(645)回国，前后17年。曾著《大唐西域记》12卷，其中谈到印度时，介绍了有关当时印度医药的情况。如饮食时，必先盥洗；饮食后，嚼杨枝而为净。患病时，先绝食；如不效．，方饵药。谈到教育时说，7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其中医方明的内容是“禁咒闲邪，药石针艾”。一般佛教徒都要学五明，而婆罗门则学四吠陀论(寿、祠、平、术)，其中寿吠陀(养生缮性)、术吠陀(异能、伎教、禁咒、医方)，与医药关系密切。当时的僧侣都懂得一些医药知识，玄奘的眼见耳闻证实了这一说法。
　　义净，是继玄奘之后又一位西行高僧，在留学10年之后返归途中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在《内法传》中记载了印度医药卫生方面的情况，其中在“先体病源”章中介绍了印度古代医学“八医”，即“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在“进药方法”一章中，谈到印度人患病时，先以绝食为疗法。此外也采用药物治疗，尤其注重万应药的使用，如“三等丸(诃黎勒皮、干姜、沙糖等分为丸)能疗众病”。在第三、五、八、二十、二十三章中分别记述了印度僧人的卫生习惯，如食前洗手、揩齿刮舌、淋浴、散步等。同时，义净还向印度介绍了中国医药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特点。
　　他自己也精通医学，曾经把苦参汤和茗(茶)治疗热病的经验介绍给沿途人民。义净还把中国的药物和饮食习惯与印度等国进行了比较，认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飞丹则诸国皆无，服石则神州独有”。“西方则多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伦国”；饮食习惯不同，如“东夏时人，鱼菜多并生食。此乃西国咸悉不餐，凡是菜菇，皆须烂煮，加阿魏、苏油及诸油和，然后方吃”。总之，义净《内法传》是篇中外医药交流的珍贵文献。
　　鉴真是唐代赴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和创立日本律宗的高僧。天宝元年(742)，他接受日僧荣餐、普照邀请，历经12载，备尝6渡之艰辛，终于踏上日本国土。在日本传教期间，他还把自己的医道传授给弟子，撒下了医药种子。据说他曾撰有《鉴上人秘方》1卷，已佚。其佚方有见于《医心方》的“脚气人腹方”、“诃黎勒丸”、“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等。他在国内时，曾 “开悲田而救济贫病”，“躬调药物，以治病患”。到日本后，又“治疗皇太后弗豫有功，任大僧正”。鉴真对本草学也有研究，在视力很差的情况下，凭其他感官(口、牙、鼻、耳、手)的直觉来鉴别药物，日本“邦人效之，医道益辟”。在日本医学史上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自日本向隋唐派使以来，许多学问僧(约有92人)来华学禅，回国时也把中国医药带走。日僧荣西两次入宋，携茶种回日，著《吃茶养生记》，饮茶遂风靡东瀛。日僧月湖留明，居钱塘，师虞抟，后有田代三喜从其学，学成回国，在日本大倡程朱学说。
　　僧侣医事活动
　　历史上有许多佛教僧侣出于种种原因和目的而参加了各种各样医事活动，对于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在：
　　(1)僧办病院：我国早期的病院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史载，南齐萧子良等王族笃信佛，曾设“六疾馆”，收养病贫，给衣施药。北魏宣武帝亦立“馆”，收治“疾病之徒”。他们的目的是行善积德以求来世有好报应。秦简中有“疠迁所”记载，到了六朝之后，寺院也开始设立隔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续高僧传》卷2载，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北齐，住太平寺中，“收养疠疾，男女别坊，四事(时)供承，务令周给”。除了养疾外，还进行必要的护理和治疗。卷25载，唐释智岩在贞观十七年(643)“后，往石头(南京)载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唐代寺院除设“疠人坊”外，还设“悲田坊”或“养病坊”，并且较为普遍。据《唐会要》卷49记载，“悲田养病，从长安(701~704)以来，置使专知”，“开元五年(717)，宋景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元宗不许”。会昌灭佛，“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残疾无人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救，诸州府7顷至10顷，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病院由僧办改为官办。南宋高宗辛未(1151)，“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州县并置”，就是唐“悲田坊”的延续。后代寺院是否也学办病坊，因缺乏史料，不得而知。总的来说，僧办病院客观上对医学进步是有积极作用的。(2)妇产科：晋僧于法开“初以义学著名，后与支遁有竞，故遁居剡县(嵊县)，更学医术”。《高僧传》卷4《于法开传》还载，于氏“祖述耆婆，妙通医术”，曾在逆旅中遇妇人难产，令进羊肉羹，后施金针，“须臾，羊膜裹儿而出”，遂开了僧徒治妇产科病之先河。于氏著有《议论备豫方》1卷，已佚。后世更有寺院女科的出现，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就是一个典型的史例。萧山竹林寺创于南齐，“垂四百余载，至石晋天福八年(943)，高昙得异授而兴医业”，始有女科。自此，寺僧皆以妇科医相传。南宋绍定六年(1233)，净暹治愈谢皇后的重病，朝廷赐寺名“惠济”及赐“晓庵”、“药室”二匾，又封他为“医王”，即为“十世医王”之五世者，直至民国初107世还俗为止。其间历尽沧桑，几度盛衰。明季兵燹，寺院衰落。清初绍钟重振禅院，道光年间连尘再度振兴，女科复盛，曾有“门前车马喧，声声疗苦难”之说。竹林女科秘方至清初才流传民间，此后以竹林寺僧名义撰写的女科秘方刊本相继出现。内容均为妇产科方论，所列方剂大多实用有效。其特点是重视问诊，以理气活血为常法，并强调药物炮制、煎服的方法。此外，南京风井寺、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也有女科的史迹。(3)骨伤科：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的作者是一位僧侣，自称蔺道者，长安人，唐会昌年间(841—846)武宗灭佛后，隐居于江西宜春钟村，与村民彭叟为友，因彭儿“折颈挫肱”而亲调药剂，病人服后，“俄而痛定”。于是“求者益众”。“道人亦厌之，乃取方授彭”。“道人有书数篇”，“彭得其治损诸方”乃“其最后一卷云”，即今传世本。该书首论“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次列“方论”，后续“又治伤损方论”。他发明了椅背复位法治疗肩关节脱位和手术治疗粉碎性骨折。他倡导的骨伤治疗正骨麻醉、清创、检查诊断、牵引复位、敷药固定、定期复查换药等，至今仍有很高价值。此书对后世骨伤科发展影响深远，是中国骨伤科学的奠基石。伤科少林寺派，是我国骨伤科的主要流派。该派“平时重视武术，以经络穴位为诊断依据，强调手法复位和点穴疗法及其功能锻炼，以武术接骨为主”。该派是从治疗武术跌打损伤逐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少林武术传出寺门，其治伤疗骨术也流传民间，在广阔的土地上得到很大发展。因此，武术家正骨疗伤的一套方法，是少林寺僧和非少林寺僧(包括俗人)共同创造的。所以说，世传的许多以少林寺命名的《伤科秘方》，不全是少林寺僧所作，也有许多是民间医生的心血，不过托名而已。 。 咒禁和心理治疗
　　佛教医方明认为，病有六种：四大不顺、饮食不节、坐禅不调、业病、魔鬼、鬼病。
　　其中“鬼魔一病，以神咒治之”。史载中，善咒禁之术，在释门中不乏其人。《北史》载，“沙门惠怜者，自云咒水饮人，能差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数”。看来还很有益惑性。《高僧传》卷5载，东“晋兴宁中(363—365)，东土多遇疫病”。笔法旷“善神咒，遂游行村里，拯救危急”。《续高僧传》卷9则载隋释灵裕有“医决符禁法文”，又载唐僧慧融“山居服食，咒水治病”。宋《太平御览·鳞介部》引《孔氏志怪》也有僧瑶神符治病的记载。在某种特定的信仰氛围中，禁咒在心理上能起到一定的暗示治疗作用，所谓“信则灵”也。前人说过：“祝由……可治小病……一切心神惶惑之证，可以借咒语以解惑安神”，不无道理。当然，对不信者则罔效。
　　佛教对心理学尤其是病态心理学的研究较为透彻。《针灸大成》曾生动而详细地记叙了一位僧医运用禅理对患者的病态心理作了细致的分析，然后建议“静坐”，治愈了“心疾”的史实。邝子元患了“心疾”，请这位僧医诊治。僧医分析了他的起病原因说：“贵恙起于烦恼，烦恼生于妄想。”禅家谓之幻心。能照见其妄，而斩断念头，禅家谓觉心。他告诫病人，不怕妄念烦恼产生，就怕不明妄念烦恼产生原因，只要“此心若同太虚，烦恼何处安脚?”结合医理进行了分析，说“贵恙亦原于水火不交”。原因是内、外二欲(色情)在作祟。：二者之欲，绸绵染着，消耗元精，致使水不济火。他劝病人“若能离之(二欲)，则肾水自然滋生，以上交于心”。另一种是心火不能下交肾水，原因是存在理、事二障(思虑劳倦)，他说：“若思索文字，妄其寝食，禅家谓之理障；经纶职业，不顾劬劳，禅家谓之事障。二者虽非人欲，亦损性灵”，致使火不下交。故劝病人“若能遣之(二障)，则火不至上炎，可下交于肾”。这一番心理教化，使病人消除了精神顾虑。邝氏又遵医嘱，“独处一室，扫空万缘，坐静月余，心疾如失”。这一病例生动地展现了一幅佛教心理治疗的画面，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佛教心理分析疗法能治好一些心因性疾患。
　　佛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既是意识形态，又是上层建筑。在佛教盛行的社会里，佛教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影响医家和病人。从僧医治愈“心疾”这类事例中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治疗工作不仅要考虑生物因素，还必须注意社会、心理诸因素。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对于今天社会心理生物模式的医疗工作无疑会有所启迪、有所借鉴。
　　饮食医学观
　　佛家养生，大都以修定为要旨，而关键在于“数、随、止、观、还、静”六字(智者大师：《六妙法门》第2)，如佛家认为饮食过饱，多常呼吸急促、身躯胀满，各种经脉多不通顺，使心血阻塞不畅，坐禅意念亦甚不安；若饮食太少，则因饥而身体虚弱，心思难定，意念和思考也多难安稳，故饮食过饥或过饱，都无法通过修定成佛。若饮食不洁且又有秽浊之物，则可使人精神意识不清爽甚至昏迷。若吃不合宜的食物，则可引起有关疾病而无法达到修定时“四大皆空”的境界。故佛经上有“身安则道隆，饮食知节量”的明谕。
　　资料表明：早年在日本歌山县有霍乱流行，但凡是信佛祖传先吃了梅干的人，多似获得免疫力而不得此病。如用白菜、莲根治热病的疗法；用盐、大麦配合其他生药治风证疗法以及用牛奶疗法等，大多具有理想的疗效或养生作用。佛家主要使用植物的草、木、果实、花、根、茎、种子等；矿物的混合体·、单体、化合物等。至于动物药，由于佛家戒杀生，故很少用或不用，但对动物的乳汁、蛋类则有时还是选用。
　　一般说来，佛教徒大多生活清苦，缺医少药，但他们中长寿者颇多。其原因是清心寡欲、晨昏修定、四大皆空外，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佛家有一套独特的、实用有效的除病养生秘方和秘术。多采取人们常用的食物或某些常见花木杂草的枝、叶、根、茎，既简便易行，又多无毒副作用。如饮用海带汤以预防高血脏、脑溢血；喝生土豆汁治疗胃癌；用黄瓜藤和汁(叶煎)治多种心脏病；吃南瓜预防脑溢血中风等，多具有调节心态宁静和强健体质的药效作用。
　　佛教医学的草木药疗：因佛教寺院多坐落于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或缺医少药之处，僧尼多在寺宇四周或庭院中栽培一些具多功效、多用途的草木，有的供食用、药铒或观赏。佛教医学的特色，如蒲公英，佛门称之为“接受神的启示之花”、“告知幸福的花”，能清热解毒，既可治黄疸病，又可改善肝功能；松树叶称“绿色胃药”，佛教徒常食，云可长生不老，且可治胃炎、降血压、去黄疸、改善心脏功能；车前草，其嫩叶可蔬食，且为“万能药”，可止泻治痢，助胃肠消化，止血去痛，治口腔炎、扁桃体炎、气管炎、心脏病、妇科病、头痛、关节炎，并治外伤和神经官能症；紫苏既供食用，又能治热病、感冒、皮肤病和食欲不振等；相传释迦常用苏叶、苏子治愈不少僧徒的肺炎、伤寒之类的热性病；无花果佛门尊为智慧树、神圣树，有净化血液、润滑肠道、消除疲劳及治疗痔疮的功效；白果为银杏树之果实，可平喘、止咳、祛痰、利尿，但不可多食；鱼腥草，释迦早曾用于治腰痛，防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中风和健脾胃等多种病痛；枇杷树，佛医誉为“药王树”，其叶、果可治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慢性胃肠炎、习惯性便秘和神经痛等。由此可知佛医实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佛、道三教的宗教文化(包括食医文化)是相互吸收和渗透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佛教寺院药方、民间疗法及中草药的特殊用送等方面都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分析，并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使中国的儒医与佛医能取长补短、相互融汇而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