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禅宗之“禅入华夏”

诗意禅宗之“禅入华夏”
　　高谦君
　　一、达摩传禅
　　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经劫难，饱受各路诸侯、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战争烟火之苦，所以鲁迅才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人吃人的历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华夏儿女一直频于奔波流离之中，没有精神依托，也没有自己民族的宗教。孔孟之学教人经论世务，到了汉武帝时期以后逐渐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挟政权、鱼肉民众之术；老庄之学，隐遁避世，消极无为，到了东晋时期成了士大夫谈玄论道的玄学。这些都没有担当起拯救人类灵魂的重任，故不易为大众所普及。
　　大约在东汉末年，印度的佛教开始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其大乘救世思想给苦难中的中原人们带来了一丝慰籍，让人们相信了来生、今生和来世之说，仿佛找到了救世救主的精神食粮。其后历经三国两晋，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民不聊生。最初作为封建上层传授的佛教并没有给广大的底层百姓带来精神上的超度。一直到了南北朝时期，一位印度僧人来到了中原，佛教才真正深入民间，并由他而发轫，几经光大，一花开五叶，盛开秘苑，创造出夺目的光彩。他就是天竺香玉王第三子、迦叶祖后传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
　　达摩到中国弘法大乘佛教之时，正值南北朝的分裂时代，社会动荡，民心凋敝，原零散于上层社会中的佛教教理偏重于追求个人名利，趋附权贵，造成世风日下，道德观念也俞来俞难以发挥制衡作用。达摩行医济世，遍施爱心，在下层百姓中广结善缘，引起共鸣。他救助了面临被焚噩运的麻风女小婵，并差点演绎了一幕爱情故事，这，恰恰说明了达摩传教的佛教具有极强的亲和力，体现了佛教“二入四行”的教义宗旨。（二入乃“理入”、“行入”，“理入”是理论思维，“行入”是体现在行动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佛教徒的清心寡欲、忍辱简朴、周济百姓的行为哲学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亲和力）
　　话说达摩来到当时梁朝的都城建康（即南京），只见金銮殿上空瑞气冲空，料定必有高人在此。此人就是建梁灭齐的梁武帝萧衍。在南朝诸皇帝中这位可堪称翘楚，他多才多艺学识广博，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等逸品，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同时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生依教修行，做了大量的弘扬佛法的善事，可是在禅宗的灯录里，他经常成为一个迟钝愚鲁、缺乏悟性的寓言式人物，这大概和达摩与其会晤后不遇有关。到底此次会晤两人谈了些什么，让达摩如此不屑呢？我们还是来看看《五灯会元》中一则公案吧：
　　萧衍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计，有何功德？”
　　这似乎有些自夸。所以，达摩说：“并无功德。”
　　萧衍忙问道：“何以无功德？”
　　达摩回答道：“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在大乘佛教来看，建造佛寺、诵经礼拜、广度僧尼仅仅是“小果”，是一种低层次的宗教救赎活动，是一种未脱世俗烦恼的宗教迷信活动。萧衍对此并没有感悟，所以追问道：“如何是真功德？”
　　达摩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前文我说过佛教的讲义有真谛和俗谛之分，真谛不可名言，是佛法的最精要之处，但是也可名言，能名言的就是俗谛，如果没有名言佛法无以建立，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世间是可说的部分，觉是不可说的部分，离开了可说的部分，不可说的部分也就不可得，只有明了真谛和俗谛，才能明了空、有之义，最后才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才是上乘佛法的第一要义，作为皇帝的萧衍当然不能明了真谛。于是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说：“廓然无圣。”禅宗所说的涅槃妙心是一种超越了一切凡圣等差的妙明本心，假如心存凡和圣的区别，想超凡入圣，就难免有是非爱憎之见，岂能洞见佛教的无上妙谛？所以达摩说世间一切客体和主体都不复存在，浑然一体，分不清凡圣。
　　可是最败兴的还是萧衍又问了一句：“对朕者谁？”这似乎有些倔强，不依不饶，骨子里透出一股藐视的意味。你既然说世间一切廓然，那么你这丑和尚是谁啊？达摩再次斩钉截铁回答：“不识。”我本不是我，世间无一物，所以廓然矣。达摩在这则公案里所阐述的就是圣谛第一要义。
　　可惜“佛教徒”萧衍只沉溺于名相因果，并没有理解这没头没脑的话语中所包含的深刻道理。
　　民间故事说他不仅不识，反而转为恼怒，命左右侍卫各执玉棍，将这和尚逐赶出去。
　　达摩说：“何必待逐？恐折尔福，饿死台城，怎得瞑目？”
　　武帝乃大怒，急命逐出。只见玉棍一齐打来，达摩闪出殿外。冷叹三声“无缘无缘”，乃借一叶苇草，渡江而去，且行且歌道：“叹富贵，假名利。迷人太甚，尘世上，众皇胎，概困红尘。只知道，享红福，势利侥幸。全不思，有孽债，暗来缠身。可惜他，冤孽重，一窍不明。只忧他，福尽时，便有祸侵。将来后，冤报冤，困死台城。佛不忍，特命我，前来指引。哪知他，迷昧甚，全不思忖。莫奈何，驾法船，又往别郡。四部州，去寻访，有缘之人。”
　　这就是一苇渡江的故事。
　　渡江北上以后，达摩来到了北魏，开始传授禅定之法。在嵩山少林寺，他曾面壁九年，自此以后，摄心静坐便成为禅僧最基本的修行方式。
　　达摩远名广播，吸引了一批求禅之士。最著名的还是上文提到的道副、尼总持、道育、昙林和慧可。
　　道育，一作慧育，他和慧可一同亲事达摩四、五年，是达摩最初及门弟子之一。他从达摩学了禅法，专重个人内心修持而少对人讲说。他的事迹已不明。
　　道副，即僧副，俗姓王，太原祁县人，是达摩剃度的弟子。南齐建武年间住钟山（今南京）定林下寺。他忻慕岷岭峨眉的胜景，趁萧渊藻出镇蜀部（今四川）时随从入蜀，因而使禅法流行四川。后来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寂于金陵开善寺，年六十一岁。
　　昙林自称是达摩的弟子，曾记录过达摩的“二入四行说”，《慧可传》中称他为林法师。北魏永平元年至东魏武定元年之间，他在洛阳和邺都参与译经事业，在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译场任笔受，是当时参加译经的重要人物。他博学善讲，在邺都常讲《胜鬘经》。周武灭法期间，他与慧可共同护持经典，被砍掉一臂，人称“无臂林”。昙林早年虽曾亲近达摩，但他以禅法与义学并重，因此后世所传达摩临终对在侧弟子们分别印可得皮、肉、骨、髓的说法，没有提及昙林。昙林在传承达摩禅法上所记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于中国禅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
　　自此禅宗在华夏大地开始扎根、开花、结果。南怀瑾先生说：“大乘救世思想，挈儒家而同途；涅槃寂静之说，掖道家而并驾，故能上下响风，趋之若鹜。”把禅宗之所以能在中国十大佛教中独占鳌头的原因阐述得非常到位。并说：“佛法在中国之有禅宗，非但为佛教之光，亦为东方文明大放异彩矣。”禅宗的宗义与中国特有文化的相互渗透，征服了人心，赢得了市场，并逐渐形成独特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