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擦观音像试析
本文擦擦资料的主要来源
1、Tucci
2、张建林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擦擦》卷,北京出版社 2001年
本文是在翻译图齐《印度-西藏》第一卷“擦擦”内容的基础上,就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擦擦的断代和图像辩认,同时结合更多新公布的材料进行尝试性的研究。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相对的,因为材料的收集有限,一些暂时没有出现的图像,可能在以后会发现。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以样式为依据外,加以考古学的排比方法,进行擦擦的分期和相关内容的讨论[1]。
擦擦,由于其特殊的制作、使用方式和流散情况,不同于寺院壁画、塑像和金铜造像等可能具有比较明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擦擦的断代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印度-西藏》第一卷“擦擦”共收录了156件作品,图齐在“擦擦的类型及年代”中对其进行了阐述。他说:“以古字体学的方法来研究擦擦上的铭刻,可以得知它们的大致年代,这样有时很准确,但有时也会有些误差”。对于古文字的年代辨认,显示了图齐坚实的功力。他将古印度文字大约分为笈多以后的四个时期:8-9世纪,如第30、31件;9-10世纪,如第3件、第10件和第35件等;10-11世纪,如第12、16、33、72件等;11-12世纪,如第83、84件等。在解释每一件擦擦时,图齐仅说明其“文字”所属的年代,因此准确地讲,图齐对擦擦并没有进行断代。事实上,这是一个科学的作法,因为文字的使用可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模具制造擦擦时,后人也可以仿制古文字,所以图齐给我们留下了尚需解决的问题。
神像的定名也是一个问题,目前尚比较混乱。原因是藏传佛教的神灵中有苯教、婆罗门教诸神的渗入,内容十分丰富,许多造像样式相似,在失去相应的组合关系或颜色后,确定神名便呈现出一定的困难。而辨认图像,是分析作品内容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擦擦图像的保存情况,尤其是古老的擦擦,往往并不理想。
在图像不十分清楚时,图齐往往通过所印咒语来确定,因为咒语因神而异,且其中又夹杂神名。如第98、99件,持金刚像,图齐就说明是通过其周围的咒语得以辨认。又如第156件,图齐确定为一件苯教擦擦,本身佛苯图像就不易区别,在一件小小的擦擦上辨认就更困难,当图齐看到上面反写的“万字”而怀疑其为苯教神像时,正是通过环绕形象的铭文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但在使用咒语确定神的类型同时,图齐也坚信他的藏学知识,因为擦擦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民间信仰,而民间对于造像的使用往往并不严格,因此在第71件,尽管咒语是六字真言,不是世间尊观音的“Om hru shvaha”咒语,但图齐仍确认其图像是世间尊观音,而不是六字观音。另外图齐的功力还反映在对各种古文献的熟悉和利用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成就目前,依然是无人迄及的。
确定了神像之后,分析作品内容时,图齐主要依据的是梵、藏文文献,如第113件愤怒相金刚手的内容,图齐利用了《一切如来金刚三摩耶大劫王经》和发现于尼泊尔的残章,并从其神话般的情节中,提取出当时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斗争历史情况,同时利用古文字学的断代方法,从而使一件作品得到相对完整的解释。
在图齐的“擦擦”中,观音造像共有16件,分为单体与组合两类。图例公布的是其中的5件。进行文字断代的只有第72件(10-11世纪北印度字,无图例,图齐说明这一件作品与有图例的71件类似,为世间尊观音)。
国外对于擦擦的研究除了70年前的图齐之外,目前有Huber T.1992发表于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v0l.2,pp.493-496的《Some 11th-century Indian Buddhist clay tablets(tsha-tsha)from central Tibet》以及.《Votive Tablets of Thailand》[2]。国内学者对于擦擦的关注刚刚开始,发表的成果正如文章开头交待的本文“擦擦资料来源”所示。其中张建林做为一个考古学者,具有多年的西藏田野考古经验,对于擦擦的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作了擦擦分类、时代特征划分等基本工作。
随着更多材料的公布和新方法的被利用,发现已有工作的一些不足及失误,如神像的辨识、作品的断代问题,这是图齐,也包括其它西藏艺术门类的研究做得不够的方面,因此本文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观音类擦擦,从一个小的范围内,尝试对其进行图像的辨识和分期,以期对其它类造像有所裨益。
本文用于分析的观音图例共90件,含图齐的5件,来源地以西藏西部为多,其它涉及卫藏、藏东、青海、内地、内蒙。
图像定名
按照图像学的方法,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定名,并说明其标志,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
本文涉及的单体观音有如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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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齐定名 |
本文定名 |
1 |
十一面观音 |
十一面观音 |
2 |
莲花手观音(立 姿) |
持莲观音,具体为:空行观音、世间尊观音(立姿);法金刚观音(坐姿) |
3 |
世间尊观音 |
世间尊观音 |
4 |
六字观音 |
六字明王 |
以上几类观音造像,惯穿藏区整个后弘期及元、明、清,即从11世纪到19世纪。
定名说明:
定名依据了两种方法,一种佛教图像学名称,一种是描述性名称。以下说明与图齐异同的原因。
十一面观音
此名称属于描述性名称。指的是这类观音具十一个头,而不是图像学意义上的十一面观音,因为就造像而言,脱离了组合关系,或者摆放位置,其实是无法准确地称呼一个神的。如那塘五百神像中,具十一面的观音有四个:吉祥师所传的十一面观音,立姿、八臂,与之伴出的是左六字观音、右不空绢索观音;“虚空王观音”,十一面,立姿、千臂,与之相伴出的是左双身密修观音、右立姿三面的如意轮观音;“救八难观音”,十一面,与之相伴出的是八位愤怒金刚相的四臂观音;“金刚藏观音”,十一面、立姿、八臂,与之伴出的是狮吼观音和佛海观音(这里的佛海观音实与六字观音没有区别)。这里最难以区别的就是吉祥师所传的十一面观音和金刚藏观音,二者只在持物上稍有区别:即外扬的最下面左右手,吉祥师的右手无物,施与愿印,左手持净瓶;金刚藏则右手持钩、左手持火焰宝珠(?)。所以本文依照通用的方法,称为十一面观音。
莲花手观音:
在藏传佛教中,持莲观音具有多种成就法像,而“莲花手”,事实上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造像样式,只是就宗教意义而言对观音的一个称号,“莲花手”本身不具有图像意义。持莲花观音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从造型规律上说,他吸收了印度传统艺术中的姿态,如各种样式的坐姿和动感的立姿,尤其是手印,在密教,甚至在佛教出现以前,手印意义已经形成,而7、8世纪流行的密教成就法则赋予它更多的内含,所以传入西藏的各种持莲花观音,手印、姿态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在分析样式的变化时,不能简单地说是造像者对于样式的选择而导致的变化。因此,笔者依据现有实物,从藏传佛教持莲观音的造像中确定出了三个功能体系的五种身形:
一、洒甘露、救“六道”观音
1.香王观音,跏趺坐姿,右手施无畏印(或与愿印),左手持莲。
2.空行观音,游戏坐姿或立姿,左手持莲花,右手下垂施与愿印,成就法造像必有胁侍,下有鸟像,头冠上有无量光佛。
3.如意轮观音,半跏趺坐,左手持莲花,右手支颐,思维相。
二、无量光助手、救“人道”观音
4.世间尊观音,各种坐姿,手势同上,成就法像既有单尊、亦有具胁侍像,而以单尊成就法像居多。头冠上有法金刚像或无量光像。
三、可以代表无量光佛的观音
5.法金刚观音,呈跏趺坐姿,左手持花,右手当胸承花头,特殊的标识是头戴五佛冠,以代表此身形是由五佛共同化现。观音的这一样式只流行于后弘初期,后期不见[3]。如图齐第98件即是,但由于咒文的误读,图齐将之确认为金刚持。
从样式的定型时间看,早在7、8世纪,这些观音类型可能在印度都已形成,并于前弘期传入了西藏,而在后弘期广泛流行。“香王观音”可能是见于文献最早的名称,这种像法是尚处于持咒密法阶段的供养像,不同于藏地后弘期流行的成就法供养像。由于本文所集擦擦为后弘期以后的作品,而在当时西藏主要流行的是成就法修持,所以可能不存在“香王观音”这一类型。另外,擦擦作为模具制作的特殊供养物,在样式上通常只可见“空行观音”、“世间尊观音”、“法金刚”像,而如意轮则多见于金铜造像。正如前文所说,没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一个单纯的而又相似的图像,几乎不能确定他的正确称号。而事实上,空行观音与世间尊观音在样式上便十分相似。
世间尊观音
图齐在其著作中,将莲花手与世间尊分开来讨论。正如上文所言,笔者通常将世间尊归入持莲观音类型中。而图齐之所以将之分开来说明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擦擦中这类早期的世间尊,像式比较独特。按观音的成就法像来看,世间尊的造型是最为多样的,这里呈现的即是十分特殊的一种,主要体现在他的下肢上:左腿盘曲于勾着的右腿前,这种姿态的观音像,目前似乎只见于早期的擦擦,同期甚至其它时期的金铜造像和壁画中没有发现一致的造型,既使在擦擦中也只在第一期出现。称呼这种观音一直很乱[4]。图齐依据《成就法鬘》第18成就法,将之称为“世间尊观音”,其坐姿为轮王坐[5]。这类擦擦的时间,多属于后弘初期,是典型的波罗样式。依据成就法,这种坐姿的世间尊应是三种单体成就法像样式之一。后期流行的世间尊造像,就少见这种姿态,而以游戏坐或半跏趺坐为多。
尔时观世音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向所说,安置舍利及以法藏,我已受持,不审如来四句之义,唯愿为我分别演说。尔时世尊说是偈言:
善男子,如是偈义名佛法身,汝当书写置彼塔内[6]。
该经说明,造塔并于其中安置四句“因缘偈”的法藏舍利是佛对观音说出的。以此法颂安置于塔基、塔内或佛像内,称为法身舍利偈或法身偈。现存梵本或藏译佛典结尾处多记载此颂,于佛像之台座、光背等处亦多刻之[7]。又见《觉禅抄》卷39“圣观音法”,有关“往生极乐造塔”,其中《阿鲁力迦经》说:
先造十方塔,于一一塔前诵一万遍…如法供养所求悉地皆得。又:以蚁封泥作十方小塔,一一塔前诵三千五百遍,灭四重五逆,往生极乐。
通过以上经文,可知“塔”、“因缘偈”、“观音”三者作为造像因素制成装藏用的擦擦,至少在唐代就有经典依据,而目前所见最早的擦擦,据说正是来自吐蕃时期,其图像正是由观音、塔、“因缘偈”构成的样式[8]。
六字观音(六字明王)
即通常所说的四臂观音,实际上“四臂”是一个描述性词语,但四臂的称呼有时会产生误解,如救八难的8位愤怒相观音都是四臂,不空绢索观音的造型也有四臂相。另外这类观音还有一个更为流行的称号“六字观音”,但笔者认为此号不妥。将Om mani -padme hum六字曼陀罗主尊称为 “六字观音”的首先是印度学者巴达恰利亚,是他对于《成就法鬘》[9]中,六字真言成就法中一种观音造型的定名,但我们已经发现,“六字观音”并非成就法所说。成就法只说其为“观音”,因此这个文献没有提供六字成就法这一观音身形的正确名称。
由抽象的音声文字代表的咒语到由具体的形象来代表咒语,这种佛教特有的表达方式,至少在7世纪已经定型。唐代义净所译《大孔雀咒王经》,是一部较为成熟的密教经典,就是在这部经中,陀罗尼,即咒语首次被神化并称为“明王”(vidyqrqja)[10],自此,明王与明咒的表里关系就成为密教在造像中常用的视觉传达方式,因此,六字咒及代表这一咒语的“六字明王”,在宋代天息灾所译的《大乘庄严宝王经》中明确提出来,因此这一类观音的正确称号就是“六字大明王”[11]。
通过考古学的排比方法,观音擦擦暂分四期。分期主要依据的是有确定时期的寺院壁画、塑像和有纪年的金铜像,依据其样式的演变进行排比。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于成千上万地印制的擦擦来说,这里的材料是微不足道的,所得的结论,只限于观音类擦擦。
第一期:造型不确定、供养像无主流(11-12世纪)[12]
第二期:六字明王像流行(13-14世纪)
第三期:各种像式混杂的过渡期(15-16世纪)
第四期:十一面观音广为流行(17-19世纪)
第一期,明显的特征是压印的外形,后部呈圆凸状,周边翻起泥沿,并有手纹,形体比较小,直径约在5、6厘米左右,造像上的经咒用梵文、藏文。所谓造型不确定、崇拜无主流,是指第一期观音的各类型都出现了,尤其是此期有而后期几乎消失不见的造型,如坐姿十一面观音、有塔、因缘偈的世间尊观音等,这类观音与同期及后期的文殊、金刚手在造型上几无区别,完全靠标识或咒语来确定。另外持莲观音造像有坐有立,而坐、立又有较多变化;多臂造型的主臂有合十,亦有不合十者,十一面有坐有立,而坐姿在后期便极少再见。出现的各类坐姿观音,表明这种自由优美的姿态在当时比较流行,并且十分有可能是一种外来样式,即婆罗门教神像样式的模仿,这些来自西藏西部的同类造像说明,至少在10-12世纪期间人们一直在仿制这种优美的造像[13],这种模仿是充满宗教热情而又缺乏想象力的,完全出于一种功能上的考虑。同时,各类造型的观音数量上也不见大的差距,比例相当,因此说是一个各类观音流行而又无主流时期。
我们知道,公元8至10世纪,东北印度的密教诸神造像基本确定,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朝圣者从此处带回本地大量的纪念物,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西藏人学会了使用擦擦[14]。从同期的金刚手[15]、金铜造像的婆罗门教神像,如因陀罗、湿婆等来看,除了持物,没有明显的不同,并且这种坐姿与后期的度母、金刚萨埵完全相同。以上说明第一期的造像尚未程式化,神像辨识的主要依据是持物[16],这也是藏传佛教各类早期造像普遍存在的现象,说明造像还处于不确定阶段。
第二期,是六字明王像的流行时期。第一期的轮王座世间尊观音和坐姿十一面观音消失。仅见有3例十一面八臂像和3例六臂造像,而最为明显的是四臂的六字明王大量涌现,组合的和单体的造像,共计21例,其中组合又有三像(怙主三尊)、六像组合(怙主三尊与长寿三尊组合)。说明观音崇拜从单纯的避难去业,转向不受今世长寿、来世往生的追求,其它形式的观音造像的数量无法与之相比。
第三期,这是由六字明王,向千手观音流行的过渡时期,六字明王虽然仍旧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但总数大大减少,相对来说,十一面观音比前二期增多。虽然这个时期流行的类型没有主流,但却是具有西藏自己特点的擦擦造像的成熟期,因为此期在造像样式上基本定型。
第四期,十一面观音广为流行。十一面观音分为两大样式:八臂和千手眼最为常见,且两种样式的十一面,排列固定为3、3、3、1、1。六字观音还可见,但从所收集的擦擦实物上看,不及十一面观音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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