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护国仁王寺位置及牛街礼拜寺年代二文的商榷

关于元护国仁王寺位置及牛街礼拜寺年代二文的商榷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王世仁
　　《北京文博》2001年第2期登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以下简称《元》文)，主要是说元初大护国仁王寺地址即是明代正觉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原是八思巴舍利塔；另一篇《北京牛街礼拜寺窑殿宋、辽建筑探析》(以下简称《宋》文)，中心内容是说牛街礼拜寺的窑殿是宋、辽时期建筑。细读二文之“考察”、“探析”，结论是明确的，但论据是不足的，为此愿陈鄙见，以与方家商榷。
　　对《元》文的商榷
　　一、《元》文对寺址的判断缺乏证据
　　《元》文说：“从史籍记述推断，大护国仁王寺即今五塔寺”。但所开列的七条史籍依据，无法推断出这个结论。
　　第(一)条，据《日下旧闻考》引《燕都游览志》：“真觉寺原名正觉寺，乃蒙古人所建”，认为“蒙古人所建，即元朝所建”，并据此推断这所蒙古人建的寺就是大护国仁王寺。但是《燕都游览志》说得很明白，真觉寺原来叫正觉寺，也就是乾隆《御制重修正觉寺碑文》中说的，“实旧志所称大正觉寺者也”，再联系《日下旧闻考》的“按”语：“明永乐间重建金刚塔”，可证此地原有一座蒙古人建的(不一定是元朝)正觉寺，永乐时重建，到了乾隆时又重修。此寺原名正觉寺，重建后改名真觉寺，雍正继位后又改名正觉寺。这条文献从正面否定了《元》文的推断。
　　第(二)、
　　第(三)条，据缪抄《顺天府志》，“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元史·世祖纪》，“至元七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梁河。”高梁河习惯上是指广源闸至西城墙外的一段，这段河长约4公里多，元朝在这一段建了好几个庙宇，怎么能肯定护国仁王寺就建在五塔寺这个地方呢?
　　第(四)、(五)条，引《元史·苗进传》和《元史·成宗纪》，只是记载文宗来过护国仁王寺和成宗时奉察必后像于本寺，根本没讲寺的位置。
　　第(六)、(七)条，据《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自西水经护国仁王寺西，右始：广源闸二，在寺之西”；又据《元史》、《元一统志》：“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两文只是说明西水(长河)、广源闸在护国仁王寺之西，寺在闸东，同样不能肯定其位置在哪里。
　　除上述不能成立的论据外，还有一个主观的推测。尽管《元》文也说，“史籍于此并无记载”，但还是认定护国仁王寺是忽必烈为八思巴而建，金刚宝座塔是八思巴的舍利塔，唯一的理由是八思巴与忽必烈有特殊关系。《元》文说，“‘护国’、‘仁王’谁堪当之，唯有八思巴堪能当之。”据不完全记载，至元初年在大都内外(包括南城即金中都)新建和重建了许多大寺院，尤其是至元八年兴建的大圣寿万安寺和释迦舍利通灵之塔(即明代的妙应寺和白塔)，其规模、地位并不亚于护国仁王寺，又几乎是同年建造，难道也是为了八思巴而建?其实，“仁王”是对佛的尊称，护国仁王之名来源于佛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和其《仪车丸》。此经曾由唐代高僧不空翻译。不空是唐开元密宗三大士之一，对密教在中国传布影响很大。蒙古、元朝信奉藏传佛教，密宗是其中重要部分，在大都加紧修建，国号(元)即将颁布(至元八年)之际，于此时奉此经之名建造此寺，恐怕才是主要原因。
　　二、镇国寺、西镇国寺、高梁河寺、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的位置《元》文中提到几处和护国仁王寺有关的寺庙，但其论断几乎都有问题。
　　(一)《元》文引《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镇国寺在白石桥”，并判断“其位置似在今北京图书馆南侧，河的北岸”；又在行文中将此镇国寺当作西镇国寺。但西镇国寺在《析津志辑佚》中简称为西寺，是察必皇后在至元七年(1270年)七月创建的，距城“十里而近”；又据《宛署杂记》第十九卷载，“镇国寺，元朝创，……”，两寺虽同为元建，寺名雷同，但一座在白石桥，距城不过三里多，另一座却远至“十里而近”，至少七、八里之遥，故不是一寺。
　　(二)《元》文引了《析津志辑佚·岁纪》大段游佛的文字，但是对其中一处明显的矛盾未作考究。前面说西镇国寺在白石桥，又说“距城十里而近”，还说它就是高梁河寺，但《岁纪》却说：“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显然相差甚远。对于这个明显的矛盾，似乎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是平则门外三里许还有另一个西镇国寺；二是平则门外的是西镇国寺的别院或下寺。但细读全文，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即二月初八的游佛活动起于京西距城十里而近的西镇国寺，止于平则门外三里，也就是庙会和迎佛在寺院内，而游玩的主要活动在平则门外，这里“杂戏毕集”，“海内珍奇无不凑集”，“开酒食肆与江南无异”。过了这里，“则有诏游皇城”，先到庆寿寺集合。庆寿寺在城内时雍坊西南(今西长安街北侧)，游行队伍正好由平则门进城。北京地区自元明以来，郊外的庙会往往可延绵几里乃至十几里，西镇国寺的游佛庙会也属此类。
　　(三)《元》文由《析津志辑佚·祭仪》中察必皇后和那木罕“愍忌”(即忌日致祭)于高梁河寺，《元史·成宗纪》大德五年又奉察必后御容于大护国仁王寺，从而判定高梁河寺即西镇国寺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寺庙有正名也有别名，而别名都来源于其地理或形象特征，高梁河寺也必与高梁河有关。但从文献来看，凡提到西镇国寺的没有一处联系到高梁河，相反，倒是护国仁王寺与高梁河有些关联，如“至元七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梁河”；(《元史·世祖纪》)“西水(即高梁河)经护国仁王寺西”，(《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所以高梁河寺很可能是护国仁王寺的别名。但何以记察必后愍忌在高梁河寺而供像在护国仁王寺?这是古书常用的写法，即载于正史的必用正名，志乘笔记则正名别名混用，《析津志辑佚》中记载的愍忌寺院，如中心阁、白塔寺、青塔寺、黑塔寺，也全都是别名。《析津志》用别名而《元史》用正名；把御容供奉在原来愍忌的寺内，也更合乎礼仪制度。
　　(四)其实，《析津志辑佚》中记载的河闸桥梁，已初步描绘出了这两处寺院的位置：“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有三穨，金所建也。庚午至元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这段记载说明，西(镇国)寺附近有金代造的白玉石桥，桥在护国仁王寺之南；至元七年秋贞懿皇后建西寺，此寺在城西不足十里处，位在高良(梁)河之南。再从地理上看，《水部备考》(《日下旧闻考》引)记“广源闸在西直门外西七里”，清代七里约为元代八里，再加道路弯曲，也就是“十里而近”。白玉石桥当是金代从瓮山泊引水入高梁河源(今紫竹院公园湖泊)时建造的桥梁，元末尚存，明代后毁遗。
　　由此看来，护国仁王寺就可能是建在广源闸东面的高梁河北岸，前有白玉石桥，桥南是西镇国寺。七月建西镇国寺，十二月建护国仁王寺。另外还有一座大约与它们同时建造的昭应宫。据缪抄《顺天府志》载，“大护国仁王寺，按《大都图册》，国朝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及昭应宫，寺宇宏丽雄伟，每岁二月八日大阐佛会，庄严迎奉”；又载，“昭应宫在西镇国寺东”。昭应宫与护国仁王寺相提并论，又与二月初八佛会联系，一齐举行庙会，可见三寺(宫)为近邻。不过这个昭应宫，当初很可能不仅是道教庙宇，同时也是供帝后使用的一处行宫。(图1)
　　三、关于金刚宝座塔
　　《元》文判定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为八思巴舍利塔的前提论据是，“奉藏八思巴真身的堵婆，庄严壮丽无比，何以当之——只有大护国仁王寺的金刚宝座塔”。对于这种论断，实在没有讨论的基础。但是《元》文中对金刚宝座塔实物的判断，则须加以研究。一是《元》文说金刚宝座塔下的须弥座“颇似元初遗物”，理由是座的石雕“丰满生动，与前后券洞之浮雕相较，有明显的时代差异”，也就是说，座是元代旧物，塔是明代新造。应当承认，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关于元代藏传佛教雕刻的资料，尚不足只凭诸如“丰满生动”这样的感觉就能判断其年代，何况文中列举的一些雕刻题材，如狮、象、杵……等，直至清代仍在常用，并非元代仅有。再是《元》文引《在北京的藏族文物》，须弥座下沿雕刻的藏文是中统三年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吉祥海祝辞》，以此证明此塔基即是八思巴舍利塔基。我们暂且不说五塔寺原址有过一处蒙古人造的正觉寺，仅从墓塔上镌刻文字的通例来看，只有别人对逝者的赞辞，还没有见过逝者对别人的赞辞。
　　不过在《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记大正图1元大都西部重要寺院分布图觉寺的“臣等谨按”中提到“明永乐中重建金刚塔，成于成化九年”，倒应当引起重视。据成化十一年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永乐初年“择地西关外，建立真觉寺”，好像是平地新建，而在《宛署杂记》中又记此寺是“成化年建”，对这些问题应当仔细考究。综合有关文献，从成化碑中的一段话中大约可以得到答案，碑文说：“永乐初年，……建立真觉寺，创治金身宝座，弗克易就，于兹有年。朕念善果未完，必欲新之。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可知永乐年间建寺时本有“创治金身宝座”的计划，但“弗克易就”，拖到成化九年才完成，那么永乐的重建金刚塔，一是可能改造原来的正觉寺，再是也可能多次改建重建。这也难怪，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是按照室利沙携来的样式修建的，此前在内地还没有过这种形式，也就很难一次建成，返工重建在所难免，但终成化，五六十年间还是“弗克易就”。
　　至正十七年八思巴卒，元世祖“乃建大堵波于京师，奉藏真身舍利，庄饰无俦”，但不见此塔建于何处的任何记载。堵波即塔，其原型是覆钵形圆塔，后来演变成喇嘛塔；但也是一种泛称，不一定都是覆钵形；不过绝对不是来源于佛陀迦耶的金刚宝座塔形。现在所知元代大庆寿寺旁有海云、可?两个高僧的墓塔，此二僧也被封为国师，墓塔在延佑元年又重修，位置在今西长安街北侧，建国初期尚存；京西银山塔林也有几座元代高僧塔，都是六角密檐砖塔，高约20米，有砖雕装饰。八思巴舍利塔是否也是这种形式?在此提出以供参考。
　　要之，《元》文的“考察”，基本上是从文献到文献，本文的商榷，也是从文献到文献，在没有考古证明以前，都是一种假设。假设可以大胆，但求证必须小心，至少不要出现用想像作为求证前提这样起码的逻辑问题。
　　对《宋》文的商榷一、牛街礼拜寺建造年代
　　牛街礼拜寺建寺时间，历来有宋(辽)、元、明三说。宋建之说的依据是明崇祯三年(1630年)《古教西来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碑早佚没，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刻于木匾，匾漆白色，故名“白匾”，匾文现有拓片留存。《序略》说宋太宗(原匾文误为真宗)至道二年(996年)有西域筛海于燕京请颁敕建寺，“即吾牛街礼拜寺也。”宋至道二年为辽统和十四年，其时燕京属辽，但明人奉宋朝为正统，不用辽朝年号是正常事。原来辽燕京城中有专住少数族人的里坊，其中的宾坊显然住了不少宾人。宾在今克什米尔至阿富汗一带，北与吐火罗相邻，唐高宗时设修鲜都护府。后来大食灭波斯，其邻近小国包括宾先后被征服，诸国改奉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宾人住得多了，就会有筛海申请在此建寺，所以辽(宋)代建寺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但现存实物已毫无辽代遗迹。
　　《宋》文说“据传”20世纪前期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考察过本寺，肯定后窑殿是“宋制的作品”，“宋代艺术风格”。这一定是讹传。以梁、刘二位先生的建筑史学识和对文物建筑的鉴别能力，绝对不会作出这样孛离古建常识的结论。倒是上世纪60年代初，另一位建筑史前辈刘致平先生对此寺作过详细的考察，在他所著的《中国伊斯兰教建筑》①一书中，对其年代有过明确的判断。简而言之，认为“现存寺内建筑则是明、清的建筑”；“从现存寺院规模来看，大致可以说是明代建成的，不过经过清代重修。仍然能保持明代原来木结构的则只有后窑殿”。这一结论，一方面是依据寺内保存的明清石碑的记载，另一方面是根据建筑的结构和装饰。宋辽建筑与明清建筑在结构、装饰上差别很大，古建筑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判别。牛街礼拜寺后窑殿与宋《营造法式》的宋代建筑作法和宋辽实物(如《宋》文所举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可以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最可靠的年代应当是《万历岁次癸丑仲春重修碑记》的记载：“惟宣德二祀瓜瓞奠基，正统七载殿宇恢宏，……迨弘治九年经制愈宏。”据此可以肯定，后窑殿是明宣德二年(1427图2覆斗形海漫天花(藻井)
　　图3泉州清净寺大门隐出阳马之穹窿顶
　　图4成都鼓楼街清真寺藻井
　　——引自刘致平《成都清真寺》
　　图5后窑殿斗拱门罩
　　年)至正统七年(1442年)间建造的。
　　二、关于六角“藻井”和“龛式木雕经文阁”后窑殿的屋顶是单檐六角攒尖式，内部为六角覆斗式天花，六条“由戗”(宋式名“阳马”)露明，斜面为海漫天花板(图2)。从结构的空间分析，这六条由戗应是结构构件，则此天花就不应称为“藻井”，因为藻井是附在结构上的装修，而不是结构本身。现在为行文方便，姑且称为藻井。现存的辽宋建筑中，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都有八角形覆斗式藻井，阳马露明；宁波南宋保国寺大殿是圆形藻井，也露明八条阳马，但都是装修木作而不是建筑结构，很难说与牛街礼拜寺同一源流，但和泉州清净寺大门比较，两者似更为接近。清净寺大门建于元至大三年(1310年)，石造，纯阿拉伯式样，其顶部是一个穹窿，在平整的石料上隐出阳马(图3)。内地有一些中国传统式清真寺的后窑殿也使用砖石穹窿，如杭州凤凰寺、松江清真寺、定县清真寺等，而成都鼓楼街清真寺的大殿和后窑殿则使用了木制的圆形和八角形两个藻井(图4)。刘致平先生在论及此处藻井时说，“它们显然是外国Dome的变体。”②这里说的外国Dome，就是阿拉伯地区礼拜寺常用的穹窿顶。我国新疆维吾尔族礼拜寺的后殿也普遍使用土坯穹窿顶。因此，可以认为牛街礼拜寺窑殿的藻井也是阿拉伯建筑的遗意，其形制的来源与宋辽时期佛教建筑的藻井关系不大。
　　后窑殿正(西)面是占满整间的殿宇式木龛，《宋》文为其正名，称为“木雕经文阁”(图5)，反对称为“神龛”、“祭坛”和“圣龛”。从宗教功能来说，它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名称是“祈祷壁龛”(Prayer niche)③，刘致平先生称为“圣龛”，都是称“龛”而不称“阁”。现在我们从古建筑技术角度来定名，宋《营造法式》称为“佛道帐”，明清时通称为“门罩”，或“垂花门罩”，如有斗拱，也可称为“斗拱门罩”。《宋》文从辽代燕京的宗教文化背景分析，判断此门罩是“辽宋时期的历史文化产物”，这个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
　　在清真寺后窑殿设门罩，内绘经文，这是明清清真寺普遍的形制，在太原、定县、西安等地大型寺院中都有此类装修。宋《营造法式》名为“佛道帐”，是因为宋代佛道庙宇在这种“帐”中供像，宋代没有清真寺留存下来，不好判断是否也用这种“帐”装饰窑殿。但明清祈祷龛使用门罩形式，则是和清真寺建筑使用木结构、大屋顶一样，都是沿用传统建筑的形式，一定要说它的历史文化原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长期交融，历史传统的彼此认同，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时代背景。
　　从建筑的“法式”分析，这个门罩的明代特征是很典型的，如屋顶曲线，斗拱作法，吻兽式样等，这里不再多谈。但可以举一个旁证材料，这就是西郊大觉寺大雄宝殿内诸天像的“佛道帐”(图6)，除了它的顶部不用大屋顶而用“毗卢帽”式顶以外，其余各部分与牛街礼拜寺窑殿的基本上相同。此大殿建于明宣德三年④，几乎和牛街礼拜寺同年建造，由此也可证明牛街礼拜寺的斗拱门罩是明代之物。
　　三、关于彩画
　　《宋》文用较多篇幅分析彩画，用以证明窑殿是宋辽建筑，但恰恰正是这些彩画证明了它是明代建筑。
　　后窑殿的彩画共有五种类型，即藻井，六边梁枋斗拱，南北下层穿插枋檩，门罩(经文阁)梁枋，明间顺梁。现分别辩析如下。
　　(一)藻井。由戗和海漫板都绘缠枝团花，与寺内其它梁柱一样都是西蕃莲。而缠枝西蕃莲图案只在明清彩画才有，其构图基本上是对称的图案化形式。宋代也有缠枝花卉⑤，但题材是海石榴、宝牙花、太平花、宝相花、牡丹花和莲荷花，而且基本是非对称的写生式构图。
　　(二)六边梁枋斗拱。首先在结构上使用平板枋、大小额枋和一斗三升就是典型的明清结构形式而非宋式。彩画构图也是明清式样，即划分为箍头、找头、枋心三段，各段间用“岔口线”分界。箍头用“贯套”，找头用花，枋心用锦，岔口线用“圭线”，色用青绿
　　图6大觉寺大雄宝殿“佛道帐”?图7后窑殿六边彩图8后窑殿下层穿插枋檩
　　彩画图10清郎式宁乾隆雪景行乐图中花瓶套座(摹自《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上册)图9门罩彩画、挂落
　　图11新疆维族礼拜寺天花板的“盒子”彩画图12新疆维族礼拜寺天花板正交方格龟锦纹图案图13新疆民居正交方格龟锦纹窗格图14牛街礼拜寺碑亭围脊云纹正吻图15牛街　　
　　礼拜寺角门云纹
　　垂兽点金(图7)。而宋式彩画则找头箍头合一，岔口线用曲线的“豹脚”、“如意头”、“云头”等，枋心以花卉为主。但此处的岔口线用的是双圭线和三圭线，这是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圭线的形式；找头不用旋花而用西蕃莲，枋心用四出方格龟锦纹，这些在明清建筑中尚属罕见。不过北京现在可以肯定为明初彩画的为数极少，这里又是伊斯兰教建筑，或许这些罕见的手法正是明初此寺所特有。因此，《宋》文中列举的一些彩画实例与本寺的彩画就很难有可比性，何况这些彩画大多数经过后代多次重绘，难以认识其原貌。
　　(三)南北下层穿插枋檩彩画。后窑殿的平面是一半方形一半六角，到了屋顶才在东明间置顺梁，上立童柱，加斜梁搭成正六边形框架，因而在斜梁下面还有两个方形下檐的穿插枋檩，这部分的彩画从总体构图到局部图案，更是典型的明清旋子彩画，箍头用“贯套”，找头用“一整二破”旋花，岔口用“圭线”，足以说明其时代最早是明(图8)。
　　(四)门罩(经文阁)。也是典型的明代旋子彩画，尤其是岔口圭线绘成丰满的曲线，旋花笔法流畅，更有明代特征。大小额枋间的由额垫板和垂莲柱间的挂落板均作半透雕花卉，构图手法也属明式(图9)。
　　(五)明间顺梁。这是一条独立的大梁，正面向内(西)，在绵纹底子上画六个“盒子”(借用清苏式彩画名称)，盒子内绘花卉、博古。《宋》文看到博古画中有花瓶套座，而这种套座只在宋画中才见过，从而证明此画也是宋画。这种证明方法是不妥的。画中有古物，并不能证明画也是古画，比如“滕王阁图”画的是唐代的滕王阁，就不能把宋画说成是唐画。这种花瓶套座在明清确已不见(但有花盆套座)，但清代画中却仍有此物。有一幅郎世宁画的乾隆《雪景行乐图》，图中的条案上就有一个这样的花瓶和套座⑥，显然这是宫中的古物，物件是宋(?)的，但画却是清的(图10)。近代画中可以出现古代物件，但古代画中却不能出现近代物件。正是其中一幅博古中出现了两件明代才出现的物件，一件是“抓斗笔”，另一件是纸折扇(宋代有木片折扇)，从而推翻了宋画之说。
　　但是，窑殿彩画图案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宋》文中说的“正方平用四出纹”(这个名称不知出自何处，此处暂时借用)，再是梁上绘“盒子”彩画。明清彩画常用锦纹枋心，但大多是45°斜交，很少“平用”。单从构图来看，和宋代格子门“四窜尖方格眼”相似，但这种格子一直延续到清代的许多民间建筑仍在使用，很难说就是宋式独有。在这里可否提出另一个来源。正如前述六角形覆斗式藻井保留有伊斯兰建筑中穹窿顶的遗意一样，“平用四出”的构图和梁上绘盒子彩画，也可能受到新疆地区伊斯兰建筑装饰的影响。但“遗意”、“影响”在文化艺术中是一个模糊概念，现在附上几幅图片，看看能否从中找出一些联系(图11、12、13)。
　　最后应当提到，牛街礼拜寺中还有一些极重要的建筑文物，这就是屋顶上的云纹兽头。按伊斯兰教义，装饰中不用动物形象，但传统木构建筑屋顶上又少不了兽头装饰，现在屋顶上大部分吻兽已换成具像的动物兽头，只有碑亭的围脊和角门上还留有几个云纹兽头，即外轮廓是传统的兽头，而兽的口、鼻、眼、尾等全用云纹代替(图14、15)。窑殿木制门罩的二吻二兽也是云纹形。这都是很宝贵的伊斯兰文物，也是回、汉文化交流的例证。
　　①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刘致平《成都清真寺》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1945年版。
　　③见《牛津——杜登图解词典》，化学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④《帝京景物略》卷之五，“黑龙潭”。
　　⑤见宋《营造法式》卷三十三、三十四。以下凡论及宋式彩画均据此书，不另注明。
　　⑥见《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上册，今日中国出版社，1977年版。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