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夏佛教研究概述

20世纪西夏佛教研究概述
　　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边疆政权，经历10帝，共190年。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先后与辽、北宋和金、南宋对峙，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历史渊源、地域关系和境内民族等因素，西夏崇信佛教，并将佛教作为国教。在其境内僧人众多，塔寺林立，赎经、译经、施经等佛事活动空前兴盛。佛教艺术在西夏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227年，因蒙元破坏性的占领，使西夏的文献和文物大多被毁，由于文献的湮没，西夏逐渐成为被人们遗忘的王朝。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巴丹吉林沙漠中，找到了西夏时期的黑水城遗址，在该城西北角的一个著名的塔中，掘获大量的西夏文、汉文、藏文、蒙古文、回鹘文等多种语言文献。这些文献可分为世俗文献和佛教文献，其中佛教文献占绝大部分。这批珍贵的文物运抵俄罗斯后，俄罗斯的一些专家学者立即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此，西夏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门新的研究学科——西夏学。
　　此文仅就学者们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的著述，分期进行简要的综述。
　　一、解放前国内外西夏学研究 20世纪初，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罗福苌、罗福成和周叔迦等人，就开始介绍或译释西夏文佛经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周叔迦的《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辅仁学志》1931年第2期）是最早译释和介绍北平图书馆收藏的百部西夏文佛经的文章。罗福成的《妙法莲华经序释文》，其目录由罗福成完成，正文部分由其弟福苌完成；《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七释文》，这是根据前苏联学者聂历山所寄赠的不完全资料撰写而成；《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一释文》（这也是聂历山所赠），全文抄录并释文发表；《佛说宝雨经卷第十释文》，抄录西夏文并释文；《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十七释文》，抄录西夏文并释文，释读出西夏国名为“大白上国”；《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残本文释文》，这本是聂历山和石滨纯太郎的释文，罗福成为扩大学术影响，特意把它抄录后在中国发表；《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释文》，抄录西夏文经卷并释文；《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卷下释文》，抄录西夏文并释文；《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抄录西夏文并释文；《西夏文残经释文》，抄录经文并释文；《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把北平图书馆所存的西夏文经典书名全部译成汉文，为读者提供了方便。罗福成的弟弟罗福苌，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著有《西夏赎经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2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这是我国最早介绍西夏佛教史的著作。另外，著名西夏学者王静如1932年以后发表的《西夏研究》（三辑）和1933年发表的《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主名号夏梵藏汉合壁校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他早期对西夏佛经的翻译和考释，也是我国最早研究西夏文佛经与佛教史的重要作品之一。
　　在西夏学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同样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是俄罗斯，它是最早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国家之一，所取得的成绩也最为显著。俄罗斯及前苏联时期，较早从事黑水城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有伊凤阁、科特维奇、奥登堡、龙果夫、聂历山等人。伊凤阁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订了许多西夏文佛经文献，于1916年出版了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彼得堡，1916年）的部分片断并附有汉译文。20世纪30—40年代，聂历山在西夏文献研究方面的成绩最为显著，他被认为是前苏联西夏学研究真正的奠基人。他同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合作发表了不少关于西夏佛教研究方面的论文，其中有《西夏文般若经片断》（《艺文》18卷5号，京都，1929年）、《于阗文智钜陀罗尼经片断》（《龙谷大学论丛》302号，京都，1932年）、《西夏语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脱品》（MAYURA,2号，1933年）、《西夏语译大藏经考》（日本《龙谷大学论丛》287号，周一良译）与《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合壁考释》［《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探讨了西夏王室最早译刊佛经以及元刊西夏文佛经的内容、卷数和译本等问题。除此以外，俄国学者对西夏佛教绘画也有较深的研究。俄国著名佛学家奥登堡于1909年发表了《黑城出土的佛像》，1914年发表了《黑水城佛教造像学资料：藏传风格图像学》，后者主要将藏传作品从整个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中区分出来，依照佛教图像学特别是藏传佛教图像学对这些图像进行分辨，并对其风格流派作了简要分析。现在苏俄学者对黑水城唐卡绘画中生灵身份的鉴定，大多遵从奥登堡的解说。
　　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它是仅次于俄罗斯的西夏研究大国。日本在西夏佛经典籍方面的研究论文，除石滨纯太郎和聂历山合作发表的相关论文外，还有常盘大定的《关于西夏文大藏经的雕塑》（《东方学报》第9册，1938年）和川上天山《关于西夏语译〈六祖坛经〉》（《支那佛教史学》第2卷3号，1938年）。在西夏佛教史研究方面，有小林照道的（日本《支那佛教史学》2卷3号，1938年）。
　　二、解放后国内外西夏学研究
　　解放后，由于我国当时特殊的情况和十年浩劫的影响，我国西夏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学研究应该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1981年8月，“全国西夏学学术讨论会”在宁夏银川召开，这标志着我国西夏学研究拉开了新的序幕。尤其到了90年代，我国西夏学研究更是日新月异，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和论著不断发表，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也不断加入到西夏学研究领域，为西夏学研究增添了新生力量。1995年，“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银川召开，这是西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的召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西夏学研究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外西夏学者间的交流。这一时期，国内外西夏学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西夏佛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引人注目。首先是我国西夏学界的前辈王静如在培养年轻西夏学者的同时，研究成果不断发表，他的《西夏文木活字版与铜牌》（载《文物》1972年第11期，并收入1984年《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介绍了用木活字刊印的汉译西夏文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一些情况。郑绍宗、王静如合著《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并收入1984年《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一文，对河北保定韩庄出土的两座明代西夏文经幢石刻的形制、所刻经文、建幢者、布施者等情况进行了考证，由此可知西夏灭亡后部分党项人迁移的有关情况，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西夏人崇信佛教的情况。另外，还有张思温介绍西夏佛经的文章《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11至卷15简介》（《文物》1979年第10期）。
　　著名西夏学者史金波在西夏佛教方面的著述颇多，他的研究涉及西夏佛教史、佛经典籍及洞窟题记等方面。首先，他与著名的西夏学者白滨合作发表了不少关于西夏佛经研究的论文，如《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并收在1984年《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和《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收在1984年《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一文，是根据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的重新考察资料，初步确认了西夏时期的洞窟、形制、时代及壁画题材和题记等方面的情况。随后他们又发表了《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3月）一文，作者通过对西夏洞窟的题记研究，揭示了西夏人当时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进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史金波还和黄振华合作发表了《北京图书馆西夏文佛经整理记》（《文献》1985年第4期）。除了和别的学者联合发表著述外，史金波还独自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西夏佛教方面的著述，如《西夏译经图解》（载《文献》1979年第1期，并收入1984年《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西夏文〈金光明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并收入1984年《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等文章。
　　史金波对西夏佛教制度也进行了探讨，如《西夏的佛教制度》（《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从西夏佛教政策、西夏佛教的管理机构、封号和赐衣，官号和职位及差遣、度僧和度牒等五个方面，对西夏的佛教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大大丰富了西夏佛教方面的材料，使人们对西夏佛教和制度有了全面的了解。
　　史金波在西夏佛教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显硕，如他撰写的《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部书从西夏历史概述、西夏建国前党项族的宗教信仰、西夏佛教发展概述、西夏佛经、西夏的寺庙、西夏的僧人、佛教宗派的影响、西夏的佛教艺术、西夏灭亡之后党项人的佛教活动、佛教对西夏历史的影响等方面对西夏佛教历史进行了阐述。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填补了我国西夏佛教史研究的空白。
　　另外，白滨著有《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陈炳应著有《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对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的佛教进行了考证和译读。李范文在西夏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著有《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载《考古》1979年第5期，并收入1984年《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方塔的废墟遗址中，出土了一些西夏文佛经，其中有《吉祥普至合口本续》，牛达生对该佛经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发表了《西夏文佛经〈吉祥普至合口本续〉的学术价值》（《文物》，1994年）和《西夏文佛经〈吉祥普至合口本续〉是西夏印本辨证》（收入《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后者通过题款等确认《本续》译自藏文，是一部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共9卷，皆为蝴蝶装，白麻纸精印）。通过对此经的考证，可证明在西夏时就有了木活字印本，并探讨了西夏木活字印刷的一些特点。该经为海内外孤本。
　　西夏统治者倡导佛教，并在很多的法律条文中体现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利用西夏法典材料论述西夏佛教的文章，有韩小忙的《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中所反映的西夏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和房建昌的《从西夏文法典看西夏佛教》（《宁夏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作者利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中的材料，从僧人的管理，对僧人的规定和处罚、举赏，西夏僧人的管理机构、僧官、僧官官印、赐衣封号等方面，对西夏佛教管理机构和制度进行了论证和补充，它对了解西夏佛教制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西夏佛教受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较深，境内佛教宗派很多，有关论文有孙长盛的《略论西夏的净土信仰》（《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和张元林的《从阿弥陀来迎图看西夏的往生信仰》（《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从净土宗在西夏流行的原因、西夏净土经典和绘画、净土信仰在西夏的影响、净土信仰的特点等方面，论述了西夏的净土信仰。
　　西夏统治者在境内不仅大建寺塔，而且也很重视石窟寺的建设，在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了大量的西夏洞窟。刘玉权在石窟研究方面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等文章，根据新资料、新发现对敦煌西夏洞窟的数量进行了重新认定，并根据新的资料，对原来敦煌西夏洞窟的分期作了调整。另外，他还发表了《民族艺术的奇葩：论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壁画》（载《敦煌石窟：西夏、元》）、《瓜、沙西夏石窟概论》（《中国石窟?敦煌石窟》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等论著。
　　西夏佛教艺术独具特色。段文杰的《榆林窟党项蒙古政权时期的壁画艺术》（《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一文，讲到了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等都留下了大量西夏时代的佛教艺术；西夏形成了显密兼修、汉藏结合的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榆林窟成为西夏人的礼佛圣地。该文章从经变画、尊像画、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等各个方面，对榆林窟西夏壁画进行了描述和比较，总结出西夏佛教艺术风格有三：1.继承中原线画风格；2.西藏画派，表现密教内容多用藏画手法；3.综合画派，既重线，又重色而形象多变。张宝玺对西夏时期的洞窟和壁画也有所研究，著有《文殊山万佛洞西夏壁画的内容》（《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另外，李玉珉的《黑城出土阿弥陀佛绘画》（《故宫博物院馆刊》台北，第32卷第1号，1997年3—4月）、陈悦新的《西夏—元的藏传佛教绘画》（《首届西夏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佛教绘画、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出土的一批绢质彩绘佛画的比较，阐述了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以及显密兼修和汉藏结合的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并对西夏、元藏传佛教佛画特点进行了描述。
　　吐蕃和党项在历史渊源上非常相近，吐蕃文化对党项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张云的《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论述了党项和吐蕃两族之间十分密切的关系，以此阐述了吐蕃文化尤其吐蕃宗教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作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1.在西夏建立以前，吐蕃佛教对党项的影响；2.在西夏建立以后，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广泛传播。 佛教从汉代经陆路和水路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由于历史的原因，河西成为佛教的圣地。刘建丽《西夏时期河西走廊佛教兴盛》（《宁夏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对西夏时河西佛教进行了论述。当时，西夏境内梵刹遍地，僧人如云，但由于年代久远、战乱频仍，留存至今的实物不多。尽管资料缺乏，一些学者还是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如牛达生的《漫话承天寺》（《宁夏文艺》1980年第1期）、宿白的《西夏佛塔的类型》（《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孙昌盛的《拜寺沟方塔始建年代——兼谈塔心木柱题记所反映的几个问题》（《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文，通过新的考古材料，断定方塔应建于1075年，是现存的最早的西夏佛塔，并论证了方塔周围寺院建造时间及寺院管理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家联合，于1993年整理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1—11册），其中已出版汉文文献6册，西夏文文献5册。该系列文献数量最多的是西夏文和汉文佛经：有译自汉文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大宝积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有译自藏文的《种咒王荫大孔雀明王经》、《大密咒受持经》；也有西夏人自己撰写的《依金刚王亥母以净瓶观诵仪轨》、《中有身要论》等。佛经中的序、跋、发愿文题款等，对了解西夏佛经的流传、译经、写经、印经、施经的情况有很大帮助。
　　在前苏联，尤其在二战结束以后，涌现出一批致力于西夏学研究的学者，他们是戈尔巴乔娃、克恰诺夫、克平、孟列夫、索夫罗诺夫、卡津、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鲁勃-列斯尼钦科及萨玛休克等。在这些学者当中，克恰诺夫的成绩最大。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他发表了《佛教史籍中的西夏国家》（前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9期）。藏族文化对西夏的文化和宗教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克恰诺夫著，小卫译《西夏中的藏族和藏族文化》（载《国外藏学研究文集》第2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提到西夏境内民族和语言的平等，尤其是藏族及藏语对西夏佛教和文化的影响。克恰诺夫还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西夏的佛教，他发表了《以法律的观点看西夏的佛教和国家》（《匈牙利东方学报》卷34，第1—3期）、《西夏国佛教寺庙的法律地位，中世纪古代中亚与远东地区的佛教、国家与社会团体》（莫斯科1982年）、《中国唐宋时期国家对佛寺活动的监督作用，远东地区的佛教与国家》（莫斯科1987年）等文章，这些文章都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佛教在西夏的地位及国家政权对宗教的监督掌控作用；《西夏国家行政机构史料研究》（前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9期及《亚洲民族研究所写本与刊本研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一文，对西夏国师的地位问题进行了考证。《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俄文版，日本京都大学，1999年出版），该书全面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馆藏西夏文佛经文献情况，它是在未发表的《西夏文写本与刊本》（第二部，佛经文献部分）书稿的基础上对收录的黑水城佛经文献的重新分类和编目，对所藏佛经记述顺序、种类、大小、页码，佛经序跋、题记及佛经用纸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和叙述（该书共收录俄藏西夏文佛经367部，但有的学者将合并在一起的经文如第564号和699号分开来算，则可分为374部）。这是目前从事西夏学，尤其是西夏佛教研究的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另外，早在1963年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合作发表了《西夏文写本与刊本》一书，该书目给已考订的60种属于世俗性的著作作了叙录，并将370多种佛教典籍进行了初次编目，孟列夫对西夏文献的汉文部分进行了整理和编目。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第1—4）》（《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2、3期），介绍汉文文献共488件。这些藏卷内容非常丰富，如西夏国的历史、西夏佛教的历史等，佛教内容有最流行的经文《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阿弥陀经》等，还有密宗佛教作品如陀罗尼、祈祷文、论和注释、疑经等。鲁勃-列斯尼钦科、沙弗拉诺夫斯卡娅合著的《死城哈拉浩特》（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一书，对西夏佛教艺术也有所介绍。从80年代起，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开始对西夏黑水城藏传绘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列昂诺夫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84年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3届国际藏学会议上，提交了《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西藏艺术品》一文，透露该馆收藏的黑水城绘画有300幅左右，并认为“这些绘画对早期西藏密教艺术的研究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可以作为11—12世纪最流行的金刚乘仪轨的索引”。萨玛休克对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与她的同行合作编写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书中收录绘画和文献中的版画等87幅，并附文字说明。
　　在日本，西夏学研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曾一度沉寂，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出现了一些后起之秀。日本学者在西夏佛教历史、佛经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石滨纯太郎出版了《西夏文大藏经》（《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1961年）；1975至1978年西田龙雄出版了《西夏文华严经》（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1976年），他将日本所藏11卷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对译并注释研究，书中还介绍了罕见的西夏佛经，尤其是《西夏文华严经》第3卷——《西夏文佛经目录》，介绍了佛经译成汉文或藏文的确切或推断的时间依据，以及由梵文译成该文字的译经者，并指出了经文的梵文或藏文名称。西田龙雄的《关于天理图书馆所藏无量寿宗要经》（《富永先生华甲纪念古版书志论丛》23号，1962年）、《西夏佛教》（《南都佛教》22号，1969年）及《关于西夏文佛经》（《丝路与佛教文化》，东洋哲学研究所，1980年）和藤枝晃的《关于西夏文经——石、泥和木——现存最古老的活字本》（《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1958年），都是关于西夏文佛经考释和佛教史方面的文章。野村博既从事黑水城出土的世俗文献的研究，也从事西夏文佛教经典的研究，他在佛典方面的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残卷考〉》（《龙谷史坛》第68、69号，1974年）［1］（229）、《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段〉》（日本《东洋史苑》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日本《东洋史苑》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2号，1977年）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残卷考〉》是作者对英籍西夏学者格林斯坦德的9卷本《西夏文大藏经》中尚不详细的部分进行了重新考证，而《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是他根据格氏《西夏文大藏经》第4卷所收录的资料（906—907号）——《过去庄严劫十佛名经》末尾的一篇题为“盗闻”的附文，来研究元昊时代的译经事业的文章。
　　另外，艾里克?格林斯坦德教授也曾在印度新德里的亚洲研究院整理出版了9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外学者在西夏佛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西夏佛教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进入21世纪后，一些学者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新近公布的材料，又发表了不少关于西夏佛教方面的论文，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撰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