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纪念 ——关于陈寅恪研究的随想

最好的纪念 ——关于陈寅恪研究的随想
　　1999年11月，中山大学举办了第三次“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1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这本冠名《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书，共收论文46篇，近60万字，著者分别就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渊源、在各个领域的贡献、诗文证史的方法、平生各时期的特点和活动情况、在学术上的地位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心得。这四十多篇文章，或深入发掘第一手资料，或认真解读陈寅恪的原著，或努力以陈寅恪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研究其生平与学术，成为这次研讨会的突出特征。而深入发掘第一手资料，更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
　　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本是寅恪先生的治学原则之一。他恪守乾嘉学者和德国米勒诸学者重视使用第一手资料的传统和经验，曾说做学问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站不住。与陈寅恪学风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而近年来研陈学界恰有不重视挖掘、使用原始材料的倾向。正像这本《论文集》后所附的《述评》所说：
　　“近年来，对于陈寅恪及其学术的研究逐渐升温并有过热趋势。突出表象之一，便是相关著述的质与量不成正比。或就一二格言作附会式的阐释；或据回忆录等第二手资料拼凑成文。发掘新史料固然不易，认真解读文本亦属难能，以至于在话题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海内外均有人表示异议，以为其中不免有放大之嫌或抑扬之见。”
　　因此，继承寅恪先生的治学风格，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研究、宏扬其思想学术，就显得尤为重要。可喜的是，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有几篇材料新颖、文风平实、论说有据的好文章，使人耳目一新。这里举两篇作例子，作鼎脔之尝。
　　南开大学张国钢利用到柏林访问的机会，查找陈寅恪当年在柏林大学留学的档案材料、柏林大学当年课程设置情况、陈寅恪的老师吕德斯、米勒以及其他几位汉学家对陈寅恪的影响，撰成《陈寅恪留德期间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一文。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了陈寅恪留学德国时遗留下的64本笔记的文本意义，更指出陈寅恪归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教学内容和科研选题基本不出佛学、梵学及蒙古学、满学等范围，与柏林汉学家的研究旨趣相同。由此可见，陈寅恪的初衷是要致力于西域史地之学（即不中不西之学），以预国际东方学界的“潮流”，而非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潮流。文章对陈寅恪“不中不西之学”和他的著名观点“预流”的内容、背景提出了新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山大学桑兵提交的论文《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发掘新材料，对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重新予以阐述。张、桑两文，为陈寅恪“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说法赋予了新的涵义，应是这次大会的收获之一。）。
　　中山大学程美宝在牛津大学访问期间，发现了四份有关陈寅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献。
　　研陈园地不断有与陈寅恪相关的材料公诸于世。如果有意识地按专题进行搜集、整理、形成规模，必将为陈寅恪研究真正走上“显学”、“实学”的轨道作有力地支撑。这方面，鲁迅研究的材料工作可以作为借鉴。迄今为止，有关“鲁学”的资料工具书蔚为壮观，如中科院鲁研所编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含索引六大册；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的《鲁迅史料丛刊》12册；北京鲁迅博物馆鲁研所编的《鲁迅研究资料》，显示出鲁学作为一个学术门类的严谨、厚实。对照陈寅恪研究，资料的挖掘、整理、系统化，尚有大量工作可做。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70年后，陈寅恪研究已然成为一代学术潮流的方向，用新材料、新眼光、真见解来解决真问题，是摆在研陈队伍前面的重要任务。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继承他用真见解解决真问题的本领，光大发扬他去浮华、疾虚妄、取信征实、厚积薄发的优良学风，并融入到自己的治学与思想中去，就是对这位学术大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