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至清四川地方官员与佛教关系述评

　　四川佛教的发展、演变等具体的历史脉络语焉不详，特别是四川本土的情况更是空白很多。笔者曾对清朝嘉庆年间编修的《四川通志》中所载自宋至清四川乡镇建寺兴佛的史料作了一次整理，对该志中有关地方官员亲近佛教、信仰佛教的碑记也做了爬疏，今撰成本文，讨论地方官员处理佛教的具体情况和他们的真实心态。
　　一、崇佛：各级官员的具体表现
　　如东晋佛教领袖释道安（312－385）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国家系统内的各级官员也就成了僧人的争取对象。这一努力有了巨大回报：自南北朝至清，绝大多数官员对佛教抱有亲近感，有的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在嘉庆《四川通志》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情况。
　　（一）低级官员热心助佛
　　在四川境内的历代官员亲近佛教具有广泛性，并不存在级别的差异。先看看低级官员的情况。县令常被称为“九品芝麻官”，处于封建社会官员系统最低一级。清朝康熙年间新津县任知县的常九经对寺庙很关心。康熙五年（1666），重修宋代在县东九莲山上所建寺庙观音寺。康熙六年（1667），重修宋代创建的正觉寺。在汉州（今四川省广汉市），康熙七年（1668），知州张万受对位于州西、建于宋代的龙兴寺进行重修。
　　绵阳城北天池山麓在唐朝建有寺庙，后改名开元寺，又称水阁院。北宋大观元年（1107）冬，文轸（绵阳人）与表弟朝奉郎李益侯圣举、通直郎李仲侯君宜，往开元寺，观先辈郡守李同叔所建水阁院，北崖观唐时令狐文轨施造经像，极工致。叹其历会昌（841－846）以来渐黯淡，遂醵金彩绘，焕然生色。”“醵金”，就是大家凑钱做事，表达他们亲佛的心意。
　　明代，彭山县城西30里圣寿寺，县令马训对寺僧不废修行颇为赞赏：“邑令马公训，尝至其寺，见其殿宇、门廊、四舍森然，山水胜丽，而僧徒修行，屡施财而奖劝之。”
　　（二）中级官员竭力兴佛
　　昭觉寺是四川名寺，处于成都的北边青龙场。清初战乱，昭觉寺变成灰烬。康熙初年，僧人复建，四川省中高级官员出力良多。“康熙五年（1666），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捐俸重修。知府冀应熊扁（向按：当为匾）书昭觉寺三字。”
　　宋代四川有许多著名的官员居士。如遂州蓬溪（今四川省蓬溪县）人冯檝是宋政和八年（1118）进士，后在禅宗临济宗大慧宗杲处悟心法，自号不动居士。在朝、出外任官都不忘佛教。在川南的泸州城内，为报母恩，他建起了白塔寺（又叫开福寺）七级佛塔（俗称白塔）。
　　捐献工资参与佛教事业是官员亲佛信佛的常见方式。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冬，漕使符行中为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报恩寺（又称光孝寺）捐俸钱十万修建佛牙楼，引起士民的强烈反响，踊跃捐献，未几功成。
　　（三）高级官员巨资信佛
　　高级官员对佛教也不遑多让。北宋时曾升任参知政事的赵抃曾经两次出知成都。他第二次入成都。“成都府西楼之西北隅，有庵曰圆通，中奉观音大士像，迨治平初，今史馆相韩公之所建也。”赵见其编竹覆茅，每年都要维修一次，极为麻烦，“于是命工凡楩、楠、瓦、甓易而新之；又增饰其像而尊安之”。为纪念此事，赵写下《圆通颂》六首，引来官员唱和者18篇，熙宁七年（1074），全部诗作刻石上碑。从赵的《颂》和周直孺、吴师孟、侯溥的和诗来看，这些官员对佛教的教义、历史、菩萨、公案、掌故等都相当熟悉，对观音菩萨及其神力也是深信不疑。
　　唐宋时，成都城内有两个大寺，一名大慈寺，一名圣寿寺，分据东西，相望并峙。大慈寺至宋时有96院，号称第一大寺，圣寿寺至五代时有36院，屈居第二。后蜀宰相王处回为圣寿寺舍宅扩充寺基，并买下五院合为一院的崇真禅院。北宋中期时的成都人吴师孟交代得很明白：
　　敕赐大中祥符禅院者，唐元和圣寿寺三十院之一也。然自系敕额，不隶于寺焉。孟昶为蜀，檀越主枢密使王处回字亚贤之所建也。伪广政九年丙午（946），实晋少帝开运三年也。亚贤舍私帑，买毗卢、百合、法宝、罗汉、七俱胝等五院，合而为一。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僝工缔构之初，鼎新大壮，一椽一甓，皆不即旧。至十三年庚戌岁（950）二月迄成。土木之盛，冠诸罗摩，号曰崇真禅院。佛殿、法堂、僧堂、客馆、斋厅、净厨，乃至波演那舍，应用什物及诸犍稚，罔不备具。自开运以来，名画事相，遍满其间。轮奂潇洒，实大殊胜，无虑四百楹有畸。僧堂南北构二堂二龛，蓄秘典两藏。
　　以一人之资“鼎新大壮”，达到“冠诸罗摩”的四百楹，加上内部豪华装修及饰物，王宰相的雄厚财富及出手阔绰的豪气，令人惊诧和叹服。但唐末五代时，四川相对安宁富庶，也为王宰相聚敛财富、慷慨布施创造了经济基础。
　　（四）封疆大吏全力兴佛
　　从南北朝开始，信佛的官员捐献宅院作为寺庙成为风气。唐代中期，成都又增加了一座新寺院圣兴寺，四川当时的最高军政长官、号称唐时“好佛三相”之一的杜鸿渐捐：“成都府城之东偏有寺，曰圣兴，御史大夫王承俊之宅也。大历（766－779）初，杜鸿渐领东西川节度使，改为永泰寺。”
　　文宗太和年间，南诏国曾攻入成都外廓，纵火骇众，石笋街上的福成寺惨遭不幸，高门修廊，委为灰烬。后唐廷命重臣李德裕、段文昌先后镇蜀。太和六年（832），段文昌第二次任西川节度使，自出缗钱30万作重建福成寺的基本金，民众闻讯，“应如决川，乃出囊褚，乃出怀袖”，新寺得以快速完工。
　　唐朝后期，成都城东南新建宝历寺。 “宝历寺者，剑南西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向按：此处漏一“校”字]司徒、中书令，南康王臣皋之所创也。” 皋，即大唐王朝镇守西南21载的名臣韦皋，宝历寺就是他择胜地，捐俸钱，建起来的。不仅如此，在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县），韦皋主持续修凌云寺大弥佛石像（即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乐山大佛），效仿开元、天宝年间曾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捐俸钱20万资助凿刻大佛，自己捐出俸钱50万。韦皋还在四川宏传律宗大师怀素所传的四分律，并推出具体规划：“遂出俸钱缮写《新疏》四十本，兼写《法华经》三十本，命宝园（寺）律大德光翌总而行之。”随后挑选出优秀僧人22名专门学疏传律。
　　（五）退休官员诚心兴佛
　　川北三台县北80里香林寺，据传建于东汉嘉平四年，几经兴废，“入明初，仅存殿制。虽香火相承，而槛壁颓敝，无完堵矣。”到了明中期，当地人李清从湖北官职上退休回来，见状捐出自己的积蓄或维修或新修：
　　天顺癸未（1463），郡人李公名清任楚浏阳县事，谢政归。见此寺将废，恻然动念，尽捐宦囊，鼎新修理。即今大雄殿、左右廊庑、天王等像皆公续也。
　　被誉为“南充哲人”、明穆宗朝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陈以勤（字逸甫）看不惯权臣倾轧，辞官归里，醉心于家乡的秀山丽水间，又捐出薪水修复唐代著名禅师皓升开创的青居山慈云寺（又名青居寺）“牧牛道场”。他记叙自己的心情：
　　会隆庆庚午（1570），余谢政归里，幅巾仗策，徜徉于山水间，因慨然以经营为己任。……移旧宇（慈云寺）饬新之。为殿堂五间，次山门、两廊、庖庑略备。其材木工费，皆余捐岁禄助之，以复庄严像。饬令僧圆继住持，稍拓旁壤可耕者若干亩，资其董修。于是，名山胜迹俨复旧观，而来游者咸有所栖托，以遂其穷搜极览之致。
　　（六）僻野土官世代兴佛
　　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过渡地带的雅州市天全县在明清时属于蛮地，明时这里设了天全六番招讨司，招讨司的首领——六番招讨使高氏家族是崇佛世家。据明朝人尹东夏记叙，县北五里的云顶山上有座清凉寺，被誉为“高氏家佛堂”，屡经高家世代修缮。
　　入我朝，永乐十四年（1416），招讨使高公敬让芟芜辟藓，始建绀宇，名曰云顶清凉寺，命僧觉性住持之。正统改元之明年（1437），荫袭招讨使高公凤增修山门、寮室。景泰元年（1450），招讨使高公崧复建后殿、庖、湢。迨成化元年（1465），使君怀远将军高公文林英伟有为，自授官，声振远迩，百废俱兴，…… 乃捐金帛，鸠工庀财。不逾年，前后殿堂、廊庑，焕然一新。
　　不仅如此，州北三里的龙头山原来有创自宋代的寺庙，年久荒废。进入明朝，高家五代高国英、高敬让、高凤、高崧、高文林在旧址上新建起了一座大寺，使土人所称的“蛮寺”脱胎换骨，并成为当时百蛮向明朝官府“进贡”的起送憩息之所。
　　二、护佛：为佛教排忧解难
　　如上可见，官员亲近佛教、信仰佛教相当普遍。官员掌握政治权力，比平民有更大的话语霸权和操纵实力。亲佛信佛的官员利用职权为寺院做事，便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一）排忧：为寺院划拨田地作私产
　　绵阳城西30里明水寺建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到明末清初，四川发生乙酉劫难（1645），该寺没入荆棘中。幸有当地僧人兴禅（俗家姓俞）云游归来，见状生悲，乃与徒弟芟荒重修。清顺治十四年（1657）关东蔡兴周被任命为绵州（治在今绵阳市）知州。蔡因公履寺，见廊殿倾圮，与寺僧交谈“一指禅”理，寺僧水平不高，但也懂禅。于是，蔡向寺僧许诺，自己要助他一臂之力：“子既能力任艰难，即完美兹山可也。不给者余补之。”第二年，蔡接连为佛教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把城中的白衣大士（观世音菩萨）塑像进行了重装补塑，恢复其庄严形象。二是，寺僧为了“继香烟、营饔飧、保将来”的问题，特地请求给寺院田地，蔡为明水寺划拨了一片自己看中的土地。
　　予思苏文忠玉带镇山门，吾何爱焉。为之给犊授田，上祝圣天子永寿无疆，藉其亩之所入赡若属。庶几久远不堕，界其田地：以甘氏祠堂之垣，曰为东址（向按：当为“至”，后同），以彭氏大沟曰南址，以张氏小桥曰西址，以石佛底河岸曰北址。给帖，镌石，以告诸君子，善非一人事也，自予而作者，不必自予而终。为之崇奖恢廓焉，则大愿也。
　　作为地方官，蔡兴州明白寺院有收入才能生存，所以毫不犹豫地给了明水寺土地，并且主持划定了这块土地的“四至”边界，还办了地契，上了碑石，免得今后发生纠纷。
　　（二）解难：帮助寺院夺回寺产
　　地处川西平原的彭山县城西50里的宝峰山(又叫磐石山)上有明代寺院普照寺。永乐年间，僧法正、觉庵修寺塑像，焕然一新。到了正统、景泰、天顺年时，僧性昌、大惠、智新等继续努力，该寺一派兴旺景象。 “然内治严而外防不密，四境之限未始留心，意以终古人心亦各保分界而已。”这为他人提供了可乘之际：
　　成化时，邛民汪姓者，武断乡曲，莫敢谁何，遂占兹寺之田、山而有之。就此引发了一场寺僧夺回田山的官司。幸好遇上了两个对佛有好感的官员，才有了完璧归赵的结果。
　　僧惠刚奋然不平，攘袂待旦，裹粮执词。滇南樊公瑾知县事，嘉尚其志，申问于上。关西马公纯代樊治邑，亦心樊公之心。力为剖决，摘伏发奸，兼并之田、山复为兹寺之常住。
　　痛定思痛，惠刚汲取教训，用铁铸造了一尊龙神像，在像身上刻下了寺院的田产和山产东西南北的界限标志警醒寺僧，并永传后世。
　　大邑县西北有座凤凰山。唐代开宝年中，蜀中有名诗僧可尚从道士皇甫氏手中受赠该山的玉皇观，改名“草堂兰若”。可惜传了四代僧逝法绝，有房屋十八楹、堂殿寮阁、庖库斋馆、种种悉具的草堂兰若被官府接收。这时，有“廉士”之称、“熙宁三舍人”之一的李大临出来“打抱不平”，状子递到了京城的高官手中，要让草堂兰若重回僧人手中：
　　嘉佑三年（1058）春，……尽输于官。知郡事、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李侯大临惜此伽蓝遂入民籍，乃以状闻于太师、端明殿学士宋公祁，愿以本郡白鹤山中溪禅师淳用主之。公隆法向善，乐受所请，乃尽举其地，以畀于师。
　　李大临，字才元，是成都华阳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曾长期在四川境内为官，在广安军、邛州、梓州都干过。
　　三、自白：官员兴佛的动机
　　从社会阶层来说，官员属于上流社会，是主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却醉心于佛教理论，热衷于佛教活动。从个体身份来说，是他们的信仰所决定。从社会角色来说，其政治责任也决定了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他们是官家人，治理辖境是其份内之责；他们是父母官，管理庶民也是份内之责。而佛教传入中土后，已与中国社会交融，是意识形态之一（如唐朝）或准意识形态之一（如宋明清），信徒众多，能否处理好佛教及其相关问题是攸关长治久安和信仰大问题。因此，官员对佛教的态度就有多种维度。
　　（一）信仰：发自内心 像冯檝、杜鸿渐、韦皋、段文昌等就是虔诚的佛教徒。韦皋自述在政事军务百忙中，未忘佛教：“镇守方隅，军务之暇，躬览圣教，永思宏益。”圣教的益处在于对人世间的指导：“余以为人之生也，违道好径，故哲圣因其所
　　欲，[教之以圣道]，示之以进修，其行满于此，而福应在彼，理甚昭矣。”有此认识，对于修寺、造像、写经、筑塔、撰碑等事情，韦皋才能倾力支持，捐钱也是慷慨大方，毫不心痛。
　　（二）祈福：为国为民 如上述绵州知州蔡兴周自叙他重塑观音像的理由是：“非自求福，非图名，意在寿国福民也。”为明水寺解决土地是“为善”、“祝天子寿”。也就是说，上为国为君祈寿，下为民祈福。作为儒家、官僚，蔡兴州并不排斥佛教，至少他认为佛教是士民好的信仰，需要而且值得地方官员大力扶持。
　　（三）益政：有助王化 从社会功用上说，由于儒与政治紧密融合，已渐渐淡化了儒的信仰功能。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佛道在解决信仰依凭上起的作用更大。三教的功能分化，实际上在宋以后很明显。从此角度，我们不难理解那些儒家化的官僚为何热衷于修寺建庙了，因为它能填补民众信仰的空白。
　　唐朝名臣、镇蜀长达21年的韦皋曾高度赞扬佛教在导民信善上的巨大功用：“尝以万人之心不俟惩诫，靡然归善者，释氏之教弘矣。”明代宣德九年（1634），滇南李侯孚奉命到川中腹地的蓬溪（今四川省蓬溪县）出任县令，“下车之初，首访民务，兴利革弊，至于坛场、学宫，以及桥梁，靡不修治。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举。”民生政事已有好转，李县令便转而抓民众的信仰问题。他看到蓬溪县城一里鹫峰山有禅林寺（清时又称鹫峰禅寺、白塔寺）坍塌，遂发愿重建鹫峰寺：
　　大雄氏之教，以仁慈为心，度人于生死苦海，济人于寿富康宁，化导群迷趋善背恶，随愿求福利莫测，所谓阴翊王度者也。寺虽废久，然邻于县治，繄可弗兴乎？
　　李县令理解佛教“以仁慈为心”，其实是把佛教儒家化，但县令最重要职责之一是治理辖区，强调佛教的社会功能方面，无可厚非。加上佛教具有对上有助王化，对下导民向善等种种好处，自然会竭尽所能扶持佛教的生长。难得的是，李县令捐出自己的俸禄，召工募匠，烧瓦锯木，在旧址上修寺。按照自易及难的原则，先修山门、香积（厨房）、两廊这些简单工程，塑起大士像（观音菩萨）、圣像（释迦牟尼），然后，“延居行缁若干员，为檀越之归投”，也就是请来僧人住持庙宇，首先解决佛教信徒的信仰场所和对象问题。然后再大兴土木，建起正殿，塑起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十地菩萨、文殊、普贤等像。于是:
　　四方善士，近悦远来，或供斋（左为饥的偏旁，右为巽），或资衣钵，晨芗夕灯，往来络绎，诚足以感发人之善心矣！
　　重建鹫峰寺从宣德乙卯（1435）二月开工，到正统己未（1439）三月竣工，历时四年。李县令为什么花大力气重修鹫峰寺，并具有相当规模？由上可知，对当地人重兴信仰也起了良好的作用，培植民众的向善之心目的也能实现。在信仰问题上，撰记人杨子渊对于佛、施主、佛徒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个辩证的看法：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神化无方，随处充满者，佛之德也；崇信庄严，维持喜舍，为大檀越而心不退转者，王侯长者之诚也；至若倾心至道，严律戒法，销五蕴之迷，诣真空之境，启十方之敬仰者，又在于佛之徒焉。
　　在这里，佛是信仰对象（尽管对佛德的描述借用的是《易》传的语言），施主是兴佛护法的重要力量，而佛徒却承担了传法启信的作用。从官方系统来看，佛教便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信仰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对王化有极大的助益。从思想层面来说，儒释互补；从政治层面来看，佛教与政治也是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