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义疏》看中古佛教词语的扩散

从《论语义疏》看中古佛教词语的扩散
　　周先林 化振红
　　（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论语义疏》是正统的儒教经典注疏作品，在很多方面却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行文过程中常常引用佛教人士话语、借用佛教概念印证或阐释儒家理论，并且大量使用了佛教词语。这些词语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古时期佛教词语向中土文献扩散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论语义疏》；佛教词语；词汇扩散
　　东汉末年，佛教东渐。魏晋数百年间，外来的佛教逐步完成了与汉地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始全方位地影响当时的社会生活。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基本形成了与儒道思想鼎足三分的局面。随着佛教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日趋扩大，佛教词语在汉语词汇系统中也呈现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融合态势。本文拟对皇侃《论语义疏》中包括佛教词语在内的各种佛教成分进行剖析，进而探讨佛教词语在南北朝以及中古汉语中的扩散情况。
　　一、《论语义疏》所受佛教影响
　　皇侃（４８８－５４５）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的著名经学家，据《梁书》、《南史》之“儒林传”记载，皇侃出身名门望族，精通儒家经典，每逢讲经时，听众多达数百人，其《礼记讲疏》、《论语义疏》颇受皇帝青睐，因而拜受侍郎之职。《论语义疏》的主旨在于阐释儒教经典，所体现的思想观、价值观本来应该符合纯正的儒家理论体系，但是皇侃思想却深受释家学说的熏染，这是《论语义疏》掺杂大量佛教因子的根源所在。
　　《论语义疏》体现出来的佛教影响，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义疏文体本身蕴涵的佛教因子。汉晋以来的典籍传注，一般偏重于字词训诂、章句；魏晋时期，玄风炽扇，其著述着重于剖析名理、发挥玄义；梁代盛行的开座讲经，并不拘泥于原典的字词句，而以阐发佛经意旨为目标。义疏或称讲疏、讲义，本为口头讲经的底本或记录。梁代讲经风气之盛，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做过描述：“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故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乃至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经讲的内容既包括玄学，也包括佛学，具体内容通常以解说经义为主，也涉及字词的解释，文句的串讲，有时还对各家之说加以征引、评说。因此，义疏实际上全面融合了传统儒教经典传注、玄学义理阐发、佛教讲经作品的特点，比传统的经注详细得多，唐代的正义类作品即深受其影响。
　　《论语义疏》征引文献时体现的佛教因子。解说《论语》义旨时，《论语义疏》常常直接引用佛教徒、佛学家研习儒家经典发表的言论，如“释慧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八佾，卷２）又，“沈居士云：夫闻之与达，为理自异，达者德立行成，闻者有名而已。”（颜渊，卷６）很多情况下，作者还会使用佛教概念来阐明儒家体系的某些思想，如皇侃自序论及《论语》的性质，“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叙）又，“孔子机发后应，事形乃视。择地以处身，资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乱人之邦，圣人通远虑微，应机神化，浊乱不能污其洁，凶恶不能害其性。”（阳货，卷９）《论语义疏》反复倡明的孔子应机行化、不求一准的思想，其渊源就是佛教的“方便”思想。释迦牟尼与孔子的经历颇多相似：生活在乱世之中，以教化世人为己任，又都被为后世奉若神明。从《论语义疏》可以看出，在皇侃心目中，他们推行教化的最大特点都是所谓“应机作教”（张文修２００３）。皇侃多次使用诸如“符应”、“神明”之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字眼形容孔子，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孔子原有的平实形象，而把他比附成了类似于释迦牟尼那样的宗教祖师。
　　《论语义疏》行文过程大量使用了佛教语词。体现出佛教语词向中土文献扩散、与汉语词汇系统融合的种种特点。
　　二、《论语义疏》反映出的佛教词语扩散过程
　　佛教词语向汉语词汇系统的扩散，远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就已经开始。简言之，东汉末年到曹魏属于佛教东渐的前期阶段，佛教词语的扩散呈现出了如下特点：整体上处于自由发展的原生状态，深受佛经原典的影响；主要通过音译进入汉语，由于强调同原典音节对应而呈现了多音节词占优势的格局。从曹魏到西晋是汉译佛经的中期阶段，由于佛教影响的扩大、译经事业的进步，为了促使佛教词语规范化，译经者对佛教词语做了多方面的改造，如缩减音节数量，尽量统一词语形体，推动双音化趋势等等。经过上述努力，佛教词语基本实现了规范化，逐渐具备了向中土文献大规模扩散、进而融入汉语词汇系统的条件（化振红，２００２：７８－８８）。西晋之后，佛教词语向汉语词汇系统的融合经历了漫长过程，唐代出现了玄奘、义净等译经大师，将佛经翻译又一次推向高潮，至此，佛教词语中土化终于完成：早期阶段产生的少数词语虽然保持着音译语素，它们已经得到民众的普遍接受和运用，作为汉语外来词而与其他多数佛教词语一样，成为了汉语词汇系统的成员；多数佛教词语由于自身在词形或词义方面包含着佛教色彩的构词成分，民众应该清楚它们与佛教的渊源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却被忽略掉了，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属于同汉语词汇系统有别的另一特殊系统；扩散最充分的那些佛教词语，部分出自中早期的汉译佛经，大部分则是中土佛教人士自行创制的，这些词语经过长时间沿用，与汉语词汇系统的普通词语几乎毫无二致，除了佛教信徒或文化程度较高又与佛教关系密切的专业人士外，多数使用者甚至很难意识到它们同佛教的渊源关系。
　　《论语义疏》成书于南北朝，这一时期大致处在佛教词语扩散过程的后期融合阶段：绝大多数佛教词语已经实现了规范化，正在通过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寺院志、高僧传等文献，再由普通文献的佛教语境，向汉语书面语进行全方位渗透。这可以说是佛教词语向汉语词汇系统扩散的最后一个阶段，尽管它们正在或者已经大规模进入《水经注》、《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之类文献中，但是《水经注》口语性较强，《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整体上虽然属于文言性质，前者包含了不少涉及佛教的特殊语境，后者则与佛教有着显然的联系，因此，它们都不足以成为佛教词语融入汉语词汇的权威性标志。《论语义疏》同上述文献有着截然不同，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作品代表的文言系统因而被奉为汉语的正统，口语色彩较浓的作品则受到了鄙视，《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等作品在文言的纯粹性方面毕竟略逊一筹。纵观现存的《论语》注疏类文献，其语言风格均属于文言，即使是儒家其他经典的注疏，也基本上没有例外。何晏《论语集解》时的曹魏时期，佛教已经相当流行，该书却很难见到佛教痕迹，这一现象从侧面证明，佛教在南北朝时代呈现了比魏晋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佛教词语因而才可能出现在《论语义疏》之类最为典雅的文言作品中。可以认为，进入这类文献是佛教词语完全融入汉语词汇系统最重要的标志。从此以后，佛教词语真正成了汉语词汇系统的组成部分，与它原来的语言系统渐行渐远，部分词语甚至不再有任何瓜葛了。《论语义疏》的佛教词语，既能够反映出其自身在融入汉语词汇系统时的各种变化，也能够折射出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汉语典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徐望驾（２００５）初步梳理了《论语义疏》的佛教词语，下文拟以徐文列举的佛源词为基础，对部分词语的扩散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论语义疏》中的佛源词大体分为两种类型：部分词语包含着佛教义理，在一般的文献中使用时，通常带有鲜明的佛教色彩，可以称为佛教词语，比较容易与非佛教词语区分开来。如归依、外教、修行、染著、赈施、印可、方便、觉悟、圆通等，这些词语有的直接来源于佛经原典或中土佛教著述，有的则出自中土世俗文献，佛教传播过程中被赋予了佛教的特殊意义，其佛教意义在使用过程中相对比较明显。
　　外教
　　外教无三世之义，见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而子路此问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问过去也。（先进，卷６）
　　“外教”是对佛教之外各种宗教的总称，与佛教有关的事物常常被冠之以“内”，如称佛教为“内教”，唐?吉藏《胜鬘宝窟》卷上：“般若涅槃，内教之称。亦如三坟五典，震旦俗书。”《太平广记》卷１０１引《纪闻》：“吾为人坎坷，遂精持内教。今西方业成，当往生安乐世界尔。”称佛教之学为“内学”，《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外国沙门摩诃衍苦节有精理，于京都多出新经，《胜鬘经》犹见重内学。”称佛教经典为“内典”，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称佛教教义为“内法”，《百论序疏》：“故外道立三宝，内教亦然；外道立二十五谛六七谛十六谛，内法亦然也。”称佛教戒律为“内律”，道宣《广弘明集》卷２：“其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判之。”佛教以外的世俗之物则称为外教、外学、外典等。这些词语是佛教在汉地流传相当长时间后的称谓，多数借用了先秦典籍的固有词语而灌注以佛教意义，与佛教有关的词义出自佛典的注疏作品而不是佛经原典中，后来又扩散到了世俗文献。
　　修行
　　故前有所闻于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则不愿更有所闻。（公冶长，卷３）
　　修行一词，先秦典籍用例甚多，既指修养品德的行为、过程，《管子?五蠹》：“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也指优良品行本身，《吕氏春秋?赞能》：“叔敖游于郢三年，声问不知，修行不闻。”后来被佛教赋予了特定意义，指修习佛法，三国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尔时阎浮利国有王名智力，常修行佛三事。”早期佛典已随处可见，东汉竺大力、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讲述的就是佛祖修习佛法之事。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为性率达，不厉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尝介意。”佛法大多劝人向善，该词在世俗文献中因而泛指一切积德为善的行为，而不限于佛法修习。《说苑》卷９：“积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行恶为非，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小五义》第１７２回：“二位既在公门，正好修行，饶了我施俊的性命罢。”类似用法中，该词的佛教色彩实际上被大大削弱，已经接近于普通语词。
　　染著
　　此篇明凡人之性，易为染著，遇善则升，逢恶则坠，故居处宜慎，必择仁者之里也。（里仁，卷２）
　　染著系佛教专门词语，谓受外界感染而对俗世万物的贪恋之心，梁晓虹（２００１：１２３、１８９）释为同义复词，“染即著，即是爱”。佛经中用例极多，无需赘举。南北朝时期逐渐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中土著述中，唐宋文献中的用例越来越多，玄奘《大唐西域记?羯若鞠阇国》：“见王诸女相从嬉戏，欲界爱起，染著心生，便诣华宫，欲事礼请。”《旧唐书?高祖本纪》：“释迦阐教，清浄为先……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忏身心，舍诸染著。”唐?李洞《题竹溪禅院》：“闲来披衲数，涨后卷经看。三境通禅寂，嚣尘染著难。”宋?觉范《禅林僧宝传?福州玄沙备禅师》：“时人不悟，妄自涉尘，处处染著，头头系绊。”由于该词的佛教色彩相对较浓，它的扩散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一般都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文献或普通文献的佛教语境中。
　　赈施
　　夫赈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车马小或一餐，若其大者必咨，小可专行。（先进，卷６）
　　佛教称施舍财物为“儭施”，“儭”是梵语词语音译后的省称，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８０：“儭犹亲持财施，名为儭施。从人亲声。本无此字，译经者随意作之，或从口，录文从贝，未知孰是。”可见，它是译经者的新造之字，也做嚫或單。在向中土典籍扩散的过程中，改成了赈施，《东观汉记?窦固传》：“上而见重当世，仁厚恭谨；下而赈施宗族，甚有名称。”从南北朝开始，各种文献中极为常见，慧皎《高僧传?道猛传》：“猛随有所获，皆赈施贫乏，营造寺庙。”又《梁书?邓元起传》：“性任侠，好赈施，邓元起乡里年少多附之。”又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１：“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通俗小说中也常常见到，《七剑十三侠》第１７９回：“话说武宗散赈施惠穷黎之后，便思拟往鄱阳湖一游，借看樵舍火烧贼寨。”也作衬施，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大统寺》：“至于六斋，常有中黄门一人监护僧舍。衬施供具，诸寺莫及焉。”
　　印可
　　然此一书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时俗之语。虽非悉孔子之语，而当时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预录。（学而，卷１）
　　印可一词出自汉译佛经，指经过印证而认可。支谦译《维摩诘经?弟子品》：“若能如是宴坐者，佛所印可。”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卷２０：“佛告比丘，彼比丘说此偈者，乃名善受，乃名善说，我所印可。”与佛教有关的文献沿袭了这种用法，刘禹锡《宣上人远寄和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借问至公谁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观。”觉范《禅林僧宝传?禾山普禅师》：“圭峰清凉国师所印可，汝敢雌黄。蚍蜉撼树之论，汝今是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１０：“师受黄蘖印可，寻抵河北镇州城东，临滹沱河侧小院住持，名临济。”世俗文献一般不再有印证义，而表示一般性的认可、同意。《论语义疏》卷１：“此章初无子曰者，是记者所书，并从孔子印可而录在论中也。”袁枚《随园诗话》卷３：“余不觉大笑，而首肯者再，喜师弟之印可也。”
　　《论语义疏》中还有一部分词语，如影响、善能、照了、过去、现在、未来、须臾等，源自汉译佛经、或者出自中土文献却染上了佛教色彩，由于种种原因，其佛教意味在各种文献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淡化，甚至完全消失。
　　须臾
　　公冶长从卫还鲁，行至二界上，闻鸟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须臾，见一老妪当道而哭。（公冶长，卷３）
　　须臾表示时间短暂，先秦典籍中颇为常见，但是没有具体的定量，佛经赋予了量的概念，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祗律》卷１７：“二十念名一瞬顷，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豫，二十罗豫名一须臾。”在汉译佛经、与佛教有关的文献以及世俗文献中，量的意义却没有得到体现，而仅表示短暂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菩萨闻之，心甚不乐。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这意味着该词在扩散过程中，基本上失去了与佛教相关的词义。正因为如此，它在后世各种类型的文献中都得到了普遍运用，刘肃《大唐新语》卷１０：“晤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须臾渐苏。”《朱子语类》卷８：“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耳。”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第４本第３折：“供食太急，须臾对面，顷刻别离。”《二刻拍案惊奇》卷１９：“是日天气大寒，酒席中放下此盆，洒水在内，须臾凝结成象，却是一块山石上坐着一个老人。”
　　佛教词语向各种典籍的扩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产生或应用于汉译佛经；扩散到与佛教有关的文献或者普通文献的佛教语境；全面扩散到普通文献。从上述词语可以看出，佛教词语在《论语义疏》所处的南北朝时期，已经进入向普通文献扩散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佛教教义的词语，较多地局限在佛教文献或与佛教关系较为密切的文献中；不包含佛教教义的词语，以及虽然包含着佛教某种概念，使用过程中这些概念却受到忽略的词语，相对来说扩散得比较充分，它们在各种文献中的应用也远远超过前者。就词义而论，比较稳定地保持着原有的佛教意义的词语，会局限在佛教文献或普通文献的佛教语境中；佛教色彩义弱化得越严重，词语出现在普通文献语境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参考文献：
　　［１］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知不足斋丛书．
　　［２］张文修．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燕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４）．
　　［３］化振红．《洛阳伽蓝记》词汇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徐望驾．皇侃《论语义疏》中的佛源词．中山大学学报论丛，２００５（４）．
　　［５］梁晓虹．佛教与汉语词汇．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１．
　　［作者简介］周先林（１９５６－），女，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古文献学；化振红（１９６６－），男，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古汉语词汇史。
　　责任编辑：邱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