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等国高僧航海至广东弘化略述

印度等国高僧航海至广东弘化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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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分陆、海两路，广州是佛教从海道传入中国的最初之地。随着广州港口对外贸易的逐渐发展，印度等国的高僧航海到广东的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在广州译经弘化，有的在广东稍为停留后继续到长安、洛阳等地弘化。其中在广东弘化有显著事迹的有从大月氏国来的支疆梁接，宾国来的昙摩耶舍、求那跋摩，西域来的摩诃乘、僧伽跋陀罗，印度来的竺法眷、拘那罗陀、般刺密谛等高僧。这些高僧在广东译经著述传教，对中国佛教诸宗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译经与讲学
　　据各经录记载，汉魏以来，佛经大都在长安、洛阳、健康（南京）等地译出，但在广东译出并传入内地的，也不在少数。据《大唐内典录》记载，三国孙亮五凤二年（２２５年）有大月氏国来的支疆梁接（汉译为正无畏），于交州（即今广州）译出《法华三昧经》一部六卷，这是佛教入广州的最早史籍记载。此后，印度等国航海来中国弘法的高僧络绎不觉。其主要活动就是译经，广东佛经的译扬也是弘法的道场。印度等国高僧在弘教事业当中，译经的同时结合着讲学方式，因而形式多样。如有先讲而后译：“罽宾高僧昙摩耶舍，以晋隆安（３９７——４０１年）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译出《差摩经》一卷。”（《高僧传》）《摄大乘论序》云：“真谛讲译经论，席间函丈，终朝靡息，释义若竟，终朝靡息，释义若竟，方乃著文。”又如译中有讲：“真谛译二十二明了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翻译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还有译后覆讲：“真谛译俱舍释论……文义究竟，论文二十二卷，义疏五十三卷，剌史仍请于城内讲说，颇识大宗。”（《俱舍释论序》）他们在译经的同时，阐发经中所怀蓄的丰富的学问与心得。这样译和讲学相辅而行，阐扬其中的蕴奥，发挥言外的精微，只有专门的学者才能胜任。例如昙摩耶舍译《四分律》，真谛译《摄论》，这些主译大师，都是此中的宿学专家。可见古德译经的一大特色，即译经与讲学二者并行。
　　随舶泛海而来的佛经，按其译出的方式，大体可分为自译、共译和传译三类。如：
　　第一：梵僧自译。宾高僧昙摩耶舍为清信女张普明说佛生缘起，并译出《差摩经》一卷。
　　第二：梵僧汉僧共译。《宋高僧传》云：“释怀迪，遁州人也，先入法于南楼寺，……迪久采经论，多所该通，……南楼寺数有梵僧止于此，迪学其书语，自兹通利。菩提流志初译宝积，召迪至京证义，事毕南归。后于广府遇中印度高僧，般刺谛赍多罗叶经一夹，请共翻传，勒成十卷，名大佛顶成行首楞严经是也。迪笔受经旨，缉缀文理，后因南使附经入京，即开元（７１３—７４１年）中事也。”
　　第三：梵僧传经僧翻译。《三藏记集》卷九云：“武当山比丘慧表，勤苦求道，南北游寻，不择夷险。以齐建元三年，复访奇搜秘，远至岭南。于广州朝亭寺遇中天竺沙门昙摩伽陀耶舍，手能隶书，口解齐言，欲传此经（无量义经）未知所授。表便殷勤致请，心形俱至；淹历旬朔，仅得一本。仍还峤北赍入武当。当今永明三年九月十八日顶戴出山，见校弘通。”
　　由于这些印度等国高僧不辞旅途艰辛，不顾生活语言等各方面的困难，万里航海而来弘化。再加我国古贤本身的努力，使得我佛教在广东的流传甚广。
二、观念的更新
　　梵僧来穗译经传法，这些海上来的精神舶来品，逐渐向内地流传，一种前所未闻的新观念被带入岭南。
　　晋太始二年（２２６年），外国沙门疆梁娄至在广州译《十二游经》，传播“四天子”说：“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壁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这种天外有天，天子有四的新说，扩大了传统的“天下”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加四裔”的模式，被不知觉的修正了。
　　梵汉两种异质文化在岭南的交融，还表现在“世界”一词的输入。古代中国只有“在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观念。唐神龙元年（７０５年），只天竺高僧般剌谛，在广州制止寺译《楞严经》，由谪高州的房融笔授，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该经卷四云：“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这个时空统一的“世界”观念，随经流布，从岭南扩大到全国各地。
三、真谛的传译
　　从印度等国至广东译经弘化的高僧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当首推梁陈时代的真谛。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与鸠摩罗什、玄奘堪相媲美，相拼并论，被推为三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功绩是不可淹没的。真谛的翻译是法相之先河，且可称为旧译翘楚。
　　真谛（公元４９９—５６９年），梵语“拘那罗陀”亦名“拘罗那陀”或“波罗未陀”，汉译“亲依”或“家依”。原为古代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人，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大乘之学。为传道弘法，不辞道途艰险，泛海南下，止于扶南国（今柬埔寨）。适时梁武帝派直后（官名）张汜等送扶南国使者的返国，并访求名德及大乘经论，彼国乃请真谛本华。谛欣然同意，带经论梵本二百四夹，于梁中大同元年（公元５４６年）八月十五到达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后至建业，方将从事翻译，即发生侯景之乱，不果所愿，乃往东行。这一时期内，他转徒各地，生活极不安定，但仍随方翻译讲习，未尝中止。直至陈文帝天嘉四年（５６３年）以后，居住在广州，受到剌史欧阳的供养，奉请为菩萨戒师，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
　　真谛在广州译经弘道的事业中，助他译经论的僧人，有僧宗、法准、僧忍、慧恺、法泰、智敫、道尼等，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不辞艰辛，远来相寻。他们的到来，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真谛在广州的七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的超过了前十六年。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内容虽然很广泛，却以《摄大乘论》为中心，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贡献。所以他在广州的几年经历，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却也可说是略申本怀子。
　　真谛在华期间，虽因世乱，不遑宁处，但他随方译出的经典部卷之多，仍为同时诸译师所不及。对于真谛所译出的经论讲达疏记的卷数，其弟子智敫，曾撰有真谛《翻译历》，记载很详细，可惜这本书早已失传，无法考据大师在广东期间的译述。根据《续高僧传》记载，大师在中国二十三年，共译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但各经录记载不同，如唐道宣《大唐内典录》记载七十部，二百八十八卷。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记载五十部，一百四十九卷。唐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现根据这些经录记载，不妨对真谛在广东的传译略作一番考述。
　　一、《大乘起信论》一卷。此论是马鸣菩萨造。据智恺《起信论序》说：“真谛于梁承圣三年（公元５４４年）九月十日，于衢州始兴（今广东曲江县）建兴寺译。此论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结构严密，文字通畅，在中国广泛的流行，一直被看作是一部大乘佛教的入门书，以中国佛学的发展影响甚大。
　　二、《玄文》二十卷。与《大乘起信论》同时译。
　　三、《大品玄文》四卷。与《大乘起信论》同时译。
　　四、《十二因缘经》二卷。与《大乘起信论》同时译。
　　五、《立世阿毗昙论》十卷。根据《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说：“真谛于陈代永定三年（公元５５９年），在广州的制旨寺王园寺及始兴郡译出。”此论现收入大正藏的论集部。
　　六、《解节经》一卷。根据《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一说：“真谛在陈永定元年（公元５６１年）于广州的制旨寺王国寺译出。”此经现收入大正藏经集部。
　　七、《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根据此经后记云：“……真谛，梁武皇帝远遣迎接，经游闽越，暂憩梁安（今广东惠阳一带），太守王方赊，乃勤心正法，性爱大乘，仍于建造伽蓝，请弘兹典，法师不乘本愿，受三请而默然，寻此旧经，甚有脱误，即于壬午年五月一日（陈天嘉三年公元５６２年），重翻天竺定文，……。”此经现收入大正藏般若部。
　　八、《大乘唯识论》一卷。根据经卷末慧恺的题记说，此论在陈天嘉四年正月十六日（公元５６３年）于广州制旨译出，由慧恺笔受。
　　九、《摄大乘论》三卷。此论是无著菩萨撰写。根据《开元释教录》卷七说，此论在陈天嘉四年（公元５６３年）于广州制旨寺译出，由慧恺笔受。
　　十、《俱舍释论》二十二卷。根据慧恺撰写序文说，此论是在陈天嘉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元５６４年），于广州制旨寺开始翻译，惑品还没译完，就移居到南海，于闰十月十日译完。现收入大正藏毗昙部，等等。
　　以上据各经录记传，真谛在广东期间所翻译的经论记传，除三部尚有疑问外，竟多达十八部，一百零二卷。若按《续高僧传》中所说的六十四部，一百零二卷。若按《续高僧传》中所说的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来看，在广东的译述则占了近半数。另撰有注疏七部，八十卷。
　　在真谛所翻译的经论记传中，经《唯识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律二十二明了论》等，著作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瑜伽行派的思想。他学说所宗，特别重视《摄大乘论》和《阿毗达磨俱舍论》，这两部论组织严密，义理丰富，可以说是以前大乘各学说的总结。在印度佛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名著。但他所传的唯识学说，在陈代因受到京城名僧的嫉妒，而只能局限于岭南一隅，得不到广泛流传。及至真谛死后，由弟子返还各地传播，从广州延至九江、湘郢、建业等处，学者渐众，宗奉者渐多。后来北方僧人昙迁南下，接受了《摄大乘论》学说，认为可以补北方《地论》学说的不足，先后在彭城、江都，长安各地在加以阐弘，奠定了在北方传播的基础。但由于《摄论》和《地经》学并传，使得当时学者各尊所闻，莫衷一是，为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到起到推波逐浪的作用，而开创法相宗，使瑜伽唯识学说遍于中国。故大师在广东所译的《摄大乘论》可谓影响深远，他本人也因其卓绝的精神和丰富的译业，而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四、般剌密谛与《楞严经》
　　大广东译经弘化的印度等各国高僧中，还有一位在中国佛教中影响颇大的高僧，就是唐时中天竺僧人剌密谛。他在广州译出的《楞严经》在中国流传极广，对中国佛教影响颇大，到了现代仍有僧俗等人为其注释。
　　般剌密谛，汉谛为极量，中印度人，于唐神龙元年四月携带梵本《楞严经》到达广州。根据圆瑛大师的《楞严经》讲记说，此经藏在龙宫，有一次龙胜菩萨，到龙宫说法，见龙藏中，有此经，披阅之下，叹为希有，特地默诵出来，以利益阎浮提的众生。录呈国王，也视为希有法宝，将其收藏于国库里，禁止外传。所以此经还未传到中国，而名声早已远播。后来有一位梵僧，看了智者大师所立的三观，便说这和印度的《楞严经》意旨相符，于是智者大师向西拜求，希得见此经，然而经过十八年始终未能得见。般剌密谛为弘法利生，第一次匿经东来，被守关官史查获，不许出国，此一逆缘反而更坚定了他的弘法心愿。于是用极细的白叠毛，书写《楞严经》，剖膊潜藏，等到疮口平复，方安全过关。到达广州后，访得房融谪迁到广州，便请到制旨寺，再剖膊取出经典，译成后又回印度。从此可见般剌密谛为弘法不惜生命，为法忘我的大无畏精神，真可畏：“般天地，泣鬼神”。
　　《楞严经》对于中国的学佛有特别的因缘，此经一经译出流传后，历代佛教学者，便广为弘扬，单卍续藏经所收入的楞严经注释书看，从宋朝到清朝，就有五十四种，一百五十三卷。在中国佛教的译经史上，由梵文译成汉文的佛经虽多，但受到永久而普遍书写、注释、读释、读诵流通的，也仅也华严、法华、维摩、圆觉、楞伽、弥陀，金刚、楞严等诸经。由于《楞严经》译笔非常流畅易读，文字非常幽美雅洁，我国士林学子，很多喜爱读诵楞严，也有因读楞严而信奉佛法的，可见此经在中国有殊胜的因缘。
　　但唐智升大师所著的《开元释教录》与《续古今译经图纪》对《楞严经》的译者记载各有不同，因而对《楞严经》异说纷纭，有的说出印度，有的说是汉人撰述，更有的说是由房融伪造，般剌密谛是伪托人物，这是因为《楞严经》自古至今，未见有梵本的缘故，而般剌密谛的事迹，也未曾在其他传记中记载，所以有人认为这姓名是后人杜撰的。从《楞严经》的内容考察，如来藏妙真如性与客尘烦恼之说，乃与《起信论》相呼应；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之说，与《法华经》的普门品类同；五十七位的菩萨阶次，与《菩萨璎珞本业经》所说的五十二位菩萨有关；另外亦与《大品般若经》、《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瑜伽师地论》等的部分观点一致，又与密灌顶部的《金刚大道场经》之少分相同。正因为《楞严经》兼备众多经论的特长，所以对真伪说一直诤论不休。
　　古人有诗说：“自从一见楞严后，不读不间糠秕书。”可见《楞严经》的辞藻丰美，思维绵密，以致博学深思之士，阅后而不能释卷。象这样一部说理性严密的佛经，绝非一般文人墨士所能伪造。中国之有楞严，始于岭南。人们始终把它作为佛法修行的妙门。楞严大定为指示众生迷悟的根源，更为禅门大德所推崇。虽有人从各方面对《楞严经》提出质疑，但不管它是真是伪，都无法动摇它在中国佛法中的地位。
结语
　　广东之所以被视为西来初地，皆因印度各国高僧不断航海来粤译经传法，把印度的思想文化带到中国，推动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使广东佛教在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巨大潜力。佛教各宗派成立后，在广东也广泛传播。此后，佛教绵延南粤，思想文化影响深入民间。这些高僧们为了发展佛教事业，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不畏艰辛，努力进取，使得广东佛教在中国翻译经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巩固了广东佛教在中国佛教经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巩固了广东佛教中国佛教中的地位，为中国佛教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