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陈寅恪

寂寞陈寅恪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家从南京逃难到上海，陈寅恪一方面挂念着家人，另一方面由于留学的经费不足，不得不于1912年春天从瑞士返抵上海。回国后的陈寅恪切实感受到了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辛亥革命迫使宣统皇帝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了退位诏书，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陈寅恪亲眼看到了清王朝被推翻后的社会变革，而深为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他，加上家庭与清王朝的关系，其心情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他在一首答北京友人的诗中发问：“优游京洛为何世，转徙江湖接胜流。”接着又抒发出“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的世道沧桑的感慨和悲凉幽忧之情怀。
　　不久，陈寅恪筹足了学费、生活费、路费等各种留学的费用，再度前往欧洲，于1913年春考入了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初步形成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这为他后来在隋唐史的研究中取得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例如他研究佛教就很注意其与隋唐政治的密切关系。在1935年撰写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陈寅恪指出了隋文帝、隋炀帝与佛教的深厚关系，以及僧徒藉武曌恢复自李唐开国后所丧失的权势，而武曌则转借佛教教义巩固其政治地位的史实，从而得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的结论。又如，陈寅恪对于李唐王朝衰亡的原因也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他认为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后，唐代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科举入仕的寒门庶族和以武力起家的边疆藩镇逐渐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形成两种对立的离心力。其次，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的经济依赖东南八道财税的供给，黄巢起义将东南区域的经济几乎全部破坏，又断绝了汴路、运河的交通，李唐政权遂土崩瓦解。①
　　陈寅恪在巴黎学习期间的另一收获则是通过王国维先生结识了20世纪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1909年伯希和为一睹敦煌文书真迹来到中国，得以在北京与王国维相识，王国维对伯希和的学术赞不绝口，两人遂得相互论学往来。伯希和早年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高足。沙畹，即Chavannes，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被誉为国际汉学巨擘。他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189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04年任法国学士院会员，欧洲权威东方学刊物《通报》主编之一。精研中国历史，译注了大量中国史籍，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西突厥史料》及《补编》、《后汉书?西域传》等。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斯坦因在□□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等。其佛学造诣颇深，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译》、与莱维合译《悟空入竺记》、《比尔英译宋云使西域记之法译》、《法译五百譬喻选集之法译》、与莱维合编《护法十六罗汉》等。1917年曾到中国调查雕刻碑铭，著有《北中国访古志》、《泰山志》。在《北中国访古志》第二部佛像雕刻篇中，收录了云冈、龙门、巩县石窟的图版解说。伯氏精通汉、藏、蒙、突厥等14种语言，主攻方向是中亚研究，在其所写的汉学论文中有一半是关于西北史地的。他对于中亚地区的各种古代语文也有较深的研究，并借助这些语言工具，研究所见到的各种东方典籍和文物，在当时的东方学界有很高的声誉，并被“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1908年2月，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里取走了六千余卷极其珍贵的五至十一世纪的手抄卷子，以此为基础在法兰西学院获得了一个以讲授敦煌文献为主要内容的教授席位。陈寅恪少时即受家庭影响，对以沈增植为代表的晚清经世致用派十分推崇。沈氏痛感边疆领土主权遭受列强威胁，便注重探究边疆史地，以开发边地，巩固国防。这种风气对陈寅恪也有所感染。但国人研究西北史地，由于欠缺必要的语言知识，对汉文文献以外的丰富材料一直不能很好地利用，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这门学问的进一步发展。而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弥补国内西北史地之学的缺失。与伯希和结识以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而伯希和利用其广博语言知识处理各种新材料的本领，更是给陈寅恪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引发了他探索西北史地之学的欲望。
　　作为一个掠夺者，伯希和的强盗行径无疑是卑劣可耻的。但作为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伯希和的治学方法和研究兴趣对陈寅恪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陈寅恪在学成回国后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近十年间，其治学路数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伯氏。具体来说：
　　第一，在敦煌学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篇，因此有“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先驱”之称。而陈寅恪有感于当时中国敦煌研究的落后，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来唤醒和激发国人自强不息，“勉作敦煌学之预流”，“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为祖国争得荣誉。他不仅首创“敦煌学”一词，而且指明了包括摩尼教在内的研究方向，并预言敦煌学将成为世界显学。敦煌遗书中份量最多的是佛经卷子，并有部分讲唱佛经和佛经故事的变文。陈寅恪不仅发现了宋明小说、宝卷弹词等文学与佛教经典之间的源流，还具体研究了佛经故事在传布过程中的变化形态，他指出，寺院讲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便会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易。他曾以《西游记》为例，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原型进行了考证。
　　此外，陈寅恪还常以敦煌经卷证史，用敦煌资料释诗。他曾利用写经题记年代最多的隋朝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来求证史书，结果发现与史籍关于当时佛教盛行、佛经广为流传的记载是完全相符的，这就为史书记载的可信程度提供了依据。陈寅恪还运用《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解释了白居易的“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和“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等诗句。
　　另外，他还注意运用史书记载来解决敦煌资料中提出的问题，以史解经、以史考诗，以及将佛经典籍与变文故事、民俗小说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以考察中国文学的源流变化，这些治学的方法都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树立了榜样。
　　第二，在藏学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考证汉文吐蕃名称由来等藏学名篇，而陈寅恪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就是藏学论文，考证出此文的译者为吐蕃僧人法成。1930年，陈寅恪发表了《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考证出吐蕃彝泰赞普的名号与年代，是其当时的得意之作。陈寅恪对于伯希和曾用功的唐蕃会盟碑研究亦作了译释，推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化，所以有“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之说。
　　第三，在蒙元史和中亚史研究方面，伯希和研究蒙元史及中亚史的论著宏富，如《蒙古与教廷》、评注俄国学者巴尔托德《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英人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而成的《卡尔梅克史评传》等，可见伯希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是广泛深入的。此外，伯希和对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也颇有研究，而此书是陈寅恪用功颇深的蒙古史书。他不仅从《大藏经》中检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造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对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是取之于元代吐蕃喇嘛八思巴所著的《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他勘对东西方多种文献，把文献记载中关于蒙古族起源之观念分为四类。更考订本书的汉文译本，得出是乾隆时据满文本译出的结论。
　　第四，在突厥学研究方面，伯希和撰写了《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突厥语与蒙古语中的驿站》等论文，对突厥学研究亦有促进作用；陈寅恪早年读书笔记中，仅学习突厥文的就有9册，治学根底扎实。归国执教之初，陈寅恪的指导范围有“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但陈寅恪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不是译释突厥碑，而是研究突厥史，尤其是唐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史。陈寅恪摒弃了那种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充分认识到了突厥汗国的历史地位。其一，他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作出“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结论。唐高祖向突厥称臣，是唐室讳莫如深的“国耻”，但从隋末争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看，又是势在必行的权宜性“国策”。其二，在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突厥籍和突厥化的藩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一文中，揭示了唐代藩将社会基础的演变，论证了藩将所特有的使用价值。①
　　陈寅恪敬重伯希和的学识，留心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自己的论著中时常加以引用，其学术见解明显受到了伯希和的影响。伯希和与陈寅恪的这段交往也被中外学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在巴黎大学就读期间，偶然看到国内报纸，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1913年冬天，陈寅恪曾到伦敦一游，参观绘画展览，作《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诗一首。
　　1914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国。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有关东西方图书资料，探究中国经界的源流。蔡锷，湖南人，早年受陈三立赏识，破格进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省都督，1913年底到北京中央政府任职。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11月从北京秘密回到云南，领导了护国运动。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任命陈三立旧友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则请陈寅恪到省长公署任交涉科长。由于陈寅恪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很快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涉足官场和参加政治活动。
　　从1915年秋天开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期间还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览经史著作。陈衡恪之子陈封怀回忆这段时间陈寅恪在家中的生活时说：“他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理解。”这一年，父亲散原老人六十五岁，常常率儿孙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例如1917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日携儿子陈寅恪、登恪、孙封怀，买舟游燕子矶，遂寻十二洞，历其半，至三台洞而还。”还有诗云：
　　闭置不乐摩华颠，杂影江浒晴呼船。
　　从游年少蹲篷底，贪看拍岸惊涛旋。
　　千峰散翠日气午，鼓角十里高风传。
　　迎人伏燕势欲起，走循爪距登其巅。
　　覆碑一亭卧兵子，荒荒草木山依然。
　　往岁支筇伴国老，霜髯领客疑飞仙。
　　当时京师图书馆曾拟聘陈寅恪为主任，但因其即将出国而作罢。
　　三、赴美学习
　　在国内工作和学习了近三年后，陈寅恪于1918年冬再度出国。原打算再到柏林大学深造，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于是11月底的时候，他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
　　陈寅恪几次出国留学，都是20世纪初在中国所出现的第一次留学热潮期间。鉴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留学生们大多选择医学、物理、化学、农学等理工科专业，或是法律、教育、经济、政治等热门的文科专业，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或者从事一个体面的职业谋生。而像陈寅恪这样选择冷门专业的学生，在当时很罕见。他之所以执著地学习史学、佛学和语言学，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濡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均有涉猎，传统的十三经更是熟读成诵，但是他的抱负不在通经，而在研究历史。他认为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鉴往知来，也只有不断地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历史遗产进行承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不断进步。中国古代汉唐时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未来的中国还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而在陈寅恪看来，历史的概念更加广阔，经、史、子、集之外，包括集部的流派，诸如小说、弹词之类都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包括在大历史概念之中。陈寅恪把王国维看作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陈寅恪成长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的时代，他要承传中国文化，必然在众多的学科中选择史学来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源于他赤诚的爱国之情。晚清以降，国力日衰，列强觊觎中国领土，沙俄、英国、日本等国不断地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外蒙等边地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公然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中国西北边疆分裂性的叛乱频频发生。一批倡导和认同经世致用的文人学者心怀天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研究边疆的地理历史，期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陈三立的老友“同光体之魁杰”沈曾植痛感边疆领土主权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注重探究边疆史地，以开发边地和巩固边防，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黑鞑事略》、《蛮书》等。陈寅恪十分敬重这位父执。他选定西域民族史、元蒙史作为研究方向，显然一方面是出于对祖国边地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受晚清经世致用学者尤其是沈氏的影响。
　　第三，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佛教，汉魏以来，佛教东传，“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积累，至少已达一千年以上。”陈寅恪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为观照，对中国本土文化如何吸收、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又怎样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他下功夫研究外来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佛教文化。但是他并不信奉佛教教义，“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的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和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可见，陈寅恪研究佛教文化，是为了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探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途径和规律。
　　众所周知，佛教经文多用梵文或者巴利文写成。从1世纪开始，佛经主要经过丝绸之路和西藏、云南等陆续传入中国，并翻译成用汉文书写的汉化佛教三藏经典，和用藏文书写的藏传佛教经典。由于梵文、巴利文的语法结构特殊，所以汉文佛经中望文生义和错漏之处较多。而且佛教东传所途经的新疆、青海、西藏、甘肃、蒙古等地区，多民族杂居。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又各有特点。如藏文虽与汉文属同一语系，但“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西域民族语言文字，又多受中亚语言文字影响。有的民族语言文字，如西夏文、突厥文等随着民族内部生活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失去生命力。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西域各民族都用本民族的文字，记录本民族的生活。陈寅恪从小就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对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俞大维忆及陈寅恪时说：“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他自己也认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意识到要研究佛教和西域边地民族史，就需要通晓佛教经典和西域边地民族的族源、变迁、文化与生活风俗等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习、掌握梵文以及佛教、西域各民族历史有关的语言文字。只有融合中西语言知识，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其成就才会卓然超越前辈学者。因此，他这次出国留学的主攻专业仍然选定历史和语言文字，重点在梵文。
　　1919年初，陈寅恪抵达美国，翌年年初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兰曼（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兰曼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梵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接受过东方古文字学的进一步训练。其梵文和巴利文水平之高，在哈佛大学首屈一指。他对于印度哲学和佛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并有《印度泛神教之开端》等著作传世。当时跟随兰曼教授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维、汤用彤等人。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维唯一嫡亲的姑母，其胞妹陈新午则是俞大维的夫人，而俞大维的母亲是曾文正公（曾国藩）的孙女，其伯父俞明震、舅父曾广钧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俞大维与陈寅恪可谓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俞大维当时是自费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被送往德国留学进修，学成归国后走上了从政道路，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长、交通部长等。汤用彤学成归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又被中央研究院选为院士、评议员。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到1964年逝世。汤用彤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其成果蜚声学术界，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高僧传〉校点》、《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等。
　　陈寅恪在哈佛除了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外，还研习中古文学和佛学，对中国的儒学、佛学以及《红楼梦》、《牡丹亭》等古代文学作品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还同著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璧德教授探讨过佛理。白璧德教授对陈寅恪也很重视，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陈寅恪到美国不久，经俞大维介绍，与同在哈佛大学文学院学习的师从白璧德教授的留学生吴宓相识。吴宓在自编诗集所附的《空轩诗话》中回忆了他当时的激动和敬佩的心情：“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①
　　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邀作了题为《〈红楼梦〉新谈》的演讲，陈寅恪听过演讲后于3月26日作《〈红楼梦新谈〉题词》一诗赠吴宓：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看到这首诗很高兴，为能认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庆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陈寅恪也把吴宓视为知音，他知道吴宓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和很高的文学鉴赏力，每有新作几乎都要拿给吴宓品味。而吴宓又特别喜爱陈寅恪的诗作，读后都要抄录下来再细细欣赏。陈寅恪去世后，后人在编辑《陈寅恪诗集》时，不少佚诗如《春日独游玉泉山静明园》、《寄傅斯年》、《吴氏园海棠二首》、《篮霞》、《南湖即景》、《七月七日蒙自作》、《夏日听读报》等均录自吴宓抄本。有的诗，如《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玄菟》等，正是由于吴宓在诗末加了附注，才为准确理解这些诗作的意蕴和陈寅恪当时真实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后面的故事中对吴宓的这一“爱好”，我们还会有细节性的交待。
　　陈寅恪与吴宓订交后，交往日多，友谊渐厚，直至暮年，彼此间的深厚情谊有增无减。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的行文中慢慢地予以展现。
　　陈寅恪爱书成癖，常常紧缩开支，省下钱来买书。他时常光顾波士顿城区的旧书店，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对旧书交易的行情有所了解，再加上他的学问扎实，往往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有价值的好书。所以他每次逛旧书店总是满载而归。在美国不到半年，他的藏书已够可观。吴宓在1919年8月18日的日记中说：“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寅恪还劝告吴宓，回国之后不容易买到西文书籍，若不趁现在零星购置，恐怕以后很难再有这种机会。于是，吴宓在陈寅恪的影响下，也开始从每月的生活费中省下些钱来买书。当时在美国约有两千多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学习的有近六十人，很多人留学的目的无非是混张文凭，以便回国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像陈寅恪、吴宓这样省钱买书、刻苦学习的学生则如凤毛麟角，所以陈寅恪与吴宓、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
　　当时的留美学生，非常关心20世纪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问题，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主张输入西方学理，再造中华文化。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参照，从改革中国文学的语言文字入手，在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把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另一派则以陈寅恪和白璧德的弟子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保存人性的优点和文明的精华，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儒家学说，认为儒家文化思想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物化与非理性化风气的重要武器。他们认同白璧德的学说，对胡适、陈独秀等所采取的抨击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法，持反对态度。吴宓、梅光迪回国后创办《学衡》杂志，批评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陈寅恪虽然没有参与《学衡》派的活动，但在哈佛与吴宓等人多次讨论，阐明了自己的文化观。吴宓在1919年8月31日、9月8日、12月14日等几天的日记中，记下他们讨论的要点。和胡适等人不同，陈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也看到它们的相似性，更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点。他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正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地向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道德开火，而陈寅恪却认为：“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并且注意到“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古罗马。其家族尤同”。可见他并不赞成一笔抹煞中国源远流长的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对于中国古代哲学，陈寅恪的评价则不高，“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那么，怎样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和弱点呢？陈寅恪认为，需要引进外来文化，取长补短，而从印度输入佛教则尤为重要，“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他的识见确实比当时一般学人深邃、高明，他发现古今中外“盖天理（Spiritual Law）人情（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在他看来，天理与人情便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点，于是否定“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陈寅恪的真知灼见对吴宓启发很大。他不但完全赞成陈寅恪的观点，而且回国之后还在他主编的《学衡》杂志上，撰文具体阐述如何建设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主张。吴宓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他把新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似西洋之文化之别名”。在这个前提下，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他坚决主张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的哲学融会贯通，撷精取粹，以使“国粹不失，欧化亦成”。公证地说，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时代，功德无量，但他们的主张并非没有偏颇之处。陈寅恪与吴宓等人的看法，也不是全无道理。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他们从不同的方位、在不同的西方文化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同的途径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的问题，这种精神是应当肯定的。
　　四、居德苦读
　　在哈佛攻读三年后，陈寅恪离美赴德，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虽然是战败国，但是柏林大学却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特别是它的东方语言文字学研究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1921年9月，陈寅恪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受业于路德施（Lueders）教授。路德施教授是著名的印度学家，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其师基尔霍恩以研究梵文语法和碑铭著称。路德施1903年起就职于罗斯托克大学，1908年转赴基尔大学任教，1909年后则到柏林大学任印度学教授，同时自1920年起还担任了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的常务主任。其主攻方向为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献，尤其致力于吐鲁番佛教义书的考释与整理，成果颇受国际东方学界的重视。后来季羡林先生1935年到德国留学，其指导教授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就是路德施教授的高徒。在柏林，陈寅恪还时常听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缪勒（Mueller）讲授佛经文献阅读课程。缪勒与著名的中亚考古学家勒柯克齐名，是德国第一流的东方学家。他不仅精通多种东方古文字，而且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佛学专家。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及库车地区调查发掘，获得古文书文物甚多。缪勒和路德施一样，是最早对这批材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在研究所，陈寅恪还听过海尼斯（Haenisch）、佛兰科（Franke）两位所长的课。这两位教授都是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海尼斯对蒙古史、元史的研究，佛兰科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几位教授身上所体现出的德国学术特有的理性思维习惯及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对陈寅恪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后来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德国学者的影子。
　　其一，德国学者特有的对“精确性”的追求，在陈寅恪后期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有充分的展现。1936年2月在“魏晋南北朝史”课上，他回答学生有关李商隐诗写作时期考证诸问题时，曾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是：先确定“时”与“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时”与“地”之交叉点，犹如解析几何中的坐标。后来他晚年在广州对助手黄萱说，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说，他写的某人某事，在历史上是发生在何处、何年、何日，是不会相去太远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他在学术上追求“精确性”的自白。而这种对“精确性”数十年不懈的追求，自然很容易使人想起陈寅恪的留德背景，以及这种背景与德国学术“精确性”之间的某种关联。
　　其二，德国学者固有的对“彻底性”的偏爱，在陈寅恪后期的论著中也时时有所显露。以他对唐代诗人元稹的《连昌宫词》考证为例，从1933年发表《读连昌宫词质疑》到五六十年代数次修订《元白诗笺证稿》中的有关章节，方法未改，结论未变，而论据则不断增加，论证过程也更为细密；甚至为了进一步确证该诗非元稹亲赴连昌宫写实之作，而徵引了植物学与气象学的论据。诗文考证亦采用如此穷极底里的方式，这在近现代的中国古典文学考据论著中是颇为少见的。而追根寻源，似仍不能不联想及德国学术方法中“彻底性”一面的影响。
　　当时德国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和史学界的主流学派——兰克学派，对陈寅恪的影响也很深。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史学几乎无不受德国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这一学派对于语文水平有极高的要求，维也纳大学史学研究法教授鲍瓦（W.Bauer）在二十年代于《历史研究入门》一书曾对此下了两个标准：“第一，最上乘，应当多识外国文，……除古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外，学历史的人，至少能随时互译现代几种通行世界的语言（如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用这些语言写成的历史著作。第二，其次须通达研究范围内有关系的各种语言，能运用这些语言作史料研究的补助，以便解决与自己研究有关的问题。”倪不尔（Niebuhr）和洪保得（Humbodlt）是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倪不尔的贡献，主要在于推进信史的建立。他主张把神话和不实的记载，排除于史著之外，使隐晦的真相重新建立起来。倪氏能使用二十几种语言，所撰《罗马史》等著作，颇具考证批评的风格。洪保得对于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基础的奠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出了史学致知的两大步骤：首先，确定历史事实，发现事实之因果关系，且将这一关系从整个历史背景中去了解，然后进而追求史实背后的思想和意义。继洪保得和倪不尔之后的兰克则是这一学派的集大成者。兰克（Ranke）早年从事语言研究，后来志趣转向史学，创立了兰克学派，成为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开拓者。兰克标榜客观主义，竭力主张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不夹带个人任何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兰克治史，极重视史料。在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中，寻求史料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史学的基石。在这位19世纪德国史学巨匠看来，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写出可信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视这是“最高见证”。他不仅崇尚史料，而且十分强调对它们进行考证与辨析，并确立了“内部考证”与“外部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而兰克学派方法论的核心在于通过个体直觉地理解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也是兰克历史主义方法的重要特征。陈寅恪受兰克影响，十分重视史料，重视考证、纠谬、校勘、补遗、互证，而且一丝不苟。正如杨步伟、赵元任先生所回忆的那样：“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而“在史中求史识，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正是陈寅恪治史的目的，以通识的眼光洞见过去，把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使陈寅恪的国史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①
　　此次在德留学，本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常常停寄。再加上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自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也到法国巴黎留学，家中无力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所以陈寅恪在德国的留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陈寅恪的幼女陈美延曾追记道：“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由于德国人不喜欢食猪内脏，所以猪内脏特别便宜。据杨步伟、赵元任回忆，陈寅恪是苦学生，上饭馆吃饭，为了省钱，每次总是要最便宜的炒腰花。还有一次，他和俞大维请赵元任夫妇看歌剧，把他们夫妇两人送到剧院门口就要走，陈寅恪解释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