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宝顶石刻与“孝”的教化

大足宝顶山石刻是一座规模宏钜、技法精湛的石窟艺术宝库，众多的具像造型、生活场景和榜题文字，更展现出它所涵盖的社会思想资料的博大，保存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们宣扬的文化，除甚有特色的佛教教义而外，更有儒家的伦常哲理，这既是宝顶石刻策划者主持者弘扬佛教的初衷，也是为了进行社会教化的目的。由于石刻造像形象生动、技法精新、贴近生活、风格明快、达意简赅、文字浅俗，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故其社会教化作用甚大。加强对宝顶石刻蕴达的社会思想内容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批判继承，也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利用宝顶石刻的社会教化功能。
宝顶石刻蕴达的社会思想内容，有佛教的，有儒家的，亦有许多是儒佛融会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诸如"性"、"理"、"心"、"善"等，本文只就"孝"作些初步探讨。
社会文化背景探析
宝顶石刻用了多组图像宣扬"孝"，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既是佛教的道场，也是儒家伦理的教化地，比较集中的有以下图文。
(1)《父母恩重经变相》。共11组造像，主要表现父母含辛茹苦生育、抚养子女的过程，包括怀胎、生产、哺养、教育等．形象生动，情节感人。每组配有颂语或题记，现存250余字，文字简俗，浅显易懂，其内容突出父母养育劬劳，教子知恩报恩．成为"孝顺儿"。
(2)《地狱图》。有一组造像，表现不孝父母的负恩者死后在地狱受惩罚，现有题记76字，明确宣布："三千条律令，不孝罪为先。""生遭王法，死人阿鼻。"
(3)《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共12组造像，描绘六师外道讥讽佛教不讲孝道，着重表现释迦佛孝事父母，褒扬释迦佛的大孝。每组配有较详的阐扬佛经的文字，共约3000字。这些文字紧密配合造像，宣扬"孝道"、"孝行"，提倡"报育养恩"、"孝养父母师长"，故事性强，具有说理性和感染力，能给人以深刻印象。
除以上比较集中的而外，其他龛窟的造像和文字也有一些直接宣扬"孝"的。《地狱变相》中《■崛摩罗饮酒堕地狱图》，描绘男子旭崛摩罗"饮酒昏乱，淫匿其母，杀戮其父"，死后堕入地狱受截膝之刑。在《粪秽地狱图》的右下方，有《父母喂儿饭故事图》，表现出父亲对儿子的"怜慈"。在其他劝善惩恶的图文中，对"孝"的伦理观念也有反映。
宝顶石刻宣扬"孝"，可谓用心良苦，既喻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也戒之以法。因而它所进行的"孝"的教化，虽然充满了佛教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教义，但也折射出社会的现实，力图起到劝善戒恶的目的。
按照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一切众生"于六道中互为父子"，父母子女之间没有"天伦"可言，宝顶石刻是一座佛教道场，竟如此集中地鲜明地表现出儒家的"孝"的伦理道德，是很值得研究的。在这个问题上，已有一些学者作了'很好的论述，或认为这是儒家同佛教长期论争、相互渗透与融会的结果，也是佛教努力立足和扎根中国大地的结果。（1）或认为它是与佛教发展、石窟艺术发展密切相关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的造像和文字，"实际上是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主，同时从《杂宝藏经》、《■子经》、《净饭王般若涅■经》等经文中抽出有关内容，拼凑成的一组'孝举故事'。"(2)"《父母恩重经变相》……塑造了一系列生活情节来宣扬'孝道'。……这些情节和内容基本上与敦煌曲中的《十恩德》、《十种缘》、《孝顺乐》，以及《敦煌变文集》里的《釜母恩重经讲经文》是一致的"。(3）这些论述说明宝顶石刻丰富内容的渊源。作为宝顶石刻的主持人赵智凤，在吸收已有资料并加以选择、创改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一般认为，宝顶山小佛湾石刻是大佛湾石刻的蓝本，或许这就是石刻工匠们带来的图样和赵智凤的设计相结合的构想，为赵智凤审定大佛湾石刻布局而作。
除上述论者谈及的原因外，笔者认为不可忽视赵智凤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赵智凤(一名智宗)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卒年不详，可能逝世于宋理宗时期。宋孝宗即位时(1163年)他才5岁。16岁以后云游三年。19岁开始主持大规模修建宝顶石刻，这时是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4）宋孝宗死于1189年，此时赵智凤31岁。从19岁到31岁这13年中，赵智风在宝顶广招刻匠、搜集资料、设计布局、审查"蓝本"、决定方案、全面施工，因而宋孝宗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赵智凤在策定宝顶石刻的内容上会有很大影响。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学的大力传播
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并产生了新儒学--理学，而宋孝宗时期(1163年-1189年)又是理学发展的成熟时期、高峰时期。陈亮说："乾道问(1165年～1173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拭)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5)特别是朱熹(元晦)成为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和理学思想的阐扬，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著成《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四年(1168年)编次《程氏遗书》成，八年著《论孟精义》成；淳熙元年编次《古今家祭礼》书成，四年著《论孟集注·或问》成。(6)张拭也是二程的再传弟子，同朱熹学术联系密切，是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他是四川绵竹(宋代属汉州)人，虽长住湖南，但其学说经过他的四川籍弟子返传四川。宋孝宗时四川已广泛传播二程理学(包括张拭学术)，著名学者有宇文绍节、陈概、杨知章、范仲黼等人，《宋元学案》写道："淳熙、嘉定而后，蜀士宵续灯、雨聚笠以从事于南轩之书，湖湘问反不如也。"(7）而且其中杨知章就"得张公之学于广汉"。(8)宋孝宗时是一个大力传播理学的时代，也是宣扬"三纲五常"的时代。当时绵竹属汉州(治今广汉市)，柳本尊死后，其弟子杨直京等分别主持新都弥漾本尊院及广汉本尊院，此后新都、广汉一带为柳本尊教派传教地，孝宗年问赵智凤到新都弥漾等地云游三载，得到了柳本尊教派的真传。他在新都一带对张拭之学当有耳濡目染。
还值得注意的是，两宋之际重庆地区出现了一位理学大师谯定(涪陵人)。他是程颐的弟子，被称为"程门一大宗"，是二程理学中的"涪陵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也是他的再传弟子。谯定在四川的弟子有■渊(涪陵人)、度正(合川人)、阳■、阳枋(皆铜梁人)、冯时行(巴县或铜梁人)等，(9)地近渝州、合州的昌州大足县，也会受到理学的影响。
至于宋孝宗以后的光宗、宁宗、理宗三朝，除宁宗时有短期的"庆元党禁"，贬视和禁锢理学，此外时间内理学都受到统治者推崇和提倡，宋理宗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崇倡理学的皇帝，以致其庙号日"理"，宋理宗时程朱理学已成为官方哲学。
可以说，赵智风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既有佛教的，也有儒家特别是理学的，因此他重视"孝道"的宣扬，就是很自然的了。所以宋《宇文屺诗碑》说"宝顶赵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并赞诗日："大孝不移神所与"。(10)
(二)崇"孝"的风气
宋代理学奠基于北宋，南宋是理学的发展时期。北宋末年，宋金激烈交战，刚经过"元佑党禁"打击的理学虽开始发展，但颇受战争影响。南宋高宗时期，局势逐渐安定，二程洛学向南(包括江南、湖湘、巴蜀)传播。理学的鼎盛发展是在南宋中期，即从宋孝宗即位前后开始。孝宗时有著名理学家张拭、吕祖谦、朱熹和陆九渊等。理学的鼎盛固然是同儒学本身的发展、宋金战事相对缓和有关，宋孝宗的提倡和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宋孝宗即位不久，就先后召见了张拭、吕祖谦、朱熹等人。孝宗对张拭的见解感到惊异，"于是遂定君臣之契"。(11)朱熹九辞任官，孝宗称许："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当朱熹受到朝臣林栗攻击，孝宗公开表示"林栗言似过"，作出公正处理。孝宗还批准恢复白鹿洞书院。（12)孝宗的支持推动了理学的大发展，朱熹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可以说孝宗时期是宋代理学发展的集大成时期。
宋孝宗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但不是宋高宗的亲生儿子，绍兴二年6岁时被宋高宗选人宫中育养，"立书院宫中教之"，(13）受到了系统的儒家思想的良好教育。即位后，更直接得到一些著名理学家讲劝，如张拭提出"修身务学"，"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14)吕祖谦"勉孝宗留意圣学"；(15)朱熹建议不要过多地留意老子、释氏之书，而应求"治道"，则"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必先格物致知……使义理所存。"(16)这些都对宋孝宗重视儒学起了积极作用。
宋孝宗在实践儒家思想方面也甚为出色，他是一个至行孝道的皇帝。孝宗受禅即位时已36岁(1162年)，时宋高宗56岁。宋高宗死时8l岁(1187年)，孝宗为6i岁。孝宗自即位至高宗死的26个年头，对高宗备尽孝事，如：每年正月初一和高宗的生日，都亲自到高宗所住的德寿宫朝拜或祝寿。孝宗37岁时郭妃死，乃听命于吴太后，立所赐宫中侍御夏氏为后；52岁时夏后死，又遵高宗谕立贵妃谢氏为后。据载，乾道元年二月，孝宗随高宗和太后谒四圣观，时年39岁的孝宗亲自扶59岁的宋高宗上马，"都人欢呼，以为所未尝见"。(17)高宗死，孝宗坚持居丧，"百日后，尚食进素膳，毁瘠特甚。"(18）宋孝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宋史·孝宗纪》写道："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恰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19)
理学的发展、孝宗的孝行，对当时社会的伦理观念、道德风尚有很大影响。因此，在宋孝宗以后的大足北山石刻中，出现巨幅补刻的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绝非偶然。(20)而在宝顶石刻的佛教道场中，如此集中地大规模地鲜明地宣扬"孝"德的图文，也是绝非偶然。
儒佛道交融的影响
孝，《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21）孝，古文字中作■。(22)作为一种伦理观念，至迟在西周已经形成，并将其含义从"事死"扩大到"事生"。《尚书·周书·酒诰》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孔《传》云："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远行贾卖，用其所得珍异养其父母。"(23)《诗经》亦多处谈到"孝"，如《蓼莪》讽刺周幽王使民劳苦，儿子不能孝养父母，叙述父母养育之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畜我，顾我复我，出我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24)
先秦儒家对"孝"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论语》中出现"孝"字有18处，《孟子》中有28处(不含卫孝公的孝)。一般视作孔子弟子所纂的《孝经》更是全面系统地阐扬孝道，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常理，处理伦理关系的准则，也是齐家治国的根本，宣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以移于官"。(25)
西汉董仲舒极力提倡"三纲五常"，并以天道的阴阳关系对"三纲"的神圣性作了论证，提出："父者，子之天也"，"子不奉父命，则有倡讨之罪"。他大力提倡孝道，论证孝为"天之经．地之义"。（26)经过儒家的阐扬和一些统治者的提倡，"孝"成为封建社会伦理观念的基础，《孝经》被推崇为儒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列入"七经"。唐玄宗为《孝经》作注，唐"开成石经"刻为"十二经"之一。北宋初年，邢■疏唐玄宗注《孝经》。与其他十二经合称为"十三经"。理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更推崇先秦儒家经典，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完成了儒家学说的哲理化和封建纲常的理论化，他还通过对"四书"的集注，阐明儒家思想，宣扬"天理"、"性"、"命"、"三纲五常"、"忠"和"孝"等。
宋代理学的产生，是魏晋以来儒、佛、道三家互相渗透的结果。它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本，吸收佛教、道教思想的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的集大成，表明儒、佛、道三家深入交融的发展。而此时的道、佛二教，也明显地反映出这种深入交融，"孝"的观念也是如此。
道教是中国的土著宗教，道教伦理既受到先秦道家、黄老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儒家的影响。"孝"的观念在先秦道家中已有，《道德经》云"六亲不和，有孝慈。"(27）道教经典《太平经》宣扬"天、地、君、父、师"信仰的重要，而且第一次把"天、地、君、父、师"合在一起，并认为"孝子"是"上善"之人，明确提出了"孝行"的要求："上善孝子之为行也，常守道不敢为父母致忧，居常善养，旦夕存其亲，从已生之后，有可知以来，未尝有重过罪名也，此为上孝子也。"(28)《抱朴子》也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29)由于道教是中国的土著文化，且很早吸收儒家文化，因而道教伦理中重视"孝道"则是很自然的。
至于佛教，既来自异域，且其教义与儒家学说相别，要达到大足宝顶石刻中儒、佛如此交融，则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内地，它首先通过翻译佛典来传播和扩大影响。早期佛典中的伦理内容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抵触，为了不遭到封建统治者和传统思想家们的反对，使佛教得以立足，早期佛经翻译家采取选、删、节、增等手法，使有关佛经译文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吻合，如佛典中母亲地位高于父亲，表示双亲时采用"母和父"的语序，在翻译时则改为"父和母"，有时还添加原文所没有的"孝诸父母"的话。(30）但是，这并未解决佛教与儒家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分歧，而且随着佛教的扩大传播，这种分歧愈益尖锐，主要集中在佛教违背名教，例如：出家僧人文身断发和《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相违，不合于孝；出家僧人不娶妻，没有后嗣，也是不孝；出家僧人见人不行跪拜之礼，有违中国传统礼教，等等。佛、儒之间展开争论，直到唐代仍在继续。这期间，既有唇枪舌战和文字论辩，包括唐朝中叶韩愈鲜明激烈的反佛主儒；又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四次"灭佛"的统治权力打击。佛教乃力图借助中国的固有文化和最高统治者传播其教义，于是以玄释佛，以儒释佛，援儒入佛，把儒家仁义忠孝观念融入佛理，同时引佛教教义以明儒家经典。这就是佛教中国化、民族化和儒、佛、道三家汇一的过程。在"孝"德方面，中国佛教学者一方面注疏佛经或撰写文章阐发孝道。印度佛教有《盂兰盆经》，讲释迦牟尼弟子目连地狱救母的故事，被中国佛教学者称为"佛教孝经"，唐以来不少人加以注疏，著名的有唐宗密撰《盂兰盆经疏》二卷。一方面直接编造专门讲孝的佛经，制造论据的权威性，如宝顶石刻中表现的《父母恩重经》，就是大约在唐朝初叶写成的。(31)
佛教学者有不少阐讲孝道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宋著名禅僧契嵩(1007年一1072年)．他是唐代以后佛教学者中全面调和儒佛伦理道德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强调佛教的"五戒"(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言、不饮酒)等同于儒家的"五常"(分别对应仁、义、礼、信、智)。(32)他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他认为儒者治世，佛者治心，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33)契嵩所著《孝论》，(34）共12章，是佛教关于孝的最系统、最全面的著作。《孝论》指出："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与孝同理"。(《原孝章》)把戒与孝合一，说："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明孝章》)提倡持戒、行孝，"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戒孝章》)出家僧人还应赡养父母，"律制佛子必减其衣盂之资，以养父母"；《(孝行章》)父母故去，"三年必心丧……赞父母之冥"。(《终孝章》)契嵩的《孝论》是为了使佛教关于"孝"的学说彰明于天下，会通佛教与儒家的孝的伦理论说，正如契嵩在《孝论·叙》中所说，"发明吾圣人大孝奥理密意"，以"会乎儒者之说"。可见到了宋代，儒佛交融已很深入。
历代封建统治者逐渐提倡儒、道、佛三家并用，采取措施推动儒、道、佛三家融会，促进了三家相互交融。南宋淳熙年间，宋孝宗曾作《原道辨》一文，"大略谓三教本不相远，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执之，而自以为异耳。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虽遭到史浩等人议沦，认为以儒治世，无处不当，"又何解释老之说"，然孝宗仍持此说，只将文章改名为《三教论》。(35)这反映出理学集大成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儒、道、佛三家并用的认识。
儒、道、佛三家长期交融的深入发展，三家汇一且为封建统治者并用提倡，这就是宝顶石刻中宣扬"孝"的文化背景。宝顶石刻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既传播佛教教义，宣传佛教信仰，又进行儒家纲常伦理的说教，两相比较，一目了然。
(1)儒家认为，孝弟"为仁之本"，(36)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37)宝顶石刻有"大藏佛说《大方便佛报恩经》"，强调佛法中有孝养父母，释迦"为大众说《大方便佛报恩经》，欲令众生教养父母"，"为孝养父母故，令得速成无上菩萨，由孝德也。"(38)又有《释迦佛因行孝证三十二相图》，其榜题经文云，由于释迦"世世奉事师长父母……知恩报恩，是故今得无上菩萨……由孝德也。"(39)释迦因有孝德、孝行，乃得很快成为无上菩萨，可见孝是最根本的道德。
(2)《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夫孝，始于事亲。"(40)《论语·为政》记孔子说，既要养父母，又要敬父母，这是人与犬马的区别。《盂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41）宝顶石刻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就是宣扬"父母慈亲苦"，要求子女"知恩"、"报德"，侍亲养志。《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的释迦"割肉供父母"、"行孝剜睛出髓为药"、"为■子行孝"、"剜肉燃灯供养"、"诣父王所看疾"、"大孝释迦佛亲担父王棺"等图，都突出宣扬"孝养"、"报恩"，强调佛教重视"孝"。于"大孝释迦佛亲担父王棺"的文字说："世尊慰言：'当来世人，皆凶暴，不报父母养育之恩，为是不孝者设化法，故如来躬欲担父王之棺。"（42)
(3)有些内容更是很明显地取之于儒家经典。《论语》云．"子夏问孝。子曰：'色难。……'"(43)色难，指儿子在父母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是件难事。宝顶《究竟怜悯恩》造像榜题云："颂日：……观喜怒，常不犯慈颜。非常易，从来谓色难。"《论语》云："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44）《远行忆念恩》造像榜题云："思倚门二老，归来莫太迟。"《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45）《父母恩重经变相》造像下方刻有《地狱图》，图中囚徒正在受刑，榜题刻日："三千条律令，不孝罪为先，天赐无逃处，当应悔在前。"《孟子》载："孟子日：'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46）宝顶刻有《地狱变相》，其中有"截肢地狱"，刻有"■崛摩罗饮酒堕地狱"组像，榜题云："舍婆提国有■崛摩罗，好饮酒，昏乱，淫匿其母，杀戮其父……"这虽是表现出佛教劝戒饮酒，但其描绘酗酒昏乱的内容合于《孟子》所说的不孝之行。
儒家特别强调"孝"的教化作用，《孝经》写道："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7)"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48)认为一切道德教化都是由孝而产生出来的，要特别注意以孝道去教化民众。君子以孝道去教化民众，并不是用挨家挨户且每天当面去教导民众行孝道，而是君子自己要有好的品行道德，否则怎么能使天下的民众依从孝道呢?宝顶石刻正是一个以佛教道场进行儒家传统孝道教化的场地，而且特别强调释迦牟尼孝德孝行的楷范，小佛湾毗卢庵门外刻的"佛报恩重经，大孝释迦佛"十个字，就是点睛之语。
"孝"与社会教化
我国的传统文化从学术思想来说，是以儒为主体，包括道教、佛教的文化。隋唐以后，儒、道、佛三家逐渐深入融合，且为统治者并用。自古以来就有的"孝"的伦理观念，更为儒、道、佛三家所重视，亦为统治者特别提倡。"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加以批判继承。宝顶石刻以佛扬孝，当然也应该加以批判继承。
(一)全面认识传统的"孝"的观念
在封建社会里，无论儒家或道教、佛教在宣扬"孝"时都同"三纲"相联系。"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重要支柱，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韩非子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49)董仲舒不只明确概括了"三纲"的内容，更说"三纲""可求于天"，使之神圣化。到了朱熹则把"三纲"纳入"天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50）要求人们"遏人欲，存天理"。对于"三纲"，朱熹解释说："纲，网上大绳子。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51)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忠"、"孝"、"节"等道德伦理规范。儒家既然讲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又讲孝乃德之本，则"父为子纲"为"三纲"的基础。
按照"父为子纲"的要求，父是一家之长、一家之主，在家庭中具有最高权力，任何违背父亲意志或触犯其尊严的言行都是"不孝"，因此孔子释"孝"为"无违"，（52)朱熹也说："父在，早不得自专。"(53)认为在家里做到孝，"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54)强调父为子纲，也强调移孝作忠，故《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55)"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56)这是要求"孝道"、"孝行"为封建统治服务。
可见，封建社会里"孝"的含义包括：父对子的绝对权威。子对父的绝对服从；父子之间等级森严，不能平等相待；移孝作忠，服务于巩固封建统治。它是宗法血缘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具有人格依附性质。这些都是今日不可取的。
从文字含义来说，"善事父母"为孝。无论什么社会，作子女的都应该善事父母。这是因为，父母哺育和教养了儿女，对子女的成长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怀有深厚的感情。善事父母包括，对父母的尊敬、照料、赡养、安葬、嗣志等。而且，"孝"又蕴含了家园情怀、人际温暖和正常社会关系的建构。在今日之道德伦理建设中，也应作上述内容的要求。
在封建社会的"孝道"中，尚有不为人们特别重视的合理因素。封建社会的"孝"要求子女善事父母，也包括了"父慈"和"争子"。子孝是同父慈相联系的，《左传》说："父慈子孝"。又说："宣慈惠和。"孔颖达疏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57)《孟子》说："葵丘之会诸侯……三命曰：敬老慈幼，元忘宾旅。"(58)著名的《颜氏家训》也写道："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畏慎而生孝也。"(59)要求子女孝敬父母，父母也要爱护子女。同时，父母也要倾听子女的意见，子女要谏诤父母。《孝经》说："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60）这里包括了"以义谏诤"和"大义灭亲"。还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孝"不只要求子女只孝敬自己的父母，而进一步要求全社会要敬老、爱老、助老。《孝经》云："子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61)其意为，用孝道去教育人们，是使举天下做父亲的都能得到尊敬。《孟子》说得更清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62)要求善事自己的老人，也要善事其他所有的老人。这些合理的部分，都是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宝顶石刻中"孝"的内容，既是以佛扬儒，更是宣扬已经中国化、民族化的佛教教义，除了上述应全面认识传统的"孝"的观念而外，还应分别对信仰佛教者和不信仰佛教者，作出应有的解释和分析。
(二)既要教化又要法治
大足宝顶石刻所表现的"孝"的内容，不仅有伦理教化，还有与之相应的律令刑罚，而且专门刻造《地狱图》表现对不孝者的惩治，其榜题文字明白宣布： "三千条律令，不孝罪为先。""恶友熏习，造作非理。生遭王法，死人阿鼻。"按照佛教的解释，地狱是犯罪者死后灵魂受处罚的地方，"阿鼻地狱"是八大地狱之一。凡不孝者，死前要受王法制裁，死后还要在地狱受刑罚。这虽是以佛扬孝，以佛示法，但它所宣扬的严惩不孝者的思想，使人惊心警戒!
封建社会中，很早就明白宣布对于不孝者的惩罚，《孝经》就指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五刑，是中国古代的刑法，商周时期指墨、劓、■、宫、大辟五刑，隋代以后指笞、杖、徒、流、死五刑。据载，五刑之属有三千条，"周道既衰，穆王■荒，命莆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墨罚之属千，鼻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63)宝顶石刻文字所说在三千条刑罚中，'不孝之罚列于最先，当是泛指不孝罪之重，且为刑律所首治，这与儒家孝为本的观念是一致的，也同《孝经》所谓不孝之罪为大的惩治观点一致。
到了隋代，在刑律中正式规定了"十恶"不赦之罪。"开皇元年……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日谋反，二日谋大逆，三日谋叛，四日恶逆，五日不道，六日大不敬，七日不孝，八日不睦，九日不义，十日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64)唐以后历朝法律均有这样的规定。其中"恶逆"、"不孝"都触及不善事父母者。宋朝的刑律也是如此，《宋刑统》规定："十恶：……四日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疏议云："父母之恩，吴天罔极，嗣统妣祖，承奉不轻，枭统其心，爱恭同尽，五服至亲，自相屠戮，穷恶尽逆，绝弃人理，故日恶逆。"《宋刑统》规定："十恶……七日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疏议云："善事父母日孝，既有违反，是名不孝。"（65）
关于德与刑，在儒家看来，根本的是道德教化，即董仲舒所谓的"任德教而不任刑"。(66）但强调"德化"并非不要刑罚，董仲舒又说："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舂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67)"当德而不德，犹当爱而不夏也；当威而不威，犹当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处而发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当其时而出也。"(68)他认为，"天命"、"教化"、"法度"(刑罚)三者不可分离，他说："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69）北宋周敦颐主张德刑相济，他认为单凭道德教化不能平治天下，因此又强调刑政的作用，提出了"得刑以治"，主张"正王道，明大法"，在进行教化的同时"肃之以刑"，(70)使德与刑互相补充，刑保证德的推行，而德又对施刑作出伦理道德的说明。
宝顶石刻中关于"孝"的内容，图文并茂，喻之以理，戒之以法，同儒家德刑相济一致。教化与法治并用，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大足宝顶石刻表现的"孝"的内容，要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要加以批判继承，充分利用其合理部分，进一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
在我国各地，类似大足宝顶石刻内容的雕塑、绘画、摩崖文字等还有许多，甚至有专为宣扬"忠"、"孝"而建的塑像陈列场所(如四川新津县纯阳观，内有"大忠亭"、"至孝亭"，被称为"古今第一忠孝儒林")，大都公开接待参观者。对于这些陈列内容，需要加以全面清理、科学分析、正确宣传，使之有助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今日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注释]
(1)(39)(42) 参见黎方银《大足石窟艺术》(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第80页、第183页、第94页。
(2) 李正心《大足石刻中儒教造像及其产生根源》，载郭相颖主编《大足石麴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3) 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相)跋》，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4) 参见胡昭曦《大足宝顶山石刻浅论》，载刘长久等编《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杜1985年版)。
(5) 《陈亮集》卷21《与张定宝侍郎》。
(6) 参见王懋■《朱子年谱》。
(7)(8) 《宋元学案》卷72《二江诸儒学案》。
(9) 参见胡昭曦《谯定张拭与朱熹的学术联系》，载《中国哲学》第16辑(岳麓书社1993年版)。
(10)(38) 陈习删《大足石刻志略》，载《大足石刻研究》第265页、第271页。
(11) 《宋史》卷429《张拭传》；《朱文公文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
(12)(16) 《宋史》卷429《朱熹传》。
(13) 《宋史》卷33《孝宗纪》。
(14) 《宋史》卷429《张拭传》。
(15)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17)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孝宗圣孝》。
(18) 《齐东野语》卷1《孝宗圣政》；《癸辛杂识》前集《孝宗行三年丧》。
(19) 《宋史》卷35《孝宗纪》。
(20) 马衡《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石刻校释》(载《大足石刻研究》)考订，该刻系补刻，因其文有避宋孝宗名"慎"之讳，断言补刻时间在宋孝宗以后。按此刻始著录于宋王象之《舆地碑目记》，此书成书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则大足北山范祖禹书《古文孝经》上石的时间当在宋孝宗、光宗二朝至宁宗嘉定十四年以前。
(21) 《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22页。
(22) 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15页。
(23) 《尚书-周书·酒诰》。
(24) 《诗经·小雅·蓼莪》。
(25)(56) 《孝经·广扬名章》。
(26) 《春秋繁露·五行对》。
(27) 《道德经·十八章》。
(28)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47，中华书局1985年版。
(29) 《抱朴子内篇·对俗》。
(30)(31) 参见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第269页、第275页。
(32) 《镡津集》卷3《辅教篇下·孝论·戒孝章第七》。
(33) 《镡津集》卷8《寂子解》。
(34) 《镡津集》卷3《辅教篇下》。
(3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原道辨易名三教论》。
(36) 《论语·学而》。
(37) 分别见《孝经》中《三才章》、《圣治章》。
(40)(47) 《孝经·开宗明义章》。
(41) 《孟子·万章》。
(43)(52) 《论语·为政》。
(44) 《论语·里仁》。
(45) 《孝经·五刑章》。
(46) 《孟子·离娄下》。
(48)(61) 《孝经·广至德章》。
(49) 《韩非子·忠孝》。
(50) 《朱文公文集》卷70《读大纪》。
(51) 《周子全书》卷9《通书·乐上解》。
(53)(54) 《论语集注·学而》。
(55) 《孝经·圣治章》。(57) 分见《左传》中"隐公三年"、"文公十八年"。(58) 《孟子·告子下》。 (59) 《颜氏家训·教子篇》。(60) 《孝经·谏诤章》。(61) 《孟子·粱惠王上》。(62) 《前汉书》卷23《刑法志》。(63) 《隋书》卷25《刑法志》。(64) 《宋刑统》卷1。(66)(69) 《前汉书》卷56《董仲舒传》。(67)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68) 《春秋繁露·威德所生》。(70) 《周濂溪集》卷6《通书·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