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传统佛教

战后日本的传统佛教
　　一、战时佛教的回顾
　　战时，日本当局也把宗教当作"战斗力量"的一部分，重视"宗教与振作国民精神，启迪国民思想的密切关系"和宗教对感化人心，形成社会风气的重大影响。在整个战争时期，具有悠久历史及深厚社会基础的日本传统佛教，也以"皇国佛教"的形式，被网罗到战时"翼赞体制"之中。
　　"9.18"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三省建立起所谓的"满洲帝国"。在日本军部的授意下，佛教各宗联合成立"日满佛教协会"，旨在"加强两国佛教徒的亲密合作，为在新兴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施与文化工作"。
　　1937年后，在"振兴国民意识，培养国力"的口号下，日本文部省通令各宗教支持政府的政策，并要求佛教各宗"随着战局的推移，考虑适当的活动"。为此，佛教各宗相继成立所谓"兴亚部"，派传教师随军传教，"鼓舞"士气，举行祈祷战事胜利法会，为阵亡者举行"慰灵法会"，赠送慰问品，并开展"奉献"活动，有的寺院甚至将佛具、梵钟也作为军需生产的原料捐献出来。
　　随着战争的升级，佛教界、神道界和基督教界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发挥皇国宗教的真谛，全力奉戴宣战圣旨"。在此背景下，佛教各宗的联合组织"兴亚佛教会"成立，宣称"向支那佛教徒输入日本佛教大乘精神，使之与日本大乘的东亚政策产生共鸣，并与之合作，是当今赋与日本佛教徒的神圣使命"。此外还建有"对支布教宗教团体协议会"、"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以及以"翼赞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圣业"为宗旨的"中日密宗救援会"等，积极与日本当局的侵略战争合作。
　　另一方面，日本净土真宗、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天台宗、日莲宗等主要派别纷纷来华扩建寺庙，进行所谓"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教化活动，从而构成日本佛教界配合战争的又一侧面。
　　诸宗中尤以净土真宗两派最为活跃。真宗本愿寺派原管长大谷光照率先巡回华北各地，"慰劳"侵华日军，在北京开设"支那布教总监部"，作为本派"支那开教，从军布教，宣抚工作"的联络统制机构。不久，真宗大谷派及其它各宗也先后在北京建设别院，北京成了日本佛教各宗"对华传教总监部"的集中地与枢纽中心。各宗所建的寺院、传教所遍布被日本占领的广大地区，它们已不是弘扬佛法、进行正当宗教交往的场所，而成为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机构。
　　正视历史，日本传统佛教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二、战后初期佛教界简况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以及战后的民主改革，都给日本佛教界带来莫大的损失与冲击。它对内主要表现在寺院经济基础的大量丧失，教团旧有秩序的紊乱；对外主要表现在佛教宗教权威的低落，对国民影响力的衰退。
　　首先在经济上，佛教有4609座寺院毁于战火，占当时寺院总数70829座的6％以上。这些寺院全部集中城市，仅大阪一市被毁的佛寺就有792座。
　　自江户时代，日本全国实施每一国民必须挂籍檀那(意为施主)寺，成为该寺施主的"寺檀制度"。檀家要向其寺奉纳财物，有义务保证经营、维持寺院所需的费用及僧侣的生活。这种半强制性的寺檀结合，为寺院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安定性，成为佛教相对稳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但经过战争的洗劫，檀信徒生活艰难，已失去赞助寺院的经济能力。 以上双重原因使城市佛寺蒙受了沉重的经济损失。诸宗中以真宗、日莲宗受损最甚。相比之下，农村寺院直接受战争之祸较小。但在1945年和1946年先后进行的"农地改革"中，由于享有免税权的大量土地或被国家廉价收买，或被迫疏散，使原有的经济基础骤然缩小。农地改革使农村地主佃户制度解体，极大削弱了农村寺院经济主要支持者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使曹洞宗、真言宗、净土宗等许多寺院陷入经济窘迫的境地。其中曹洞宗因70％檀信徒集中农村而受害最大。据1959年曹洞宗《宗教白书》所载，平均每寺损失73404日元的收入。为了维持寺院，战后初期，住持和僧侣兼职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兼作教员、公务员、办事员或经营其它事业。
　　次之，在教团旧有秩序方面，新宗教法规的贯彻执行，大大提高了教团寺院的自主权，从而使维系日本佛教教团的"本末关系"，即中央级本山寺院对下属基层寺院(末寺)的绝对管辖权，发生动摇。末寺对本山的义务感减弱，与本山的关系日渐松散，不仅战时依据《宗教团体法》组合起来的28个教团大部分复原，还有更多的末寺宣布与本山脱离隶属关系。一些本山级寺院出于权力之争和末寺经济不景气的多重原因，也脱离原来宗派而独立出来。
　　1947年12月净土宗总本山知恩院脱离本宗建净土宗本派，大寺黑谷金戒明寺也与净土宗脱离。1946年3月，日莲宗大本山中山法华经寺脱离日莲宗成立中山妙宗。同年7月，120座寺院宣布脱离高野山真言宗创立空海宗。曹洞宗的内部纠纷则持续到1950年3月方告一段落。本山级大寺院的独立在天台宗尤为突出。继1946年1月四天王寺脱离本宗创和宗之后，3月圣护院也脱离天台宗立修验宗。此后，鞍马寺(1947年7月创鞍马弘教)、浅草寺(1950年8月创圣观音宗)也与天台宗脱离关系。1950年11月法相宗大本山法隆寺也另立圣德宗。
　　佛教教团内部裂痕的扩大与重新组合，反映了传统佛教经济滑坡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把鲜为人知的内部之争暴露于整个社会面前，动摇了它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
　　再次，经过这场战争浩劫，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对战时鼓吹"大东亚圣战"的神社神道和佛教持怀疑、甚至厌恶的心理。在战后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基督教在美国巨额资金和物质的援助下，其社会救济活动颇有声色。相衬之下，传统佛教受到经济力量、组织分化等条件制约，则显得苍白无力，从而更降低了人们对佛教的信赖感。另外，战后新宪法的颁布，首次确立了教徒与非教徒政治地位的一致性与平等性，宗教信仰真正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形成了日本历史上少有的宽松的外部条件。在这一大气候下，一部分人将宗教热情转向新兴宗教，也有部分国民受到日益增长的民主自由意识的影响而摆脱了宗教。据时事通讯社《社会舆论》，1946年信教群众占当时日本人口的56.4％，不信教者达43.6％。它表明了由于新旧体制、新旧观念的猛烈撞击所引起的人们宗教观的转变，势必给佛教带来多重性的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传统佛教一度陷入不景气局面，如何摆脱窘境，走出低谷，探索新的发展之路，这是战后日本传统佛教面临的新课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佛教必须公开否定战时与战争合作的立场，重新唤起国民的信任感；其二，佛教必须适应国情的变化与观念的更新，改革依存于"家"的旧有体制；其三，必须打破寺院经济的传统格局，拓宽新的经营之路。
　　佛教各宗相继展开以复兴佛教为目的的教团改革。1947年5月佛教、神道、基督教三教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对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示忏悔。声明中说"我等未能阻止昭和6年(1931年)9月满洲事变以来的军国主义思潮，卷入了这场悲惨的战祸之中。对神、佛，对祖国、人民，对世界全人类惭愧不已。今日静思，我等应在一切悲惨战争爆发之南，不惜身命地发起维护和平之运动，努力发挥宗教之职能"。
　　三、佛教教团的复兴运动
　　1946年7月，以妹尾义郎、壬生照顺为中心的"佛教社会主义同盟"(1948年改称"佛教社会同盟")首先呼吁佛教应革新战前的旧体制，对日本社会的民主改革作出贡献。此间，各宗先后成立了一些组织，如真宗大谷派的"宗团革新全国同盟"、净土宗的"民主大同盟"、日莲宗和天台宗的"革新同盟"等。它们大多由青年佛教徒组成。1949车4月各宗联合成立"全国佛教革新同盟"，广泛吸收在家信徒参加各宗宗政机关，以期促进教团的革新。
　　60年代复兴佛教的各宗改革步入新的阶段。它从批判教团体制入手，以实现教团现代化为目标，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佛教依存于"家"的形式，而成为基于个人信仰，不受家庭左右的佛教。具体而言，如废除宗教代表者与行政负责人一元化体制，一般采用法主(厅主)和宗务总长(宗教行政负责人)并立原则；着力加强寺院与信徒的关系；扩大在家信徒对教团的发言权；吸收信徒参加决议管理机关，实行僧俗一体的管理体制；注重社会实践，积极利用多种渠道传教等。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同朋运动"和本愿寺派的"门信徒运动"。
　　同朋运动始于1962年。运动初期声势很大。运动宗旨在于突出强调信徒个性，把佛教信仰完全建立在信徒自我觉悟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以信徒小团体为组织细胞的新型"同朋教团"。其内容，包括按地区划分教区，建立会员制，同派僧侣、住持、信徒均称会员，寺院是会员的活动场所，住持为教导会员的育成员；成立与原来僧，侣宗议会相并行的门徒评议员会；机关报《真宗时报》改作《同朋新闻》；在宗立学校中贯彻"同朋精神"的建学方针等。该运动的主力是在家信徒。
　　本愿寺派的门信徒运动始于1962年。贯彻信徒大众和本山"同心协力、振兴宗门意识、争取切实效果"的基本路线。目的在于消除末寺信徒对本山的不信任感，达到"本末一体"。为此，本派改革了宗务机关，增设末寺相谈部、传道院等机构，各地广泛建立门信徒会，鼓励信徒与组织参拜本山。传教中不注重宣传本宗教义，而以人格接触为重点，采取个人登录方式，尤其注意吸收流入城市的人口。1967年1月，本愿寺第23代门主大谷光绍在位49年之后，让位给当时年仅3l岁的大谷光真。门主终身制原是本愿寺的一贯原则。这一交替标志着本愿寺派领导体制的改革，曾在日本宗教界引起很大反响。
　　其它各宗的改革主要围绕"新时代的布教"进行。其声势和成效远不及真宗两派。禅宗系统着重"面向大众"的禅会和禅堂工作；净土宗以"昂扬净土信仰、尊崇念佛、护持法然(1133-1212)法灯"为纲领、推进御手次运动(意为转达法主的教化)。此外，天台宗的"照一隅运动"、日莲宗的"护法运动"均以个人信仰为媒乔来确立护持"同信仰共同体"的教团。
　　总之，各宗的改革都是出于形势和振兴佛教的需要所作的努力。尽管程度不一，几经中断，收效不太显著，但给与日本宗教界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
　　四、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
　　在渡过战后初期的困境之后，佛寺的经济状况呈回升趋势。50年代，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檀信徒(施主)经济实力的提高，寺院经济也开始出现转机，部分寺院有所复兴。但整个经济水准依然不高，并出现参差不齐、贫寺富寺悬殊的问题。
　　一方面，具有悠久历史的名山古刹，或占有地理优势的一些寺院，迎合中产阶级观光旅游热的兴起，凭借本身的优厚条件，不失时机地向旅游业发展。如享有观光寺院之称的奈良、镰仓、京都的占刹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中小寺院入不敷出，日趋冷落，住持、僧侣兼职或经营他业已固定化，成为维持寺院和僧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经济手段。
　　寺院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一些佛寺出现了舍弃寺院、轻视信仰的倾向。但观光寺院的出现，打破了佛寺长期墨守成规的沉寂局面，显示出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寺院经营的方向。据日本现行法律，免征寺院和其它宗教组织的企业活动税，也对寺院经营业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如今寺院的商业活动已蔚然成风。不仅本山级名山古寺积极开发旅游观光业，一般寺院也努力挖掘本院的有利条件，利用住持、僧侣的管理技能或一技之长，开拓新的发展之路。经济活动已广泛渗透于古寺院。据日本近代佛教研究会事务局长小室裕充估计，仅以举办丧葬仪式和法事活动的收入来维持寺院者，占全国寺院的二成略强。
　　日本佛寺的经济活动呈多种形式。有的利用寺前开阔地带开设停车场；有的在所辖境内建造营利的公寓、宾馆、快餐馆、咖啡馆等非宗教设施；还有的寺院向企业入股投资，搞合作经营。如净土真宗佛光寺派本山佛光寺持有光阳振兴汽车修理公司股票。再有兵库县赤穗市天台宗普门馆组成专业、业余相结合的爵士电子琴乐队，在寺内重要文物"十一面观音"面前，弹奏现代爵士、摇摆音乐，举办时兴的文娱活动。茨城县筑波市真言宗安福寺和静冈县浦市日莲宗延寿寺等许多寺院则利用结婚、寿辰、企业开张等良辰吉日，制作发行纪念品，其上绘有精美的佛尊、菩萨造像，还附有电话号码、电视节目等，既稀奇又实用，受到欢迎。至于出租寺院属内土地等更是屡见不鲜。
　　这些非宗教性的活动为寺院增加了可观的收入。尽管日本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但是，应该正视的是，打破寺院的单一经营方式，积极开发现代多种经济手段，扩大寺院的非宗教收入正日益被更多寺院所接受，并引发了僧侣价值观念的改变。这是当代日本寺院经济的现状。
　　五、日本佛教界的统一
　　50年代初期，在第一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50年在斯里兰卡召开)的影响下，日本佛教各宗着手推进全日本佛教的统-。1951年4月日本第一个僧俗一体的全国性组织"全日本佛教徒会议"成立，旨在"加强僧侣和在家信徒的联系与合作，推进全日本佛教的统一运动"。1952年9月，由全日本佛教徒会议出面，首次在日本组织召开国际性会议"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共19个国家和地区的540余名代表与会。以此为契机，日本佛教界加强了与业洲及世界各国佛教徒的文化交流与来往。1954年成立"全日本佛教会"后受其领导。截止1988年，全日本佛教徒会议已召开36届每年一度的例会。
　　全日本佛教会(简称全日佛)是日本佛教界的统一组织，成立于1954年。其宗旨为"基于佛陀的和平精神，密切联系，互相合作，使全国佛教运动保持统一性和计划性，开展真正符合于时代、活泼的全一佛教运动，以促进国际间佛教文化交流，为宣传佛教文化及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全日本佛教会章程第4条》)。现全日佛包括日本60余个佛教派别，20余个佛教团体和7500个寺院。佛教会没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下设理事会和评议员会；常设办事机构是事务总局，并于东京附设总务局、组织局、国际文化局。
　　全日佛于1953年8月在高野山金刚峰寺召开第一届全日本佛教徒大会以来，迄至1988年已召开33届大会。历届大会主要就"日本全一佛教运动"、发展檀信徒和地方组织、人权与环境保护、建设福利社会以及和平等问题展开讨论；着重研究"佛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如何复兴佛教，使佛教精神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如何基于佛教自利利他，互依互有的基本精神，建设人类共同体世界"等议题。1988年第33届岐阜大会提出"21世纪是心的时代"这一主题，与会者达13000人，出现创纪录的盛况。
　　超越宗派界限的其它统一组织还有全日本佛教青年会、全日本佛教妇女联盟、全日本佛教尼僧法团、在家佛教协会、日本佛教徒恳谈会等。 今日，日本佛教在健全、完善自身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又联合其它主要宗教，发起了"超越各教间差异，求大同求合作"的合作运动，又称"同和问题"。1986年6月，"同和问题宗教教团共同会议"正式成立(简称"同宗联")。其宣言中称"要凋整以往不容任何差异存在、过于严格的态度，同时要相互携起手来成为新型的宗教徒"。佛教方面参加的有天台、真言、净土、真宗、临济、曹洞、时宗、融通念佛宗、黄檗宗等9个系统的55个教团。设有同和教育振兴会、同和问题推进协议会以及各宗的同宗联组织。主要出版《比睿山时报》(天台宗)、《同和推行资料》(高野山真言宗)、《谋求同和问题的核心》(真言宗丰山派)、《净土宗的差异事实》(净土宗)、《同和教育论究》、《同朋运动与同和运动》(真宗本愿寺派)、《佛名之下》(真宗大谷派)以及临济宗妙心寺派的《我们的同和问题》。
　　六、日本佛教的青年组织
　　日本佛教青年的中心组织是1955年成立的全日本佛教青年会。全日本佛教青年会针对形势，进行的主要活动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反对核试验；救援原子弹、氢弹的受害者；主张全面废除军备，反对战争；拥护日本现行和平宪法；反对将伊势神宫和靖国神社国营化；普及健康文化；支持中国参加联合国，恢复日中邦交，与中国佛教徒及世界各国佛教徒进行交流，促进世界佛教青年的大同团结等方面。
　　自50年代中期，日本各宗愈来愈重视对青少年的教化工作。1962年，以读卖新闻社、日本电视和读卖电视为后盾，以各宗领导人为中心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教化协会。旨在根据佛教的精神，各佛教团体齐心合力推进青少年和儿童的培养、教化运动。该会的主要事业是在日本主要城市兴办现代化的新型星期日学校。如今，星期日学校和各宗所建的学校均是教化青少年的重要场所。
　　教化青少年问题同样被列入佛教各宗的主要工作，各宗都设有青少年部、青少年会、佛教童子军等组织，并就"佛教如何适应现代青年人"这一主题进行种种尝试。日莲宗全国青少年协议会利川暑期设立暑假林间儿童道场、夏日少年少女修养道场。近年来又开始推行佛前结婚典礼，以适应现代青年人的心理。真宗本愿寺派于1987年首次组成"青少年国际研修团"赴夏威夷、加拿大、美国等地，对当地风土人情及本派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开阔视野，以此作为培养青少年的一个环节。真言宗智山派也曾多次派遣"少年少女访中团"，来中国进行书法交流。曹洞宗重视对中小学生的宗门意识教育，举办"本山研修活动"，在1987年首次活动中，约有270名中小学生在父兄的陪伴下参加。
　　日本现有佛教青年组织200个。其中各大学系统50个，各宗派系统50个，地区性组织30个，寺院建立的组织50个。
　　战后佛教青年的组织与活动具有如下特色：①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是日本佛教青年运动的高潮时期，各系统的各级组织层出不穷，是推动各教团改革的主要力量。②虽然佛青组织隶属一定的宗派，但独立性很强，大多由佛教青年自己经营、管理。③各组织团体主要由僧职人员负责，改变了战前以在家信徒为主体的结构。④各级青年组织的活动能力较强，多开展与日本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的诸种活?p>
　　七、日本佛教各宗的现状
　　现日本有13个佛教宗派，分别是8世纪从中国直接传入的法相宗、律宗、华严宗；盛行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天台、真言两宗和融通念佛宗；创于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临济宗、曹洞宗、时宗以及江户时代(1603-1867)由中国僧人隐元隆崎在日本创立的黄檗宗。以上13宗构成日本佛教的主体。战前，13宗共有56派；战时，根据《宗教团体法》统一编制为13宗28派。战后，许多末寺与本山脱离关系，教团增到270个。其后各宗经历了内部的竞争、分裂与改组，到1960年为167个派别。70年代以来，各宗的内部组合趋向稳定，所属教团无明显增减。据1987年《日本宗教年鉴》，现天台、真言、净土、禅、日莲、奈良佛教六大系统共有教派157个。其中天台系20个，真言系47个，净土系24个，禅系22个，日莲系38个，奈良佛教系6个、现将各系的主要教派作一简要的介绍。
　　1．奈良佛教系教派
　　日本奈良时期传入日本，以当时京城萘良为传教中心的教派。现只有律宗、法相宗、华严宗的法脉存在，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较弱，共有信徒244万，6个支派。
　　律宗 唐僧鉴真(688-763)应日本朝廷邀请赴日授戒传律，创立律宗。9世纪后教势不振。现有信徒28000人，所属寺院和传教所共27个。本山唐招提寺结构简朴而庄严，是典型的唐式结构，现内设律宗戒学院。主要寺院京都的壬生寺设有福利设施"特别养护老人院"。律宗的主要支派是真言律宗。镰仓时代睿尊(1201-1290)以西大寺为根本道场，重整伽蓝而复兴。它依据"密律不二"的根本教旨，以《金刚经》、《大日经》、《梵网经》为根本经典，在宣传戒律的同时，融会了真言密教教义。现有信徒11万，寺院和布教所9l座。
　　法相宗 奈良时代由日僧道昭(629-700)及智通、智达、智凤、智鸾、玄 (?一746)先后从中国多次传入，形成二大传法流派，即元兴寺传、兴福寺传，也称南寺传、北寺传，后以兴福寺传为正统。该宗在中世纪是有势力的佛教宗派之一。1868年明治政府颂布"神佛分离令"，法相宗归属真言宗而陷入混乱。1882年重新独立，以兴福寺、法隆寺、药师寺为三大本山。1950年法隆寺自立圣德宗后，采取兴福、药师两本山制，两寺住持轮流出任本宗管长。现有信徒55万，寺院布教所80座。机关志为《兴福》、《药师》(均季刊)。
　　1950年新创的圣德宗尊圣德太子为开祖，以圣德太子所撰《三经义疏》为圣典，兼学法相、律、真言、三论教义。现信徒l万余人，寺院和传教所28座。
　　曾属法相宗的不动寺也于1949年另辟不动宗。该宗以大日大，圣不动明王为主尊，依据宗祖藤泽正教以山岳修行治愈疾病的宗'教体验而立教。《不动经》、《大日经》、《法华经》为该宗经典。现有信徒162万，寺院等78个。
　　华严宗 奈良时代由新罗僧审祥、日僧良辨(689-773)传入创立。进入平安时期(794一1192)后渐不流行。在明治初期一度归属净土宗，1886年独立。现有信徒4万余入，寺院等88座。发行机关志<<华严》及学术刊物《南都佛教》，教育机关有东大寺学园，包括自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层次。其福利设施是东大寺的整肢园。
　　2．天台宗系教派
　　天台系教团共有20个派别，信徒311万。其中天台宗现有60余万人，座主为宗教权的代表，并设宗机顾问、责任役员等职。内局、宗议会、审理会分别为本宗的行政机关、决议机关和监察机关，下设教学、社会、财务、庶务各部。发行《天台宗报》、《比睿时报》。所属寺院、布教所3283座，其中东京宽永寺、京都妙法寺、三千院、青莲院、曼殊院、大津滋贺院等均是天台宗的主要寺院。教育设施有廷历寺学园、大正大学、睿山学院等。
　　其他派别有天台寺门宗(以园城寺为本山，信徒30万、寺院等247座)、妙见宗(本山本泷寺，信徒22万、寺院等155座)、大和宗(本山大乘寺，信徒14万、寺院等9座)、修验道(本山五流尊泷院，信徒l0万、寺院等201座)、和宗(本山四天王寺，信徒l0万、寺院27座)、天台真盛宗(本山西教寺，信徒l万、寺院等426座)。念法真教、孝道教团是天台系的主要新兴教团。
　　诸派中，和宗在开办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取得明显效果，成立有社会福利法人"四天王寺福利事业团"，经营医院、保育园、老人休养所、老人特别护理所以及为精神病患者和残疾儿医疗、整肢的设施。
　　1987年正值总本山比睿山开创1200周年，在延历寺和京都举行了盛大的"世界和平祈祷集会"。世界18个国家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儒教等宗教领导人及日方代表总计600人参加。会上通过《比睿山宣言》，称"和平的愿望是一切宗教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平不仅限于不爆发战争，还包括人类、同志间的和睦、融洽的世态及实现人类共同体"。
　　3．真言宗系教派
　　真言宗是日本佛教六大系统中分派最多的一宗。现有47个支派，总计1543万信徒。各派自立本山和管长。京都东寺与和歌山县高野山仍是重要的传教中心。
　　高野山真言宗是真言系最大教团。总本山金刚峰寺，现有信徒600万，寺院与传教所4266座。其组织机构分为内局、宗会及审查委员会。全国设置52个宗务支所，是宗务管理的基层机构。全宗传教由"大师教会本部"统管，全国分9个教区，每一教区设"地区传道团"。高野山学园(包括幼儿园至大学系统)、专修学院、尼僧修道院是其教育设施，并定期出版《宗报》和《高野山教报》。
　　其它主要教团有真言宗智山派(本山智积院，信徒153万、寺院等2881座)、真言宗丰山派(本山长谷寺，信徒117万、寺院等2614座)、真言宗大觉寺派(本山大觉寺，信徒100万、寺院等364座)、真言宗醍醐派(本山醍醐寺，信徒56万、寺院等1117座)、信贵山真言宗(本山朝护孙寺，信徒41万、寺院等195座)、中山身语正宗(本山泷光德寺，信徒4l万、寺院等457座)、新义真言宗汤殿山派(本山注莲寺，信徒35万、寺院2座)、真言宗善通寺派(本山善通寺，信徒29万、寺院等247座)以及真言宗御室派、东寺真言宗、新义真言宗等。解脱会、真如苑、 教团均为真言系佛教的新兴教团。
　　1979年成立真言宗统一组织"真言宗联合真和会"，其以文化与文艺形式进行的宗教活动非常活跃。仅1987年总本山高野山就举办了宗教舞蹈、俳句、赞仰祈祷歌咏等全国性活动和经绘美术展、高野大师图片展等。高野山真言宗增德院的巨幅壁画"佛教东渐和弘法大师"；以精湛的笔法描绘了佛教传日及空海传人真言宗的场面，花费了l0年时间，于1987年3月完工。真言宗智山派也举行了10余届全国书法比赛，选送参赛佳品与作者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
　　4．净土宗系教派
　　净土宗 自从教主源空(法然)死后，逐渐发生分裂，最初形成镇西派、西山派、长乐寺派、九品寺派、一念义派，合称净土五流。此后又分出许多支派。现净土宗总本山是知恩院，信徒602万，所属寺院和传教所7095座。其它支派有西山掸林寺派(本山禅林寺，信徒20万、寺院等369座)、西山净土宗(本山光明寺，信徒15万、寺院等609座)、西山深草派(本山誓愿寺，信徒8万、寺院等279座)相冶世世派等。
　　净土真宗 原从净土宗分出，但它自成体系。整个真宗现有信徒1380万，18个支派；本愿寺派和大谷派创始人是亲鸾血统嫡系，并为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上最繁荣、最活跃的派别之一。本愿寺派本山为西本愿寺，信徒749万，寺院和传教所10500座。大谷派以东本愿寺为本山，信徒553万，寺院等8890座。其它派别还有高川派(本山专修寺，信徒26万、寺院等643座)、佛光寺派(本山佛山寺寺信徒14万、寺院等390座)、兴正寺派(本山兴正寺，信徒3万、寺院等124座)、诚照寺派(木山诚照寺，信徒3万、寺院等73座)、净兴寺派(本山净兴寺，信徒l万、寺院"座)、三门徒派(本山专照寺，信徒1万、寺院4l座)、出云路派(本山毫摄寺，信徒1万、寺院66座)。1969年真宗各派成立"真宗教团联合"，寻求对待国内诸问题的一致立场，曾在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斗争中发挥一定作用。 净土宗和净土真宗都尊中国三位净土大师昙鸾、道绰、善导为祖师，奉山西交城玄中寺为祖庭。两宗多次组成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仅1979年至1981年三年间，两宗共派拜谒玄中寺的代表团24个，达600人次。可以看出净土教拜谒祖师和祖庭的规模与盛况。1987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通力合作下，净土宗举办了中国古代文化瑰宝"房山石经拓本展"和"敦煌壁画展"。
　　融通念佛宗 由平安后期良忍(1072-1132)创卒。此宗虽属净上宗系统，但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以《华严经》、《法华经》为正依经典，净土三部经只作旁依；所宣扬的称名念佛功德，以事事融通为主。即认为一人念佛与众人融通，众人念佛与他人融通，人人相通，行行互融。现以大念佛寺为总本山，有寺院传教所358座，12万信徒。
　　时宗 由镰仓时代一遍(1239-1289)创立。本宗尤重净土三部经中的《阿弥陀经》，重游行各地传教化募，认为人生平时与临终无别，要人专心念佛。现在本宗总本山是二代教祖他阿创立的清净光寺，所属寺院和传教所416座，信徒10万余人。
　　5．禅宗系教派
　　禅宗系教派包括临济、曹洞及黄檗三宗。现日本禅宗共有948万信徒，22个教派。
　　临济宗 现有19个教派，以妙心寺派势力最大，信徒102万，寺院等3428座。其次有建长寺派(本山建长寺，信徒24万、寺院等407座)、圆觉寺派(本山圆觉寺，信徒4万、寺院等209座)、南禅寺派(本山南禅寺，信徒14万、寺院等429座)、天龙寺派(本山天龙寺，信徒8万、寺院等104座)。其它还有方广寺派、东福寺派、大德寺派等。
　　曹洞宗 以永平、总持两寺为大本山，拥有693万信徒，寺院、传教所14692座。
　　黄檗宗 以宇治万福寺为本山。现有35万信徒，寺院与传教所459座。
　　6．日莲宗系教派
　　日莲宗是日本信徒数字最多的宗派之一。现有分派38个。较大者有日莲正宗(本山大石寺，信徒1745万、寺院布教所654座)、法华宗本门流(本山光长寺，鹫山寺，信徒56万、寺院等522座)、法华宗阵门流(本山本成寺，信徒16万、寺院等18座)、显本法华宗(本山妙满寺，信徒10万、寺院等220座)。日莲本宗(本山要法寺，信徒8万、寺院5l座)及日莲宗不受不施派等。佛教系新兴教团也多源于日莲宗，是日莲宗系佛教的一支重要力量，包括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妙智会、佛所护念会、本门佛立宗等教团。
　　八、日本佛教向国外的发展
　　日本佛教的海外传教事业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曾一度受挫。战后重又迅速发展起来。主要传教地扩至北美大陆、南美大陆、南亚及欧洲的一些国家。诸宗中以真宗本愿寺派的海外布教规模最大，海外信徒最多；禅宗也受到历久不衰的欢迎；70年代日莲宗支派日莲正宗曾在北美轰动一时。
　　美国是真宗本愿寺派及其它宗派的传教中心地区。据《现代佛教情报大事典》(1985年版)，真宗本愿寺派在全美有纽约佛教会、桑港(旧金山)佛教会。北美开教总部、洛杉矶别院等60余个独立教会和40余个分会。美国佛教团是其中枢组织，按美国的地理分布分为8个教区，下设美国佛教学院和佛学研究所等重要教育中心。"北美开教财团"是保障刊物发行、培养教育人才所需资金的机构。美国佛教团的附属团体包括佛教妇人会、佛教青年会、壮年佛教会、星期教师会等，其会员以日裔家庭为主。1904年本愿寺派正式向加拿大派传教师。现有加拿大开教本部等18个佛教会。南美传教始于50年代，已在巴西、阿根廷建起47个佛教会和寺院。70年代相继在西德、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扩展势力。
　　真宗大谷派于1904年在洛杉矶成立罗府别院。现在北美建有夏威夷别院、罗府别院、芝加哥佛教会等u个寺院与组织。南美有3l座寺院和传教所，教势及影响都远不及奉愿寺派。
　　禅宗在北美大陆受到普遍的欢迎。1893年临济宗释宗演(1859-1919)赴芝加哥参加宗教会议，其玄奥的坐禅修行引起美国人对禅宗的极大兴趣。尔后，他及弟子先后赴美宣扬禅宗佛法，创立坐禅中心。战后，禅宗在美洲大陆发展迅速，主要分为临济禅、曹洞禅和二宗相融的禅法。近l0年来，美国各地的习禅中心林立，禅宗研究所、禅传道会很多，并发展到北美、南美及欧洲。
　　本世纪70年代，日本佛教向南亚地区发展，相继在越南、印度、泰国、巴基斯坦营造寺院、僧堂作为传教中心。其中山妙法寺派较为活跃。1973年由各宗集资，建于释迦成道圣地菩提伽耶的"日本寺"竣工。印度总理吉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及日本、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的佛教界代表出席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并于1975年12月举行首届"国际佛教徒菩提伽耶集结"活动。
　　九、对当代日本传统佛教的几点总结
　　1．佛教经1000余年的历史沿革，在日本传统习俗与信仰的作用下日益民族化、日本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渗透于日本的文学、教育、医学、社会福利、建筑雕刻、绘画书法乃至家庭生活各个领域。如临济宗创始人荣西撰《契茶养生记》推广中国茶文化，逐渐形成日本茶道。在这当中，禅僧的提倡和改进制茶饮茶方法，起了很大作用。鉴真东渡携带的各种字帖、手写经卷，一度成为日本书法的楷模。奈良唐招提寺的建筑风洛形成日本雕刻艺术的"唐招提寺派"。甚至日本的武士道也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镰仓时代的武士为了精神磨炼和心性涵养，接受各种禅道训练。 至于佛教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更不胜枚举。现大阪的四天王寺和元兴寺的敬田院、施药院、疗病院与悲田院是日本佛教进行大规模慈善事业之嚆矢。历代也不乏致力社会公益之僧。如今，开展社会福利活动已是当代日本佛教的一大使命。各宗诸寺竞相兴建规模不等的福利机构。据1987年《宗教年鉴》，现佛教开办的医院有19所，老人福利院、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看护治疗设施及妇女保护设施等福利机构1085所。而幼儿保育机构包括幼稚园、保育所总计达4256所。
　　2．纵观战后日本佛教发展的总趋势，佛教徒正逐年递增。据日本文化厅编《宗教年鉴》，1947年佛教徒是3674万，1951年为4363万，1961年达6696万，1980年增至8786万，截止1987年，佛教徒已有9294万，占全国人口的43．5％，佛寺84380座，遍布全国。
　　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和青少年对佛教，尤其对新兴教团产生浓厚的兴趣。佛教通俗普及读物十分畅销，许多中小书店设有专售柜台。到80年代这一势头有增无减。非寺院修行方式开始盛行，一般文化中心和教育机构也设有写经讲堂，举办坐禅、经典讲座等。因这种修行不象寺院修行那样严厉、刻板，因而参加诸如"一日僧尼体验"、"参禅会"等活动的青年人愈来愈多。即以新年伊始参拜寺院为例：1984年元月头三日，地处东京的浅草寺内香烟缭绕，钟鼓齐鸣，前来虔诚祈祷的人们达125万；至于全日本在三日内参拜寺社的人竟达8100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战后日本佛教的发展中，新兴教团的迅速崛起特别引入注目。在日本现代史上，共出现三次"宗教热"。第一次宗教热潮发生在40年代末。由于国家神道随着"天皇神圣"神话的破灭而解体，日本人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崩溃，许多人试图通过信仰宗教来排除内心的迷惘与失控，新兴教团如雨后春笋纷纷诞生。5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与原来的农村社团相脱节，在城市中又孤立无援，因而将宗教组织作为可依托的集团，形成第二次宗教热。当今的第三次宗教热发生在现代的富足社会，其突出特征，一是参加的年青人多，知识层的比例较高；二是教团小型化。其活动舞台只限于某一区域，教名标新立异，教义光怪陆离。就其入教动机也与往昔大相径庭。他们不再因生活所迫而求助宗教，也不是求得宗教组织的庇护而入教。相反，持有"自我开发"、"实现自我"意识的入教目的的入占相当比重。另外，由于金钱支配下的权欲、物欲和人情的冷漠，使相当一部分年青人陷入难以排遣的困惑、彷徨或寂寞中，加之高学历社会激烈的升学、就业竞争，青少年承受着精神和思想的压力，这也是促使他们迈入宗教殿堂的原因之一。 3．日本佛教寺院大多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庭院幽静、佛像庄严，不仅是修行的清净道场，又是游览参观的胜地。许多寺院拥有珍贵的历史文物，建有"宝物馆"、"博物馆"等。据1987年《宗教年鉴》，日本重要文化遗产的60％都集中在寺院神社，而有些古刹的殿宇、佛像等本身就是日本的"国宝"。
　　80年代竣工的几尊巨佛又以庄严的体态，雄伟的气势显示了当代日本佛教的一个侧面。位于兵库县的"世界和平大观音像"高达100米，耗资30亿日元；石川县加贺市的"慈母观音"高73米，配有琉璃光殿、梵钟佛堂、美术馆等，组成完整的建筑群；耗资385亿日元的福井县"越前大佛"，高28米，与五重宝塔相映成趣；高35米的"金色大观音"屹立在秋田县仙北郡的田泽湖畔，全身镶嵌数万枚金箔，甚为豪华富丽。福岛县"会津慈母大观音"高57米，配有展望台，登高远眺可欣赏到会津盆地一带的秀丽景色。
　　4．日本近代，檀家和其寺院结成的寺檀关系是维系佛寺的重要基础。它是德川时代宗教政策的产物。随着历史的推移，寺檀关系逐渐失去原有意义，而与日本固有的祖先崇拜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风俗习惯，保持着以墓地为媒介的固定关系，即寺院设纳骨堂和墓地，为檀信徒管理骨灰，负责丧葬仪式。据1988年版《日本佛教年鉴》，在1987年寄往东京情报中心的l万件电话咨询中，43.7％是相商墓地、永久供养等事宜的；15.5％是关于葬仪法会的。可见，为檀信徒举行"安灵"、"超度"、"举荐"法会仍是日本佛寺的主要日常活动，在传统的丧葬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现代公墓陵园行业的兴起，正冲击着佛寺的这一传统形式。日本现有葬仪社4500家，墓地35万座，寺院与葬仪社的相对地位开始出现逆转。一些佛教界人士无不感伤地称之为"纪念行业的阴影"。
　　对此，日本传统佛教界正多方努力，加强在日常生活中与檀信徒的联系，以巩固历史沿袭下来的墓地关系。还有不少寺院开始走出寺院范围，向郊外开发陵园，在墓地的风格、式样上下工夫，力求造出富有神圣性、永久性的墓地。 5．科技高度发达为佛教的传教提供了新的手段。它们将寺院举办的重要法会、佛事实况录制下来，通过电视网络，传至该地区的每一家庭。有些法会的收看率达到90％以上。享有"尖端技术寺院"之称的真宗本愿寺派的富士本愿寺还将信徒的生辰忌日、输入电脑，准确有效地推进传教活动的效率。誊印复印技术、小型印刷机的普及，也使寺院的出版业非常活跃，几乎每宗每寺都发行刊物，有的寺院还聘请专门人材为其出版佛教的普及读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刊物的内容不再局限于繁琐的教义、教理的论证，而针对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现状，围绕人生论、价值论、个性等问题进行宣传。其宗教、宗派的色彩日益削弱，更接近道德、佛教精神方面的教育。
　　6．各宗僧侣不再拘泥传统，他们深入社会，广泛传教，成为当代日本佛教的又一特点。单位或地区集会、医院、咖啡店、冷饮店都是各宗诸寺进行布教教化的场所。1987年1月真宗大谷派证大寺在东京银座首开"法轮茶房"，这一尝试很快普及开来。现"茶馆说法"已为固定的传教形式之一。京都佛教青年会深入各医院召开"法话会"、"写经会"，与病人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苦恼。成立于1973年的神户青年佛教会也把探望、慰问信徒患者、免费提供服务作为社会活动的一环。这种多形式的传教对促进日本佛教的大众化、社会化无疑起到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