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问题不是真正的尊重

回避问题不是真正的尊重

　　金陵刻经处：吕建福　

　　关于“佛教教育”，就佛教本身而言，必定是学修并重的，也即是通常所说的是“知行合一”的教育，这是由佛法的特质和“解行并重”的修学原则决定的。佛学非一般知识之学，而是由解而行以至证悟解脱的实践之学。近代学院佛教教育有侧重知识教育的倾向，有其历史原因。应该说是对传统丛林教育法久弊深、尤以明清以后下焉者不学无术、上焉者也笼侗真如、颟顸佛性，不重佛学义理、大多空疏之病的一种反动。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学院式佛教教育如何实现学修并重、切实以佛法的特质来培育僧才则已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迫切的问题。尤其在世俗社会普遍重视“知识”（所谓“知识社会”）而忘失“智慧”的时代，这关系到佛教如何站稳自己的本位、真正以佛法的修行来弘扬佛法、修己利人的根本。在这方面，学术界与佛教界的看法会有所不同，多年来在国内佛教学术会议上经常表现出来，在这次会议上也是这样。表面上这似乎构成了“教界”与“学界”对佛教学术研究态度的不同，就此我愿意多说几句，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强调佛教学术研究需有“体验与修持”的基础，往往是“教界”的看法，“学界”则将之归入“信仰”一边，以为是信仰上的问题，对之既尊重又慎重，不愿深谈。实质上，无论教界、学界，关于佛教学术研究的基础问题，本身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共通的问题来研究，这样有利于教界、学界的真正沟通和佛学研究的深入，回避不是办法，应该说也不是真正的“尊重”。学术研究以客观求真为基本态度，佛法也以“如实观”为根本精神，本来并无深入探讨的必然障碍。在我看来，通常将佛教界重视佛学研究需有“体验与修持”的基础归为“信仰问题”，这在学术上是并不正确的，也是没有明了真正的佛教精神的。而佛教界有些人强调佛学研究需有“修持”，若带着“信仰”的情见，以为不信佛便不能进行佛学研究，同样也是不明了佛法的真精神的。我常以为，一个人开始不信佛法，而研究佛学，倘若真以客观求真的态度去研究，久之将为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愈来愈明了佛法关于宇宙生命的正确道理，渐渐会亲近乃至相信佛法的，这就是“文字般若”的力量。由“见”而“信”才是“智信”。在原始佛教里，“信”的内涵就是“见”。倘若研究佛法多年而不起信，以佛法的立场来看，应该说是尚未真正明了“佛法”的缘故。此外就佛学研究而言，也有领域的不同，除“法义”的研究外（传统之“义学”研究），还有佛教历史、人物、宗派、经典翻译等方方面面的研究，以通常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文献学、社会学、史学等）对厘清佛教的某些史实、疏理佛教发展的脉络、辨析佛教与社会的关系等，往往能得到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引起佛教界的重视，可为佛教自身建设、佛教事业发展之重要参考。至于“法义”的研究，即作为佛教内涵的“佛法”关于宇宙和生命究竟说了什么，以及提供了怎样的方法去明了宇宙生命的真实，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需要有“体验和修持”的基础的，以通常的哲学、文献学、宗教学等学术方法来研究，是很难中其肯綮的。即如儒家学问之研究，离了体验，也很难把握其精义，何况发自人性对宇宙生命之深层悟证经验的“佛法”呢！当年熊十力与冯友兰先生论儒家之“良知”，冯友兰将其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来探讨，即遭熊十力呵斥，因为在熊十力的“体验”中，“良知”是人生一个真真实实的“经验”。佛法之“般若”、“空性”、“观照”等概念和方法以及禅宗研究中之公案禅理，倘无一定的体验和修持而作纯学术的所谓“客观”研究，大多是隔靴搔痒，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这在学者本人却是不自知的。当“积非成是”以后形成了所谓的“学术研究传统”，对真正的佛法研究就构成了障碍，这在佛学界是屡见不鲜的。即使就通常学术研究而言，当研究到“宗教”，若不重视宗教的“经验基础”，不去尝试对“宗教经验”哪怕作“比量”的了知，恐怕也很难说是客观求真的学术研究。所以我认为将教界注重佛学研究之“体验与修持”归为“信仰”问题是不正确的。若有此共识，我想学界和教界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困惑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