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武威藏学研究有关的点滴思考

与武威藏学研究有关的点滴思考
　　多识·洛桑图丹琼排
　　地处河西走廊东段的武威地区，无论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角度，还是从民族和特殊地缘关系角度而言，都是对中国藏学研究者和中国西部历史文化研究者具有很大吸引力的一个历史文化生态区域。
　　武威保存的古藏文资料中称武威为“金武威”。“金武威”这个称号，除了象征这个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上属于东西经济和文化交流重要通道的商业经济地位而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宗教等非物质文化的“黄金”宝藏之意。
　　我对“金武威”的理解，着眼在后一层意义上。因为，武威地区在历史文化上所处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他在西部发展中所处的有限的经济地位。武威的铜奔马、天祝的铜牦牛这两尊国宝级文物的相继出土闻世是武威地区的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初步展示，引起了国内文化界的刮目相看。铜奔马带着武威出省、出国、走向了世界。
　　随着藏汉关系史上的重要历程碑——萨班舍利塔及百塔寺的重建和武威市博物馆藏有大量藏文图书资料的新闻报道，又引起了省内外藏学界的重视。我认为与藏学有关的研究项目远不止于与萨班舍利塔有关的元朝和平统一西藏的历史问题和与武威市和古浪县保存的藏文大藏经和藏传佛教文化的历史关系问题。还有许多见于各种历史文献、近代人对其中有些问题虽然进行过一般性的研究却未能做出定论，还有对其中大部分未及涉猎的与藏族历史有关的问题，也是摆在藏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
　　《新唐书·吐蕃传》云：“吐蕃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泯间，……蕃发音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有人将“吐蕃”的“蕃”字的音解读为“博”，欲与英语Tibet一词相对应，但陕、甘、宁、青、川汉语习惯上称藏族为“番子”或“西番”。这“番”发音fan（翻）。与前面所引《新唐书》：“蕃发音近”一语相符。又古汉语无唇齿音“f”，故，番、蕃应读“潘”（盘）。那么，这“潘”和《格萨王传》中藏人始祖为渠拉潘的传说、华锐藏族来自西藏潘保地区的历史记载、以及凉州六谷番部首领潘罗支、《安多政教史》所载青海藏族扎姓部落大头领才秀潘、藏传佛教后宏接续法脉高僧公巴热萨出自潘姓家族等是否有着某种并非巧合的必然联系呢？
　　又如武威市博物馆有西夏文碑和出土藏文木简等很多件珍贵的西夏文物。那么，武威地区的民族和历史与西夏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以党项羌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党项羌的族属问题，从其文化特征：如西夏人自著《文海》中自称：“夏、蕃、嵬名、弭药”。其中“嵬名”是安多藏语“沃米”，即藏族的自称。“弭药”或“木雅”是藏语“美人”之意（见《松巴政教史》）。《隋书》党项传云：党项羌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藏族历史传说中的人种始祖是圣猴和岩生罗刹女。西方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藏族这一神话传说给达尔文从猿到人的物种进化论提供了启示（见《东嘎教授文集》）。藏族自称为“沃懂玛尔坚”，意为“红脸种藏人”。聂历山翻译的“西夏颂歌”中有：“红脸的祖先坟墓，在白河之源”。“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河之上。”的诗句。又如该颂歌中有：“我的阿妈（藏语‘母亲’）成为泉源，银装其腹，金装其胸，永恒的美奶种子，具有嵬名姓氏”。其中“阿妈”、“嵬名”不但是藏语，而且，“银装其腹，金装其胸”的母亲的服饰完全符合装饰品佩带在胸腹前的华锐藏族妇女的独特的装饰习俗。《宋史·夏国传》称：“元昊自制蕃书”（西夏文）。还有英国学者巴卜尔经调查认定木雅语就是安多藏语，以及党项人的住房、服饰、饮食特点、羊髀占卜、葬俗、宗教信仰等皆符合藏文化的特征。据此可以完全肯定其族属为藏族。那么，西夏国被成吉思汗消灭后，西夏遗民党项藏人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有一部分迁移到武威南山天祝一带了呢？西夏的拓跋氏（南人）与吴氏族和天祝茂藏、祁连旦玛的拓巴八部和吴姓家族（嘉额仓）有没有族源关系呢？
　　《后汉书·西羌传》云：“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同……”。《五凉志》云：“凉州郭外数千里，皆蕃民也”。（美）陆宽田《党项在中原与亚州内陆关系中的作用》一文中说:“(西夏)李继迁统治时期，党项的兴趣只限于对西凉府周围吐蕃诸部的控制权。这些部后来被联合在潘罗支领导下的六谷部之中”。武威地区还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与“羌”“蕃”有关的地名如：平蕃（永登）、镇蕃（民勤）、镇羌河（金强河）、镇羌驿（金强驿）等和羌蕃语地名如：姑臧、古浪、庄浪等等。这些史书记载和地名所显示的凉州部的古老的羌蕃部族的历史演变过程如何？它和居住在武威南山浩门水（大通河）两岸五县的华锐藏族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历史渊源关系呢？
　　据史料记载，凉州周围是“随逐水草，卢帐为屋，以肉酪为粮”的羌蕃栖息之地，水盛草茂，具有良好的发展畜牧业的天然条件。《后汉书》说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在汉代武威周围，天祝一带的畜牧业就很发达，故《前汉书》称:“凉州之畜，天下之饶”。有人说出现在秦汉时期，或更早的中原武将头盔上的红缨和红缨枪上的红缨的原料，可染色的白牦牛尾就出在祁连山下。牦牛是生活在海拔三千米以上青藏高原和祁连山中的古羌蕃的特有畜种，而白牦牛又是武威南山、大通河南北两岸华锐藏区特有的畜种。由此可见，华锐的白牦牛尾作为军用物资，通过河西商道很早就进入了中原市场。武威是铜奔马出土之地，也是自古以来出骏马、战马之地，青藏高原著名的华锐骏马就出在松山草原。这也是武威在历史上成为河西茶马贸易重镇的主要原因。远在二千多年前凉州之畜牧业被载入史册而获得“天下之饶”的美名，那么，那时经营畜牧业的是些什么民族呢？
　　天祝不但是个产白牦牛，产骏马的地方，也是个历史上出人才的地方。如乾隆朝皇帝册封的八大内呼吐克图（护国大喇嘛）中天祝就占了章嘉、土观、东科三位。其中章嘉活佛在雍正朝受封国师，担任乾隆皇帝的藏文和藏传佛教亲教师，侍奉雍、乾二帝，驻京六十多年。主持了蒙文和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奉旨进藏主持七世达赖喇嘛座床等事宜。九世东科曾任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灌顶国师，驻京四十二年，深受慈禧太后的赏识。
　　章嘉和土观也是著名的学者，有许多传世之作。曾任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师的华锐热布萨也是天祝人。《松巴政教史》中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也是华锐藏人。华锐藏族是“随逐水草，卢帐为屋，以肉酪为粮”的古老的羌蕃游牧民后裔，至今保存着许多古老的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构成了藏文化中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华锐藏族文化。对华锐历史人物和华锐藏语、华锐民俗文化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也是摆在藏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具有二千年历史的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将国内外许多民族从感情和信仰上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纽带。世纪之初，佛教从南北两路传入中原。在北传的历史路线图上武威是一个闪光的亮点。如梁启超说：“于兹有一重要之地点宜特叙者，曰凉域。读吾书者，当已熟知佛教与西域之关系。夫西凉则西域交通之孔道也。西凉佛教界有两要人，其一法护，其二昙无谶。两人功绩，皆在翻译，而护为西行求法的先登者，纯大乘的教理之输入且先于罗什”。“谶之大业，在译《涅槃》，与罗什之《般若》，譬犹双峰对峙，二水中分也”。“龙树性空之教理，在中国最占势力，什实主导之，其功绩及于我思想界者至伟大”，“什在中国，历年虽暂，然其影响之弘大乃不可思议”，“佛教从学理上得一坚实基础，而为有系统地发展，自什始也”。（见于梁氏《佛教教理在中国的发展》一文）
　　这位汉传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鸠摩罗什也与武威有着特殊关系。吕光灭龟兹而迎来罗什，什在凉宏法十八载，巍峨的罗什塔诉说着这段历史。
　　在唐末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和北宋西夏时期相继传入河西走廊的藏传佛教，与世纪之初传入河西走廊的汉传佛教之间，因有信仰上的共同点而形成了彼此相容，和谐相处的局面。武威乃至整个河西走廊，蕃寺与汉庙并存，藏僧与汉僧杂居的这种现象，便是藏汉佛教和睦相处的表现。这种信仰上的和谐也对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曾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藏汉佛教长期并存于一域（如凉州诸寺），这一特殊现象也是凉州佛教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藏汉佛教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这方面的研究会给藏汉佛教文化和佛教史增添新的内容。
　　上述问题都与藏学有关，也是和西部民族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武威藏研会若能依托武威厚重的文化底蕴，充分利用丰富的藏学资源，组织力量，开展调研，定能获得丰硕成果。
　　写于0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