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成都中的佛教意象
人文成都中的佛教意象
史幼波
佛教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历史悠久,文明绵长,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成都佛教文化历经千年沧桑,奉献了无数璀璨的瑰宝,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艺术宝库,为“既崇且丽”、“蔚为香国”的成都增添了不少智慧之光。蜀中自古名刹众多,数不胜数;历代高僧辈出,不胜枚举;佛教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熠熠生辉。这一次,成都各大著名寺院历代珍藏、秘不示众的圣迹宝藏将在大慈寺汇聚一堂,公开对外展示。
走在成都的大街上,你不时会被一些古意盎然,仿佛有梵香萦绕的街名、地名所吸引,比如大慈寺路、文殊院街、红庙子街、小天竺街、转轮街,等等。
大慈寺路、文殊院街都是众所周知的成都“名街”,前者是以唐代古大圣慈寺而得名,当时为全国第一大寺庙,号称“震旦第一丛林”;后者则是以著名的都市禅林、同样也是初建于唐代的文殊院而得名。红庙子街得名于清代康熙27年所建之准提庵,当时其围墙全涂成红色,老百姓称其为“红庙子”。位于华西医大附近的小天竺街,则得名于“小天竺古刹”,天竺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所以这条古街的名字里透出浓浓的禅佛味道。
另外,成都还有昭觉寺路、蓥华寺街、白云寺街、楞伽庵街、转轮街、守经街、报恩寺街、喇嘛寺街,等等。据有人统计,至今成都尚保存有118个因寺庙得名的街道,而其中一半以上,又都是与佛教寺庙相关的。
其实,佛教文化对成都地方文化的影响,又何止区区街名!历史上成都百姓的生活习俗,受到了佛教思想不知不觉的浸染。蜀中百姓历来都有在传统节日到佛寺中游乐的习俗,比如大年初一到寺庙烧高香、二月的观音会、四月的佛诞日、七月的盂兰盆会,乃至中秋、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人们也都习惯于到寺庙里去放生祈福,讨个吉祥。公元1176年,宦游成都的陆游约一帮朋友去看大慈寺举办的燃灯法会,他看见大慈寺的建筑“万瓦如鳞百尺梯?熏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熏绮陌尘香马不嘶。”除了纯粹的宗教活动?熏成都本地的文人、官员、市民也常常来此观夜市、看灯、赏月、宴饮?熏他们把大慈寺当成了自己的家。
宋代,大慈寺门前是全国性的巨大的物资交易市场,整日人声鼎沸,车马喧嚣。二月蚕市、五月药市、冬月七宝市……历代成都民俗、商业、游乐的兴盛,与成都寺院的发展密不可分。
佛教对蜀地的文化艺术的影响也极大。从蜀地出川而名扬天下的文化名人,如唐代“青莲居士”李白、宋代“东坡居士”苏轼、明代有“第一人”之誉的新都状元杨升庵等,他们的人品学问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薰陶;他们的作品,皆透出一股既孤标俊逸、又自在洒脱的禅意。佛教文化济世度人、珍视和平的理义,与蜀人“勇且让”的精神气质,水乳交融,成就了蜀地平和而勇担道义的城市气质。而佛教圣地峨眉山诸寺、乐山弥勒大佛石刻、新津观音寺壁画等,也是都以深厚的佛教文化和艺术名扬世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明史中的宝贵遗产。
佛教在蜀中的传播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过去,只要涉及到对蜀文化的研究,便不得不承认“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的论断。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整个巴蜀地区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民众生活等,都与佛教文化的传播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都主要寺院
文殊院玄奘大师顶骨舍利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区中心地带,始建于隋朝,初名“信相”,宋时宗显正觉禅师弘法于此,明时毁于战火。清康熙三十年重修之后改称“文殊院”,康熙帝御笔“空林”二字,钦赐“敕阳空林”御印一方。康熙帝墨迹至今仍存院内。文殊院内珍藏有大量造像、绘画等珍贵文物,尤以唐高僧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弥足珍贵。
大慈寺“震旦第一丛林”
大慈寺位于成都市区中心地带,始建于魏晋时期,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文化积淀丰厚的佛教名刹。历史上的成都大慈寺是中国规模极大的汉传佛教寺院,为唐代成都第一大寺,甚至有人誉其为“震旦第一丛林”。相传,唐代名僧三藏法师玄奘曾在这里受戒、学佛、讲经。
昭觉寺川西第一禅林
昭觉寺距成都市区约5公里,坐落在成都市北的青龙场。始建于唐代,规模宏大,高僧辈出,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享誉中外,至今被日本和东南亚一带的许多禅宗流派视为祖庭。
宝光寺 奇观“东方斜塔”
宝光寺距成都市区约18公里,位于新都区城北。始建于东汉,扩建于唐代,现在寺院的主体部分重建于清代。为中国长江流域佛教“四大禅林”之一,也是公认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收藏文物丰富的佛教重点寺院。宝光寺内建于唐代的舍利宝塔,千百年来向西倾斜而不倒,被誉为“东方斜塔”。
寺内建于清代的泥塑罗汉堂,是我国罗汉堂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个。
石经寺石刻《金刚经》
石经寺距成都市区约38公里,位于市东龙泉山麓,为成都著名古刹,始建于东汉末年,初为三国时名将赵云祭祀之庙,后捐庙为寺,名:“灵音”。明代中叶,高僧楚山禅师驻锡此寺,更寺名为“天成”,后因寺藏有石刻《金刚经》一部,故易寺名为“石经寺”。
龙兴寺印度式金刚宝塔
龙兴寺距成都市区约26公里,位于成都市彭州城北,始建于东晋,为享誉西蜀的“十方丛林”。寺中龙兴舍利宝塔与龙兴寺同时建立,唐代重建,为通高40余米的十七层密檐式四方形砖塔。后破裂垮塌。1940年,现代高僧能海法师发愿重建样塔。1994年,当代高僧宽霖、遍能、清宝、隆莲等,继承能海建塔夙愿,历时六载而竣工。主塔高81米,四陪塔各高27米,成为我国当今最雄伟的印度金刚宝座式佛塔。
玄奘法师顶骨舍利
成都文殊院珍藏的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历经1300多年的历史风雨,几经战乱、迁徙辗转,保存至今,是非常珍贵的佛教圣物。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玄奘法师以69岁高龄圆寂于玉华宫,安葬于白鹿苑的浐水之东。五年后,迁葬于樊川平原建塔造寺(即现在西安的兴教寺)。唐僖宗时,黄巢据长安,毁寺发塔,玄奘法师灵骨暴露,当时的一位佛教高人看到了,拾其玄奘法师顶骨一份,保存于终南山紫阁寺。
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金陵长干寺僧可政,往终南山紫阁寺将顶骨请回到金陵(南京)雨花台之天禧寺,后建塔供之,同时,将这一历史经过,用文字刻成碑亦藏于塔中。
明朝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将该寺重建后,改名为报恩寺,同时将玄奘灵骨塔由原寺之东,迁至寺之南重建。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占据金陵,寺毁塔圮,于是玄奘三藏之灵骨塔埋没地下,没有人知道下落了。
抗战时期,日本军高森部队占据南京。军官高森隆介准备在原来报恩寺的废址上修建“稻荷神社”,在平整土地时,发现地宫,清出物品三十余件,其中一件是铜质小盒,内装有顶骨一份,大约有十二厘米长,八厘米宽,不规则锯齿形一块,同时也发现石函,从石函上文字记载,知是玄奘灵骨,这是1942年11月的事情。
此消息传出后,有人不相信,认为玄奘是唐朝的高僧,唐朝的京都是在长安,理应在长安附近发现。于是就查阅建康志、金陵府志等各个时期的史志。志书上有明确记载,文字与出土石函上的文字是一致的,真实不虚。
这时,中国佛教界人士认为,玄奘是中国的高僧,要求日本人将玄奘顶骨归还,于是发起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中日双方于1943年隆重举行了玄奘法师灵骨移交与奉迎仪式。
这时,北方人士闻风兴起,请求分玄奘法师灵骨为造塔供奉。据记载,南京、北平(今北京)、天津、广州各分一份,日本人水野携一份往东京。由于是抗战时期,南方各省竟无所闻知。当时主持分配灵骨的白隆平,是四川西充人,在分配灵骨时留下一份,抗战胜利后,将留下这一份带回四川送给成都近慈寺的能海法师,保存于近慈寺。新中国成立初期,玄奘灵骨移到博物馆。1962年,大慈寺恢复开放,将玄奘灵骨从博物馆取出,保存于大慈寺。因玄奘法师17岁至21岁这五年,在成都生活,参访高僧,学习经典。亦据传说,在大慈寺受比丘戒。所以,有这一因缘,才将玄奘灵骨保存于大慈寺。
1965年,玄奘法师灵骨迎请到文殊院保存。1967年由成都市文化局拿去妥善保存。1979年文殊院恢复开放,又从文化局处取出,保存于文殊院,直到现在。(市统)
舍利塔
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涅槃后,他的弟子阿难等,将其遗体送到拘那迦罗城的天冠寺中火化。火化后留下的珠状物,晶莹坚固,被称为舍利或舍利子。舍利有三种:白色骨舍利、黑色发舍利、红色肉舍利。这些舍利被分为八份,由摩揭陀国等八个国家分别建塔供养。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宝光寺自信长老的弟子真修和尚到印度各处朝拜释迦牟尼圣迹,来到锡兰国(今斯里兰卡)的楞迦山,山顶上有一座舍利塔,因年深日久,塔已毁坏,正在培修。真修有幸见到塔内有金瓶、水晶瓶套装的舍利子。他想要几粒带回中国,但锡兰和尚执意不肯,于是他每天绕塔不止。过了12天,正逢锡兰新年,锡兰国王要到佛牙寺进香。真修得到消息,立即去见国王,国王被他的虔诚所感动,分赐了15粒舍利。
真修回国后,给了宝光寺两粒舍利,一白一黑。寺僧将舍利安放到透明的水晶球中,外面罩以铜质镀金的小塔。塔为四方形单层亭阁式,高约20厘米,制作精美,塔基为莲花座,塔身刻着龙柱、花卉,额上有“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八字。(冯修齐)
贝叶经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及东南亚一些地方,人们把经文用针刻写在贝叶上,故称贝叶经。贝叶,贝多树的叶子。贝多为梵语,又译作多罗。
宝光寺的贝叶经是清福老和尚游历印度及东南亚诸佛教国家时,从暹罗(今泰国)带回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福到达暹罗都城曼谷,去见暹罗国王。临别时暹罗国王赠送他贝叶经一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福将贝叶经带回宝光寺。
这部贝叶经为梵文的《法华经》,长48.5厘米,宽6厘米,厚6厘米,131页,四周边沿涂了黄金,中有两孔,用丝穿结,装在一个精美的檀香木匣里。匣底贴一纸,写着“贝多罗真经,乃清福上人游印度拜得者,历二千余年之久,稀世法宝也!”等语。(冯修齐)
来源: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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