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道与书道

禅道与书道
　　蒋大康
　　禅是洞彻生命的哲学，教人识心见性，将人的生命宇宙化、自然化；书法是表现生命的艺术，任人写心写性，将汉字生命化、情感化。禅家见性而忘情，书家得意而忘形，但两者都以对自心自性的彻悟来观照人生和宇宙之心——通与真如，遣除杂念与执著的瞬间，所顿现的自我真心与宇宙之心融为一体，我就是佛，生命进入一个“心体亦空，万缘俱寂”的自在之境，这既是哲学的禅的境界，又是审美的、艺术创造的妙境，是心灵得以虚静和解脱的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与至乐的理想境界。
　　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出现，虽说是出于弘佛护法的宗教目的，但在书法史上却留下了别具一格的、带有佛意的经体书法，具有不可代替的独特的审美价值。这些“托以高山，永留不绝”的摩崖刻经，多为高僧安道壹及其弟子所书，其书体在隶楷之间，圆浑安详、雍容简穆的神意极似钟繇的“铭石书”。刻于泰山经石峪石坪的《金刚经》，是摩崖经体书法最杰出的代表，是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艺术杰作，被誉为“榜书之宗”(康有为)和“擘窠大书”的“极则”(杨守敬)。用安道壹弟子的话说，其师的“宝翰”、“清跨羲诞，妙越英繇”(铁山摩崖刻经《石颂》)，意即书法比王羲之、韦诞高洁，比张芝、钟繇更圆妙，就隶楷体而言，这种评价并不过分。这些径尺大字，隶的锋芒和楷的方折圭角完全消融于圆浑宽博的体势中，虽体兼隶楷，却毫无剑拔弩张之迹，点画如霞舒云卷，圆转自如，流露出不拘常法、超然出尘的逸意。字字端朴，如大智若愚的古佛，静穆中隐隐然含蓄着雄浑博大的佛的神采气息，把对佛性的体验都融人每个字中，迹化为“圆”的形质和“逸”的意韵。在历代书家中，唯有深谙书道佛理的康有为对经石峪《金刚经》感受最深，他认为“正书无圆笔，则无宕逸之致”；“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他还用《金刚经》的字与唐宋名家的榜书相比较，“若下视鲁公‘祖关’、‘逍遥楼’，李北海‘景福’、吴琚‘天下第一江山’等书，不啻兜率天人视沙尘众生矣，相去岂有道里计哉”(《历代书法论文选》第844—855页)。将《金刚经》字比作天界上的人，而颜真卿、李邕(北海)和吴琚的榜书是下界的众生，有天壤之别。《金刚经》的字中所显现的“圆”和“逸”的审美特质，在后来禅僧的书法中成了表现传达佛性禅意的“形式语言”，如评智永书“秀润圆劲”(米芾)、“圆劲秀拔”(梁嫩)；怀素书“轻逸圆转”(赵蛹)、“率意颠逸”(沈右)；誓光书“逸迹遒劲”(司空图)；高闲书“驰纵不定”(林佑)。“圆”和“逸”成了禅僧书家精神与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是耐人寻味的。
　　古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论，《周易》有“圆而神”，“崇效天、卑法地”之说，天体圆，运动不息，故“太极”也以圆象为形。书之法出于道，道在天地、方圆之间，故“执笔贵圆，字贵方，篆贵圆，隶贵方，圆效天，方法地，圆有方之理，方有圆不象”(郑杓《衍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因而书法体现了天地之道，阴阳之理，如明人项穆所言“圆为规以象天，方为矩以象地。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所以笔贵圆，字形贵方，既曰规矩，又曰之至，是圆乃神圆，不可滞也；方乃通方，不可执也”(《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22页)。在传统文学艺术中，言情抒情也以意圆、神圆为妙境，中国人对“圆”的崇尚积淀着远古先民自然崇拜的宗教感。佛教对“圆”也有相同的敬畏之意，圆为圆满无缺之意，圆满、圆通、圆融、圆妙正是佛的境界，而且以圆寂为修行所达到的至境。“书法之妙，全在运笔”，“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而《金刚经》字，以楷之方为形，隶为体，篆的圆笔为骨，隶笔为肉，“结构圆备如篆法，飘飚洒落如章草”(卫夫人)，篆韵草情显于点画间，既得圆的萧散超逸，又有方的凝整沉厚。圆不仅形美，而且能于静中生动感，“圆者运，运者通，通者和”(《管子．君臣下》)，成为生命力的象征和有生命意味的形式。“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润，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润则肥瘦皆圆，硬燥则长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达于形质，圆扁在形质而本于性情”(包世臣《艺舟双楫》)，圆的线条是书法表现生命和情感的最富魅力的“情感语言”，是书法艺术的灵魂，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解悟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缘由。“圆”含有如此深邃的妙理，难怪《金刚经》及禅僧的书法笔笔圆浑含蓄，字字圆通飘逸，不是没有道理的。
　　学书如参禅，由不工而工，由技进于道，有三种境界，与禅家由疑而参，参而了悟的“三般见解”一样，惟信禅师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普济《五灯会元》)刘熙载对学书也有相似的论述，他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刘熙载《艺概》)学书以临摹始，学结字用笔之法，不工求工，临帖贵似，不得有我，字独立于我之外，这是学书的“无我”之境；谙熟法度， “识得秦汉晋唐书法之妙，会以自己性灵，是处处离相”(姚孟起《字学臆参》)，此时的字是生命化、人格化了的“意外”所生之体，是书者神采性情的物化形式，形成个人风格特征，“笔墨中自有我在”(石涛)，这是学书的“有我”之境；虽然由不工而工，形成自家面目是书家追求的高境界，但个人风格的成熟与定型也易生弊，以完善自己的风格特征求进，不能如老子所说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执于我相，用意太近，反生习气。因而，只有舍去自我才能找到真我，使自我消融于点画中，我与字与宇宙之心合而为一，心乎相忘，纯任自然，“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老子)，由工求不工，此时的字是生命的显现，是“道”的形，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画”，这才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忘我”之境。艺术实践过程中不工——工——不工(“工之极”)三种层次，即是精神世界的无我——有我——忘我三种境界，也即是由迷而悟的“三般见解”，如道的圆象那样，“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最高境界似乎回复到初始阶段。是理性回复到感性，是精神“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即是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复归，是对无我无智无染无执的生命之初的复归。
　　唐人吴融谓释苦光的草书“随手变化生空虚”(吴融《赠广利大师歌》)，释可朋也称释梦龟的草书“点粗飞石落空虚”(见《书苑菁华》卷十七)，书法成了禅僧表现和印证生命存在，显现真如本心的媒介。所谓“空虚”，是禅家顿现真心时的瞬间心境，也是他们作书时的心境。禅悟之心如同一张白纸，随手万变，凌空落纸的点画，黑字白纸，分外鲜明，“如日处虚实”(慧能)，“在混沌里放出光明”(石涛)。书法是处于精神(心)与物质(字)之间奇妙的中介物，与二者有联系又相区别。它是精神，一挥而就的书写过程，与心跳、呼吸的节律及气血运行、情绪和心境有关，是精神在时间中留下的印迹；它是物质，诞生于白纸上的文字符号，已经是充满生意和人的情性的生命形式。瞬间落入白纸的字，像人生有过的生命行为和做过的事那样，下笔就不能改动，不能抹去，无暇进行理性的思考，像流逝的时间一样不可收回。它不模仿和再现任何物象，因而比绘画具有主观性和表现的自由，作书简直就是生命的直接表现，容不得虚伪与做作。难怪禅僧都雅好书道，用誓光的话说：“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吾光《论书法》，《佩文斋书画谱》卷六)真是一语道破了禅与书法、书法与表现生命之间相互契合感应的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