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与佛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与佛学研究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弟。幼时就读家塾 ，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年十三随兄衡恪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 巢 鸭新文学院高中。越2年考取公费赴日生，因脚疾回国，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 次年留学欧洲，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主攻语言文学。又因脚疾，被迫 回国。1913年再度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回 国，辗转于南昌、南京、北京各地。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 文，4年后转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施教授的指导下，潜心于东方古文字的 研究。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 、中文系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 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 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 中国史教授。越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 ， 次年转教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赴牛津大学讲课兼治眼疾，但治愈无望，辞去教席，于第 二年经美洲回国，仍回清华教书。1949年到广州岭南大学讲席。1952年院系调整转为中山大 学教授。以后，又被选为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 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文革”初，曾遭受迫害，80岁时，因心力衰竭和肠 梗阻而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又屡次赴国外求学，掌握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理论，因 此 他通晓东西方文字，深得两种文化的精髓，虽无国外任何学位，但却被举世公认为“大师巨 匠”。他一生颠沛流离，有时甚至生活难继，既使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仍勤于著述，学 问 不缀。他著述等身，给我们留下了《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煌煌 巨著。其学问涉及了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 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其中有的学科在国内属于新开辟的领域，在国外也处于领先的地位 ，故被目之为“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的奇人。
　　陈寅恪先生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 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 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的最主要内容。他利用丰 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 理 佛教名相的产生演变和发展，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上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他 对本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各种文字的佛经研究，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敦煌文献的发现，震惊 世界学术界，外国人研究很多，但也有局限性，有的只是隔靴搔痒，不得深入其里。先生通 晓 外文，擅长训诂，谙习佛典，因此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多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疑难问题， 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悬案，“抠”出了中国敦煌佛学研究的特色。他的敦煌佛教文献研究 ，可以说至今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既便是当今学者也不得不膺服他的独到见解和敏 锐洞察力。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执牛耳。先 生以其广博的学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传法偈”的 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相佐，自成一家之言。先 生 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 关支愍度“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先生《两汉魏晋 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另一篇讨论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文章，受到了中外学 者的重视。此外，先生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徵。
　　总之，陈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影响了后出的几代学人。本 书基本上收录了他所发表的绝大部分佛学论文。在编辑过程中增添了原作中原没有的书名号 ， 改正了原作在排版时出现的个别误字，以及作了必要的版式安排，但整个原作的结构顺序和 体系没有任何变动。此外，为方便读者，本书收录的文章，按佛学研究的特点和类别来编排 ，并没有按著述发表年代顺序编排，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